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使用的时代（日本铁器时代的开启）

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离不开物质社会的发展，而文明与生产力发展是历史的两条腿，只有生产力这条腿往前迈进，才能带动文明发展。铁器的锻造与运用是人类文明进入崭新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而日本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正是由于进入了铁器时代，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日本开启铁器时代，离不开中国早期铁器文化的传播与日本国产铁器的兴起。所以小呆君就以这两个角度来切入，来为大家分析一下日本铁器时代是如何开启的。

铁器最初传入日本列岛，一般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是从中国出发，经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九州北部的路线，这是中国早期铁器传入日本的主干线。这条主干线，又分为从辽东南下的路线和从山东半岛出发经过黄海最后到达朝鲜半岛的路线。

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末期，随着铁冶炼技术的提升，中国铁器文化在中原兴起，而大约500年后便传播到了日本列岛。东周战国时期，伴随着燕昭王的扩张政策，燕国的铁器也随之进入辽东。燕国的秦开将军率领攻打东胡的军队一直远征到朝鲜半岛北部的清川江。从此以后，燕人卫满就以平壤为中心，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地区建立了卫氏朝鲜，燕国的铁器文化也随之传入朝鲜半岛，其中一部分南下，越过朝鲜海峡进入日本九州地区。

日本绳纹末期老铁壶

中国战国时期至汉代的农工具大多是铸造铁器。而在日本古墓或者遗址出土的铁器，很多都是铸造铁器，大多都是产自中国。比如熊本县斋藤山遗址出土的夔部横断面呈梯形的铸造铁斧具有燕国铁器的铸造特征，福冈县上原遗址出土的凹字形锄是长江下游地区楚国的主要农具，山口县山神遗址出土的一字形锄则是中原地区魏国的代表性农具。

凹字形锄

当时的人们将破损的铁器进行加工后改造成铁凿或者铁锄等器物，如福冈县大板井遗址出土的铁凿，佐贺县中原遗址也发现有用镬这种大型铸造农具的底部残片改制而成的凿形器，又比如岛根县西川津遗址出土的残缺铁器。我们可以充分推断，在当时的日本国内，人们把来自中国的铁器进行加工处理后再生产成熟铁，并将其用到了特定的小型锻造铁器的生产上面。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中国铁器文化的传播，为日本带来了成熟的铁锻造冶炼加工技术

铁凿

另外，有日本的考古学者在北海道钏路绳纹时代末期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铁制品出土。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中国铁器经东西伯利亚南部的近海地区，再从库页岛渡过鄂霍次克海传入日本的第二条路线，可能也是黑龙江流域的锻造铁器文化的起源。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设置乐浪郡，并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设置玄冤、临屯、真番三郡，一同纳入汉王朝的郡县制体系之下，汉代的铁器文化由此直接传入朝鲜半岛。在中国用于削去木简、竹简上错字的文具“铁削”，传入日本后被作为铁制工具使用，还运用到了生产中。弥生中期前半的福冈县吉浦遗址和上原遗址出土的铁质品就是汉代时期的“铁削”。而在弥生后期以后，出现了将身部加长后改制成两手用的细身国产“拖”，也就是将“铁削”改造而成的新产品。弥生中期后半以后，在九州，人们通过对中国的“铁削”的刃部进行改良，制成了“九州拖”，成为细部加工的木工具的发展方向。在懒户内，当时的人们把器身部断面加工成长方形，将刃部制成大熨斗状的“懒户内系拖”，这为日本后来建造大型建筑中使用的平滑工具发展奠定了基础。把中国制造的文具“削”改制成木工具，充分体现出日本古代人们优越的灵巧性与应用能力。

汉代铁削

从弥生中期开始，以九州北部为中心的日本，农工具不是以输入品而是以国产铁器为主，开始向铁器化方向发展。铸造铁斧再加工的工具虽然只是少数，且由于板状铁斧也容易制作，所以和袋状铁斧同时被生产，拖、凿、鉴、刀子也出现了国产品。农具中，收获用具最先进行铁器化。在弥生中期，九州北部出现了模仿中国磨制石镰的铁镰。通过将铁板的一边或者两侧端翻卷的这种简单的加工，生产出了独具日本特色的铁锄、锹、摘镰等农具。作为铁制摘穗工具，经过人们多次失败，最终制成了石刀形铁制摘穗具，取代了石刀。而形制比摘镰更大的大型铁锄，大概是以中国所制造的凹字形、一字形农具为模型改造而成的具有日本风格的农具。

日本 摘镰

汉代的铁器文化以乐浪郡为中心，向朝鲜半岛南部推进，经过朝鲜半岛南部进入日本九州北部后迅速发展起来。佐贺县吉野里遗址出土有中国制造的的青铜素面环首铁刀。不仅如此，在日本福冈县东小田峰遗址挖掘中，出土了中国西汉中期出现的铁镊子，这是以汉代新的制钢技术为基础制作的新式工具。日本九州的统治者们已经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这些乐浪郡的汉代物品。这也正是日本学习先进地区文化的体现，也是对汉王朝的政治机构、法律体系、经济组织的文化冲击的一种反作用。

