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校长速写(国美院长高世名新学期寄语)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通讯员 刘杨 记者 刘玉涵

新学年伊始,又一批大学新生带着憧憬步入大学校园。校园迎接着这些青春的能量,同时也向他们寄予着期望。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在开学典礼上寄语国美新生,以《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人》为题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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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加入中国美术学院这个学术大家庭。从刚才的暖场片中,我们重温了2018年拍摄的《重访孤山》。这部影像曾经在我们九十周年校庆大会上播放,看完后,加州美术学院院长史蒂芬·比尔(Stephen Beal)对我说:“虽然并不了解这部影像的背景,但我却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些东西——来自历史的忧郁,来自一个学术家族的荣耀,在影片最后所有人的凝望中,还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期盼”。

我相信,新生同学们应该能够认同这位国际同行的感受。

历史的忧郁,未来的期盼,都凝结在我们的现在,也构成了国美这个学术家族的情意结。这种情意结感染我们、召唤我们,在每一位国美人的生命中播撒下时间的种子、艺术的种子。在未来的漫长日子里,这种子将会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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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今年的入学典礼,我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党中央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落实到美术学院,我认为就是要培养“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人”。

文明总在迂回往复中不断演历、发生,东西方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许多次的“文艺复兴”。关于西方,可以参见潘诺夫斯基的《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与历次复兴》,我这里不多谈。

中国历史上,学术和艺术从来都是在“与古为徒”中“与古为新”,汉代的古文经学、唐代的古文运动、宋代开始的金石学、宋元之际赵孟頫的尚古之风以及清代的考据训诂之学,可以说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次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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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世纪初,当蒋方震游历欧洲,寻找到“文艺复兴”作为救国之曙光时,文艺复兴于他并非单纯的舶来品。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为蒋氏《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竟会写出洋洋十数万言的雄文,阐述中国学术“以复古为解放”之路径(在文中梁任公写道:“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由于这篇序言的字数与原书相当,只好独立成书,即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请蒋方震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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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院自创始之初就秉承文艺复兴之志向。

1928年,林风眠校长明确提出:“从倡导艺术运动入手,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通过我校最早的学刊《亚波罗》,我们可以感受到第一代国美人文艺复兴的情怀。

“文艺复兴人”即是“通人”。“通者,达也”,通人就是不囿于某个专业领域而达乎超越性的人。在这里,我举两个例子,都是你们非常熟悉的艺术家。第一位是米开朗基罗,在瓦尔特·佩特撰写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关于他的那个章节写的是他的诗歌。的确,除了雕塑家、画家之外,米开朗基罗还是建筑家和诗人,他的许多雕塑作品都应该与他的诗歌放到一起来理解。在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中,他写道:

伟大艺术家的每一个意象

都蕴藏在粗糙大理石的核心,

只有为美之理念服务的双手

才能把这伟大的意象索求。

米开朗基罗后期作品中逐渐融通了“古典古代”和中世纪两种精神,他仿佛是用魔法之手将沉睡在大理石内部的躯体唤醒,将先在的形象从岩石之禁锢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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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都画过石膏像“小卫”,你们应该也知道他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支持者朱里诺·美第奇。我在这里要提醒的是美第奇座像与《晨、昏、昼、夜》的关系。

他与兄长洛伦佐·美第奇跟《晨》《昏》《昼》《夜》处在同一空间,确切地说,它们与整个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象征的整体。这是雕塑史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作,米开朗基罗用最物质性的雕塑探究最精神性的主题,他的诗歌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想法——这四尊塑像创造出四种关于时间的意象,用以表达四种不同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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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最著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他更是“通人”之典范。

