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人遗忘的词人（韩浩月悼文与诗）

韩浩月专栏作家，文化评论人 我无时不渴望生命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却日渐习惯了这平凡、庸俗而又忙碌的生活——忘记了哪位作家说过类似的话，站在2018的末尾，这句话却不由浮上脑海。

记得2018年初的时候，和一位朋友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还能令你感到激动的事情是什么？当时我的答案是：写作并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一定得是纸质出版，一定要有些厚度，它要摆放在书店里的某个位置，最好通过橱窗可以看到，它不见得畅销，但每天至少有一位读者路过，买不买没关系，拿起来翻一下就好……这是一个美梦，是一名写作者的最后的梦想。

2018年我成了一名悼文写手，这一年去世的人太多，每每在一天的上午醒来，微信里便接到编辑约稿信息：XXX去世了，可不可以写一篇纪念文章？

我很少拒绝这样的约稿，虽然明知道在这样的时刻去评价一个人的生平，是仓促且没有说服力的，但我的内心有一股力量，它试图说服我去梳理一个人的一生，并以为会从中发现一些秘密。我渴望这些秘密能启发我，于是我沉浸其中，没有哀伤，也不必煽情，力争克制而冷静，当然，也排除不了有浅薄的成分。

这一年，我为国内的金庸、李敖、二月河、单田芳、李咏、臧天朔写了悼文，为国外的斯坦-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写了悼文……我并不觉得用“群星陨落”、“一个时代的落幕”是一个好的形容。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只是创造者留下的痕迹更清晰一些，那些呕心沥血的创造者，也许不过是奋斗着、奋斗着，发现工作已经与自己的欲望融为一体，名声只是意外得到的副产品，唯有不停歇的创造，才能让他们的心得以安宁。

2018年的夏天，暴雨之夜，我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上抛锚了。没错，就是那种宽阔的柏油路，一下大雨，就变成了海。一吨多重的汽车，在“海水”中变成了轻飘飘的船。午夜的“海上”，漂着无数这样的“船”，在那瞬间我感到有些无奈、有些荒诞，但却丝毫没有恐惧，就那么静静地一个人坐在方向盘的后面，看着前面闪烁着黄灯的车尾……

我为这条经常被淹没的街道写了两首诗，在去酒馆喝酒的出租车里写，在饭馆吃面的时候写。2018年发生在我生命里最大的一件事是恢复了写诗的能力，我曾以为这种能力已经永久地丧失。

记得在入冬后的那个夜晚，朋友邀请到了一个类似客栈食堂的火锅店吃火锅。喝了几杯酒之后，我的朋友忍不住开始朗诵他的诗歌。这个时候，对面桌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的大合唱。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很快声音压过了我们，但我们这帮中年大叔觉得很高兴。因为年轻人的参与，整个晚上的火锅店，都充满了欢声笑语，不似在人间。

人到中年，为什么又喜欢写诗、读诗了?这个问题值得好好思索。要知道，这可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中年是与诗隔得最远的年龄。尤其是经常刷屏的公号文，把中年描述得无比沉重、沉痛，而且有“污名化”的嫌疑。

其实在对中年的诸多定义当中，还有一块宽阔的空白地带，那是中年人的心灵自留地，栽花种草写诗歌，随意自在一些就好。写诗起码能表明，大家还是愿意用这个过时的办法，来表达自己可能并不愿意为人所知的内心世界。

中年写诗，有怀念少年心境的动机。在青春期，能有一段写诗经历，会是人生宝贵的记忆。写过诗的人会知道，那些现在看起来无用的文字，曾经给自己带来过不小的帮助。诗是漫长空洞青春岁月里的一棵长势旺盛的大树，可以让脆弱的心灵避免遭遇残酷现实的曝晒。

当然，中年写诗，更是为了创造一个与自己灵魂对话的契机。想想看，你有多久没与自己对话了。不是不想，是没有时间与空间。但写诗，会给拥挤、闭塞的中年生活，强行打开一个窗口，让风吹进来，让心短暂地安静下来。写在手机记事本的那些句子，不再笨拙，也不再讲究雕琢，而是心境的自然流淌。这个年龄，你去和谁倾诉呢？打开手机写几句，是多么好的倾诉方式。

中年写诗，会被嘲笑吗？不用担心这点，因为大家压根没有工夫去嘲笑你。但对你个人来说，这是大事，这意味着积累了一二十年的话，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这就是我的2018。这一年世界上或许发生了许多大事，但在我的生命里没有大事发生。我的内心像一棵松树，缓慢而平静地生长着，渴望着大风与雷电，也渴望微风与初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