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最大的青铜器九鼎（大禹所铸九鼎形状是方是圆）

大禹雕像

二里头出土的夏代“方格纹铜鼎”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汉书・郊祀志》）

中国历史上，器型沉雄厚实，饕餮纹饰神秘的青铜鼎，一向是王权至高无上象征，被誉为青铜时代的礼器领袖和国之重器。

而在汉语中，早已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诚信”等含义的大名鼎鼎、三国鼎立、一言九鼎、定鼎中原等成语词汇，无不彰显着鼎文化曾经的一段鼎盛和辉煌。

一、 大禹铸九鼎的由来和传说。

鼎最早是史前时期华夏先人最常见的炊器，基本上为陶土烧制。

相传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即将大功告成之际，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令九州州牧贡铜，收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并将各地山川奇异之物刻于鼎身。以九鼎象征九州，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此后，象征天下一统的九鼎遂成中国的代名词。

由于有了禹铸九鼎九州一统的象征含义，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逐渐升华为传国重器。

到了公元前21世纪大禹儿子启开创的夏代，青铜鼎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王权至上的象征，该传统甚至承袭了数千年。鼎在则国盛，国灭则鼎迁，由此反复易手，争夺不已。

大禹铸造九鼎，很可能在历史上由来已久、真实存在过。因为西周初期的文献便有“九鼎”的详细记载。

“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 （《逸周书・克殷篇》）

在其后出现的古代典籍《左传》，第一次把九鼎和夏朝联系在了一起。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

再往后的《史记》、《汉书》也把大禹与铸九鼎联系在了一起。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上帝鬼神。”（《史记·封禅书》）

夏商周三代，九鼎一直是王朝统一天下的标志，是王朝至高无上的象征。定鼎，即标志国家建立和国都所在。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左传・桓公二年》）

铸有“成周”（洛邑）金文字样的成周鼎

夏商周三代在用鼎礼仪制度上，存在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到了西周，则以列鼎制度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

东周以来，王室衰微，诸侯国势力崛起，从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为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进而陪臣执国命。反映在用鼎制度上便是贵族阶层对鼎制的逐级僭越，此种僭礼行为最终导致整个用鼎礼制的彻底崩溃。

史书记载，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之际，九鼎已不知下落。

“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史记》）

上古时代祭祀场景

天子九鼎

二、九鼎形状究竟是圆的还是方的？

01 方鼎说可能更占上风。

根据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相继出土的文物实锤表明，鼎在中国的历史极为悠久，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上古时代，之后延续使用数千年。

鼎最早是生活用具，多为圆形陶鼎，后来出现青铜圆鼎，成为祭祀先祖、国家象征之礼器后，鼎的形状由圆变方，规矩方正。

古人推崇“天圆地方”理念，可见代表九州大地的“九鼎”应该以方形为主。要知道，在距今3800年前的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已多次出现陶方鼎。

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陶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是一个模范，二里头人是东亚大陆第一个掌握了复合范法铸造青铜器工艺群体，而这件陶方鼎就是二里头用来铸造青铜鼎的内模范。这件陶方鼎折射出的一个信息就是，二里头时代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方鼎，只是限于发掘范围至今还未找到。由于方鼎比圆顶鼎的规格要高，如果九鼎存在，那它必然更多是方鼎。

考虑到在祭祀等礼仪上商承夏制，二里头出土的毫不起眼的小小夏代陶方鼎，无疑是后世司母戊青铜大方鼎等的老祖宗。

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青铜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逾832公斤，是至今国内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重器。

02 大鼎有圆有方说，可能更有历史文献依据。据《史记· 楚世家》 记载，九鼎由3件圆鼎、 6件方鼎组成。圆鼎和方鼎的同时出现，在理论上可能性更大。当时夏朝初期的青铜礼器制度正属于形成过渡期，也就是说鼎的形状正由圆形向方型转变过渡，出现“九鼎”方圆相间、参杂出现既有时代背景，也有渐变可能。

从距今3800年的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残存“青铜器陶范”内壁判断，所铸铜器多为圆形，最大直径可达30厘米以上。二里头文化早期与大禹铸九鼎时间相隔200多年，很难说相互间不受影响。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纹陶范”

三、九鼎尺寸大小怎样，到底有多重？

大禹铸成的九鼎，其命运随着国运昌盛，争夺流转，起伏不定。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

西周攻克殷商都城朝哥之后，那九尊高大浑厚、庄严沉稳，象征着至高无上王权的九鼎，被胜利者的周人移放于成周城的明堂当中，寓意定鼎中原，统令天下。

“成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史记·周本纪》）

东周时期诸侯大国兼并加剧，周边势力膨胀，争相打听、觊觎周王室的“九鼎”的尺寸和重量，凸显其问鼎中原的勃勃雄心。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史记·周本纪》）

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可见，远在东周时期，九鼎因为国之重器，深藏深宫，秘而不宣，其尺寸大小和重量俨然成为天下诸侯感兴趣的谜团（有实力诸侯王想窃取、实力弱的诸侯王想仿制，显示自己受命于天，问鼎中原）。