除了绘画、雕塑、建筑之外,他还写诗、设计武器,他研究解剖学、地质学、植物学、光学,还设计出了人类第一架飞行器……在那个时代他似乎无所不能。

今年是达·芬奇诞辰570周年,五百多年前,在他的时代,美与真尚未分离,经验和实验尚未分离,感觉和原理尚未分离。对达·芬奇来说,绘画不但是他天才技艺的展现,更是他认识自然的路径。他的工作是真正的格物致知。他笔记中呈现的是一种纯粹好奇心驱动的自然研究,一种从感觉出发的经验性知识,一种通过视觉的思考。观察与研究、探索和描绘,在他这里从来就无法分离,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由艺术技艺所驱动的经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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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有婴孩般的天真与好奇,有画家的敏感和技艺,同时又有学究气的诚恳和严谨,最重要的,他还有一种神秘的直觉、神圣的冷漠。他研究空气透视的时候,其实是在研究色彩和光学;他画风景和垒垒岩石的时候,同时也在研究地质学;他用数百张素描分析水的运动、山洪与火山的原理,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世界那种陌生的敌意。

五百年后,诗人里尔克也感同身受,他说:“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在《论山水》中,里尔克写道:

画中的山水都是他最深的体验和智慧的表现,是神秘的自然律含思自鉴的蓝色的明镜,是有如“未来”般伟大而不可思议的远方。雷渥那德最初画人物就像是画他的体验,画他寂寞地参透了的运命……,像是用多种的语言,他在各样的艺术中述说他的生命和生命的进步与辽远。还没有人画过一幅“山水”像是《蒙娜·丽萨》深远的背景那样完全是山水,而又如此是个人的声音与自白。……在崇高的漠然中它必须保持敌对的意味,才能用山水中的事物给我们的生存赋予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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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是达芬奇跨越时代的伟大知音。艺术的精神从来是跨时空的,精神的传递从来都是超越性的。就如同远古世界的蓝鲸,隔着几千公里的大洋也可以互通声息。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工作,同样是沧海遗音,千古寂廖,等待来者的响应。

文艺复兴人是通人,是全面发展的人。前些年,我曾经认真翻检过一位晚清秀才的书箱,满满的都是手抄的书籍,让我大开眼界。这位读书人用蝇头小楷工整抄录的书籍中,既有科举必备的《四书五经》和名家行卷,也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时文,还有农、林、牧、法、占卜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书籍。

我惊诧于传统社会中一位普通读书人的知识世界,它竟然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广博。我们印象中的秀才往往像孔乙己那样穷酸、迂腐,百无一用,可笑可怜,但是这位晚清秀才的书箱却展现了一位“通人”,一个多才多艺、通情达理的人,一个在乡土社会中有多方才具的人。

然而,文艺复兴意义上的“通人”不只是博学广闻。《礼记·学记》中说“知类通达”,是指学习知识能触类旁通,推论事理能举一反三,这是学习的“大成”状态,是一种学问的“通境”。

中国古代艺术同样讲求“通境”,无论是诗、书、画“三绝”,还是诗、书、画、印“四全”,都是指艺文修养的全面与通达。在中国人的艺术传承中,书画修习与求学问道是一体之事,艺术与学问无法分割。中国艺术的真正传统是艺理兼通、道术相济、学养相成的“通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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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中国美院的诸位先师,无论是“传统出新”的潘天寿、黄宾虹、傅抱石,还是“东西调和”的林风眠、吴大羽、林文铮,都是艺理兼备、艺文贯通。只需看一下《亚波罗》学刊的目录,就知道我们的前辈们是如何在艺术和学问之间、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广纳博收,在美术、建筑、文学、音乐、戏剧之间自由穿越。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院所奉行的艺术从来都是“大艺术”,因此,学院才始终保持着宽广的文化视野、丰厚的人文土壤、多元的艺术生态。因此,这里才出现了如此多的“跨界”精英——仅以雕塑专业为例,就有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创始人李金发,以及我们更为熟悉的革命诗人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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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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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

今天我们称之为“跨界”的,其实质是“贯通”。贯通是更高层面的会通,是技进乎道的“一以贯之”。我们学校的育人理想是“品学通、艺理通、古今通、中外通”,“四通”奉行的正是这贯通之学、通人之教。

