沁阳的历史传说（沁水县志的历史公案）

一、张道濬“窃删”《沁水县志》

古代曲堤有如此3000多年的辉煌历史，古代沁水几件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曲堤，令人费解的是，现存清代所修三部《沁水县志》却很少记载曲堤的辉煌历史，致使古代曲堤在沁水历史上没有一点地位与影响，几乎是一名不闻。

这都是明代窦庄张道濬做的孽，明末崇祯七年（1634年），张道濬利用续修《沁水县志》之机，为了发泄个人心中怨愤，竟然“窃删”《沁水县志》，修史不道，令人发指，酿成一桩历史公案，致使沁水人至今都未能挽回因此造成的恶劣影响。所谓“窃删”者，这是曲堤人给张道濬定的一个很不光彩的蔑称（参见后之引文）。意即张道濬以“小偷”伎俩，“鼠盗”行为，私下偷偷删改删除《沁水县志》。读书人最看重“文如其人”，这不仅是个文风问题，它更深层次的体显一个读书人很不光彩的人品与人格。《东曲邨杂记》曰：

崇祯甲戌年（七年，1634年），深之（张道濬字）修沁邑志史之便，将东曲霍氏历代功德事迹人物，贬废于十之八九矣。竟把历代每逢大饥馑年，东曲邨霍氏族人开粥棚，接济灾民十庙满废掉矣，因助窦抗贼之祸端也。修志“轻曲重窦”也，天下亦不知沁之东曲邨有善与德也。元末明初始，粥棚救灾，旧永乐志至万历四志书所载实亟。其祖张司马万历甲辰年修志所尊志史事，岂可动哉！对相邻至亲不顾，修志不道也。

古代沁水曾经九次修志，明代永乐、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年共五次修志，清代顺治、康熙、嘉庆、光绪年又四次修志。明代五次所修县志与清代顺治志，皆佚失不传，康熙、嘉庆、光绪三次所修县志得以保存至今。明代五次所修县志，皆由沁水人主持修志。沁水人记载沁水历史并且要让沁水人读，一般都会都会如实记载沁水的历史真实，唯恐出现偏差，遭乡人指责诟骂。可惜明代五次所修县志皆佚而无法查证，当然也不是无迹可以查对。清代四次所修县志，皆由外来的县令主持重修，却还是皆由沁水人主笔。外来县令终究不甚熟悉沁水的历史真实，对沁水历史的如何取舍褒贬，就完全取决于主笔的那个沁水人。

古代各地修志，初撰开山志书最为重要。初撰者要读万卷书收集大量历史史料，甄别各种史料以取舍真伪，还要实地考察各地史迹以坐实史料，对照史传察看人物碑铭等等，费尽了心力终于完成一部信史方志，为后世续作重修奠定了良好基础。后世有作为的修志者，一般都会在尊重前志的基础上，对前志做一番查漏补缺甄别真伪的工作，以求作成一部信史。也有一些修志者，往往打着尊重前志的旗号，不做查漏补缺甄别真伪的工作，多是将前志截止年代之后发生的史料，补续到重修方志的后边，就算完成了一部新编重修方志。

可惜沁水首修永乐《沁水县志》不见传世，永乐志如何记载沁水的历史，无从查对。好在《东曲邨杂记》保存有永乐志对曲堤有较多记载，前文有言：“隋朝之前曲堤‘端氏聚’的历史，实际就是沁水的全部历史”，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谨过录如下：

钟铭文记载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至公元一千二百七十六年，即南宋末景炎年间，三千年间大事纪简述也。原钟楼在南园，南宋绍兴年间毁于战火。元泰定年，在玄武庙西南，重创建钟楼，重铸大钟，移现钟□□□。大钟铭文记事，为明永乐沁邑志所依也，□□□□书刊成焉。

吾霍氏族至汉帝节三年逃至潞安府长子邑大柳邨，至今一千三百年矣。尊祖遗愿，不再出仕。元末明初，已有出仕。至清初三百多年里，吾《霍氏族谱序二》记载，霍氏家族历代任官宦绩与名人乡贤事迹也，并记载了沁邑志。

不记载之族中名人事迹，沁邑旧志所记载吾霍氏族历代任官宦绩与名人事迹，在明崇祯甲戌年重修沁邑志里，不存留矣。旧志所记载吾霍氏武状元一位，武举二十六位，只留一位武举矣。明崇祯甲戌年沁邑志修志，兴贬兴废举坠□。鸣呼惜哉，吾族武状元二十五位武举不留矣。□□霍氏族人，永乐年间外迁族人之中，官职名人□□亦不放过。

民国年曲堤霍之英对康熙年《霍氏四次重修祖族谱序》译白本亦记：

崇祯辛未年间（崇祯四年，1631），流贼猖獗，隔河三犯窦庄城，未破。我村霍氏缮城戒卒，贼闻不入，村民赖以安。宋时村砦毁兵灾也，相传南宋绍兴年间（1131年--1163年），岳家军大败金兵于沁之东曲村砦通闇道获大捷也。稽考永乐沁邑志载：“闇道通东西两门大捷。”又载：“北宋初（960年），玄武庙因避太祖皇帝之父赵玄朗名中的玄字，曾改玄为真，即真武庙也。”

这是至今发现的保存沁水首修永乐《沁水县志》资料最多的一个文献。永乐志的编撰者不知何人？永乐志是沁水旧志的开山之作，功劳巨大，不可埋没。由于永乐志是沁水旧志的草创之作，故编撰非常困难，极为费时费力。据方家考证，永乐《沁水县志》约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正统六年（1441年）间修撰，费时二十年。中国古代各地修志的第一个高潮，也出现于永乐年。然而，不知何因，永乐志不被后人看重，历代修志者都不提及永乐志。正德年间，乡贤李瀚编撰成正德志，这是沁水历史上第二部县志，按古人著书之规律，正德志应当是在永乐志的基础上重修而成的。然而，现存清代三部县志，都尊正德志为《沁水县志》开山之作，李瀚便成为《沁水县志》的开创者而名传千古。光绪年重修《沁水县志》卷首，附有历代修志名录，沁水县令秦丙煃称光绪志是据“明正德间户部尚书邑人李瀚原书”重修而成，永乐志遭遇冷落。

由于永乐志的佚失，连编撰者姓名都无从考证，内容体例自然不知。但永乐志也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永乐《沁水县志》在《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中有著录，约佚失于明朝末年。山西地方志专家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在成化《山西通志》卷二中，辑有沁水永乐志二条残文，永乐志才不致被完全埋没。那么，《东曲邨杂记》保存有永乐志如此多的资料，就显得非常珍贵，这又透露一个信息，永乐《沁水县志》在清朝末年还保存于世。

《东曲邨杂记》关于永乐志的记载，传达出几个重要的历史信息：

其一、“钟铭文记载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至公元一千二百七十六年，即南宋末景炎（南宋末帝端宗年号，1276年—1278年）年间，三千年间大事纪简述也”之“大钟铭文记事，为明永乐沁邑志所依也。”明确指出，永乐《沁水县志》关于南宋末景炎年之前沁水的历史沿革，或谓元朝之前沁水的历史沿革，是依据曲堤玄武庙大钟铭文记载编撰而成的，元朝之前曲堤已有3000多年，甚至4600多年的辉煌历史。古代曲堤发生的几件重大历史事件，诸如曲堤在殷商时就是个诸侯国，曾与天下800诸侯一道，参与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孟津会盟”；春秋中叶孔子高足子贡端木赐家族中一支，曾聚居曲堤，曲堤才名“端氏聚”，简称“端氏”；春秋末年三家分晋迁晋君于端氏，晋君始迁之地即曲堤“端氏聚”，曲堤“端氏聚”成为晋国最后的国都；二汉至北宋，曲堤曾为“端氏侯国”，又长期置为端氏县城，唐朝初年一度成为泽州府治；金朝初年，岳家军与金兵在曲堤激战，曲堤古城被毁于战火，端氏县城才北移之今日端氏之地等等，都有明确记载。

其二、永乐《沁水县志》明确记载有曲堤“霍氏家族历代任官宦绩与名人乡贤事迹”，尤其是记载了“吾霍氏武状元一位，武举二十六位”的历史真实。

其三、特别明确指出，现存清代三部《沁水县志》之所以很少记载古代曲堤的辉煌历史，都是张道濬续修崇祯《沁水县志》时，为了达到“轻曲重窦”的目的，“窃删”《沁水县志》之“旧永乐志至万历四志书所载实亟（非常真实实际）”造成的后果。张道濬竟然连其祖父张五典续修的万历《沁水县志》，都作了“窃删”，实在不能使人理解他深隐的心态。《东曲邨杂记》指责张道濬，“其祖张司马万历甲辰年修志所尊志史事，岂可动哉！对相邻至亲不顾，修志不道也。”这又明确指出，明代所修的正德志、嘉靖志，尤其是万历修志，都尊重永乐志的记载，对古代曲堤3000多年辉煌历史，作有“所载实亟”的记载。

《东曲邨杂记》对张道濬“窃删”《沁水县志》作有详细记载。由于《东曲邨杂记》是个残本，而且“此残本缺页，佚失六成之多，今存只剩四成矣。”即使仅存四成，民国年间有好事者将其整理译白刻印，即残本《东曲邨杂记》，竟然再次频遭浩劫。

残本《东曲邨杂记》共133页，每页15行，每行20字，仅有39900字。以此计算，《东曲邨杂记》原书多达10万余字，其对曲堤3000多年历史的记载，应当事无巨细，非常全面具体。其对张道濬“窃删”的“旧永乐志至万历四志书”内容的记载，也应当是非常全面具体的。可惜的是，就是这个“今存只剩四成”的民国译白印本，还被人为地撕去53页，现存只有70页基本完好。

由于现存残本《东曲邨杂记》内容再次佚失近半，只能依据现有内容，窥探张道濬“窃删”了“旧永乐志至万历四志书”哪些内容？除前录四条之外，尚见元延祐甲寅年，霍氏一支迁高平设镖局：

明永乐甲申年，□□□□□，徙齐晋大姓实内地，这支霍氏讳□□□□□□，奉诏迁往景州东光邑安乐屯，开□□□□□□□□。吾这支霍氏，出三位兵部尚书，□□□□□□□□字无留矣。明万历年间，这支□□□□□□□□□分支，迁往天津卫静海邑。□□□□□□□□□□，迁霍氏乡贤名人事迹与官□，□□□□□□□，崇祯甲戌年沁邑志，竟不留名矣。

洪武庚戌科乡试武举，吾族讳敏□□□□□□□，身躯英武，高大有勇，因违规未录。□□□□□□□，主考官惜才留用也。随军南征，武功高□□□□□，入禁军守卫官廷之武士，升殿角武侍卫□□□□。谓之镇殿将军也，封六品武官。因监玉案有□□□解职，隐居河南府巩邑柴庄开基，渐为当地望族。□讳敏，竟在崇祯甲戌年沁邑志里消失矣。

霍氏族人，从元泰定甲子年间，□□□□□□□□六百年来，每逢大侵灾年，吾邨□□□□□□□□开粥棚，救饥民，使地方官府汗颜。□□□□□□，每岁仲春，必来吾邨，拜访族首诸乡贤。