特别是在日本过渡到农业社会后，其和相邻势力经常发生摩擦，而势力间的战争也不断扩大到地域的纷争。为了保障自身势力的生存，不能不对军事组织和武器装备进行扩张，而作为新型武器，最重要的是得到精锐的由钢铁锻造的武器。然而，这些精锐的钢铁武器是汉王朝的武器生产管理机关“工官”所管理的，汉王朝还设置“马弩关”严禁钢铁武器向国外输出，所以当时的日本势力不容易获得。

青铜素面环首铁刀

在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随着匈奴威胁的减弱，汉王朝对马弩关的废止为契机，日本对于铁制武器的获得成为了可能。而如今，在日本古墓出土的铁制武器有：铁剑13件、短剑95件、素面环首刀19件、铁刀9件、素面环首小刀32件、铁戈20件、铁矛7件等。这些铁制武器大部分是随葬品，而这些铁质武器大多只有首领阶层才可以佩用。这是因为铁制武器本身价格就比较昂贵，日本弥生时代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并不具备用铁制武器来大规模武装军队的能力。弥生时代的日本军队并没有1米长的铁制武器，而大多以护身的短剑、小刀为主。当汉王朝军队的军事装备正从长剑向长刀进行交替之时，日本用低价购买中国汉朝军队革新装备后废弃的铁剑，然后重新在刃部下端或茎部挖孔后，改制成具有日本风格的短剑。

日本短剑

东汉时期，日本九州的首领开始派遣使节越过乐浪郡到东汉首都洛阳朝贡。建武中元二年，楼奴国王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朝见汉光武帝。永初元年，楼国王师升遣使朝见汉安帝。日本与汉朝之间的联系逐步紧密。而在东汉末期，辽东太守公孙度之子公孙康割乐浪郡南半部设置带方郡，此后日本和汉朝的交往就是以此为窗口进行的。虽然汉朝控制铁质武器的流向，但由于带方郡的设置，这为日本购买淘汰低劣的铁质武器提供了一个合法场所。在东汉末期政治上动荡不安，由于国家控制的铁制武器管理松弛，造成铁制武器非法倒卖和向外部流失的情况，贸易商人通过乐浪郡和带方郡与日本进行铁质武器的倒卖，因此，九州北部的首领阶层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铁制武器。根据《后汉书·楼传》的记载，对正处于“楼国大乱”下的日本来说，铁质武器的需求应当是十分高的，而汉朝的铁质武器则刚好满足了日本的需求，汉代铁器文化也在铁质武器的输入中传播到日本。

海上贸易

进入弥生后期，铁器化发展到了生产用具以外的各个方面。这时候，手镯的材料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于贝的供给被断绝，司祭者身上佩带的南海产的贝镯变成了青铜制手镯，以九州为中心的地区，由于青铜铸造技术的引进没有进展，便以原来九州女性用的贝镯为模型改制成铁制手镯，为了表现复杂的装饰，有的做成螺旋状。在九州，还出现了铁制戒指和纺轮。

弥生后期，在九州北部和中、东部，农工具的铁器化已经完成，但由于“楼国乱”，铁器化向日本东部的传播受到阻碍，造成了铁器化的地域性。当卑弥呼被联合王国共立拥戴为王结束了倭国大乱的局面之后，卑弥呼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打破了铁器化的地域性，迎来了古坟时代。根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在2到3世纪的倭国，确立了以女王-王-贵族-平民-奴隶这种等级关系，而以这种阶级关系为背景，生产资料和财富能够集中于统治阶级手中，具备了能够大量输入大型武器的经济能力，大大推进了日本与中国的外交与贸易往来。统一的政权将原本分散在各个势力的锻冶工人统一起来，进行大规模的铁器生产。也正因为如此，统一大规模铁器冶炼技术的发展，使得日本铁器化的地域性被消除，从而推动了日本进入铁器时代。

铁冶炼

日本弥生时代的铁器，是通过日本与中国中原地区进行交往获得的。一方面，当时的日本将中国铁器引进之后，积极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升日本国产铁器技术。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对所引进的铁器并不是直接使用，而是通过自己的独特改良后，作为全新用具来使用，这一点体现出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创新与发挥的特性。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日本才能同时发展文化与生产力这两条腿，最终开启了铁器时代。

参考书籍：《关于弥生时代的铸铁品》《弥生时代的铁斧和铁析》《弥生时代的施》《马弩关和匈奴的铁器文化》《汉书·昭帝纪》《东亚古代铁文化起源与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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