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校长速写（国美院长高世名新学期寄语）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通讯员 刘杨 记者 刘玉涵

新学年伊始，又一批大学新生带着憧憬步入大学校园。校园迎接着这些青春的能量，同时也向他们寄予着期望。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在开学典礼上寄语国美新生，以《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人》为题发表了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加入中国美术学院这个学术大家庭。从刚才的暖场片中，我们重温了2018年拍摄的《重访孤山》。这部影像曾经在我们九十周年校庆大会上播放，看完后，加州美术学院院长史蒂芬·比尔(Stephen Beal)对我说：“虽然并不了解这部影像的背景，但我却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些东西——来自历史的忧郁，来自一个学术家族的荣耀，在影片最后所有人的凝望中，还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期盼”。

我相信，新生同学们应该能够认同这位国际同行的感受。

历史的忧郁，未来的期盼，都凝结在我们的现在，也构成了国美这个学术家族的情意结。这种情意结感染我们、召唤我们，在每一位国美人的生命中播撒下时间的种子、艺术的种子。在未来的漫长日子里，这种子将会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同学们，今年的入学典礼，我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党中央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落实到美术学院，我认为就是要培养“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人”。

文明总在迂回往复中不断演历、发生，东西方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许多次的“文艺复兴”。关于西方，可以参见潘诺夫斯基的《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与历次复兴》，我这里不多谈。

中国历史上，学术和艺术从来都是在“与古为徒”中“与古为新”，汉代的古文经学、唐代的古文运动、宋代开始的金石学、宋元之际赵孟頫的尚古之风以及清代的考据训诂之学，可以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次文艺复兴。

所以20世纪初，当蒋方震游历欧洲，寻找到“文艺复兴”作为救国之曙光时，文艺复兴于他并非单纯的舶来品。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为蒋氏《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竟会写出洋洋十数万言的雄文，阐述中国学术“以复古为解放”之路径（在文中梁任公写道：“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由于这篇序言的字数与原书相当，只好独立成书，即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请蒋方震作序。

中国美院自创始之初就秉承文艺复兴之志向。

1928年，林风眠校长明确提出：“从倡导艺术运动入手，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通过我校最早的学刊《亚波罗》，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一代国美人文艺复兴的情怀。

“文艺复兴人”即是“通人”。“通者，达也”，通人就是不囿于某个专业领域而达乎超越性的人。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都是你们非常熟悉的艺术家。第一位是米开朗基罗，在瓦尔特·佩特撰写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关于他的那个章节写的是他的诗歌。的确，除了雕塑家、画家之外，米开朗基罗还是建筑家和诗人，他的许多雕塑作品都应该与他的诗歌放到一起来理解。在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中，他写道：

伟大艺术家的每一个意象

都蕴藏在粗糙大理石的核心，

只有为美之理念服务的双手

才能把这伟大的意象索求。

米开朗基罗后期作品中逐渐融通了“古典古代”和中世纪两种精神，他仿佛是用魔法之手将沉睡在大理石内部的躯体唤醒，将先在的形象从岩石之禁锢中解放出来。

同学们都画过石膏像“小卫”，你们应该也知道他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持者朱里诺·美第奇。我在这里要提醒的是美第奇座像与《晨、昏、昼、夜》的关系。

他与兄长洛伦佐·美第奇跟《晨》《昏》《昼》《夜》处在同一空间，确切地说，它们与整个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象征的整体。这是雕塑史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作，米开朗基罗用最物质性的雕塑探究最精神性的主题，他的诗歌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想法——这四尊塑像创造出四种关于时间的意象，用以表达四种不同的忧郁。