元末明初始，粥棚救灾，旧永乐志至万历四志书所载实亟。其祖张司马万历甲辰年修志所尊志史事，岂可动哉！对相邻至亲不顾，修志不道也。

张道濬“窃删”《沁水县志》之举，不仅使“天下亦不知沁之东曲邨有善与德也”，更重要的是他以“小偷”伎俩，“鼠盗”行为，篡改删去作为端氏县城的曲堤村3000多年的辉煌历史，也就意味着篡改删去了端氏县的历史，甚而等于篡改删去了沁水县的半部历史，这是张道濬一生做的一件最可耻最可鄙的事情，成为千夫所指万世唾骂的历史罪人。《汉书·王嘉传》曰:“里谚曰:‘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也。

张道濬为什么要如此“窃删”《沁水县志》？《东曲邨杂记》对此作有很好地回答，其记：曲堤霍家有女嫁隔河相望的窦庄张铨为妻，人称霍夫人。明末崇祯年间，陕西农民军进入山西，横扫沁水，曾三次攻打窦庄。前二次攻打窦庄时，张铨已死难辽东忠烈，几个儿子都在外地，尤其长子张道濬正被朝廷流放雁门未能还乡，遂由霍夫人领着乡民守护窦庄，霍夫人曾向曲堤娘家求救：

明末清初起，崇祯辛未年(四年，1631年)，流贼四起，贼至浮邑入沁邑地界矣。吾邨族人缮城戒卒。吾族之女四姑娘，又急来娘家，告她保家之事。她胞伯叔尚建在堂，众议四姑娘力薄寡单，境处凶险，送毒箭数千，砲砂千斤。如贼攻城，吾拳房百人佐助也，危急时，不惜镖局倾出耳。两次攻城未破，娘家拳房力助也。

崇祯辛未五月，流贼初犯，所用娘家兵器，以物本貲计算，娘家族人以内份之事拒也。崇祯壬申年八月，流寇再犯窦庄。吾拳房守，镖局增援。箭头带毒，射中必亡也。流寇伤亡惨重大溃，守城终获大捷。

四姑娘大喜，将娘家兵器以□本貲合足银两，差仆人送往娘家，族长与诸首□□商议，以失子孤母，委婉拒矣。四姑娘对此事□□□寝食难安，再以兵器乃娘家族人公物为由，□□□不顾五十八岁龄，冒险渡河，直奔娘家而□□□□。此举感动娘家诸首也，霍氏族长只好□□□□□，按器物本貲收银，拒收擒获流贼奖赏□□□□□内份。

张道濬在陕西农民军第三次攻城时返回窦庄，因轻慢曲堤霍氏娘舅族人，遭母亲训斥，逼其向曲堤霍氏娘舅族人赔礼：

因娘家人在窦庄四座城门□□□□□□□，不受守门长之约束，以娘舅身□□□□□□□□轻功，数人爬墙走壁，夜袭贼□□□□□□□□□内已责处，赏银带回张家。□□□□□□□□□□众娘舅侄子，送四姑娘夜□□□□□□□□□□驿站水道，指定摆渡高手，亲□□□□□□□□□水涨夜归之老母亲。子深之急□□□□□□□娘舅，与母亲此举有微词。母亲大怒，□□□□□□□，怒叱他对众娘舅之大不敬也，要他□□□□□。曲堤众娘舅对此无理无德之甥，怒加指责。□□□□天，十八抬大轿，又续达窦庄张家，安抚间□□□□恩威化解。

张道濬因此怨愤曲堤“娘舅”家族，遂借助“修沁邑志史之便”，遂肆意篡改删去“旧永乐志至万历四志书所载实亟”的曲堤历史，“将东曲霍氏历代功德事迹人物，贬废于十之八九矣。竟把历代每逢大饥馑年，东曲邨霍氏族人开粥棚，接济灾民十庙满废掉矣，因助窦抗贼之祸端也。修志‘轻曲重窦’也，天下亦不知沁之东曲邨有善与德也。”

不妨注意一下张道濬在崇祯七年（1634年）续修《沁水县志》的这个时间。陕西农民军攻打窦庄城时，张道濬正被流放雁门戍所。据张道濬《从戎始末》所记，陕西农民军在崇祯四年（1631年）六月初与月末，二次攻打窦庄城皆挫。张道濬在是年七月返回窦庄，接替慈母，筹划守城。先后在沁水、阳城、陵川、晋城，以及翼城、临汾、临县，与陕西农民军激战。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陕西农民军三打窦庄城，再次败北。陕西农民军于崇祯六年（1633年）八月，攻陷沁水县城。张道濬因“得罪清议”，清议以“离伍冒功”、“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为藉口，朝廷再贬张道濬于海宁卫（今浙江海盐县治）。张道濬在崇祯七年（1634年）续修《沁水县志》序：

邑旧有志，修于先宫保。越三十年，予又重辑。崇祯癸酉（六年，1633年），邑不戒于流寇，延为水灾。嗟呼！征文考献，后将何观？且堕先宫保之成烈，庸可佚乎哉！复搜访故实，录既成，感念畴昔，

张道濬是在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续修《沁水县志》，历时一年完稿。这就是说，张道濬在沁水与陕西农民军激战之际，就迫不及待的想着续修《沁水县志》，就想着要以抹掉曲堤的历史来发泄怨愤，制造了一桩《沁水县志》公案。曲堤“娘舅”家人对张道濬极为不满，诅咒这个“外甥是狗，吃了就走”的外甥：

九月底，流寇三次攻打窦庄城，流□□□。时深之不愿看众娘舅脸色，与霍氏家族压力，□□赌气率兵由雁门关回家解救。按台指责他擅离职守，私自返乡，再被贬官，流放至边地戍所，壬午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放归田里矣，咎由自取也。

曲堤与窦庄隔河相望，二个村落即是近邻又是姻亲。张铨之祖张官，之父张五典，都娶妻霍氏。张铨之妻张道濬之母霍夫人，就是曲堤处士霍三元女，因排行第四，人称“四姑娘。”光绪《沁水县志·人物·列女·孝妇》记：“霍氏，张忠烈公铨妻，家窦庄。先是铨父兵部尚书五典以流寇纵横，筑城甚坚。后贼犯窦庄，夫人仰承父志，设法固守，贼不能破，兵备王肇生表其城曰：‘夫人城’，御史卫贞为作传。”《张太夫人传》又记：“太夫人，故忠烈公见平先生元配，霍姓稽谱为汉博陆侯后，世居沁之东曲村。”霍夫人家世非常高贵，竟是汉代大将军霍光、霍去病之后裔。

霍氏之女自幼得到了很好的女德女训女范女则女诫女仪等女学之教育，“生具二齿如秬黍，颖悟端庄，不轻语笑。五岁从父检历指示，即能识字。七岁受姆教于女红，无不娴习。处士公慎择厥配，曰：‘是子有福德相，吾家门楣重光矣’。”意即霍氏之女有旺家之相之德。

故而霍氏之女于归后，“宫保公甫释褐，忠烈公守诸生业，但弗遑问家人生产，内政惟继姑窦夫人。太夫人以勤俭佐之。旦则具甘旨、饘酏、芼羹、免薧、脂膏，手和而进。夜则机杼刀尺声与鸡鸣相接，劳瘁乐为也。”直到其九十时，家族为其祝寿，“宾从内外殆逾千，饮食皆太夫人亲阅指示。诸子恐过劳，请少休。太夫人微哂曰：‘我习惯，不为疲也’。”霍夫人勤于内治，老当益壮，乐此不疲；又精于相夫，成为丈夫贤内助，辅佐张铨事业有成。

以是忠烈公专精其业，以进士起家，筮仕上。太夫人从率，菲食布衣，不改常度。约敕僮御，罔得私窥外闑，梱以内寂然无声。僚佐居夹舍，恒诫其臧获曰：“李署沉沉若是，尔曹其勉之，毋贻主人羞。”忠烈公每以疑狱相质，发论多所平反。公叹曰：“夫人才须眉男子弗若也。”嗣忠烈公擢侍御，扬历中外。窦夫人捐馆，太夫人复事继姑李淑人、王夫人，问燠寒，修饮馔，如事窦夫人。

用今天的话说，霍夫人有齐家治家之才，且对天下大事有不俗的识见，遂得“夫人才须眉男子弗若也”之赞誉。因此，张铨死难之后，霍夫人能够独立措置张氏家族内外大事，“以一身当大事”，俨然有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才。

忠烈公之殉大节也，讣至，太夫人涕泣，不饮食者数日夕，誓以身殉。既而曰：“死易易耳，如堂上衰白？何矧诸孤呱呱未有成立。辞难就易何面目见吾夫子于地下乎？”于是强起筹废举，权盈缩，筑室治田，多而益办。自是十年，所霍太夫人、宫保公先后厌世。太夫人以一身当大事，尽哀尽礼，内外无间言。

如此妻贤母范，我们就不难理解前文所记，崇祯四年（1631年）六月，陕西农民军二次攻打窦庄城时，霍夫人何以能够冷静面对，从容布防，精心措置安排，理智筹划指挥，运筹帷幄，决胜城下，动员全部村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以一座小小的窦庄城之弹丸之地，挫败了陕西农民军千军万马，守住了窦庄城，保护了一方百姓。

《明史·忠义传·张铨附张道濬》，《山西通志》、《泽州府志》，光绪《沁水县志·人物·列女》所载《张太夫人传》，以及张道濬《从戎始末》、谈迁《读〈从戎始末〉》等，都记载了此事，并将明代窦庄“夫人城”与东晋襄阳“夫人城”相提并论。

张道濬《从戎始末·附乡绅士民公揭呈状》：王兵使肇生表之曰：“夫人城。”昔晋朱序守襄阳，其母保城西北隅，因获令名。然序时共之，特母有先见尔，且序终陷贼，得失谓何？窦庄之守，余兄弟皆违子，舍乡人复不习兵家事，余母率僮婢仗挺石，卒能保全，以方序母且何如？

谈迁《读〈从戎始末〉》：夫人城，古今凡再见，晋襄阳刺史朱序以妇，今都督张公以母，俱祎翟所剏覩也。序后陷于苻秦，虽得归正，未免楚人之弓，孰与窦庄百雉，翼翼言言？亦田氏之即墨、臧洪之盱眙矣。都督间关雁门，保障桑梓，跃马行间，号召诸少年，自灶自甲，不名县官一缗。卒从吏议。景风之赏未甄，肤受之言已至。俯仰同揆，良非一致。《宋史》襄阳张惟孝从三十骑，拥甲士五千，解鼎、澧五州之厄。或请所统姓名，曰：“福难祸易，聊为君家纾一时之难耳，姓名不可得也。”嗟乎！世何尝乏奇士哉？都督世受国恩，福难祸易，抗首不顾。其叙致淋漓，俨有金貂之气，悲乎，壮矣！

襄阳夫人城发生于东晋。《晋书·朱序传》记：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南下。朱序固守襄阳，其母韩氏巡城，见西北角当先受敌而城又破败，遂率家婢及城中女流筑新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苻）丕遂引退，襄阳人谓此城为‘夫人城’。”襄阳“夫人城”为抵御外族入侵而名垂青史，窦庄“夫人城”挡住了陕西农民军而青史有名，皆因保护一方百姓而闻名天下。

霍夫人还严于教子，所生五子二女，诸子多取功名，跻身贵显；二女则贤惠如母，家庭和睦。《张太夫人传》记：

抚诸子爱而能劳，督课不少贷。诸子虽贵显，每入侍，整肃衣冠，无敢以惰容见。教诸女及诸子妇以身范之，务俾和睦。诸女若子妇，始终雍雍，奉教罔替。

所以，张道濬对曲堤众娘舅大不敬，遂遭母亲怒叱，心中虽有怨愤，却不敢违命不过河向曲堤众娘舅赔情道歉。霍夫人如此而为，遇窦庄有难，四姑娘来告，曲堤娘家人自然是要鼎力相助，“送毒箭数千，砲砂千斤。如贼攻城，吾拳房百人佐助也，危急时，不惜镖局倾出耳。两次攻城未破，娘家拳房力助也。”曲堤霍氏家族，世世代代习武传家，人人身怀“霍家武术”，根本就不把农民军放在眼中，胆敢“数人爬墙走壁，夜袭贼营。”张道濬母子之所以能够以窦庄弹丸之地，陕西农民军“两次攻城未破，娘家拳房力助也”。

