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关键：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年4月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个明确”中的重要内容，更加突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时代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其关键是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本质特征是高水平自立自强，支撑基础是市场资源循环畅通、自立自强和市场资源三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深入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特征和支撑及其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把握新发展格局构建路径与具体政策的前提，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关键：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发展关键：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年4月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个明确”中的重要内容，更加突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意义、战略意义和时代意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其关键是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本质特征是高水平自立自强，支撑基础是市场资源。循环畅通、自立自强和市场资源三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深入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特征和支撑及其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把握新发展格局构建路径与具体政策的前提。

（一）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经济循环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通过适当的范畴和视角，理解复杂经济体系如何持续，及其持续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相互依赖关系等问题，从而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在众多关于经济循环的理论中，马克思从个别资本的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循环的微观和宏观规律。从微观即从个别资本角度看，循环畅通要求资本形态转换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地实现卖和买，即空间并存、时间继起；从宏观即社会总资本运动看，循环畅通的关键在于“两个补偿”能顺利实现：一方面所有资本能够实现实物补偿，即全部商品在使用价值方面达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所有资本能够实现价值补偿。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而言，经济循环的根本和长期动力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生产决定了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工业革命以来，抓住具有报酬递增、技术外溢效应强的高质量生产活动，一直是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经验。从这一意义而言，抓住高质量生产活动，提高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和创新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要素组合的结构优化，形成强而有效的供给能力，就能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畅通经济循环。

要抓住高质量生产活动，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就要全面上升，为此就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获取生产活动收益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国可以不需要通过有形的设备投入捕获产业利益，但可以通过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控制产业活动的布局和利益分配，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等在“两个补偿”（即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中所占的绝对比例并不高，但这种补偿能否顺利完成，却往往决定着整个产业活动能否持续、经济循环能否顺利实现。如果不能占据原创技术的“策源地”，担任现代产业链的“链长”，缺乏关键领域“两个补偿”的控制力，就难以实现长期、稳定且效益和规模不断增长的经济循环，这正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的意义所在。但是，无论是实现自立自强，还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都要避免和防范一些认识误区。要认识到，只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以及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防范和纠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总资本运动都难以完全通过本国市场来完成“两个补偿”。在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补偿”时，能否借此不断强化自立自强能力，能否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拓展国内市场规模、提高产业链现代化程度，是判断经济循环绩效的重要标准。这也同时意味着，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过程中，需要超越单纯的数量比例指标，不能只看自立自强的“量”，而要更多地强调自立自强的水平高低。

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不仅有利于应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也有利于应对全球价值链动态重构过程中技术冲击。综合来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应对外部市场变化的有效手段，就是着力扩大内需，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和服务于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国内分工水平的深化和供应链完善度的提高，不仅可以有效应对“断链”“卡脖子”的冲击，而且有助于国内大市场的稳固；而强大的国内大市场形成的稳固基本盘，也会对全球要素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产业竞争力，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国内大市场的规模和地位，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定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强的推动力。因此，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增强我国经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重要保障。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高水平自立自强和稳固的市场资源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但必须认识到，市场规模并非人口、地域的同义语，而是分工水平、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高低的经济映射。市场规模的扩展，是不断提高的可支配收入带来的消费需求提升、不断深化的分工水平和产业协同带来的投资需求增长的产物。但市场资源优势不会自动产生，只有通过创新不断改进供给侧质量，在不断创造市场的过程中，推动经济循环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促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良性增长，从而充分利用、发挥、巩固和增强市场资源这一巨大优势。而这一过程要不断循环往复，就需要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以保障其连续性和完整性，使经济循环不被打断。

（二）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促进两类需求的提升与改善：一是因分工深化和产业协同加强所带来的投资需求提升，二是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带来的消费需求增长，从而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两类需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通过创新推动分工深化，使生产率提升和实际工资提高保持同步增长时，两类需求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和互激式增长。

在对投资需求的改善和提升过程中，当前的关键在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完成生产方式的数字化重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典型特征，就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数字经济不仅将重塑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方式，而且将改变现有的分工和贸易格局。从改善和提升投资需求的角度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渗透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同时，也将优化产业体系，促进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规模扩大和多样性的增长，从而不断提升产业间和产业内的投资需求；而生产率的提升，亦为实际工资增长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流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也可以为畅通国内商品流和资金流提供支持，降低流通过程中的各种成本，在消费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则可以提升消费的便捷性，这都有助于形成统一、畅通的国内大市场。当前正在兴起的以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不仅涵盖了信息通信技术，也深远地影响着制造技术。技术革命的这种发展，也要求在生产方式上作出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对新一代数字技术重塑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的主动性适应。

在消费需求提升方面，一是破除制约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制度性障碍。要使劳动者收入尽可能地转化为消费支出，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就不能使劳动者承受过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为此，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事关民生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满足不断升级变化的多样性消费需求，需要补齐消费发展短板，使高质量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二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总体原则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初次分配中重点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保障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在再分配中要充分发挥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重点在于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在三次分配中重点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三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改善区域、城乡的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既要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还要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不同区域的区域优势与发展潜力，缩小区域差距。

（三）

总之，虽然经济循环有其内在的普遍规律，但具体到不同起点、不同禀赋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经济循环中的内外侧重组合的政策选择和发展历程也必然存在差异，由此也形成了不同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同历史路径。历史地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再到加入WTO，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组合与侧重的变化，不仅受特定时期的国际国内约束条件影响，而且也与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密切相关。就当下而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有利于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不断提升本国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国民收入的不断提升。同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形成，本身也就是对世界经济稳定性的巨大贡献。厘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特征与支撑，对于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其深刻内涵，积极推进其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虎涛）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