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创新(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

民间是关公崇拜形成的源头、成长的土壤、发展的基础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一方面是崇敬关公人格,把关公的优秀品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关公亡命涿郡前的“仗义行侠”、桃园结义后对刘备的忠诚、华容道释曹时的义气、威震华夏时的神勇等,正是平民百姓所追求的精神偶像的品质另一方面是崇拜关公的神格力量,企盼关公的神灵护国佑民,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保佑大家过上安宁的日子,保佑每一个家庭平安和顺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平民百姓对于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有着美好的祈盼和向往但是,实际地位的低下和对不公际遇的无奈与愤懑,使他们产生借助外来的精神力量改变现实、改变命运的心理需求主持正义、惩恶佑善、法力无边的关公之神便成为民众尊奉祈祷的对象这样,关公就自然地受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并逐步走上大众顶礼膜拜的神坛,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关公文化创新?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关公文化创新(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

关公文化创新

民间是关公崇拜形成的源头、成长的土壤、发展的基础。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一方面是崇敬关公人格,把关公的优秀品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关公亡命涿郡前的“仗义行侠”、桃园结义后对刘备的忠诚、华容道释曹时的义气、威震华夏时的神勇等,正是平民百姓所追求的精神偶像的品质。另一方面是崇拜关公的神格力量,企盼关公的神灵护国佑民,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保佑大家过上安宁的日子,保佑每一个家庭平安和顺。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平民百姓对于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有着美好的祈盼和向往。但是,实际地位的低下和对不公际遇的无奈与愤懑,使他们产生借助外来的精神力量改变现实、改变命运的心理需求。主持正义、惩恶佑善、法力无边的关公之神便成为民众尊奉祈祷的对象。这样,关公就自然地受到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并逐步走上大众顶礼膜拜的神坛。

民间大众的关公崇拜,见于文字记载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民间传说故事对关羽的神化;二是民间集资修建关庙的增多;三是以祭祀关帝为发端、逐步演变为关公庙会等民俗的形成。

隋唐之时,民间的关公崇拜逐渐活跃起来。民间传说中关公日益突出,而不再与其他三国人物相提并论。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录有这样一则传说:“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约获百余段。公署卑小,地窄不敷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辨何制,云关将军差来采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取。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水头漂二千余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处,大石如三间屋者,堆积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圮及官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旧州地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惟开元寺玄宗真容阁去本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像,无一存者。”关将军派一猴人来采木,运木的方式则是依靠洪水波涛,“关将军”已经有了一定的神秘色彩。通过平民百姓的口碑传颂,英雄故事逐渐演绎为带有神秘性质的民间传说,流传至今的大量关公传说就有“南海龙王转世”、“关羽借雨”等。

宋元时期,民间的崇关之风进一步发展。其一,关公的民间神话传说增多,如“李若水受关公显灵赴靖康之难”、“关公神方疗疮”、“关公转世岳飞”等等。其二,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市井俗文学勃兴。“说三分”、戏曲、皮影等艺人们在搜罗采集正史、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许多的三国艺术作品,使关公英雄故事在市民阶层广为传诵,关公的忠义神勇激发起更为广泛和强烈的共鸣。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这段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关公的敬重和情感上的认同。著名话本《三国志平话》的出现,使关公系列故事和关公艺术形象基本成型,加之元杂剧的进一步烘托、渲染,关公在大众心目中日益成为忠义绝伦、神勇无敌的楷模和典范,极大地推动了民间对关公的景仰和尊崇。其三,民间祭祀更加广泛,且逐步习俗化。宋元时代,关庙的大量出现给平民百姓提供了祭祀的方便。《宋会要辑稿·礼二十》在记载当阳汉寿亭侯祠时说:“邑民疫疠,必祷寺僧以给食。”百姓出于对关公的崇敬,也开始捐资建关庙。1177年(金大定十七年),解州乡民王兴捐资修葺常平家庙的关王祖塔;1306年(元大德十年),洪洞县乡民苏汉臣募资创建关王庙;延祷中,大同县商贾立关帝祠于丁字街。当时,祭关的日期逐渐固定下来,祭祀礼仪也十分隆重。郝经《汉义勇武安王庙碑》所记:“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就充分印证了这些情形。

明清时期,由于皇家的推崇、宗教的宣传、商人的参与、文学艺术的渲染,民间对关公的崇拜也达到高潮。关公的神话传说层出不穷,仅明清时《解梁关帝志》就收录有建玉泉、破蚩尤、勉忠良、救水厄、恤贞孝、佑忠义、全仙游城、显圣杀寇、关夫子讲学等传说。民间崇拜更加广泛,如方孝孺《关王庙碑》所云:“古之享天下万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盖一时,名震一国,祀事止于其乡,而不能及乎远。惟汉将关侯云长穷荒远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关公在民众心目中成为无所不能的神灵,以至于抗御水旱、消弭战乱、科考举士、求取功名、官司诉讼、打卦算命、习武练功等等都求助于“关圣”;惩恶扬善、扶危济困、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等,藉“关圣”庇佑也可如愿以偿。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六《滦阳消夏录六》载,1742年(乾隆十七年),江南乡试,一士子在三月初一日,吃斋沐浴祈祷,请求关羽指示试题,“得一签日:‘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题为‘曹交问日:‘人皆可以为尧舜’,至‘汤九尺’,应首句也;《论语》题为‘夫子莞尔而笑日:割鸡焉用牛刀’,应第二旬也;《中庸》题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应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测矣。”《神钺记》记载说,嘉靖三十七年,“京师正阳门外帝之庙素称灵赫,有王姓者持钱乞签,卜杀其母,亦即昏眩,大呼伏地云:‘帝缚我,帝缚我,欲尔尔。’逻者以其事闻上,命送大理狱。”全国许多乡村,每遇干旱,往往求助于玉皇、龙王和关帝,这种“乡俗”甚至影响到了官员和皇帝。据《清文宗实录》载:1854年(咸丰四年)五月,因京师“入夏以来,尚未得雨”,十九日,咸丰帝奕许亲到天坛和关帝庙上香行礼祈雨,“即于是日酉刻,浓云密布,雷电交作,甘澍滂沱”。