但张道濬不仅没有丝毫感恩之情，竟然丝毫不留情的“窃删”《沁水县志》。前文谈道：古代各地修志，初撰开山志书最为重要。初撰者要读万卷书收集大量历史史料，甄别各种史料以取舍真伪，还要实地考察各地史迹以坐实史料，对照史传察看人物碑铭等等，费尽了心力终于完成一部信史方志，为后世续作重修奠定了良好基础。后世有作为的修志者，一般都会在尊重前志的基础上，对前志做一番查漏补缺甄别真伪的工作，以求作成一部信史。也有一些修志者，往往打着尊重前志的旗号，不做查漏补缺甄别真伪的工作，多是将前志截止年代之后发生的史料，补续到重修方志的后边，就算完成了一部新编重修方志。

张道濬很清楚历代修志中的这一劣习，明目张胆地以“轻曲重窦”之法，对于曲堤的历史真实，少记甚至不记，对于窦庄则大肆宣扬，毫不尊重前志记载，肆意删除前志对曲堤历史真实的记载，作成一部续修《沁水县志》。曲堤人看到崇祯志后，气愤不已，遂向县府请愿。《东曲邨杂记》记曰：

明崇祯丙子年(九年，1636年)，吾邨族长进邑，就崇祯甲戌年(七年，1634年)间，窃删沁邑志所载吾邨霍氏诸多之事论理，不□□矣。谢知县许曰：“下次修志补齐耳。”因战乱四起，□□频繁换官，鸣呼！不知何时修志乎！吾霍氏知□□□难也。

谁知，还未等到“下次修志补齐耳”，仅10年后的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天下鼎革。清代顺治、康熙、嘉庆三次重修《沁水县志》，皆由窦庄张氏家族的张道湜、张绘章、张心至主笔重修。他们对张道濬 “轻曲重窦”的作法心知肚明，遂异代同声的随声应和，结果酿成偷篡沁水历史的惊天公案。这种“抑曲扬窦”的修志手法藏锋很深，致使后来的修志者，多以不违前志记载，不仅完成清代顺治、康熙、嘉庆三部县志的重修，连后来重修的光绪《沁水县志》，也亦步亦趣，未能突破崇祯年续修《沁水县志》。致使前令谢知县向曲堤人提出的许诺未能兑现，曲堤村的历史几乎全被踢出清代重修四部县志。《东曲邨杂记》记曰：

清顺治乙亥年(十六年,1659年)重修沁邑志，张道湜□□□□是张鉁之子，张道濬之从第也，霍氏依□□□□。康熙丁丑年（三十六年，1697年）重修沁邑志，此事已过六十六年，□□□又是张氏后裔张绘章主修矣。曲堤□□□□□□无论是始作俑者，与霍氏族人原□□□□□□□，都早已作古矣。清嘉庆辛酉年(六年，1801年)□□□□□□□□百多年矣，张氏后裔张心至□□□□□□□□

曲堤人希望的“下次修志补齐耳”，终成泡影，对官府未能兑现许诺已经绝望。曲堤村几位有志文士，遂抱着“既然官府不能作为，我们自己不能没有作为”的信念，干脆自己编书保留曲堤村3000多年的辉煌历史。这就使我们很自然地理解了，《东曲村杂记》为何要特意记载曲堤村元朝重修玄武庙钟楼所铸钟铭文？以及曲堤霍庆姚、霍润生、霍兆梅等辈，为何要在清代嘉庆咸丰年间，费尽力气，集中编撰出《<古东曲邨置邑千载兴废纪事>略注》《<古东曲邨久远端氏聚与□□□□>略注》，以及《东曲邨嬗之轶事逸闻杂记》等10余种著述。他们是要记载曲堤村的历史真实，还原曲堤村被张道濬以“小偷”伎俩，“鼠盗”行为，私下偷偷删改删除的历史辉煌，抨击张道濬偷篡沁水历史造成的难以估量的后果。

一个不算很大的村落，竟然能够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编写出10余种记载自己村落历史源渊与沧桑变迁的著述，在古今沁水足称“绝无仅有。”清代曲堤文士如此关注曲堤的历史文化，完全是因为张道濬“轻曲重窦”重修的崇祯《沁水县志》所引发。曲堤人痛惜担心曲堤的历史文化被永远埋没抹杀，遂自己集中推出一系列记载曲堤历史文化的文献，依然借以寄厚望于“下次修志补齐”曲堤的历史文化。很是令人痛惜至极，直到光绪年重修《沁水县志》，也没能突破崇祯《沁水县志》的藩篱。直到今天的沁水人，甚至曲堤人，都不清楚曲堤曾经拥有的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张道濬“窃删”《沁水县志》对后世的影响，至今未能挽回。

张道濬“轻曲重窦”续修“窃删”《沁水县志》，究竟对后世沁水有多大后果？笔者将在《<东曲邨嬗之轶事逸闻杂记>疏证》一书中，作出系统注疏考证，这里仅举一事。

《东曲邨杂记》记：由于张道濬大肆“窃删”曲堤名人事迹，尤其对旧志所记载的“永乐年间外迁族人之中，官职名人□□亦不放过”，“外迁霍氏乡贤名人事迹与官绩□□□□□□□，崇祯甲戌年《沁邑志》竟不留名矣。”元代延祐年间，曲堤霍氏家族一支，迁居高平北诗设驿站，成为当地大户。明代永乐年间移民，高平北诗霍氏家族一支，迁居河北东光安乐屯村。晚清同治年间，河北东光霍氏家族一支，迁居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即为这支霍氏家族后裔，曲堤成为霍元甲祖籍故乡。霍元甲以霍氏家族世代相传统的“霍氏武术”，吸收各门各派武术精华，创造出威震四海的霍家拳之“迷踪拳”，击败俄国、英国大力士及日本柔道高手，令国人扬眉吐气，霍元甲的英名，遂传遍华夏大地，震撼西方列强。

由于张道濬“窃删”曲堤霍氏外迁族人“竟不留名”，使河北东光霍氏家族只知自己家族祖籍源于山西高平北诗，而不知自己家族祖籍其实源于山西沁水曲堤。霍元甲的英名传遍华夏后，有学者追溯霍元甲祖籍故乡时，提出“霍元甲祖籍在山西晋城高平”的结论。其实，高平霍氏家族，是从沁水曲堤迁徙过去的。《东曲邨杂记》明确记载：

三先祖为吾先祖也，先祖后裔，元至元甲戌年，迁来沁邑东曲邨，元延佑丙辰，分支迁高邑。明永乐甲申年，奉诏迁往景州东光邑。吾这支霍氏，在东光邑出了三位兵部尚书也。明万历年间，这支之分支后裔，又迁往河间府静邑，并在此设镖局。这支霍氏后裔，出驰名天下武大侠俊卿君，击败外夷红毛子与小倭国浪人也。竟招倭国恶人之毒害，英年早逝矣。吾邨霍氏族人，在清宣统庚戌年书信惊闻矣。鸣呼哀哉！民国六年断了书信矣。

多亏《东曲邨杂记》保存了这一记载，否则“霍元甲祖籍实在沁水曲堤”的历史会被淹没不传的。当然，这个事件发生在清朝末年，不是张道濬的责任，但根源还在于张道濬对“霍氏族人永乐间外迁族人之中，官宦职名人□□亦不放过”的历史责任。

二、张道濬官场沉浮

张道濬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天启元年（1621年）以忠臣之后而得恩荫入仕。做官10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年），流放雁门卫；崇祯六年（1633年）更戍海宁卫。直到崇禎十五年（1642年）冬，张道濬才从海宁卫戍所放还沁水，时年48岁。崇祯十七年（1644年）被授延安太守，明年正月死于北兵。张道濬一生做官22年，其中竟有12年被流放，年华虚度，难有作为，诚为可惜。

（一）张道濬官场“蒙师”乔应甲

张道濬是张五典长孙、张铨长子，是个奇才，其文韬武略、才智文章都不在其祖乃父之下。《明史·张铨传》附有其小传，张五典同年乔应甲为张五典撰《明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海虹张公配夫人李氏窦氏淑人李氏合葬墓志铭》时，记张五典长孙张道濬有个很高的评价：

天启乙丑（六年，1626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兵部尚书张公卒。越明年首夏，予以御史大夫奉命总留台，便道过里门，为位以哭其冢。孙司隶公道濬衰毁，手行略，长泣乞铭，曰：“此先子之治命也，微先生无以不朽先子。”予于公为同年友，又忠烈公同台论天下事，为朝廷摘大奸，建大议，同志而相视莫逆也。知公者，宜莫如予，抑又何辞焉？

孙男七：长，即司隶公道濬，以忠烈公荫锦衣卫，历升南堂指挥使，有文武略，事业未可量云。

乔应甲(1559年—1627年)，明代猗氏(今山西临猗)，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初授湖北襄阳府推官，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嗣后在京候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因涉事“妖书案”，得罪首辅沈一贯，外放巡按淮扬，又与东林党人李三才交恶。万历三十八年，调浙江道御史，遇东林党主持京察，几遭大祸，经吏部侍郎潇宣化等力争，从轻处罚而循“年例”外任。乔应甲遂告归里，适遇二次丁忧，家居长达13年之久。天启四年(1624年)，魏忠贤得势，起用乔应甲任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协理院事。遂投靠魏忠贤，连上十三疏，攻东林党赵南星、李三才、高攀龙、魏大中等。《明史·宦官传·魏忠贤》：魏忠贤用事，“起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为之爪牙。”清陈鼎《东林列传·史孟麟传》：“先生殁后，奸党乔应甲诬为东林护法而削其籍，应甲攻东林疏凡三十，上极言诸贤之恶，以是清流尽削夺。”天启五年，乔应甲改御史大夫巡抚陕西。天启六年，升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掌院，为谣言中伤而听候处置。再上疏乞休致仕。天启七年(1627年)，病卒于家。崇祯朝，清算魏忠贤逆案，乔应甲已死，祸及子孙遭受牵连被拘。

乔应甲可谓是张道濬初涉官场，遭遇的第一个官场“蒙师。”张道濬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幼时得到父师的精心培养，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按照他的聪明才智和家庭教育，将来踵步父祖芳迹，完全可以中举人，中进士，顺利通过科举，进入官场，出将入相，是可以因“有文武略”而“事业未可量”的。泽州苗胙土《锦衣卫加都督同知深之张公墓志铭》记：

公，忠烈公冢嗣也。生有夙慧，稍长即岐嶷过人，更长于文。岁戊午，入试秋闱，莫有识者。归，而益下帷刻励，期作冠军而后已。

（二）张道濬一生最想做的事情

没想到，张道濬还未取得科名，其父死于辽东战事。据前录光绪《沁水县志·人物·忠烈张公传》，张铨殉国时，张道濬年25岁，遂以忠臣之后，得朝廷恩荫，“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明清之际历史学家谈迁《都督同知张公传》记：

