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兵打完第一仗（坦克兵打完第一仗）

1979年2月17日至2月23日，在广西友谊关方向执行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任务的广州军区第55军坦克团3营，奉命协同步兵第163师攻打谅山越军的前哨阵地同登。在一个星期的战斗中，全营打得英勇顽强，发挥了铁甲骑兵的作用，但由于是第一次参加实战，部队缺乏战场抢救经验，撤出战斗之后，清点人员时发现，有19名干部战士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伤员不知去向，烈士遗体没有收敛，这在战时是影响军心士气的头等大事。为了巩固部队，维护和发扬战斗力，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保证打胜仗，55军坦克团决定必须认真查清下落不明人员。为了做到不丢一辆坦克、一名乘员、一个伤员和一具烈士遗体在国外，5名团首长和2名机关领导亲自到前沿阵地组织寻找。2月24日，政委梁格才、副团长黄信籍、周绍奎，率领机关干部、分队战士和医务人员深入到同登、探某地区寻找，把拖救坦克和寻找人员结合起来，跑遍了周围的山头、战壕、洼地和草丛。

他们冒着越军的冷枪冷炮，不顾劳累，从凌晨4点找到晚上10点钟，碰到步兵就问，见到遗体就仔细查看，终于找到了8具烈士遗体。副主任刁增玉与医生李廷建，怀着对烈士深厚的战友之情，不怕脏，不怕臭，没有消毒水，就用清水冲掉遗体上的脏物，没有手套，也照常进行查看处理工作。有3具腐烂的遗体是在7连连长李德贵牺牲时的705车里发现的，卫生班长杜金平钻进车内把烈士遗体抱出来，刁副主任在车外亲手接。卫生队副队长卢仕板呕吐十分厉害，仍然坚持辨认处理。经过反复的辨认，确认8具遗体中有7具是7连和8连的，还有1具是兄弟单位协同坦克作战的侦察班长。

由于3营的三个坦克连是分别配属给步兵，在多个方向作战，乘员伤亡后也分散在各个战场。司、政、后机关3次派人到连城762医院、凭祥市人民医院和上石141、196医院，把所有的伤员证明卡片一张一张查对，对所有病号床位一个一个察看。仅在762医院就翻阅了1200多张伤员卡片，把两个所的床位察看了一遍，找到了5个下落不明的乘员，还发现本部队的住院人员中有2名没有登记，也进一步作了核实。

2月17日作战第一天，发生的伤员比较多，位于前方的762医院来不及登记就往后方转移了。为此，坦克团向广西、广东、湖南三省的18家野战医院的政治处发了明码电报，其中有9家迅速回了电报或电话，帮助找到了在762医院里没有登记就送走的1名伤员住院的具体地址。

2月27日，团里又打听到两个消息：友谊关的边防7连反映，有一个坦克排长在他们那里吃过点干粮后被送进医院，体貌特征与7连1排长葛庆民相似；《 解放军报》一位摄影记者反映，他在凭祥市公安局冲洗胶卷时听说凭祥市医院住有1名负伤的坦克营长。张副政委和秦副政委得知上述情况后，亲自带着机关人员前去实地探访，查实结果不是本团人员。但却意外从凭祥市医院发现，在762医院没有查到的坦克3营指挥排排长兰冠球，是从此处转院的。

到3月2日，还有3营营长胡扬发和7连1排长葛庆民仍然下落不明。 这时有的人判断，2月24日拖回的704车内多了一具遗体，可能是胡营长换乘上了该车后牺牲的。究竟是不是？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一定要有真凭实据，由于704车在拖救途中车内起火，遗体被火化已无法辨认。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先是通过详细调查，知道了胡营长随身有几件东西可以作为证据；然后又将704车烧毁的东西再次进行检查，没有发现胡营长身边遗物的痕迹。第二天，团机关再次组织人员到探某阵地周围进一步仔细搜索，清理战场，终于在胡扬发下车换乘不远处的一个凹地草丛里发现了他的遗体，身上的4件东西都是他的战友们所熟悉的。

胡营长的下落查明之后，有的人认为，704车里多的那具烈士遗体，肯定就是葛庆民了。为了做到准确无误，仍然先是到葛庆民生前所在排调查了解他随身所带的物件，然后对拖回来的所有车辆进行彻底清理，终于在701车内找到了葛排长的遗骸和随身携带的3件遗物残骸。最后，又与协同作战的步兵再三核对，证明704车内多出来的那具遗体，是协同该车打高射机枪时中弹牺牲的侦察兵烈士。

到3月5日，也就是宣布撤军的那一天，55军坦克团3营同登战斗19名下落不明人员全部有了着落。这10天艰苦细致的查找，是对战友的无限情谊，是对“不抛弃、不放弃”六个字最好的诠释！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南疆烽烟正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