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自做我之金瓶梅)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演义思维

一、问题的提出

张竹坡(1670年-1698年),名道深,字自得,号竹坡,铜山(今徐州)人,据考,自幼聪颖好学,发愤进取,为人「落拓不羁,志节疏放,性挥霍,喜交游,狂于酒」。

唯自应试以来,时运不佳,屡试不第。故纵有文才,一生仕途不遇。又因家道中落、门庭冷清,自识事以来,颇领略人情炎凉之情理,不免为穷愁与愤懑所羁。更不幸者,天不永年,康煕三十七年(1698)即因病去世,得年二十九岁。

今存著述,主要有诗集《十一草》、《金瓶梅》评点、《幽梦影》批语和《东游记》批语,[1]其中尤以《金瓶梅》评点为重要。本文即拟以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评点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2]

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自做我之金瓶梅)(1)

苹华堂本

明代中叶以降,通俗小说批评伴随通俗小说创作之流行,不断体现在各家笔记散论、作品序跋和实际评点之上,共同形塑了明清小说学的诸多理论面向。

《金瓶梅》自问世传钞以来即受到文人的关注,相关评论散见于笔记之中,付梓出版之后,序、跋批评更形重要。

在《金瓶梅》的评点问世之前,诸多批评所展示的审美判断、道德评价和伦理意识,已然在多元视界的碰撞、融合之中,构成一种批评视域和批评语境。

相关诠释因批评者诠释立场的不同,而使得《金瓶梅》本身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展现出不拘定格的效果历史。[3]

以今观之,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一书,题名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4],乃接受了冯梦龙以降有关「四大奇书」的评价看法,[5]而且批评《第一奇书》时所展现的观念和方法,更是受到金圣叹的启发而来。

张道渊〈仲兄竹坡传〉云:

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偶见其翻阅稗史,如《水浒》、《金瓶》等传,快若败叶翻风,晷影方移,而览辄无遗矣。曾向余曰:『《金瓶》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戸,旬有余日而批成。[6]

事实上,张竹坡在实际批评《金瓶梅》时亦清楚自言,其批法乃与金圣叹一脉相同。第二回总批云:

此后数回,大约同《水浒》文字,作者不嫌其同者,要见欲做此人,必须如此方妥方妙,少变更即不是矣。作者止欲要叙金莲入西门庆家,何妨随手只如此写去。又见文字是件公事,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便不许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故我批时,亦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随我的眼力批去,即有亦与批《水浒》者之批相同者,亦不敢避。

盖作者既不避嫌,予何得强扭作者之文,而作我避嫌之语哉!且即有相同者,彼自批《水浒》之文,予自批《金瓶》之文。谓两同心可,谓各有见亦可;谓我同他可,谓他同我亦可;谓其批为本不可易可,谓其原文本不可异批亦无不可。(上册,页33)

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自做我之金瓶梅)(2)

张竹坡故居

毫无疑问,张竹坡受到金圣叹评点《水浒》的影响,在评点形式、体例和方法方面大体上皆循其批法而形成,又有所发挥。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即云:「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7]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张竹坡特别强调「予自批《金瓶》之文」的自主性,因此格外重视自我眼力之发挥,并不因与金圣叹前批《水浒》相同而回避,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取向、批评理论和艺术见解。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有关评点的意义和价值,清张潮《虞初新志》有一番剀切说法:「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余。或评其事而忼慨激昂,或赏其文而咨嗟品叹。敢谓发明,聊抒兴趣,既自怡悦,愿共讨论。」[8]

以今观之,张竹坡基本上是在尊重崇祯刊本《金瓶梅》原著前提之下展开评点工作,颇不同于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毛氏批评《三国演义》、无名氏批评《金瓶梅》(崇祯刊本)、黄周星批评《西游记》的做法──即针对小说进行增饰、改订或加工,采取「评改一体」的方式改变作品,以成其一家之言。[9]

相对于其他评点之作,张竹坡之批评《金瓶梅》具有强烈的「文人性」,[10]有其格外令人瞩目的文本价值。[11]

尤其当我们细观张竹坡的说法,即可清楚发现他企图以替代作者之姿立言的评点动机和作法,显得十分耐人寻味。〈竹坡闲话〉曰:

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能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

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上册,页24)

显然,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主要动因,首先肇因于个人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故欲藉此「排遣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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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图片·竹坡闲话

此外,张竹坡在细筭《金瓶梅》结构经营之时,更有意「持往作书之法」以批之,并从「自撰一部世情书」的作者立场和姿态进行自觉性批评,因而清楚表明「我自做我之《金瓶梅》」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际,颇能以读者和作者兼融的双重身分深体小说叙述笔法和文意。此外,〈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亦曰:

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书,其「寓意说」内,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词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

至于以「悌」字起,「孝」字结,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恻,又以玉楼、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上册,页32)

如此一来,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时,不仅只是「悯作者之苦心」而已,而是力求「新同志之耳目」。

