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至亲的亲戚（从至亲兄弟到陌路仇人）

文◆刘中才

鲁迅的一生中令他揪心的事情并不多，但有两件事他一直记挂在心里，至死都难以释怀。一是个人婚姻，二是与自己的胞弟周作人反目成仇。

鲁迅生活在封建社会渐进下坡路的民国，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朱安，这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不仅比自己大，而且文化水平不高，无论思想还是见闻都与留洋日本的鲁迅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包办式婚姻注定是没有爱情可言的，亦与鲁迅憧憬的幸福相去甚远。后来鲁迅遇上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残存在鲁迅内心的那点希冀又重新有了起色。然而，就在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后，却遭到了周作人的冷嘲热讽，这给鲁迅带来了刻骨铭心的痛。原本就不善外露情感的鲁迅，因为师生恋而被周作人贬斥的一文不值。而周作人相对顺利的情感生活，以及对妻子羽太信子的百般宠溺，又像是在向鲁迅炫耀自己。

鲁迅先生

尽管如此，鲁迅还是以大哥的身份迁就着周作人。不过对于内心的真实想法，两人之间都没有作过深入交流，关于两家的生活，他们大都闭口不谈，其中的隐情已不得而知。但在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已经充分证明，两人的手足之情走到了尽头。只是鲁迅并没有预料到，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的猝不及防。

周作人在绝交信中说，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落款时间是7月18日。

周作人写个鲁迅的绝交信

周作人的这封信话语不多，却充满了戾气。言语之间尽是对鲁迅的责备。尤其是收尾处，要求鲁迅不得到后边院子里去，而且还用自重这样的话提醒鲁迅，这不由得让鲁迅内心震惊。

鲁迅看完这封信以后，五味杂陈，内心的感受难以言喻。那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欲邀问之，不至。

鲁迅想问个究竟，到底是何原因让周作人如此恼怒，以至于说出的话那么刻薄。然而，周作人全然不予理会。

其实，在收到这封绝交信的五天之前，鲁迅和周作人的紧张关系就已经初见端倪。那一天，周作人没有跟鲁迅一家一起吃饭。鲁迅在日记里也说：“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鲁迅二弟周作人

这一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因为自从鲁迅住进北京八道湾新买的住宅以后，他也把母亲和周作人以及三弟周建人的妻女一家接了过来。鲁迅住前院，周作人住后院，一家人的开支都是由鲁迅承担，吃饭也都在一起而从来没有分开过。现在，突然分开了，而且还送来了绝交信，说明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至今都没有确切的定论，因为，鲁迅去世之前没有作出解释，周作人至死也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因此，二人失和就像是一桩沉入大海的无头冤案，一直以来令后人困惑不已。

不过，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对此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解释过两人之间的矛盾。

许寿裳说，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个道貌岸然之人，表面上对鲁迅谦恭礼让，内心却总是不怀好意。周作人则听信羽太信子，许寿裳曾经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周作人，开导周作人遇事要有主见，要明辨是非。然而周作人漠然置之，并没有开窍。

鲁迅与许寿裳（前排右三）在一起

与周作人有了隔阂但尚未闹僵的时候，鲁迅就搬到了客厅外面住，但是周作人并未理解其中的意思。后来鲁迅直接搬出八道湾到砖塔胡同居住，两人失和也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

鲁迅搬离八道湾作过很艰难的思想斗争。购买八道湾的房子时鲁迅花了3700大洋，房子是他一个人购置的，也是他亲自设计的，每个房间，每一处摆设都浸润着鲁迅的情感。但是除了离开已经别无选择。痛苦的是，如何安顿妻子朱安，鲁迅并没有头绪。

许寿裳说，鲁迅离开之前曾问朱安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的朱家。如果回绍兴，鲁迅会按月给她寄奉生活费。听到这句话后，朱安的内心很是悲凉。朱安对鲁迅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也迟早会搬走。我独个跟叔婶侄儿(周作人一家)住，算作什么呢。婶婶(羽太信子)又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呀。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回，你搬走后，总是要有人给你烧饭、洗衣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跟你一起搬出去住。

