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水客被查最新消息（侨批印记水客）

　　侨批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送批人”——初期的水客和后期的侨批业者，他们是连结华侨和侨眷两地亲情的桥梁和纽带，诚信和慈善是他们的立业之本。为了及时、安全寄送侨批，哪怕有时吃尽苦头，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这份特殊的职业，已经超越了赚钱谋生的目的，更多的是出于公益和道义，可以说是华侨文化的一个部分。

水客送批情景塑像。

　　侨批其实不止包括银信，也包括华侨和侨眷互寄的很多物品。水客也不只是单纯“带货”，他们也经常充当初到南洋华侨的引路人。这在不少侨批中都有反映。

　　华侨郑盛添于1936年写给岳母大人的侨批中就说到：“闰三月十五日，寄华桥客头带上诸物，岂有收到？兹将诸物列左：青丝布二块，乌丝布一块，共十尺四寸……树尼鱼一尾，盘七个……寄上大银四元届时查收为荷。” 从这封侨批中可以看出，水客（客头）不但帮他带回了银信，还带回了大量布料及食品、日用品，有点像如今扛着大包小包送货的快递小哥。

这封侨批可以看出，水客不但带银信，还带物品。

　　因为水客熟悉南洋的情况，很多第一次前往南洋的华侨，也是通过水客带送的。1895年，即将第一次前往马来西亚的叶清仁给水客朱桂写了一封信，信中就说到：“……往洋之事，近闻本月十八日汕头现开港矣。如阁下足悉，该撰（选）定日期起程，千祈预早通音达（告）知，以弟方便同伴……”信中就请求水客朱桂兄选好出发日期时要提前告诉他，他才好跟着一起走。

叶清仁给水客朱桂写信希望带上他一起去南洋。

　　侨批研究学者辛镛告诉记者，他的曾祖父当年是韩江边撑小竹排的船夫，经常接送往来南洋的同胞到码头换乘轮船。乘客中不乏大量的水客，他们就是护送侨批的人。那时候交通工具匮乏，有的侨眷所处地方又十分偏远，有时带的东西还特别多，送批其实非常辛苦，但水客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将侨批送达。曾祖父就多次受“水客”之托，帮忙递送侨批和物品到比较偏远的地方。

　　很多华侨和侨眷没读过书，几乎不识字，他们委托侨批业者递送侨批，全凭对他们的信任。而作为侨批业者，一开始参与侨批业，也许只是为了生计，但想要把业务做大，就一定要讲信用，无论是在海外向华侨收批还是在内地把批信安全分发到侨眷的手上，都要取得大家的信任。正因如此，有时候送批的过程中出现意外，侨批业者都会克服万难，哪怕赔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对寄批人负责到底，就为了守护“诚信”二字。

　　魏启峰后人魏壁光讲述，他的父亲、魏启峰批局第五代掌门人魏基坚，在泰国沦陷期间，冒着有可能造成批局严重损失的风险，在批到款未到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垫款，及时将批银送到侨眷家中。因为魏基坚觉得，侨批业不只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更是一份带有公益色彩的事业，作为侨批业者，始终要坚持诚信为本，心存慈悲。想到很多侨眷急等侨汇治病和度日，不尽快送到，有可能出人命，自己的得失就变得不重要了。

　　魏壁光说，实际上由于批局的利润十分微薄，很多经营者入行之后才发现难以维持，但都因为看到这个行业对侨胞侨眷的重要性而不忍舍弃，于是会想方设法兼营其他生意来努力维持。

　　侨批研究专家陈胜生回忆他的父亲陈植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眼看侨汇完全陷于停顿，万千潮汕侨眷家破人亡、坐以待毙，于是和一批侨批业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侵略者严酷的封锁线中成功发现“东兴汇路”。他们克服瘴山恶水，风餐露宿，还要避敌防兽，一次又一次将侨批通过这条汇路安全送抵潮汕，拯救了上百万在灾难中挣扎的潮汕侨眷。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不少侨批业者被日寇逮捕，受尽酷刑而毫不退却，他们在经济战线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一场不见硝烟的持久战，是当之无愧的抗日阵营中光荣的一员。

侨批箱

　　侨批研究专家曾旭波告诉记者，初期的侨批都是由水客带送的。华侨出洋，大都是聚群而居，亲戚朋友、同乡同族的人，多聚居在一起。有人要回潮汕，就托其带回家信、钱物，大多出于互相帮助，义大于利；而华侨将侨批交给水客，可以说是把自己的身家、亲人的生命托付给了对方，一般都要选择诚信可靠之人。

　　曾旭波认为，正因如此，南洋水客在为华侨递送侨批的同时，也时时维护着华侨和侨眷的利益。这可以从1931年3月17日在汕头《岭东民国日报》上所刊登的一则地方新闻中得到佐证。

载于1931年3月17日《岭东民国日报》有关“南洋水客联合会”的新闻。 （曾旭波 供）

　　这则新闻内容为：“（专访）本市南洋水客联合会昨开‘会员大会’，改选执监委，市府派范铸濠前往监选。结果，陈仲明、钟干志、张万五、黄竹修等十七名当选。（本）次表决三项议案如下：一、从速组织日报，以利宣传；二、设立施医所；三、香港往吧城之渣华公司轮船，已定四月一日加价，每张船票由原价25元升至80元，须致函吧城该轮代理处联发公司转港渣华公司要求减低，否则往来水客一律抵制。”

　　这则新闻虽然不长，却透露出不少内容。特别是第三点，为了维护自身及侨胞侨眷利益，水客将抵制无良轮船公司乱加价的行为。从中可以看出，该“联合会”明显带有权益保障、服务、慈善公益等性质。而根据相关文献推算，“南洋水客联合会”在1931年或更早之前已经设立，会址在商平路35号，且归属于“公益团体”。

　　水客这个名称很早便有，不同时期的“水客”含义不尽相同。宋朝之前指船夫；宋朝之后指渔夫；明朝之后逐渐指贩运货物的行商。

　　近现代华侨下南洋谋生亦出现了“水客”，这些水客不仅贩运货物，亦“顺便”带“新客”到东南亚、为华侨带银信回唐山。

　　初期的番批都是由水客带送，随着批局形成，大部分批信就通过批局收寄了。但一些比较偏僻的山区，出洋的人不多且较分散，国内投递批局没有设点到那里（如梅州山区），只能仍由水客带送。

　　显然，下南洋的水客是个体经营者，为了自己的权益他们必须联合起来，于是有了“水客联合会”，水客行业因此亦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行业。主观为自己（经营），客观为华侨（服务）。文章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角度，解读这一“特殊”群体的“特”和“善”。 (曾旭波）

来源：汕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