我们的“四通”不能沦为空洞的口号,要落实到我们的学习、研究、创作、实践之中。“古今通、中外通”要求我们破除门户之见,开放地研习古今中外一切经典。“品学通、艺理通”要求我们做到“情意直观”,把所有道理真切地印证到自己身上来,在艺术的创造中实现自我之创造。

在朝向“通人”的途中,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或许可以感知到“通”的另一重意蕴——既不是跨界贯通,亦非文化融通,而是“通达”与“变通”。宋儒相信,天理散于万物,通过万物回到自身,所以格物能致知,所以理事能相应,这里导出的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知行之道。

太史公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由史通易”的达道与大道。《周易·系辞传》的“往来不穷谓之通”“推而行之谓之通”,都是在讲世界的无穷变幻以及变通之道,所谓“变则通,通则久”,此处蕴含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创新之道。

“通人”之“通”是一种本质的通达。我们倡导“以乡土为学院”,是为了通达世事民心;我们强调“穷源竟流”,是为了通达文明的源头活水;我们坚持“全球本土双轮驱动、人文科技双向会通”,是为了通达未来艺术之新开端;我们打造“无墙的学院”,是为了让国美的事业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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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常问同事们一个问题:这么多的年青人进入美院,是学专业还是学艺术?粗看起来,这二者并不矛盾,谁都知道专业训练是学习艺术的必由之路,但我想说的要点是——不能以狭窄的专业经验,掩盖甚至阻碍真实、广大的艺术经验。

艺术应该让个人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辽阔,而非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狭小。对青年学子们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同学们重视现实的感知、历史的视野和人文的修养,尽可能了解古今中外的艺术传统和文化脉络,敢于思考具有世界性和未来性的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敏锐的洞察力、切身的感悟力,在对周遭世界的观照与描绘中开启身心,通达自然。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像东坡这样,与自然、四季、雨雪、山谷那么亲近,就一定不会心思闭塞,一定不会有封闭的人生观。”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信息过量,知识爆炸,我们是否还能奢谈所谓的“通人之学”呢?我以为,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更要倡导通人之学、贯通之道以及通达之境。

在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时代里,一方面,信息无限累计,算力无穷增长,渠道无比便捷;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自动化技术导致感受力贫困,消费主义使生活日渐套路,社交媒体/自媒体使自我越来越浅薄空洞。在学校里,我们教的越多,学的越少,学的越多,想的越少;在网络上,我们点击的越多,记住的越少,浏览越多,感动越少。

其实,知识爆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许多个世纪之前,人类知识就已超出了个体的学习范围,学海无涯,几代人皓首穷经都远远无法穷尽。

所以我所说的“通人”并不是十九世纪那类百科全书式的人,甚至不只是达·芬奇时代那种超越专业界限的人。我认为,今天的文艺复兴人应该是与人工智能水乳交融的全新主体,具有与人工智能一起进化的胆略与能力。

这几年,我一直强调有两种AI,一种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另一种是Artistic Intelligence,艺术智性。这个全新的数码主体将在与两个AI的缠斗、耦合中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一种能够驾驭算法甚至反超算法的“人 AI”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主体将在远超自然人的尺度上学习和创造,在未来漫长岁月中激活人类所有的文明基因,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尺度的“通”与“变”,在永劫回归的Renaissance中重塑二十一世纪的“天人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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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我的理解中,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是这样一种人——他/她的视野贯通古今中外,因而具有深刻的判断力与理解力;他/她在数据海洋中保持鲜活的感受力,因而具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洞察力;他/她跳出专业藩篱直面问题领域,因而具有跨界整合知识与技术的行动力。更重要的是,他/她拥有旺盛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创造欲,以及最本质的——一种超越性。正是这种超越性,使他/她可能跳脱出学科专业的内卷、消费主义的沉沦以及日常生活的内耗,在艺术的劳作操持中通达精神的自主、生命的自由;正是这种超越性,使他/她可能在数字化生存的元宇宙中,在混合现实的未来场景中,重新做到“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以上是我最近的思考,与大家共勉。祝大家在国美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2022年9月16日

于之江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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