朱安

朱安的这番话很沉重。鲁迅愧疚之余，深感自己有些绝情。毕竟朱安是自己的妻子，陪伴自己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而自己非但没有同情于她，还用一种不太妥帖的语言问询于她。

搬出八道湾后鲁迅借钱在西三条胡同买了一处三开间小院，东房留给母亲住，西房是朱安的卧室。安顿好以后，鲁迅回到八道湾的住宅拿书，却遭到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阻挡。羽太信子还叫人来，试图将鲁迅轰出去，周作人跟着把鲁迅的书仍到了地上。许寿裳说，这是鲁迅亲口告诉他的。而对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这种态度，鲁迅并没有对其抱怨，他说这是家事，不足与外人道。

从许寿裳的这部著作里我们能够看出，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与羽太信子在中间挑唆有很大的关系。而周作人听信妇言，不分青红皂白，任凭羽太信子胡言乱语，造成二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

1923年鲁迅、周作人与友人在北京八道湾的家中

对于许寿裳的解释，周作人进行了反驳。他说我与鲁迅的失和在信里说过，我原本在日记里写的很清楚，但是还是用剪刀剪去了所写的字。周作人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那个事件到底是什么，周作人没有说，鲁迅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猜到，周作人所说的那个事件指的是女人的事。

鲁迅与周作人决裂以后，远在上海的三弟周建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明显的是，周建人站在了周作人的对立面，而与鲁迅保持着良好的兄弟之情。周建人知道羽太信子的为人，而对她的所作所为同样不以为然。

此外，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周建人说，羽太信子极不懂得节俭，一家人都要吃饭，她在花钱用度上总是大手大脚，周作人却惯着她。可一家人花的钱都是鲁迅供给的。

1912年起，鲁迅经好友许寿棠的推荐，进入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工作，8月份，袁世凯任命鲁迅为教育部佥事，月薪240元，此后涨到300。此外，鲁迅还在北大讲课，业余时间写稿，讲课费和稿费加起来也有几百，在当时属于高薪阶层。然而，这么多钱依然不够用，不到月底就已经捉襟见肘。

周建人（前排左一）与鲁迅、许广平在一起

鲁迅举家搬迁到北京后，当家的事情全部交给了羽太信子。三弟周建人说，羽太信子很不会过日子，她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而且她很懒做，什么事都不操心，唯独对钱很感兴趣，家里的活计全都雇佣人去做。更为可气的是，她总是想到一出是一出，饭菜做好了，她却突然说没胃口，想吃别的东西。新买的被子还没有盖就说颜色陈旧，直接送给佣人，周作人却由着她的性子，并不敢多说什么。

鲁迅同周作人一家生活在同一个院子里，每日的吃喝都由厨房供应，因此他就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拿出来用于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如此，他还把原来积攒的余钱也贴了进去。

这些事三弟周建人都很清楚，只是他没有跟鲁迅和周建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也不便说过多的话。但有一点，周建人对二哥和羽太信子的做法是很不满意的。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很多原因是羽太信子给家庭带来的困扰。女人总是不省心的，这一点，在鲁迅家里锋芒毕露。羽太信子的挑拨离间，应该是兄弟决裂的根本。除了经济方面的意见分歧，另有一事不得不说，那便是周作人在绝交信里有所保留也略带隐晦的问题。而这件事就是羽太信子告诉周作人，说鲁迅偷看她洗澡。

对于这件事，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酷讯与我七十年》中说，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留学的那个年代，一般的日本家庭沐浴时，男女进进出出都不回避。周海婴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女工就在厕所里打扫卫生，男子进去小解她们也不避让。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羽太信子又是日本人，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但鲁迅决然不会刻意去偷窥什么。

羽太信子（左一）

此外，鲁迅的邻居章廷谦也对此事做过解释。羽太信子告诉章廷谦，说鲁迅在她的卧室外面听窗，还造谣鲁迅调戏她。章廷谦对此解释说，羽太信子居住的卧室在北面，屋外的窗前种着满地的杂花生树，而且家里住着侄儿侄女，还有周建人的家眷，鲁迅绝不可能置他人于不顾而踩着高矮错落的花草去偷看羽太信子。羽太信子之所以造谣生事，离间兄弟二人，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因为，羽太信子花钱如流水，鲁迅每月的薪俸虽然不少，但也不够羽太信子的挥霍。羽太信子无法满足自己的花钱欲望，才把矛头指向鲁迅，由此引发各种矛盾。