沁水张氏武爵，始都督公道濬。先再世进士，五典南京大理卿，铨御史监军辽东殉节。公荫锦衣卫指挥佥事，弃诸生从戎，慨然有请缨之志。少司寇邓文洁壮之，携见经略熊廷弼曰：“丈夫会独身取单于耳。”经略曰：“公子痛父委骨异域，度终于埋碧，第如昔人滇南恸哭可也。”公泣受命还，招魂而葬。进长矛千之，除南镇抚司佥事，未拜，迁指挥使。

所谓“埋碧”者，典出苌弘化碧之事，清王晖为多隆阿《慧珠阁诗》作序，有“心常照于汗青，弗得其死；血虽终于埋碧，是谓如生”之语。苌弘（前582年?—前492年），蜀地资州（今属四川）人，周朝大夫，曾为孔子师。周敬王时，晋国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六卿内乱。范氏原为晋国执政正卿，曾辅立敬王继位，对周王室忠心不二。为维护天下安定，苌弘支持范氏。赵、智、魏、韩共灭范氏与中行氏后，迫使敬王杀死苌弘。传说苌弘因忠被杀。死后三年，其心化为红玉，其血化为碧玉，故有“苌弘化碧”、“碧血丹心”之说。《庄子·外物》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

所谓“滇南恸哭”者，指明代王绅所作《滇南恸哭记》文。清代钮琇《觚剩续编》卷一《言觚》记：“古以孝称者，莫著于王氏，裒祥其首也。若夫万里寻亲，则《滇南恸哭记》，亦系王绅之事。故近时传奇行世者，两孝子皆姓王，岂无所本而命意乎？”王绅之父王祎，浙江义乌人。洪武朝历官中书省掾史、江西儒学提举司校理、侍礼郎掌起居注、南康府同知、漳州府通判，参修《元史》。《明史·王祎传》：洪武五年(1372年),王祎奉诏往谕云南元朝梁王归顺，适遇元顺帝朝宰相脱脱征饷至云南。“脱脱欲屈祎，祎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祎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其子王绅时年十三，“鞠于兄绶，事母兄尽孝友。长博学，受业宋濂。濂器之曰：‘吾友不亡矣。’蜀献王聘绅，待以客礼。绅启王往云南求父遗骸，不获，即死所致祭，述《滇南恸哭记》以归”。

邓文洁(1542年—1599年)者，名以赞，字汝德，谥文洁。江西南昌新建人，明代著名理学家。生有异质，好读书，少从阳明学派王畿龙溪先生游，为王守仁私淑弟子，传王守仁良知之学，对阳明先生学说多有发明。隆庆五年(1571年)，以会试第一夺会元，廷试第三中探花。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右中允、国子监司业，南京国子监祭酒，至吏部侍郎。万历年权相张居正把持朝事，邓以赞时有匡正之言，居正不听。遂无意仕途，称疾而归，复补原官，旋即引退，再起为南京祭酒，擢礼部右侍郎，复转吏部右侍郎，号称少司寇。邓以赞登第20余年，在官仅满一考(6年)。遂退居西山，在罗溪书院讲学达30年之久，谥文洁。为官清正，同里陈道亨、衷贞吉亦官南都，人号“江右三清”。

熊廷弼(1569年--1625年)者，湖广江夏（今属湖北）人，明末将领，神宗万历年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由推官擢御史，巡按辽东。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以兵部右侍郎代杨镐经略辽东，招集流亡，整肃军令，造战车，治火器，浚壕缮城，守备大固。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攻破辽阳，熊廷弼再任辽东经略，与广宁(今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不和，终致兵败溃退，广宁失守。因入狱，又陷入党争。虽为楚党，但与东林党关系密切，且与东林六君子关系亲善。传言杨涟弹劾阉党的奏疏，即出熊廷弼之手。后遭魏忠贤阉党诬陷，天启五年(1625年)被杀，并传首九边。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诏血赐葬，谥号“襄愍”。

张道濬一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他一心想舍身从戎，抗击后金，收复辽东，建功立业，求父遗骸，魂归故里。其父张铨死于辽东忠烈，几乎就是王祎死节云南的历史重演。张道濬初官锦衣卫指挥佥事正四品，迁锦衣卫指挥使正三品，可谓是一步登天，跻身高位。而且可以看出，初入官场的张道濬，还是志气昂扬，英气勃发，想做一番“未可量云”之“事业”的。王绅曾“往云南求父遗骸，不获，即死所致祭。”而张道濬之父张铨的英魂，也是一直未能回归故里。他也想学步王绅，多次上书朝廷，以《初请复仇疏》《再请复仇疏》《请勘朝鲜疏》《闻警入卫疏》《先忠烈招魂辞》等疏，“奏为亲志未酬，君恩未报，愿备戎行，以雪国愤，以复父仇事。”张道濬因此专门求见正巡按辽东的熊廷弼，以申“请缨之志。”结果，上书朝廷未能准旨，熊廷弼也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张道濬只得请得朝廷谕旨，作《先忠烈招魂辞》，“招魂而葬”先父于窦庄附近的殷庄。光绪《沁水县志·陵墓》：“御史赠兵部尚书张忠烈铨墓，在殷庄西，天启中谕葬，墓田八十一亩”。

三、张道濬一生最具传奇的事情

张道濬最具传奇的事情，是他曾经单骑微服侦行蒙古犯境之事。崇祯元年（1628年）夏五月，蒙古察哈尔部入犯新平堡（今山西天镇东北晋、冀、蒙交界），羽书频至，朝廷震动。张道濬休沐五日，微服单骑西行侦之。远涉200余里，深入边境，四日即还。探得其情由，原是双方争市，边民杀其使臣而致变。遂将耳闻目见，如山川之险夷，道里之迂直，敌情之勇怯，我兵之强弱等，作《侦宣镇记》，报告朝廷，平息了一场虚惊。《侦宣镇记》为朝廷安定北鄙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情报依据，避免了“土木堡事件”的重演。他依据沿途所见，提出的或战或和，或攻或防的设想与思考，足以见其雄才大略，战略眼光与思考，显示出张道濬卓绝的军事才干。他单骑微服侦行200余里，又见一个胸怀十万甲兵之孤胆英雄的豪气志向与过人的胆识。如果张道濬能够坚持如此的人生选择，报效天下，报效国家，他的前程肯定是“事业未可量”的。

四、张道濬一生最值赞赏的事情

张道濬最值赞赏的事情，是他奉诏返回家乡窦庄，为辽东战事制造佛郎机大炮，他竟然还是一位难得兵器制造专家。此事涉及到崇祯年间，张道濬曾在沁河流域与陕西农民军频繁激战诸事。

崇祯三年（1630年），张道濬流放雁门戎所，陕西农民军渡河入晋，历并、汾、潞、泽，进入沁河流域。崇祯四年，陕西农民军曾二次攻打窦庄城败北。张道濬返回窦庄后，陕西农民军于崇祯五年三打窦庄城无果。有一问题很值思考：陕西农民军进入沁河流域后，曾连陷沁水、阳城、泽州等州县，所经过之乡镇，无不狼烟四起，何以三次皆败北于弹丸之地窦庄城下？

原因很多，简要概括一下：早在张五典修筑窦庄城堡之时，已经考虑到窦庄可能遭受兵祸。故而对窦庄城堡的修筑，重在军事攻防，使之易守难攻。陕西农民军攻打窦庄城，全仗霍夫人战前鼓动，窦庄百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使陕西农民军不能得逞。周边许多村民逃入窦庄，都参与了窦庄保卫战；尤其是曲堤送来“送毒箭数千，砲砂千斤”，极其“拳房百人佐助”，壮大了窦庄的守城力量。所以，“两次攻城未破，娘家拳房力助也”。

再者便是张道濬使用一种先进兵器，使陕西农民军望而生畏。窦庄战事过后，张道濬更戎海宁卫，曾应有关方面之请，补作《窦庄城守规则》，其曰：“余谪武原（今浙江海盐县境），热心灰冷，已谢绝人世间事。偶沈何山年祖询《从戎始末》，不得已，略节次之。兹值寇虏乘动，忧切朝廷，复促余以丁勇勤王，且采固圉蒭荛。夫余再螫矣，惟延此视息，徼幸照覆，尚图慈母一见。贼虽仇不共戴，谁容殄灭？乃以首领供刀俎耶？止附录敝乡《城守规则》，仰答明问。”此时，各地明军正与陕西农民军鏖战，朝廷正需要张道濬挫败陕西农民军三打窦庄城之经验，张道濬遂作《窦庄城守规则》，此乃奇文，不妨共作欣赏：

约

张道濬曰：城守不与阵战同，要诀一“静”而已。贼未至及贼已至，俱不可张皇，只如无事应之，自不手忙脚乱，人心安闲，余力制贼，夫何难办？

专任

一、号令、指麾出于一，则众定，禀承无纷更之扰。一人，尺有所短，不妨集议参商。断不得多言多指，以乱视听。

首事：都督张道濬。

远哨

一、四路俱置号炮，遇贼入境，挨次放炮，顷刻周到，收人畜寨堡。

一、遣人侦探，定在百里外。分五拨，每拨二十里，遇警递传，倒卷而还。无事，则取彼处结状回话。

使器

一、城四门，设守门长、副各一人。统领精勇、夫役三十人，司启闭。无字号、腰牌及非本境熟识者，不许出入。贼至，则一，惟腰牌是验。

东门长：州同张报韩。副：监生张国瑛。西门长：监生张 鉁。副：贡生张道澄。南门长：举人李异品。副：生员窦弘烈。北门长：官生刘 衢。副：生员张 ■（金弇）。

一、城内中心，设镇守一人，四副之，巡逻。各统领精勇、夫役二十人，不时往来，以防哗乱。

镇守：知县张五服。巡逻：守备霍名耀，守备窦明运，镇抚窦 管，材官张正宗。

一、城四门楼上，设镇守各一人，巡视各二人。不时查验守垛夫役。仍带领好弓弩手十人，遇贼攻城，往来策应。

东门一面镇守：知县刘用寛。巡视：都司张道法，监生张国瑞。西门一面镇守：主事张道泽。巡视：都司窦明道，官生张道济。南门一面镇守：训导窦如乹。巡视：游撃张 瓒，举人窦复俨。北门一面镇守：镇抚张鸿渐。巡视：舍人韩仰极，生员张 铃。

一、城号角台上，设提调各一人，指麾捍御。

大东北角提调：生员张扆。小东北角提调：生员窦■（金宏）。小东南角提调：生员张一风。大东南角提调：生员窦云章。大西南角提调：生员张正中。小西南角提调：生员张国佩。小西北角提调：生员王政新。大西北角提调：生员张德棨。

一、火药，设总理一人，造办给散。总理：监生张 瑆。

一、火炮兵器，设总理二人，收发，查验。总理：监生张佐韩，总理监生张■（金侌）。

具备

一、城四门，离地四五尺及人胸背间，穿四孔，以铁叶围裹。上孔小以观望，下孔安佛郎机二位，炮手六人，可远及里许，贼不敢迫。若有瓮城横门，更可护城。此人所未究者。

一、城垛女墙，高七尺。过人头而及肩处，留孔观望。拦马止及膝，以便折腰下御。若八字垒砌，不用齐直，空虚低墙，仅可掩足。矢石向外，惟我所便；矢石向内，我在墙后。彼焉用之？此人所未究者。凡城墙广厚，当速图之。

一、城四门楼上，设大炮各二位，炮手四人，三眼铳、弓弩、灰石十人。

一、城角大台上，设仿西制炮一位，炮手四人；小台上，设佛郎机二位，炮手六人。

一、城上，每一号十垛，第一垛弓弩一人，第二垛三眼铳二人，第三垛灰石兼钩镰、刀斧一人，四五六垛如之，七八九垛亦如之，第十垛佛郎机一位，炮手三人，空二人备水及杂使用。若城广人众，加炮倍役，更好。

