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还曾发生过哪些大规模传染病（他扑灭那场在东北三省肆虐的瘟疫）

1910年岁末，一场引发肺部病变的鼠疫在东北三省肆虐。临危受命的伍连德，从天津一路北上，成功扑灭了一度令人绝望的瘟疫，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他不仅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伍氏口罩”，还提出旋转餐盘倡导分餐制，并推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

110年前，他扑灭那场瘟疫还推动了分餐制

临危受命的伍连德科学战胜鼠疫，推动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

1911年，伍连德和助手在他的第一个实验室工作。本文图片均由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提供

每一次流行性传染病暴发，分餐制都会被大力倡导。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分餐制再次成为备受追捧的新风尚。

而在一个多世纪前，同样是一场瘟疫挑起一场浩劫，31岁的年轻医生伍连德提出旋转餐盘的概念，放上公筷、公勺，减少细菌传播。一个小小的创新，却在人类文明史上迈进一大步。

那是1910年岁末，一场引发肺部病变的鼠疫在东北三省肆虐。临危受命的伍连德，从天津一路北上，成功扑灭了一度令人绝望的瘟疫，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如今，伍连德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闪耀在小学校门旁，他的雕像屹立在校园，他的故事再次传遍……他离我们并不遥远。除了分餐，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建立、“伍氏口罩”的发明，伍连德都是幕后推动乃至首创者。

位于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前的伍连德雕像。（资料照片）

发现鼠疫

1910年12月24日，哈尔滨火车站。迎着漫天大雪，听着遍地哀号，伍连德和学生林家瑞踏上了这片“谈鼠色变”的苦难之地。

出生在南洋，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伍连德是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先后在法国巴斯德研究院、德国科赫实验室从事传染病病源学和疫苗学研究。他受命担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3年后，又被任命为东北防疫总医官，一路北上，去消灭一种不明原因的怪病。

病人先是发烧、气喘、咳嗽，过不了几天便吐血而亡，死后皮肤呈紫红色。这种病在哈尔滨傅家甸已经流行了一个多月，死亡人数每日递增，疫情失控，“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那是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天，内忧外患。从官员到百姓，从朝堂到地方，人们对现代医学一无所知。日本与俄国则以防疫为由，虎视眈眈、趁火打劫。

为了尽快找出病因，伍连德在客栈一间幽暗的小屋里，对一具遗体进行了解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中国传统观念，因此这场解剖是秘密进行的。

很快，伍连德在血液中有所发现——光学显微镜下，鼠疫杆菌的形态暴露无遗。一系列研究证明土拨鼠是其来源，这是一场由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作为以往腺鼠疫的升级版，肺鼠疫可通过飞沫在人和人之间传播。

这是人类流行病历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分类理论，成为此后伍连德指挥战“疫”的科学依据。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在抵达哈尔滨的第二天，与滨江站道台接洽扑灭鼠疫事宜。（资料照片）

科学战“疫”

伍连德立刻向朝廷建议，派遣军队，调遣医生，动用警察协助封锁交通要道。同时向哈尔滨百姓宣传鼠疫防控知识，教他们可行的防护方法。

初来乍到，风俗习惯、语言交流都让伍连德颇感为难。面对当地官员和医生的不理解、不认同，他没有退缩，一遍遍解释自己的判断，分享自己的发现。

没想到，他的方案被曾参与过印度、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专家、法国医生迈斯尼全面否定。迈斯尼主张飞沫没有传染危险。可不到十天之后，迈斯尼便染上肺鼠疫，以生命为代价为错误买单。

这一消息传来，巨大的恐慌情绪和看不见的“敌人”交织在一起，如一张巨网笼罩在哈尔滨上空。人们开始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伍连德，祈求一丝曙光。

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处于鼠疫防控期的哈尔滨关闭学校和客栈，并被租来用作防疫办公室和消毒站。（资料照片）

伍连德曾在自传中写道：

“很明显，传染是通过病人咳嗽和飞沫一个接一个发生，能够阻止的办法只有严格地将病人从健康人群中隔离开来……药品没有丝毫作用，因为这种疾病对肺的破坏太快了。”

隔离，是最有效也是最廉价的防疫之法。在伍连德的筹划下，整个傅家甸被分成四个区，往来铁路实行严格检疫，流动人口受到管控，学校、客栈、剧院和浴室变成了消毒站，寺庙和废弃的房屋改建成病房和医院。

1911年，哈尔滨用于隔离的疑似病院。（资料照片）

当时每个区有一个首席医官、两名助手，还有卫生警察、消毒员、检查员和担架员。居民都要佩戴臂章，分红、黄、蓝、白不同颜色，只能在本区活动，即使住对门，也不准来往。警察每天派人到各家各户检查。