1924年鲁迅搬到阜成门砖塔胡同，与周作人彻底分道扬镳。往昔的情感历历在目，心中再也难以泛起涟漪，这是鲁迅一生的痛。

1925年，周作人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伤逝》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了《京报》副刊。其中的最后两句是“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周作人的这几句诗向鲁迅传达出一个信号，二人的手足之情如同阴阳两隔，此生再也不可能重归于好，再也不会相见。

20天后，鲁迅用同样的题目创作了短篇小说《伤逝》，此后鲁迅又写了《弟兄》，以此回忆二人之间的过往情谊。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往，尽管鲁迅在小说中用故事化的方式对兄弟二人的失和深感内疚，但是周作人依旧漠然置之，跟自己的日本妻子沆瀣一气。而且在8月份的时候，鲁迅因为支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潮运动，还参与校务维持会公开发表声讨宣言，被段祺瑞免去教育部公职。事后，鲁迅据理力争，上诉平政院，最终免职一事被平政院宣布无效，鲁迅继续在教育部工作。

鲁迅一家

多重的困惑和挫折，不仅让鲁迅在精神上深受折磨，而且身体也每况愈下。自1923年起，两年多的时间里，鲁迅先后因肺病复发而住进医院，一次是与周作人的矛盾冲突，另一次就是1925年的免职风波。此时，鲁迅已经不愿呆在北京，进而产生了南下的想法。

一方面，鲁迅与周作人的矛盾使他感到生活在北京是一个打不开心结，尽管北京早已成为鲁迅的第二故乡，还是给他的心灵烙上了难以抚慰的创伤。另一方面，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已经发展为恋人，而鲁迅是有妻子的，他的原配夫人还同他一起住在北京。他虽然不接受朱安，却也没有打算将她遗弃，但是，如果既要照顾到朱安的感受，又能与许广平在一起，两个人都在北京，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若要同许广平朝夕相处，留在北京百害无一利。

经过慎重思考，鲁迅决定南下。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受时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林语堂的邀请，就任厦门大学国文系和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达到400元。然而，四个月之后，鲁迅因为与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学风方面产生冲突，而选择辞职前往广州。

1927年，鲁迅正在中山大学任职，其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极力营救被捕的学生，均以失败告终，故此愤然离开，于9月份远离是非之地，乘船前往上海。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达到上海，暂住在共和旅馆。当天晚上，林语堂、孙伏园、孙福熙3人一同前来迎接鲁迅，并希望鲁迅能在上海长期居住。鲁迅当时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再看看。

1931年鲁迅在上海家中的书房

次日，鲁迅同许广平一起到横浜路找到了三弟周建人。周建人住在景云里一弄10号，东西邻居分别住着叶圣陶和茅盾。鲁迅感到这里文化气息浓郁，生活得十分温馨，便有住下来的打算。

10月8日，鲁迅在景云里安顿下来，这一住，就是9年。

在上海的日子里，是鲁迅一生中文学创作最为辉煌的时刻。期间他出版了《故事新编》，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与冯雪峰创办《前哨》，同瞿秋白、内山完造、史沫特莱结下了至深的友谊。

然而，快乐始终伴随着病痛，尤其是与周作人的决裂，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鲁迅的衰老。本就患有肺病的鲁迅，因为抽烟过度，也几次旧病复发。加之他日夜不停地读书写作，导致身体严重透支。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中国文化战线的旗手、民主革命战士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寓所病逝，享年56岁。

鲁迅葬礼

鲁迅逝世后，胡雪峰、宋庆龄先后赶来吊唁，并在许广平的同意下，成立了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10月22日，鲁迅先生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送往万国公墓，胡风、巴金、黄源、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郎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亲自为鲁迅先生抬棺。从离开北京到上海，一直到鲁迅去世，他与周作人再也没有联系过。

鲁迅逝世13年后，诗人臧克家写了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歌《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谨以此文，献给逝去的鲁迅。

（写作不易，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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