具体而言,小说评点本身并非仅仅以客观掘发小说思想寓意和艺术手法为目的,而是饱含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审美感受乃至生命体验,充分展现出个人化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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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敢 著

正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言:「意义的构成并不意味着相互作用的本文视点中出现的整体的创造……而是通过系统地阐述这一整体,使我们能够系统地阐述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至今仍未意识到的内在世界。」[12]

在「借题发挥」中,张竹坡赋予了《金瓶梅》以「第一奇书」的崇高地位,方使得其评点文字所展现的细读工夫,对于后来《金瓶梅》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批评者产生不可忽视的启示和影响。[13]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成就斐然,乃论者周知之事。[14]

但历来对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诸多观点和思想表现,仍有其不能理解之处:一是因苦孝说而强作孝悌之批,二是吴月娘罪人说,三是作者以孟玉楼自喻之说。论者以为上述评点思想多有牵强附会之处。

关于上述认识问题的发生,本文以为主要关键在于论者专就《金瓶梅》创作的客观表现而论,从而忽略了张竹坡已明确提及「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和「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的思想主张。

因此,若要针对上述认识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性看法,那么,对于张竹坡评点文字的探讨,便必须考虑回归「演义」[15]编创的立场,重新思考其批法背后的主导思想或意识形态。

至于何谓「演义」?根据清毛宗岗伪托金圣叹作〈《三国志演义》序〉所言:

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16]

又清佚名〈读《西游补》杂记〉曰:

问:「《西游补》,演义耳,安见其可传者?」曰:「凡人著书,无非取古人以自寓,书中之事,皆作者所历之境;书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道;书中之语,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见之,不可入于文集而借演义以达之。

盖显著之路,不若隐约之微妙也;直言之浅,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简,不若演义之详尽也。若雨令妻贤子,处境丰腴,一旦弃家修道,度必有所大悟大彻者,不仅以遗民自命也。此书所述,皆其胸膈间物。夫其人可传也,其书可传也;传其书,即传其人矣。虽演义,庸何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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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补》书影

倘依上述「演义」编创的观点来说,张竹坡界有意藉批评《金瓶梅》以完成个人创作,势必会在借题发挥中力求调节个人的阅读认知,并思考如何为读者建立起一套理解、判断和评价作品的思想原则和审美规范,以其特定批法指导读者掌握说叙述「依事取义」的创作表现。

据此,本文之提出,乃试图探究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以经营一部炎凉之书所展现的演义思维,期能为来日进一步分析其评点作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

二、稗官者,寓言也:张竹坡对于《金瓶梅》创作属性的认知

基本上,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说,「一个文学本文只有在被读者阅读的时候,才能产生一种响应。」[18]。

因此,读者如何面对《金瓶梅》一书,在接受方面便可能有各种不同层次的设想。更何况,当小说评点者有意在阅读《金瓶梅》的同时,

透过评点以表达个人独到的阅读见解时,则「评点」随文刊刻所提供的读法,在批评视域的建构方面,不仅展示出评点者的叙事美学观点,同时也体现出评点者的道德评价和伦理意识,有其丰富的意涵值得深入探究。

那么,张竹坡如何看待《金瓶梅》的创作属性?无疑是研究其批评观念和具体做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今观〈金瓶梅寓意说〉曰: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上册,页25)

显然,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接受,并非只是简单将小说本身当做一部「世情书」而已,而是认为小说叙述本身有其寓意,并隐藏于曲曲折折的微言之中,亟需理想读者通过人物和情节的细读来加以领会,但也强调不应过度诠释。[19]

至于此一认识从何而来?自不能不从张竹坡对于读者做为接受主体的重视和要求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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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图片·东吴弄珠客序

(一)不知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

《金瓶梅》问世传钞之来,即因「诲淫」题材问题,招致毁誉参半的评价,历来读者褒贬不一。

无可讳言,对于《金瓶梅》的阅读和接受,读者始终必须面对的首要课题就是有关「淫书」的评价问题。

虽然有识文人在阅读接受中给予高度的赞赏,但对于是否应该正式出版,则仍不免有所犹豫。[20]关于此一问题,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中即已对读者提出一番深切提醒:

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也。[21]

东吴弄珠客对于《金瓶梅》刊刻成书后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早已有所预见。因此,在序文中即提出一套阅读和接受的道德尺度,无非冀望读者能审慎看待个人的阅读态度,强调「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

而这样的观点,同样在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时,仍然存在着相同疑虑。〈读法八十二〉曰:

然则《金瓶梅》是不可看之书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误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为不可不看之妙文,特为妇人必不可看之书,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过也。(上册,页56)

究其原因,自然是与读者接受时的心态和立场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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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鹤堂本

不过从现存诸多文献中可见,有识文人读者的阅读姿态,显然不将眼光仅仅聚焦于「诲淫」书写问题之上,而是强调应从整体性观点审视《金瓶梅》的创作表现。〈竹坡闲话〉曰: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上册,页22-23)