第二个例子是最著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他更是“通人”之典范。

除了绘画、雕塑、建筑之外，他还写诗、设计武器，他研究解剖学、地质学、植物学、光学，还设计出了人类第一架飞行器……在那个时代他似乎无所不能。

今年是达·芬奇诞辰570周年，五百多年前，在他的时代，美与真尚未分离，经验和实验尚未分离，感觉和原理尚未分离。对达·芬奇来说，绘画不但是他天才技艺的展现，更是他认识自然的路径。他的工作是真正的格物致知。他笔记中呈现的是一种纯粹好奇心驱动的自然研究，一种从感觉出发的经验性知识，一种通过视觉的思考。观察与研究、探索和描绘，在他这里从来就无法分离，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由艺术技艺所驱动的经验科学。

达·芬奇有婴孩般的天真与好奇，有画家的敏感和技艺，同时又有学究气的诚恳和严谨，最重要的，他还有一种神秘的直觉、神圣的冷漠。他研究空气透视的时候，其实是在研究色彩和光学；他画风景和垒垒岩石的时候，同时也在研究地质学；他用数百张素描分析水的运动、山洪与火山的原理，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世界那种陌生的敌意。

五百年后，诗人里尔克也感同身受，他说：“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在《论山水》中，里尔克写道：

画中的山水都是他最深的体验和智慧的表现，是神秘的自然律含思自鉴的蓝色的明镜，是有如“未来”般伟大而不可思议的远方。雷渥那德最初画人物就像是画他的体验，画他寂寞地参透了的运命……，像是用多种的语言，他在各样的艺术中述说他的生命和生命的进步与辽远。还没有人画过一幅“山水”像是《蒙娜·丽萨》深远的背景那样完全是山水，而又如此是个人的声音与自白。……在崇高的漠然中它必须保持敌对的意味，才能用山水中的事物给我们的生存赋予新的解释。

里尔克是达芬奇跨越时代的伟大知音。艺术的精神从来是跨时空的，精神的传递从来都是超越性的。就如同远古世界的蓝鲸，隔着几千公里的大洋也可以互通声息。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工作，同样是沧海遗音，千古寂廖，等待来者的响应。

文艺复兴人是通人，是全面发展的人。前些年，我曾经认真翻检过一位晚清秀才的书箱，满满的都是手抄的书籍，让我大开眼界。这位读书人用蝇头小楷工整抄录的书籍中，既有科举必备的《四书五经》和名家行卷，也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时文，还有农、林、牧、法、占卜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书籍。

我惊诧于传统社会中一位普通读书人的知识世界，它竟然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广博。我们印象中的秀才往往像孔乙己那样穷酸、迂腐，百无一用，可笑可怜，但是这位晚清秀才的书箱却展现了一位“通人”，一个多才多艺、通情达理的人，一个在乡土社会中有多方才具的人。

然而，文艺复兴意义上的“通人”不只是博学广闻。《礼记·学记》中说“知类通达”，是指学习知识能触类旁通，推论事理能举一反三，这是学习的“大成”状态，是一种学问的“通境”。

中国古代艺术同样讲求“通境”，无论是诗、书、画“三绝”，还是诗、书、画、印“四全”，都是指艺文修养的全面与通达。在中国人的艺术传承中，书画修习与求学问道是一体之事，艺术与学问无法分割。中国艺术的真正传统是艺理兼通、道术相济、学养相成的“通人之学”。

同学们，中国美院的诸位先师，无论是“传统出新”的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还是“东西调和”的林风眠、吴大羽、林文铮，都是艺理兼备、艺文贯通。只需看一下《亚波罗》学刊的目录，就知道我们的前辈们是如何在艺术和学问之间、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广纳博收，在美术、建筑、文学、音乐、戏剧之间自由穿越。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院所奉行的艺术从来都是“大艺术”，因此，学院才始终保持着宽广的文化视野、丰厚的人文土壤、多元的艺术生态。因此，这里才出现了如此多的“跨界”精英——仅以雕塑专业为例，就有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创始人李金发，以及我们更为熟悉的革命诗人艾青。

李金发

艾青

今天我们称之为“跨界”的，其实质是“贯通”。贯通是更高层面的会通，是技进乎道的“一以贯之”。我们学校的育人理想是“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四通”奉行的正是这贯通之学、通人之教。