一、每垛一灯，夜分三班，轮流点火。用细长绳，直缒城下，离地约七八尺，以便下照，使我见贼，贼不见我。近有用于城头者，悞矣。

一、每垛，立一草把，用杂色布绢蒙之，以惑贼。

一、每垛，遮箭板一块，长二尺五寸，上阔下窄，头鋭底方，后用木鼻把握，轻便适用。每见用四五尺长，殊累人害事。

一、每垛，横设檑木一二块。各门照常打更，每一更毕，巡视一回。犯者治。

一、贼临城下，炮铳、矢石，听巡视指发，不许轻用。犯者治。

一、贼临城下，如遇答话，听巡视相机，城守人不许妄应。犯者治。

一、贼临城下，城中或不戒于火，及謡言蛊惑者，听巡逻策应，守城人俱不许惊惶，反顾。犯者治。

一、贼所攻之处，本面巡视策应，他处不许妄动。犯者治。

一、与贼角，或有中伤，听号长处置，不许倡扰。犯者治。

一、贼临城下，城内人夜间不许大张灯火。犯者治。

一、贼临城下，城内人不许任便往来及喧号、啼笑，犯者治。

养鋭

一、贼将近，城守人，每号分三班，昼则轮流瞭望，夜则轮流歇息；及贼临城下，亦分两班。惟至贼攻城时，方尽数起立。巡视往来，亦不许惊动。

清奸

一、城内，每巷，不论缙绅、士民，但为众所推服者，即署为长。制籖一枝，上书：“某巷长某系何项人。”投首事处，总贮一筒。

一、巷内，不论大小人家，各制一籖，上书：“一户某人、作何生理、家下男几丁某某、妇女几口某某。又寓居亲戚几名口，何处何项人。”投巷长处，总贮一筒。

一、巷长，每日掣查本巷花户，如有多寡不一，姓名不符者，即报究来历。迟慢容隠，事发同治。

一、首事收巷长各籖，不时掣出，即付巡逻。至巷长处，任掣所贮花户两三籖，亲到其家，查有无窝藏，有则报究。

一、巷长统率巷人，于本巷两头，造立栅栏，夜闭早启。每日夜轮流看守，遇传报公事，亦必验实，方许放行。

一、巷内花户，人备器械一件。凡遇盗窃，鸣锣擒挐。坐视者，以故緃论。

信赏

一、生擒贼一名者，赏银十两；斩贼首一级者，赏银三两。

一、炮铳、矢石中贼者，赏银一两。

一、首奸细一名者，赏银二十两；妄首者，反坐。

一、夺获贼马骡、什物者，即赏本人。

一、举谣言惑众者，赏银二两。

用奇

一、贼屯城外，夜以炸炮、火箭乱其营。令彼惊疲。如贼稍远，则遣惯爬墙走壁者数人，缒出行之。贼自不能持久。若有兵马，则当行“挑诱追撃法”。

设伏

一、相贼必繇之路，挑坑堑覆土，左右参错，以陷之。地雷、转车等炮，更妙。而未用也。

急邻

一、贼到左近村落，出精勇，多建旗帜，锣鼓铳炮，前据胜，以张声援。若有兵马，则当阵战。

这实际是个带有战略眼光的城防图，与《侦宣镇记》有着同样的军事价值，充分显示张道濬的文韬武略与军事才干。窦庄保卫战，打的简直是一场“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传达出很多历史信息，兹举一题，即窦庄所用的守城武器，除常规冷兵器之外，尚有“仿西制炮”、“佛郎机炮”等近代火炮枪铳。窦庄这些近代火炮枪铳从何而来？都是张道濬受朝廷诏令，在窦庄亲自监造的。泽州苗胙土的《锦衣卫加都督同知深之张公墓志铭》：“公之居官也，时急军需，公条上便宜，廷推公督造火器。乃开冶泽州，鸠工集事，辇器都门，节省以万金计。”张道濬“开冶泽州”而“督造火器”，张道濬也多有记载：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十五日张道濬上《再请复仇疏》奏曰：“臣业已告竣，交算军器，迤至右屯矣。”吏部疏曰：“奉圣旨：张道濬心怀痛父，志切忠君。军器既已造完，另当擢用，以需后效。该部知道。”

天启五年（1625年）十一月□□日张道濬又上《督冶复命疏》奏曰：“该臣于天启四年（1624年）二月内，督师督臣以榆关军器缺乏疏，请臣就臣乡铁炭近便，开局打造。”“共造过大佛朗机炮二千零三十三位，追锋炮一十六位，子炮一万零二百四十五位，百子炮一百八十二位，三眼鎗一万零二百一十四杆，腰刀七千五百一十一口，灭虏炮二位。”阁部疏曰：“奉圣旨：张铨仗节死难，朝廷自有公评。张道濬领银造器，销算不清，部覆久稽，必已灼见情弊，如何輙生怨望？着革任回籍。该部知道。”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日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建极殿太学士孙承宗亦上《枢辅销算疏》奏曰：“该臣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具题，以锦衣卫指挥同知张道濬领工料银两，于本籍地方就铁就煤，造办军器。”“共造过大佛郎机二千零三十三位，追锋一十六位，子炮一万零二百四十五位，百子炮一百八十二位，三眼鎗一万零二百一十四杆，腰刀七千五百一十一口，灭虏炮二位。”“先是，车营缺少军器，造办惟艰，该卫臣力为肩承，应手造办，业已报竣。据道臣备核其运交，各器料充，工到，种种精坚，且比部造、关造之例节省金钱，奚啻万计？彰彰明效，属人耳目。”

张道濬于天启元年（1621年），即其父张铨殉国辽东之年，以忠臣之后而得朝廷恩荫，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天启四年二月，张道濬以锦衣卫指挥同知之职，领诏督造军器。不足二年时间，于天启五年十一月完成朝廷使命，张道濬还是个难得的兵器制造专家，可见张道濬具备堪任天下大任的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张道濬是在“就臣乡铁炭近便，开局打造”，“本籍地方就铁就煤，造办军器”的。即张道濬是在家乡窦庄为朝廷督造仿西制炮、佛郎机炮等近代火炮枪铳的。佛郎机即仿西制炮，又称佛郎机炮，或谓红衣大炮，是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火炮，明代嘉靖年间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明代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所以就将此炮命名为佛郎机炮。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中国始造佛郎机铜炮 ,这是中国最早仿制西洋炮的开端。

沁河流域煤炭资源丰富，冶炼业发达，且历史悠久，技术精湛。朝廷才令张道濬在沁河流域，督造仿西制炮、佛郎机等火炮枪铳的。大概张道濬在完成朝廷所需要的仿西制炮、佛郎机等火炮枪铳之外，多造了一些軍器，以备后用。到了崇祯年，陕西农民军兵入沁河流域攻打窦庄，这些仿西制炮、佛郎机等火炮枪铳，正好用上了派场，致使陕西农民军无法撼动窦庄城。

张道濬是在何处为朝廷督造仿西制炮、佛郎机炮，其旧址已经难以寻觅。或许当时张道濬是在保密状态中，在窦庄为朝廷督造仿西制炮、佛郎机炮的。故而，今日的窦庄村民，均不知当年守城所用的仿西制炮、佛郎机炮，张道濬就是在窦庄督造的，更不知明朝末年窦庄还有一个“兵工厂”。

据窦庄村民介绍，窦庄古城堡曾有庙宇十多处，计有大庙、烈公庙、文庙、北庙、观音庙、财神庙、阎王庙、霸王庙、黑虎庙、佛庙、五道寺，以及火星庙等，如今尚存佛庙、财神庙、观音堂等庙宇。其中的火星庙，又称火神庙，各地均有设置。

古代火神非常复杂，窦庄火星庙不知祭祀哪位火神？早期的火神，并不固定，如燧人氏、炎帝、祝融、阚伯、回禄等，都曾被称为火神。汉代以后，祝融作为火神才被逐渐固定下来。相传祝融是颛顼氏的后代，名重黎，也叫吴回，官居火正，能光被天下，帝喾乃命曰“祝融”，死后成为火神。道教兴起之后，又将火神吸收进自己的谱系，称为“火德星君”。

窦庄火星庙在今窦庄村东南方位，位于原窦庄东南城墙之外的旷野。如今火星庙已经无存，有村民在火星庙旧址新建了民居。至今每年正月初七，窦庄火星庙都要起庙会。沁水全县铁炉匠、冶炼业，乃至沁河流域的高平、晋城、阳城等地的铁炉匠、冶炼业，都要来窦庄火星庙，为其祖师火星神举办祭祀活动。以此循例，窦庄火星庙可能祭祀“祝融”，祝融被铁炉匠、冶炼业尊为行业祖师。窦庄火星庙也可能祭祀“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在《西游记》以用八卦炉炼丹，也被铁炉匠、冶炼业尊为行业祖师。

张道濬在窦庄为朝廷督造仿西制炮、佛郎机炮之旧址，是否就在窦庄火星庙中呢？直到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窦庄火星庙还在生产火药，而火药正是仿西制炮、佛郎机炮所必用的燃料。窦庄火星庙至晚是在张道濬回窦庄为朝廷督造仿西制炮、佛郎机炮之时的明朝末年，就同时开始生产火药。

直到崇祯四年（1631年），张道濬自戎所雁门返回沁水，与陕西农民军激战。山西抚台宋统殷还招张道濬为其制造佛郎机。张道濬《从戎始末》记：“时抚台驻平阳，引余画赞，属造佛郎机。”这是一个重要发现，早在明代天启年间，窦庄就有一座兵工厂，为朝廷制造了仿西制炮、佛郎机等軍器，而且可以生产火药。进一步说明窦庄文化的丰富性，其对古代沁河流域冶炼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古代軍器历史文化的研究，都有着深远的政治军事意义。

张道濬用于窦庄守城的仿西制炮、佛郎机等火炮枪铳，一直保存到上世纪50年代。今日窦庄70岁上下的老人，在上世纪50年代，都曾在村中佛庙中见到过这些仿西制炮、佛郎机炮及铁砂弹。抗日战争时期，可能是在“中条山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散兵，曾多次骚扰窦庄。窦庄村民还用仍然设置在城堡上的仿西制炮、佛郎机炮以守城。直到1958年大跃进，这些窦庄自家祖先制造的，自明代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物，都被当做废铜烂铁，大炼了钢铁。

挫败陕西农民军三打窦庄城之际，张道濬还率领其家兵乡勇，在沁河流域的沁水、端氏、阳城等地，并且前往临汾、临县，以及河南等地，与陕西农民军频繁激战。张道濬《从戎始末》记其：“轻骑从戎，然又念之：‘余方忤时，倘有不效，罪复加罪，何谢人言？’故凡丁勇、马匹、器械、米粮，一切自办，以图一当。”此时的张氏家族，真是有钱，不仅养着一支家勇乡兵之军队，又出资修复沁水县治城墙，捐资修建义冢等。并继承其祖乃父遗风，劝说并且“余少资助”沁河流域各村百姓筑城自保。张道濬因此撰写了《兵燹琐记》、《从戎始末》诸文，保存了明末沁水遭受战火的历史真相。张道濬在平定战乱保护百姓等方面，有功于朝廷，有功于沁河流域。