1911年，哈尔滨鼠疫防控期间，民众在被临时征用的火车车厢隔离。（资料照片）

为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把一块外科纱布折叠起来，中间衬上一块药棉，然后把两端剪开做绑带，制作方便、成本低廉，防护也严。一批妇女批量赶制。人们戴上口罩，把嘴和鼻子遮挡起来，称它为“伍氏口罩”。

不仅口罩，餐厅旋转餐盘也在伍连德的倡导下应运而生。

1911年，位于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临时消毒站入口。（资料照片）

中国民众喜欢集体吃饭不分餐，但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用筷子夹同一盘菜会引起交叉感染。伍连德提出放上公筷、公勺，采用西方的分餐制，尽量减少细菌传播。

随后，伍连德所居住的道台府采取“双筷制”，即每人使用两双筷子：一双取食，一双入口。这样，卫生的问题解决了，但不够方便。

伍连德又建议设计一种旋转餐桌。当时的衙门主厨郑兴文灵机一动，在八仙桌上装个圆板，中心以铁柱为轴，让圆板旋转起来，并在每道菜旁放一勺或一筷做公用。这样既解决了共食风险，又兼顾了中式菜肴的特色和饮食习惯。从此，旋转餐桌便流行起来。

鼠疫流行时，哈尔滨傅家甸的工作人员运送尸体。（资料照片）

扑灭疫情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减少接触……十几天过去，傅家甸的疫情依然没有减轻。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多则上百人，有一天攀升至183人。伍连德一遍遍回想：如此健全的防御体系，到底哪个环节还存在漏洞？

一天，伍连德来到城边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雪地上横七竖八的棺木露天摆放，俨然一个巨大传染源。鼠疫杆菌在低温下可存活三个月到半年，如果鼠类和其他动物啃食后，再把病菌带回人群，鼠疫将循环往复，没有止息。

数九寒天，哈尔滨土层冻结，这些遗体无法安葬，大规模焚烧成了唯一选择。然而，中国人几千年的习俗都是入土为安。这样大胆的想法不合习俗，更有悖伦理。

伍连德和在外务部任职的施肇基，一个处江湖之远，一个在庙堂之高，共同促成清政府的决定。

1月31日，大年初一，哈尔滨城郊的坟地火光冲天。当时，很多官员不愿意去坟场监督，伍连德亲临现场一个个清点。

展现1911年1月末伍连德和工作人员在哈尔滨傅家甸督查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油画。（资料照片）

适逢春节，为了消弭全城压抑的情绪，伍连德嘱咐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一冲晦气，同时释放硫黄起到消毒作用。

3月1日，时针指向零点。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

位于黑龙江的伍连德纪念馆。（资料照片）

医学曙光

哈尔滨的防疫措施做了表率，这里的模式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随后，长春、奉天（今沈阳）、铁岭……东北各主要城市纷纷传来清零的捷报。

到4月底，整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鼠疫被彻底消灭。这场罕见的瘟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花费白银一千万两。其中，哈尔滨傅家甸有6000多人死于鼠疫，占了傅家甸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不到四个月就成功击败一场传染病，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当时出版的《远东报》这样评价：“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赖伍医生连德之力。”

伍连德救了哈尔滨，救了东北三省。他的睿智与严谨，他的担当与坚守，他深厚的科学素养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领整个公共卫生领域第一次获得各级官府的重视。

1911年1月，正是伍连德领导抗疫的关键时刻，施肇基动议，举行一次国际鼠疫大会，邀请各国专家学者交流研讨肺鼠疫防治办法。

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如期举行，来自英、美、俄、德、法、日等11个国家的数十名专家学者齐聚奉天。一份长达500页、名为《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报告书》的报告备受关注。伍连德赢得了与会各界的敬重，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奠定了中国在鼠疫研究领域的地位。

此后，伍连德将大半生献给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事业。

1911年，伍连德在他的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工作。（资料照片）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伍连德任总医官，中国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体制。

1926年9月8日，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高等院校，也就是如今的哈尔滨医科大学。

1926年，伍连德写作的《肺鼠疫论述》，由日内瓦国联出版社出版。

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提名伍连德为候选人。

伍连德还获得了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的“鼠疫专家”等多项国际顶级嘉奖和称号。

伍连德在《鼠疫斗士》的自传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如今，伍连德的雕像伫立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园内，人们驻足、留念，也从中思考什么是伍连德精神，什么是天下真国士，什么是科学的力量，什么是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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