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全文 在人生旅途的终点上谈笑而化
《阅读苏轼》
朱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苏轼在诗、词、文、书、画各方面的成就如何?苏轼在政治上有哪些才能?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如何评价苏轼的一生?为什么人人都爱苏东坡?除了苏轼成就非凡以外,还因为他作品中的思索和关照,总能触动人心,他的创作和人格,光辉璀璨,跨越时空,千百年后,依然令人敬仰。本书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写给大众的苏轼读本,可说是简明版的苏东坡传记 名作欣赏 进阶指南,能帮助读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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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的说法,苏轼自病自诊,用药有误。他认为苏轼原本中有热毒,却因饮冷过度而受病,乃是“阳气为阴所包”,应以服“大顺散”为主,“而公乃服黄蓍粥,致邪气内郁,岂不误哉?……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法宜甘露饮、犀角地黄汤主之,乃又服麦门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冬三味,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坡公惜之”。其说可备参考。也许,苏轼用药有误是加速死亡之一因吧。
不过,苏轼给自己开出药方的同时,也是做好了走向生命完成之准备的,在此时与友人往来的许多书简中,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清醒地直面着生死大事。到弥留之际,除了因不能与苏辙面辞而感到痛苦外,其他一无牵挂。后来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述其临终情状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死亡也不会令他坠落黑暗之中,所以告诫家人不必哭泣,以免生命化去之际徒受惊扰。他只愿以最平淡安详的方式无牵无挂地告别人世。当时黄庭坚也听常州来人相告后说:“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与王庠周彦书》)他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他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湛然而逝”“谈笑而化”,他的确毫无遗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终点。
苏轼面对死亡的这种心态,我们从他留下的最后作品,即其绝笔诗《答径山琳长老》中也可看到。“琳长老”是云门宗禅僧径山维琳,苏轼在杭州的时候聘他做了径山寺的住持,此时听说苏轼在常州病危,便于七月二十三日赶来相访。夜凉时分,二人对榻倾谈。维琳已经了解东坡的病情,他是专程为东坡居士的生死大事而来的(按当时的习惯,临死的人身边不能缺少一个宗教徒的)。二十五日,苏轼手书一纸给维琳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与径山维琳二首》之二)已觉大限将至,而心态平和。二十六日,维琳以偈语问疾,东坡也次韵作答,就是《答径山琳长老》: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三苏祠苏东坡雕像(图源:视觉中国)
苏轼清楚地记得维琳与他同龄,都是丙子年(宋仁宗景祐三年)所生。他先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们生命的长度,三万日不为不多,如果每天诵读一千首偈语,则积累的佛学修养已经甚深,但此时回顾,则如闪电一般,迅疾而去了。对此无奈之事,东坡表现得甚为平静。五、六两句才是正式回答“问疾”的。疾病就是人身的机体出了问题,所以要追查这人身的来历。人身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由自然的各种元素构成,其本质与自然无异,原不该与自然产生各种矛盾,当然也无所谓疾病。
但这些元素一旦汇合为一个人身,这个人身却产生了意志、欲望,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去,通过种种方式来破坏和占有自然物,并且幻想长久拥有这身体,从而,不但与自然产生矛盾,与同类也产生矛盾,患得患失,而不可避免地遭受疾病。故关键在于“有身”,即因此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而引起的种种满足自身的欲望。只有消去人身上这些与自然不符合的东西,才能根本地解脱疾病,而回归生命与自然的本来和谐。就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结尾“平生笑罗什”两句,维琳看了后觉得难以理解,苏轼索笔一挥而就:“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这鸠摩罗什是印度僧人,十六国时来到中国,传播大乘佛教,临终时令弟子们朗诵神咒,想以此延续生命,但没有成功。苏轼的意思是,那位高僧真不该作此无益之举!这表示他认为用不自然的方法勉强延续生命是无益的。
据宋代傅藻的《东坡纪年录》、周煇的《清波杂志》等书记载,东坡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听觉先失去的。当时,维琳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端明宜勿忘西方!”大概维琳这位禅僧已经颇混同于净土宗的观念,故要在苏轼临死时提醒他及时想念西方极乐世界,以便他能够往生。不过东坡似乎更理解禅宗“无念”的本旨,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在旁的钱氏朋友说:“固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语毕而逝。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以不自然的方法来延续生命是徒劳的,那么致力于往生的想念,不自然的“着力”也是徒劳的,东坡更愿意以了无挂碍的心态乘风化去。
苏轼去世以后,所谓“建中”之政也在当年结束,次年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之政,“新党”大获全胜,蔡京入朝,将“元祐党人”的名单刻石颁布,曰“元祐奸党碑”,苏轼列名于显要的位置,其文集、著作皆遭禁毁。而此时的苏轼,已安眠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这是苏辙遵其兄长的遗嘱主持安葬的。十余年夜雨萧瑟之后,苏辙亦安葬于此地,兄弟终于团聚。
作者:朱刚
编辑: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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