就是这样一位为沁水做过许多好事的风云人物，沁水县阖县乡官，原任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孙鼎相，原任山东青州府知府韩肫仁，原任陜西镇安县知县刘用宽，举人孙如玉、王廷瓒、王文仕、王同春、张贺、窦复俨、李异品、高显光，宫生刘衢，贡生窦如干、丁继统候选，同知张报韩，监生张佐、韩景、星晟、尚宁一、张国瑛、张瑆、孙如璧、韩瑁、张国瑞等；以及沁水县合学廪善生员王廷玺等、増广生员窦如玉等，附学生员王道生等；以及沁水县阖县小民窦复初，沁水县在城生员王道昌等，曾经先后三次向朝廷上《沁水乡绅士民为张道濬请功免罪公揭呈状》，为张道濬请功，请免张道濬罪，请留张道濬留任沁水以保民等。但朝廷清议者根本不听，依然不顾民心众议，终将张道濬再度流放于海宁卫（今属浙江）。光绪《沁水县志·人物·卓行》记：

张道濬，字深之。祖五典，父铨，以按辽殉难，谥忠烈，荫一子锦衣卫佥事，世袭。道濬承荫升指挥使，再升都督同知，赐蟒服，陈奏皆中时弊，因忤，时出戍雁门，适流寇煽祸，从总镇筹画得宜，按台乃以离伍冒功参揭，复调戍海宁。壬午（崇祯十六年，1643年）放归田里。

五、张道濬一生最丑陋的事情

张道濬一生最丑陋的一件大事，即张道濬因投靠魏魏忠贤阉党，攻讦东林党人，遂在做官10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年），流放雁门卫；崇祯六年（1633年）更戍海宁卫，张道濬一生都没能件走出这个丑陋的阴影。

张道濬在朝廷，初以忠臣之子见重，加锦衣卫指挥使都督同知（从二品），帝幸太学，赐其飞鱼服。张道濬得到了很大的荣幸，其有出色的军事政治才干，文章也写得很有才气，本应前程辉煌。却因为初涉官场，就遭遇祖父张五典同年，魏忠贤阉党乔应甲这样一位官场“蒙师”，张道濬遂与魏忠贤阉党结缘相善，再遇阉党杨维垣、王永光，作为人生导师，张道濬岂能走上“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史·张铨传》附录张道濬传云：

道濬既官锦衣，以忠臣子见重，屡加都指挥佥事，佥书卫所。顾与阉党杨维垣等相善，而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为公论所不予。寻以纳贿事败，戍雁门。

阉党杨维垣(?—1645年)者，文登(今山东威海)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官御史，依附魏忠贤，力排东林党，崇祯初(1628年)升太常寺卿。崇祯清算魏忠贤，杨维垣入魏阉逆案，被贬到淮安府任职。南明弘光朝任通政使，清军陷南京时全家死节。清陈鼎《东林列传·凡例》记魏阉作《天鉴》、《雷平》、《同志》、《薙稗》、《点将》、《蝇蚋》、《蝗蝻》之七录，尽载东林党人名录，“欲用一网打尽”，其云：“七录所载不尽东林人也，《雷平录》或谓出于沈㴶，本欲耸上，尽逐诸贤，以罢去。”《明史·阉党传·崔呈秀》：崇祯二年三月，韩炉等人上逆案处理方案凡六等,杨维垣列为第四等：“交结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太仆寺少卿杨维垣削籍，御史邹胤祚劾维垣为逆珰私人，占气最先，转身最捷，贪天为功，沽名反复，故有是命。”《明史·阉党传·崔呈秀》：南明弘光朝，阮大铖等为逆案翻案。“于是太仆少卿杨维垣、徐景濓”等辈，“相继而起，国亡乃止。”杨维垣则任通政使，清军陷南京，全家死节。

王永光（1560年--1638年）者，河南长垣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历吏部主事，至南京大理卿。天启初年（1620年）为工部左侍郎，升工部尚书，改户部尚书，调掌南京督察院，转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元年（1628年），任户部尚书，改吏部尚书。王永光与魏忠贤过从甚密，实属魏阉党人。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魏阉魏广微曾“以己意用墨笔《点缙绅》一册，分差等，目为邪人”，计有东林叶向髙、成基命“等约六七十人，密达于忠贤，以渐摈斥。复手书所欲起用之人黄克缵、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阮大铖等五十六人，指为正人，以次㸃用。”魏阉顾秉谦再作《天鉴録》，列“真心为国，不附东林顾秉谦、魏广微、王绍徽、王永光、霍维华、徐大化、周应秋、崔呈秀、阎鸣泰、王在晋、杨维垣、卓迈、倪文焕、李鲁生、吴淳夫、孙国珍、刘廷元等”，予以重用。

张道濬正是受魏阉杨维垣、王永光指引，充当魏阉帮凶打手，参劾陷害钱龙锡、成基命等东林党人，才“为公论所不予”，遭东林党清流“寻以纳贿事败，戍雁门。”张道濬登上了魏忠贤阉党的所谓“快车”，梦想着“更上一层楼”，攫取更高的权势与官位。他已经一步登天地高居锦衣卫指挥使都督同知从二品高位），又得天启皇帝幸赐飞鱼服，得到了很大的荣幸，似乎仍不满足，简直有点官欲膨胀。

钱龙锡(1579年--1645年)者，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东林党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累官南京吏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因得罪魏忠贤，被革职。崇祯即位，起官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帝以抽签方式选任阁员，龙锡抽中第一，依次为李标、来宗道、杨景辰，遂入阁，李标为首辅，龙锡为次辅。主持审理魏忠贤逆案，阉党对其恨之入骨。因极力举荐袁崇焕出任东北关宁(今宁远山海关)军统帅，袁崇焕杀毛文龙，钱龙锡遂遭弹劾，指为袁崇焕同谋越权擅杀大臣等罪，因辞官归故。魏忠贤余孽聚谋污蔑袁崇焕为逆首，钱龙锡等为逆党。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被杀，钱龙锡被判死罪，经朝臣陈情，免其死罪，发配戌守定海卫(今浙江镇海)。南明时复官，后归里病逝。清修《明史·袁崇焕传》：“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成基命(1559年—1635年)者，大名(今属河北)人，东林党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起庶吉士，历司经局洗马，署国子监司业事。天启元年（1621年）迁少詹事，累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天启六年，魏忠贤因成基命与杨涟同门，受牵连被迫辞职闲住。崇祯元年(1628年)，清算阉党，成基命起复升任吏部左侍郎，明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崇祯三年，出任首辅，多有建树，与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共事。周延儒党羽已丰，攻击成基命在袁崇焕案中委卸避事，欲牵连成基命。为保全自身，成基命辞官致仕，崇祯八年去世，谥号文穆。

张道濬依附魏忠贤阉党，对其一生影响非常严重。张道濬确实文韬武略才能出众，尤其是他的军事才干。光绪《沁水县志·选举·世爵》记：“张道濬，铨子。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升南镇抚司佥事指挥同知，掌印。上幸太学，赐飞鱼服，升指挥使都督同知。按旧志：崇祯间，沁城失守，道濬率家丁往援。捐赀筑城，招集流散，公固大有造于沁也！及观窦庄守城条约，纪律精严，其所表见固不虚。而乃再起复蹶，不得展其才略，惜哉”！

《明史·忠义传·张铨附张道濬》记：张道濬入朝为官后，朝廷清议者以“顾与阉党杨维垣等相善，而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为公论所不予。寻以纳赂事败，戎雁门。”之后，张道濬有功于平息沁河流域战乱，朝廷清议者仍然以为：“道濬收散亡，捕贼众，倾家囷以饷，副使王肇生列状上道濬功。道濬故得罪清议（东林党），冀用军功自湔祓，而言者劾其离伍冒功。廵按御史冯明玠覆劾，谓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乃更戍海宁卫。”张道濬投靠魏忠贤阉党而得罪东林党，才落得如此结局。

然而雍正《泽州府志·孙鼎相传》后附有泽州籍东林党人遭受魏忠贤阉党迫害者名录，其中也有张道濬之名：

说及今泽之登榜者有孙居相、孙鼎相、王允成、张慎言、翟学程、张鹏云、杨新期、张道濬，三百十九人中有八人焉。一隅之地，乃载多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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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濬属东林党人，此记出雍正《泽州府志·张铨传》：“子道濬既袭锦衣，以忠臣子见重，屡加都指挥，名在魏珰东林榜。”张道濬初属东林党，他曾有《赐环纠珰孽疏》《驳珰孽疏》《再驳珰孽疏》等疏可证。后来看到魏忠贤阉党势大，遂背叛东林党，依附魏忠贤阉党，求以“善事新主，以成功名”，而且终生不渝不悔。东林党清流从张道濬初属东林党又投魏忠贤的行为中，可能已经嗅出如果放过张道濬，可能遗患无穷，遂将其再度更戎海宁卫。

沁水人对东林党清流不放过张道濬，使之再次流放更戎海宁卫，有点难以接受。实际上，张道濬选择依附魏忠贤阉党，攻击东林党清流的人生歧途，不仅仅只是“顾与杨维垣等相善，而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他实际上已经成为魏忠贤阉党的帮凶，趣步乔应甲、王永光踪迹，做了魏阉腹心爪牙。张道濬有点狂妄之至，刚刚进入官场，以为投靠魏阉，就可以有恃无恐，频频纳贿，不断参奏贤良目，《明史》有记：

《明史·成基命传》：天启三年二月，“方崇焕之议罪也，基命病足不入直。锦衣张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陆澄源疏继上，基命奏辩。”

《明史·傅朝佑传》：天启三年八月，傅朝佑“疏劾首辅周延儒，以机械变诈之心，运刑名督责之术，见佞则加之膝，结袁弘勋、张道濬为腹心，遇贤则坠之。”

《明史·梁廷栋传》：崇祯三年正月，“给事中葛应斗劾御史袁宏勋，纳参将胡宗明金，请嘱兵部。廷栋亦劾宏勋及锦衣张道濬通贿状，两人遂下狱。两人者，吏部尙书王永光私人也。”

清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进一步记载：

天启七年五月，御史袁弘勋劾大学士刘鸿训，“镇抚司佥书张道濬亦讦攻鸿训，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争之，且言道濬出位乱政，非重创不止。御史史范、髙捷相继弹鸿训，鸿训寻以事罢归。”

崇祯四年二月，“给事中葛应斗纠御史袁弘勋，锦衣卫都督同知张道濬，通赂窃权。命下，理弘勋受参将胡宗明，主事赵建极贿，嘱于兵部尚书梁廷栋，吏部尚书王永光。弘勋、道濬，皆永光所任也，俱论戍。”

看到这些记载，我们也就理解了东林党清流何以不肯放过张道濬，他们担心除恶不尽，会遗患无穷的。东林党人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

与张道濬互为狼狈的是监察御史袁弘勋，浙江慈溪人，魏忠贤阉党。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江西道御史。明末清初黄宗羲《谏议吴朗公先生执御》：“御史袁弘勋、金吾张道濬，搏击善类，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诲贪崇墨，宜避贤路，永光寻罢。”《明史·韩爌传》：“时逆案虽定，永光及袁弘勋、捷、褷辈，日为翻案计”。

张道濬还有一个难兄难弟阮大铖(1586年--1646年)，号圆海，安庆桐城(今安徽枞阳县)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中进士。初为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弟子，与左光斗同乡，先依东林党，名列东林骨干，在魏阉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绰号“天究星没遮拦吏科给事中阮大铖。”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欲用阮大铖，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以为“以察典近，大铖不可用”，改以魏大中出任吏科，阮大铖补官工科，阮大铖心恨，阴结中珰。《明史·奸臣传·马士英阮大铖传》：“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魏忠贤当政，召阮大铖至京，授太常少卿。