商代早期的圆鼎

那么，群雄割据诸侯眼里的香饽饽——九鼎到底有多重呢？

《战国策》在首篇“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中就曾关注过这个热门话题。

彼时秦国想借口向东周索要九鼎，从而霸占地盘。战国七雄的齐国也是当仁不让。周臣颜率便出使齐国，答应如果齐国将秦军杀退就将九鼎送与齐国。事后齐国向东周索要九鼎，颜率却对齐王说：“九鼎不像普通的物品，拿着就可以走，一个鼎就需要九万人才能抬动，九鼎就需兴师动众的九九八十一万人，当路过梁、楚两国时一定会被夺去。”齐王听罢打消了索取九鼎的非分想法。

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战国策》）

一个鼎居然要9万人才能抬动，这显然是后人臆想杜撰，荒谬不可相信。

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秦国攻占东周门户——韩国重镇宜阳后，秦武王引任鄙、孟贲一班勇士直入东周太庙明堂中欲窥九鼎。

秦武王欲取九鼎之一的“雍鼎”，借口道：“此雍州之鼎，乃秦鼎也，寡人当携归咸阳。”

守鼎的官吏说：“此武王定鼎于此，未曾移动，每鼎有千钧之重，无人能举。”

史书记载，逞强好胜、有图霸天下野心的秦武王当着周赧王面子，任性举鼎结果不慎失手被砸断小腿致死，说明九鼎分量不轻。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史记·赵世家》）

不难想象，要是九鼎有千钧之重，象商朝重达832公斤的司母戊鼎一般雄浑厚重，秦武王肯定是望而却步。而类似201公斤的大克鼎，估计勉强能举起来，但是还是有点吃力，最后撑不住就落了个“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历史笑柄。

而史书记载秦始皇兴师动众千人“泗水捞鼎”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九鼎分量着实不轻。

(始皇)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

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司母戊大方鼎

四、大禹铸造的九鼎与二里头出土的夏代“方格纹铜鼎”有无关联？

1975年，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方格纹铜鼎”，轰动考古界，第一次在实物上为夏代九鼎的考证提供了具体样式和尺寸依据。

夏代“方格纹铜鼎”，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却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一一青铜。二里头遗址青铜鼎的出现，无疑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这件罕见的3800年前铜鼎，圆腹、平底、锥状三足，沿上铸二环形立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与后世出土的精美复杂大鼎相比，其看上去着实有些稚拙，纹饰也略显简单朴素。但它却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号称“华夏第一鼎”。

二里头方格纹铜鼎的惊世献身，等于九鼎在铸造上上已有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考古发掘证明，仰部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了铜器。龙山时代考古发现的铜器或冷铜、铸铜遗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饰品。

从夏代开始，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夏商周更被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到了3800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不仅发现了若干前所未有的青铜器，还发掘了大规模的青铜治铸作坊和大量与青铜治铸有关的遗物。

在二里头遗址官营作坊区南侧，发现有面积1.5万-2万平方米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使用时间从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末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二里头出土的陶鼎

二里头出土的铜斝

发现与青铜冶铸有关的器物有陶范、石范、坩埚、炉壁、炼渣、铜矿石、铅片、木炭和小件铜器。数量最多的是陶范，多为铸造后废弃的破碎外范，其内表光洁，有的还刻有兽面纹等花纹。

二里头遗址迄今已经发现铜器200多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器和工具等， 出土的礼器有鼎、爵、觚、斝、盉；兵器有戈、戚、箭；工貝有凿、锛、锥、钻等，两外还有铜铃、铜饰牌等，这些器物的工艺复杂，有的用了复合范法浇铸，还有分铸、接铸等技术，凸显了二里头青铜冶铸技术的领先地位。

有专家据此预测，当时的夏人能够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可能躲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未知神秘大墓之中。

从治铸技术来看，“龙山末期至夏初可能已使用复合陶范铸造礼器和容器类器件”。所以夏代初期完全可以制造青铜鼎，也就是说大禹铸造九鼎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早在此前，已有黄帝铸造铜鼎记载。可能形状也应该是圆形陶鼎类似的青铜圆鼎，与二里头的“方格纹圆形铜鼎”器型相似，不排除影响到了大禹铸造九鼎的形状。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 （《史记・封禅书》）

那么，世人关注的九鼎最终那去了呢？

霍小姐大胆推测，由于九鼎单体分量重，数量多，最有可能被在秦末的农民起义战争中，被不信奉“国之重器、礼器之首”这一套传统礼教的、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军将领攻占秦都咸阳后当战利品掳掠而去，因搬运不便，融化铸造钱币、打制兵器，从此湮灭、消失在滚滚的历史尘埃之中。

参考书籍：《史纪》、《战国策》、《何以中国》、《左传》等

《天工开物》描述的冶炼铸铜场景

二里头出土的夏代乳钉纹铜爵

二里头出土的浅绿松石铜牌饰

二里头夏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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