我们的“四通”不能沦为空洞的口号，要落实到我们的学习、研究、创作、实践之中。“古今通、中外通”要求我们破除门户之见，开放地研习古今中外一切经典。“品学通、艺理通”要求我们做到“情意直观”，把所有道理真切地印证到自己身上来，在艺术的创造中实现自我之创造。

在朝向“通人”的途中，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或许可以感知到“通”的另一重意蕴——既不是跨界贯通，亦非文化融通，而是“通达”与“变通”。宋儒相信，天理散于万物，通过万物回到自身，所以格物能致知，所以理事能相应，这里导出的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知行之道。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由史通易”的达道与大道。《周易·系辞传》的“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都是在讲世界的无穷变幻以及变通之道，所谓“变则通，通则久”，此处蕴含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创新之道。

“通人”之“通”是一种本质的通达。我们倡导“以乡土为学院”，是为了通达世事民心；我们强调“穷源竟流”，是为了通达文明的源头活水；我们坚持“全球本土双轮驱动、人文科技双向会通”，是为了通达未来艺术之新开端；我们打造“无墙的学院”，是为了让国美的事业四通八达。

这两年，我常问同事们一个问题：这么多的年青人进入美院，是学专业还是学艺术？粗看起来，这二者并不矛盾，谁都知道专业训练是学习艺术的必由之路，但我想说的要点是——不能以狭窄的专业经验，掩盖甚至阻碍真实、广大的艺术经验。

艺术应该让个人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辽阔，而非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狭小。对青年学子们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同学们重视现实的感知、历史的视野和人文的修养，尽可能了解古今中外的艺术传统和文化脉络，敢于思考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性的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敏锐的洞察力、切身的感悟力，在对周遭世界的观照与描绘中开启身心，通达自然。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像东坡这样，与自然、四季、雨雪、山谷那么亲近，就一定不会心思闭塞，一定不会有封闭的人生观。”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信息过量，知识爆炸，我们是否还能奢谈所谓的“通人之学”呢？我以为，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更要倡导通人之学、贯通之道以及通达之境。

在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时代里，一方面，信息无限累计，算力无穷增长，渠道无比便捷；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自动化技术导致感受力贫困，消费主义使生活日渐套路，社交媒体/自媒体使自我越来越浅薄空洞。在学校里，我们教的越多，学的越少，学的越多，想的越少；在网络上，我们点击的越多，记住的越少，浏览越多，感动越少。

其实，知识爆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许多个世纪之前，人类知识就已超出了个体的学习范围，学海无涯，几代人皓首穷经都远远无法穷尽。

所以我所说的“通人”并不是十九世纪那类百科全书式的人，甚至不只是达·芬奇时代那种超越专业界限的人。我认为，今天的文艺复兴人应该是与人工智能水乳交融的全新主体，具有与人工智能一起进化的胆略与能力。

这几年，我一直强调有两种AI，一种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另一种是Artistic Intelligence，艺术智性。这个全新的数码主体将在与两个AI的缠斗、耦合中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一种能够驾驭算法甚至反超算法的“人 AI”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主体将在远超自然人的尺度上学习和创造，在未来漫长岁月中激活人类所有的文明基因，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尺度的“通”与“变”，在永劫回归的Renaissance中重塑二十一世纪的“天人之际”。

同学们，在我的理解中，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是这样一种人——他/她的视野贯通古今中外，因而具有深刻的判断力与理解力；他/她在数据海洋中保持鲜活的感受力，因而具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洞察力；他/她跳出专业藩篱直面问题领域，因而具有跨界整合知识与技术的行动力。更重要的是，他/她拥有旺盛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创造欲，以及最本质的——一种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他/她可能跳脱出学科专业的内卷、消费主义的沉沦以及日常生活的内耗，在艺术的劳作操持中通达精神的自主、生命的自由；正是这种超越性，使他/她可能在数字化生存的元宇宙中，在混合现实的未来场景中，重新做到“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以上是我最近的思考，与大家共勉。祝大家在国美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2022年9月16日

于之江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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