崇祯继位，魏忠贤事败，阮大铖准备了两本不同奏章，送杨维垣处，以为投机。其一专劾崔、魏之阉党，其二则指天启“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而 “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并“传语维垣，若时局大变，上劾崔、魏疏，脱未定，则上算疏。”杨维垣上“算疏”，崇祯不听。“崇祯元年，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

期间，阮大铖又想与复社和东林讲和，其在复社领袖张溥为其师周延儒复相时，曾到处奔走，四处活动，慷慨解囊，给以相助，表示愿意重归东林。东林党清流对阮大铖曾有充分预计，以为阮大铖反复无常，若接纳阮大铖重归东林，可能是后患无穷。阮大铖遭到东林党人强烈反对，致使崇祯一朝，阮大铖终未再仕。

阮大铖被视为明代最无耻，使人不愿启齿的无行文人奸邪小人。崇祯八年(1635年)，“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阮大铖觊觎时变，欲窥伺再起。“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留都防乱揭》记：

大铖之献策魏珰，倾残善类，此义士同悲，忠臣共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人语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

迹大铖之阴险叵测，猖狂无忌，罄竹莫穷，举此数端，而人臣之不轨无过是矣。当事者视为死灰不燃，深虑者且谓伏鹰欲击，若不先行驱逐，早为扫除，恐种类日盛，计画渐成，其为国患必矣。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陵崩。五月，福王朱由崧在金陵即位，改元弘光，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马士英执政，阮大铖起为兵部右侍郎，晋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江防。阮大铖小人得势，果然不出东林党人预料，其在清军压境之时，欲翻崇祯帝所定清算魏阉“逆案”，编《蝗蝻录》，挑起朝廷内讧，肆意报复迫害东林、复社，再兴党狱；又挑起四镇内战，造成江淮间千里空防之地，致使清军长驱直入，攻破金陵。弘光帝在位仅八个月，南明灭亡。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清军兵指江南，弘光帝逃亡芜湖被俘，押往北京，翌年被杀。马士英带着南明残兵，也在巢湖兵败被杀。阮大铖则“赴江干乞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大铖、国安先后降，寻唐王走顺昌。我大兵至，搜龙扛，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为内应疏，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

又有记载说：清军渡钱塘，阮大铖降清，授内院职衔。随清兵入闽，在五通岭上突然头面肿胀，贝勒劝他留下养病，“大铖惊曰:‘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我仇人多，此必东林、复社诸奸徒潜在此间，我愿诸公勿听!’已而又曰:‘福建巡抚已在我掌握中，诸公为此言得毋有异意耶?’”于是大铖带病随军南征，越仙霞岭，众将上马缓行登山，而“大铖独下马，徒步而前，左牵马，右指骑(者)曰:‘我精力百倍于后生!’盖示壮以信其无病也。言讫，鼓勇先登。”不久“马抛路口，身踞石坐”，僵仆石上死。时天气炎热，尸体溃烂，清军草草收殓，不知埋在何处。或说阮大铖闻马士英被杀，自投崖下死，被戮尸。

阮大铖很有才气，诗作有独到之处。陈寅恪在遗作《柳如是别传》谈论阮大铖的《咏怀堂集》时，称其“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胡先骕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之《中国文学分卷》中，甚至认为称阮大铖是“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称之“佼佼者”颇为合理，赞之“唯一”就有点国誉了。

不过，阮大铖在戏曲创作上，确有过人之处，是古代戏曲史上一位较有影响的曲家，所作传奇剧，见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老门生》10种，前4种今存，合称《石巢传奇四种》。阮大铖常以戏曲交通名士权贵，甚至献媚南明弘光皇帝。东林党人《留都防乱公揭》记阮大铖:“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吓多端。” 弘光皇帝好酒好色，尤好看戏。阮大铖因此得到弘光皇帝的赏识而委以重任。《桃花扇选优》云弘光皇帝称阮大铖：“朕谕你知道罢，朕贵为天子，何求不遂。只因你所献《燕子笺》，乃中兴一代之乐，点缀太平，第一要事”。

崇祯八年(1635)，“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期间，正好张道濬更戎海宁卫，与南京相近。张道濬与阮大铖在北京曾有交际，其《别阮圆海光禄大铖》可证：

自与君相见，多才世所稀。寒门今不仕，却扫遂初衣。僻有文章共，倩将笑语违。伤心知莫忍，泪向别前挥。

《明史·奸臣传·马士英阮大铖传》记阮大铖“崇祯元年，起光禄卿。”故知此诗作于阮大铖罢归南方之际。崇祯帝清算魏忠贤阉党，张道濬被流放，阮大铖被罢归，二人同病相怜，难兄难弟，交往频繁，常有诗作相赠。张道濬在海宁卫评点《西厢记》，网罗32位《参订词友》参评《西厢记》，可能受阮大铖“以戏交通名流”的影响相关。张道濬作有《阮圆海太常以诗见慰用韵寄谢》四首赠阮大铖：

一身投越徼，于世远波涛。疑任三成虎，愁谁再赋骚。逢人因落落，顾我得嚣嚣。

惟是羞将母，归心折大刀。

尺五天何处，茫茫隔海云。戆愚容此世，明圣敢忘君。道即抽蕉卷，心留破竹纹。

愿言齐得失，泾渭忍终分。

异同往未化，用舍尚衡天。在理应如此，于今殊不然。附权窥左足，攘袂据中坚。

徒使忧时者，行吟继下泉。

来书多郑重，期我善谋身。夫岂窥山鬼，然犹伺逐臣。破愁姑肆酌，得暇且垂纶。

不识兹生事，能如张翰莼。

“三成虎”即“三人成虎”意，语出《战国策·魏策》：“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逺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意思是说，有三个人先后谎报市上有虎，听者就信以为真。比喻讹传一再重复，就可能以假充真，此即“谣言三遍就是真理”之谓。所以《战国策·秦策》又记：“闻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母翼而飞”。

“尺五天”即“去天五尺”意，语出唐杜甫《赠韦七赞善》：“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本意是说距离京都朝廷很近，后世衍生出“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等俗语。《清史稿·张存仁传》：清朝江夏(今武汉武昌)叶存仁，乾隆年间任河南巡抚，离任时，部属执意送行话别，但送行的船迟迟不发。叶存仁好生纳闷，等至明月高挂，来了一叶小舟，原来是部属临别赠礼，故意等至夜里避人耳目。部属在更深夜送来很多礼物。叶存仁十分感慨，当即、赋诗一首：“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并将礼物全部退回。

“落落”，孤独不遇合意，语出西晋左思《咏史》诗：“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嚣嚣”，遭遇众口谗毁貌。《诗·小雅·十月之交》：“无罪无辜，谗口嚣嚣。”高亨注：“嚣嚣，众口谗毁貌”。

看来，张道濬与阮大铖，对自己投靠魏阉迫害东林党人而被流放罢官毫无悔意。“道即抽蕉卷，心留破竹纹”，张道濬说：我如今像个卷曲的香蕉，却依旧不失竹子般坚定信念。他用的是“勉从虎穴暂屈身”的韬晦之计，最终还是要达到“说破英雄惊杀人”之目的。张道濬对阮大铖寄于厚望，甚至献媚般地声言，一旦阮大铖能够东山再起，他会“附权窥左足，攘袂据中坚。”意即只要得到阮大铖召唤，他会抬起脚就来，率先依附响应阮大铖。

“窥左足”者，抬起脚，言轻易、瞬间之事。《汉书·息夫躬传》：“匈奴饮马于渭水,边竟雷动,四野风起。京师虽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窥左足而先应者也。”颜师古注：“跬，半步也，言一举足也。”“攘袂”者，挽起袖子，形容振奋而起貌。《资治通鉴·唐纪·玄宗》：杨国忠“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頥指气使，莫不震慑。”“中坚”者，最重要最坚强的精锐部队。《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李贤注：“凡军事，中军将最尊，居中以坚鋭自辅，故曰中坚也”。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陵崩。四月，清军入关，驰入中原。五月，福王朱由崧在金陵即位，改元弘光，建立弘光政权，史称南明。清谈迁《都督同知张公传》记张道濬于“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还沁水，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驱于秦寇，授延安守。明年正月，杀于北兵。”从时间上分析，崇祯已无暇顾及张道濬，张道濬接受的是南明弘光朝的任命。泽州苗胙土的《锦衣卫加都督同知深之张公墓志铭》：

癸酉（崇祯六年，1633年），以离伍改戍海宁卫。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年），还里。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伪召迁陕西，竟罹于难。

“伪召”即指南明弘光朝的诏书任命，时阮大铖已东山再起，出任弘光朝兵部尚书，不忘已经北还的难兄难弟张道濬，授其为延安太守，死于抗清战场。大概张道濬命运多蹇，历史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与机遇。张道濬与阉党杨维垣等相善，刚刚干了一票“受王永光指，攻钱龙锡、成基命等”的事情，没等他再干第二票，崇祯帝继位，魏忠贤倒台，朝廷清算阉党逆案。东林党清流抓住张道濬一个“纳贿”之罪名，将其流放“戍雁门”，使其未能干一番“未可量”的大“事业。”尽管后来张道濬返回沁水，与陕西农民军激战，有功于沁河流域，沁水县阖县乡官、举人、小民、等，三次上书朝廷，请留张道濬留任沁水以保民等。朝廷东林党清议就是不肯放过张道濬，再找一个“沁城既失不可言功”的罪名，使之“更戍海宁卫”，难以翻身重起。

六、张道濬一生最忠烈的事情

清代谈迁《都督同知张公传》记有张道濬一生的结局：

公遇事风生，好言大计，故于人多隙。初善梁大大司马廷栋，俄触讳，以葛给事□□纠公，及御史袁弘勋并下司寇。弘勋好赂株公，戍代州。

明年沁水陷，兵垣以公离伍，更戍海宁卫。遂放浪山水，所好稗说小令，兴至濡笔，而请缨之志不少挫云。

张公南徙，与余善，面属余作传。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还沁水，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驱于秦寇，授延安守。明年正月，杀于北兵。

因知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道濬“放归田里”后，又出任延安太守。此年三月，陕西农民军“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煤山自尽，明朝灭亡。谈迁记张道濬：“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驱于秦寇，授延安守。明年正月，杀于北兵。”张道濬在生命最后，不幸被清军杀害，战死于抗击清军的沙场，时年51岁，正直英年。张道濬之父张铨殉国时44岁，也是被清军杀害。父子二人皆死于忠烈，诚可敬也，实可惜也。

对于张道濬一生结局，《明史·张铨传》仅记“寻以纳赂事败，戎雁门”，至“廵按御史冯明玠覆劾，谓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乃更戍海宁卫”而结，“更戍海宁卫”以后事迹不记。光绪《沁水县志·人物·卓行》记至张道濬“按台乃以离伍冒功参揭，复调戍海宁，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年）放归田里”，以后事迹仍不记。若按“更戍海宁卫”“放归田里”二记盖棺定论评价张道濬，张道濬不过是一个“纳赂事败”，“冒功参揭”的贪官，实在有损于窦庄张氏家风，其父忠烈公张铨颜面。依据谈迁《都督同知张公传》所记，一句话改变一个人一生命运，张道濬遂从一个贪官，甚而依附魏忠贤阉党的帮凶，变成一位死于抗清沙场忠烈之士。可见古代文人的厉害，如果有意少写几句话，你就是一个遗臭万年的“贪官”；如果有意多写几句话，你就成了一位流芳千古的“忠烈之士”，此即“春秋之笔”也。