明清时期,由于皇家的大力倡导,全国各地普遍兴建了关庙,其中直省府州县关庙主要为官修成或官修民助,而乡镇村关庙多为民间集资修筑。这方面的事例在各地的方志中都有记载,不胜枚举。与此同时,各地为祭祀关公举行的关帝庙会逐渐增多,且日益隆重。庙会除了迎祭神祗外,还进行名目繁多、种类庞杂的曲艺表演和商货交易。最常见的是农历五月十三日,相传这一天是关帝诞辰,是日全国大多数关庙都要举行庙会。清同治湖南《巴陵县志》载,五月十三日,“乡中多相率为‘关帝会’祀神者,古传是日为关帝生日也”。嘉庆《宁夏府志》云,五月十三日之前一天,“备仪仗迎神,前列社火,周游城中”。四川道光《万州志》载,五月十一日,军民迎关夫子出游。十三日,集庙中,具醴酒,备牲仪,祭毕会饮,谓之“饮福”。云南《宜良县志》记载:“五月十三日庆祝‘关帝诞’,编竹贮香,饰以五彩人物、花卉,新奇工巧,高二三丈,大可以围,约三四对,名‘三香会’。又迎合阁彩亭,乡幡珠盖。自十三至十八演戏敬神,始燃大香,观者如堵,称盛会焉。”北京十里河关帝庙在广渠门外,“每至五月,自十一日起,开庙三日,梨园献戏,岁以为常”(富察敦崇《帝京岁时记》)。

相传六月二十四日是关羽的受封日,全国不少关庙也举行庙会活动。北京十里河关庙六月二十四日的“赛会”,届期“鞭炮之多,与新年无异”。湖北武汉,六月二十四日有“关王会”,里中各演剧迎赛最盛。有一首诗专门描述庙会的盛况说:“争将故事演新妆,枷锁高跷亦太狂。赤日烧空人泛蚁,年年六月赛关王。”

四月十八日也是祭祀关羽的时间。辽宁《新民县志》卷十八“礼仪民俗”载,该日即为县城关帝庙“香火会期。届期,赴会红男绿女,概不乏人”。吉林西安县城东山根关庙,每年四月十八日及二十八日,“村妪乡童络绎焚香祝祷”。

清乾隆时期,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庙会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和影响。庙会每年两次,会期一个月,时间为农历四月初八、九月初九。每逢会期,商贾云集,官人游客,人物荟萃。经商的、卖艺的、开店的、唱戏的,七十二行各显神通。蒙古的皮货、马匹,四川的药材,湖北的竹木器具,浙江的丝织绸缎,景德镇的瓷器等,四方货物云集一市。进出马帮络绎不绝,叫卖声此起彼伏,市场上人声鼎沸,月余不衰。

除四月初八、九月初九外,每年六月二十二(诞辰)、九月十三(忌日)、五月十三日(赛会),乡民们都要前往解州关帝庙和常平村关圣家庙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大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一村、一社或者一族(同姓者)为一伙前往关庙祭拜,祭品由村社购置,或摊派分户制作;祭典由村长、社首、族长主持(主祭);所用锣鼓仪仗均专门训练,敲打套数、排列秩序亦有讲究;献演的戏剧有的出资聘请专业班社,有的是本村社的“家戏”登台。乡民们称这种祭祀为“公祭”。另一种是一家一户祭拜,由家长、户主主持,仪程相对较简,有的前往关庙进行,有的在自家正屋神位是挂关公圣像,焚香祭祝。

此外,还有正月、三月祭祀关帝的。如贵州安平县,每逢正月十三日,“羊场河等寨迎关圣帝君”;正月十八日,车头等寨迎关圣帝君,“皆新衣、锣鼓、花爆、旗帜,男妇老幼沿途塞巷,观者如堵墙。余村则鸣锣击鼓,歌唱为乐”(道光《安平县志》)。云南建水县也在正月十三日“祀关帝”。清光绪广东《海阳县志》载,三月有“关帝庙会”,“各乡都又次第踵行”。

民间自发的、家庭式的关公崇拜更为普及,明代大儒李贽在《关王告文》中写道:“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之像,畏公之灵”福建东山岛迄今仍沿袭了家家户户奉关公像,祭拜关公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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