文章写到这里，笔者突然醒悟。《明史·张铨传》记张道濬一生传记，记至“按御史冯明玠覆劾，谓沁城既失，不可言功，乃更戍海宁卫”而收笔，未再交代张道濬“放还沁水，授延安守，杀于北兵”诸事。《明史》对张道濬的评价，使读者以为：张道濬与阉党相善，排斥东林党，为士林所不齿，才流放雁门卫，更戍海宁卫。再读谈迁《都督同知张公传》，方悟《明史》不记张道濬“放还沁水，授延安守，杀于北兵”诸事，是否故意“隐其美”，用“春秋笔法”，又特意将张道濬列入《明史·忠义传》，其褒贬自见。即使谈迁作《都督同知张公传》，用字也很谨慎，记张道濬“杀于北兵”，意即被“北兵”所杀，即死于“北兵”。“北兵”者，即指清军，张道濬死于抗清战事。

同时，《明史》编撰者囿于“自古奸臣不得善终”的传统观念，故意抹去张道濬“放还沁水，授延安守，杀于北兵”诸事，致使张道濬只能得到一个“纳赂事败”，“冒功参揭”之贪官的盖棺定论。张道濬也算是咎由自取，他煞费苦心地“窃删”《沁水县志》，篡改删去曲堤村3000多年的历史辉煌，使曲堤村在沁水历史上一名不闻。没想到不过10年时间，张道濬就得到报应，《明史》编撰者也步着张道濬的后尘，故意“窃删”而篡改删去张道濬死于抗清大业的悲壮“忠烈”之举，得到一个“纳赂事败”，“冒功参揭”之贪官的盖棺定论。多亏了我们中发现大历史学家海宁（今属浙江）人谈迁的《都督同知张公传》，及其泽州人苗胙土的《锦衣卫加都督同知深之张公墓志铭》，如实记载了张道濬“放还沁水，授延安守，杀于北兵”诸事，张道濬才又脱胎换骨成了一位死于抗清战事的“忠烈之士”。

泽州苗胙土《锦衣卫加都督同知深之张公墓志铭》也记：“乙酉（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都督子玄张公殒于延安。四月，灵柩归里，余往哭之恸。越岁丙戌（清顺治二年，1645年），诸公子持状来，属余为铭。余读状，竟不禁泪涔涔下。公，文士也，豪士也，胡为至此极哉！”因铭曰：“大命改兮时不留，喆人萎兮归山丘。九原可作兮吾谁与求？丰碑隆碣兮映松楸，令名彰兮遗无休。”张道濬虽死犹荣，魂归故里，庶可安息长眠乡梓故土。只是谈迁作《都督同知张公传》状张道濬结局，以“北兵”指代清军，苗胙土作《锦衣卫加都督同知深之张公墓志铭》状张道濬结局，以汉历之“乙酉”“丙戌”指代明崇祯、清顺治年号，以“殒于延安”指代“杀于北兵。”《明史》编撰于清代，编撰者慑于“文字狱”，都很小心以防不测，不得不回避一些铭感用语。张道濬家人更是小心翼翼为防不测，以致于至今窦庄张氏家族后裔，没有能够找到张道濬魂归故里后，到底安葬在何处？

苗胙土(1598年—1644年)，明末清初泽州（今属山西）人，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后升任户部郎中。崇祯元年(1628年)改陕西布政使司参政、守陕西关南参议道。五年任郧襄兵备副使，九年担任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剿寇不力，使陕西农民军攻陷郧襄，被罢。明亡后归顺清朝，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入《清史稿·贰臣传》。

谈迁（1594年--1657年），海宁（今属浙江）人。一代名儒，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终生不仕，以佣书、作幕僚为生。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关注，著有《国榷》一书。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母亲亡故，谈迁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立志编写一部翔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用五年之功而完成《国榷》初稿，再六易其稿，遂成104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书稿在顺治四年（1647年）即将付印前被盗。谈迁没有放弃，重新撰写，再经4年努力，终于顺治十年（1653年）完成《国榷》新稿。

张道濬更戍海宁卫期间，正好谈迁守丧在家，二人结为好友。谈迁不负“张公南徙与余善，面属余作传”之托，在张道濬死难之后，作《都督同知张公传》，为张道濬一生留下最为忠烈的一笔，使张道濬犹如乃父张铨，同样“死于忠烈”，也是一位可歌可泣，不可忘怀的抗清志士、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光绪《沁水县志·选举·世爵》因记：

张道濬，铨子。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升南镇抚司佥事指挥同知，掌印。上幸太学，赐飞鱼服，升指挥使都督同知。按旧志：崇祯间，沁城失守，道濬率家丁往援。捐赀筑城，招集流散，公固大有造于沁也！及观窦庄守城条约，纪律精严，其所表见固不虚。而乃再起复蹶，不得展其才略，惜哉！

因“再起复蹶，不得展其才略”，张道濬性格随之发生变化，谈迁称之“更戍海宁卫，遂放浪山水。所好稗说小令，兴至濡笔，而请缨之志不少挫云。”不过，更戍海宁卫后，张道濬著述非常勤奋，他是古代沁水著述及存世著作最多的一位著作家。光绪《沁水县志·艺文》载有：《丹坪内外集》、《从戎始末》、《兵燹琐记》、《奏草焚余》。《谈迁诗文集》中有《张都督文集序》、《张都督奏议序》、《张都督赋序》等。

张道濬有《张司隶初集》五十二卷存世，属善本古籍，海内孤本，非常珍贵。卷目如下：《泽畔行吟》十卷、《泽畔行吟续》九卷、《泽畔行吟再续》八卷、《奏章焚余》一卷、《古测》一卷、《祀谋》一卷、《奚囊剩草》十卷、《雪广笔役》六卷、《不可不传》三卷、《侦宣镇记》一卷、《兵燹琐记》一卷、《窦庄城守规则》一卷等，计十二种。尚有《从戎始末》一卷存世，未入《张司隶初集》。张道濬现存著作，今知共十四种。

张道濬同时整理刻印了先祖张五典文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五典蒙生徐光启《叙》记：“先生之冢孙司隶君数千里寄缄，则先生之全集已寿诸梨枣，而又命启为之叙。”顺势又评价张道濬：

孙枝自司隶君而下，无不琼敷玉立，称其家世，而司隶君质有文武，枕戈尝胆，食息未忘黄龙之北。藉令得遂其志，即直取宁宫犹反手耳，则以先生之遗教与世业卜之也。

张道濬又整理刻印了先父张铨文集《张忠烈公存集》与《国史纪闻》（又名《皇明国史纪闻》）。二集皆阙不全，《张忠烈公存集》阙卷首与卷一至卷五，《国史纪闻》之纪闻，始自明前之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至明武宗末年（1521年）。之后还有嘉靖、隆庆、万历诸朝记载，张铨携带在身边，遗失于辽东战地。张道濬《辑先忠烈公〈文集〉后序》记曰：

不肖濬前请缨从军，思恢复故疆，于残壁遗烬中，或收手泽，完先公素业。

自雁门，再徙海上。盖十年来，出入无宁日，幸久在海上，得肆力搜订。而朝夕不谋，未获展愿，藉手友执，始克付剞劂。不肖濬因是而痛无已也。

昔宋陆放翁志复中原，临终诗：“王师若复中原日，莫忘灵前告乃翁”，今辽土恢复不远矣。不肖濬汇刻先公集待之。倘天不爱道，得复见向所佚稿，庶少释其痛，为子之责或可逭乎？嗟乎！濬安能一日忘诸怀也？

张道濬仍未忘怀请缨从军，恢复故疆，建功立业，求先父遗骸，收先父手泽之“未可量”的“事业”。

张道濬更戍海宁卫之明年，即崇祯七年（1634年），继承其祖父张五典遗志，为其祖父张五典所编万历《沁水县志》补写续志，即崇禎《沁水县志》，惜未传世。张五典于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年）完成《沁水县志》的编撰，张道濬崇祯《沁水县志》序：“邑旧有志，修于先宫保。越三十年，予又重辑。”“越三十年”后，即崇祯七年（1634年）。

张道濬更戎海宁卫期间，放浪山水之余，好读小说戏曲。读书之际，多有感悟，顺手评点，竟然作成了一部《张深之正北西厢记》。海宁地处江浙，文化兴盛，张道濬因此结识了许多名家。张道濬字深之，江浙文士敬称其为“深老”，其实张道濬在海宁也仅40多岁。江浙文士敬称他为“深老”，是敬重他的学问。明代会稽马权奇《叙张深之正北西厢》：“此深老爱惜古人也，深老今日者，得晞发踏歌于湖海间，又得远收太原薄田租，以脱粟饭客。老自苦风，无天涯沦落之感。呼门人鼓筝，侍儿酌酒，以得成此书者，非天子浩荡恩乎？闻深老着左右射擥此书时，自不宜醉卧于紫箫红友之间，骚客伶倌之队。当张侯苏公堤上，与虎头徤儿戟射焉，图所以报天子尔”。

《北西厢记》即元代王实甫所著《西厢记》，因用北曲演唱，故称《北西厢记》。《西厢记》是元杂剧权威代表作之一，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名著，在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以来，包括李日华《南西厢》在内，校刻、批注、改编的版本多达一百余种，研究学者遍及海内外，成为专门的西厢学。《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全名《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简称《张深之本》，全书五卷。由马权奇撰序，陈洪绶插图，项南洲刊印，三位文士，皆为名流。正者，校正，即张道濬按自己的理解，对《西厢记》的字句曲谱，通过校正修讹的方式，对《西厢记》作出评价，属《西厢记》研究中的评点学。

《张深之正北西厢》所录正戏之前，录有32位《参订词友》名单，其中不乏诸如姚士粦、孟称舜、沈自征、谈以训、陈洪绶，以及马权奇等江浙名流；还有泽州孔文纶、庞还初、赵嗣美、宗兄京，绛州韩霖，蒲州王溯元，襄陵高晫，阳城贾之鹏，以及沁水王廷玺等乡党。其中的江浙名流，是张道濬流放海宁卫期间结识文友。

《张深之正北西厢》共五卷，用《西厢记》五本二十一（《西厢记》另有四本十六折本。其最显著特点，在于该书不以内容为胜，在于著名画家陈洪绶（陈老莲），为《张深之正北西厢》中《双文（莺莺）像》、《目成》、《解围》、《窥简》、《晾梦》和《报捷》之五卷，所配的六幅题目插图，堪称是明清各种出像《西厢记》皈本中的杰作。原刻本传世极少，解放初杭州发现了一部，今存浙江省博物馆珍藏，为《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印影收录。

“有文武略，事业未可量”的一代奇才张道濬，一生报国无门，绝望之际，只好把一腔“请缨之志”，无奈的步着南宋志士辛弃疾的后尘，喝酒，评戏，“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评戏书”，聊以打发时日，欲借以了却一生。

总的说来，张道濬很有才干，做了很多好事，尤其有功于沁水。但他做了一件依附魏忠贤阉党之最丑陋的事情，又做了一件“窃删”《沁水县志》之最可耻的事情，可谓是“大节有亏则众长难掩。”北宋司马光《智伯說》有个著名论断：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如果说阮大铖是“小人挟才以为恶”，葬送了南明江山，遗臭万年。张道濬虽则是“才胜德谓之小人”，多幸谈迁在张道濬死难之后，为他作了一篇《都督同知张公传》，为张道濬一生留下最为忠烈的一笔，使张道濬犹如乃父张铨，同样“死于忠烈”，也是一位可歌可泣，不可忘怀的抗清志士、爱国将领、民族英雄。（田同旭）

来源：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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