由此可知,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编创作法的感受显得特别强烈,并且认为《金瓶梅》之作,乃作者展转以思之后的重要决定,以为「惟此不律,可以稍泄吾愤,是用借西门氏以发之。」(〈竹坡闲话〉,上册,页22)。

而这样一种抒愤创作的见解,自然与张竹坡「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竹坡闲话〉,上册,页24)的个人生命经历有所呼应,因而得以产生密切的连结。[22]

至于要如何避免误读、不善读,以求能深切掌握《金瓶梅》作者的作意和作法?张竹坡在读法建构中,极力主张读者应立足于「作者」立场和姿态之上,方不致产生误读现象:

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读法四十,上册,页50)

将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是矣。然又不如将他当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我先将心与之曲折算出,夫而后谓之不能瞒我,方是不能瞒我也。(读法四十二,上册,页50)

读《金瓶》,当知其用意处。夫会得其处处所以用意处,方许他读《金瓶梅》,方许他自言读文字也。(读法七十,上册,页54)

在此,张竹坡再三声言,读《金瓶梅》必须视其文字为自己所写文章,方能真正了解文字处处用意之处。[23]

有志作文者,更应移情于作者位置,在批评时以感同身受的方式为之代言。〈读法八十二〉即曰:

故读《金瓶》者多,不善读《金瓶》者亦多。予因不揣,乃急欲批以请教。虽不敢谓能探作者之底里,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故不择狂瞽,代为争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长日睡魔,少补文家之法律也。谁曰不宜?(上册,页57)

在张竹坡看来,倘若读者只是将此妙文目为「淫书」,从而忽略作者用心,不免容易产生误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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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松轩本

为了解决读者误读的问题,张竹坡极力主张「善读」观点,并不断提醒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充分体会小说叙述的事实和细节。[24]〈读法八十二〉曰:

《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呕血,写出异样妙文也。

今止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虽本自娱,实亦娱千百世之锦绣才子者──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上册,页56)

因此,张竹坡谨遵善读之法以探作者底里,在读法建构过程中,极力从「微言」的编创视角辩清《金瓶梅》的创作属性。

又若以此为论,张竹坡对于读者的高度期待,正反映在个人做为善读者的具体批评表现之中,因而使得评点文字多有不同于流俗的解读看法,最终能够成立一家之言。

整体而言,张竹坡以作者立场深体微言,意欲通过评点以「探作者之底里」、「少补文家之法律」,并且试图借批评《金瓶梅》以代替个人创作一部世情书,无疑使得整个评点理论体系的建构,充分展现出「演义」编创的创作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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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坡评本

如前所言,《金瓶梅》的「诲淫」书写问题,自传钞问世以来即成为文人读者重视讨论的焦点。

但不论结果如何,在张竹坡眼中,《金瓶梅》并非「淫书」一见,倒是十分明确。[25]〈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主张曰:

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

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上册,页32)

而此一「非淫书」的观点的成立,在实际读法的建构中,张竹坡乃有意将之体现在读者阅读态度和能力的反省之上: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读法五十二,上册,页53)

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读法五十三,上册,页53)

《金瓶》必不可使不会做文的人读。夫不会做文字人读,则真有如俗云:「读了《金瓶梅》也」。会做文字的人读《金瓶》,纯是读《史记》。(读法八十一,上册,页55)

也因为如此,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时,基本上读法和实际评点并不重视或刻意凸显诲淫书写的问题,因此所有评论可说都只是点到为止,未有进一步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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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插图本

〈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即曰:

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上册,页32)

正因为在「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的批评观念主导下,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曲折深意,更能从「演义」编创的视角发现和分析小说叙述在题旨、情思、章法、笔法等方面的独到之处。

在张竹坡看来,读者若能从「作文」的角度领会文字的处处用意,便可发现《金瓶梅》「纯是一部史公文字」,淫书之见自然冰消瓦解。

(二)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承上所言,张竹坡在评点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观点,即《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彷若龙门史迁再世之文字。

实际上,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阅读感受,当如〈读法七十七〉概括所言:「《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上册,55)

而这样的批评观点,可以说始终贯串于《金瓶梅》之中,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表现。严格来说,自明代中叶以来,小说评点家即多有以「拟史」观点进行批评的情形,张竹坡的主张自有其思想渊源。[26]借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之言曰:

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

在史鉴功能的观念影响下,张竹坡实际上亦有意为《金瓶梅》张目,进而将之与司马迁因抒愤而撰作《史记》进行有意识连结,并给予极为高度评价,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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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绣像本

关于如何评价《金瓶梅》一书,自是历来论者首要面对的课题。同样地,这也是张竹坡在批评《金瓶梅》时极力响应的一个问题。〈竹坡闲话〉曰:

自云含酸,不是撒泼,怀匕囊锤,以报其人,是亦一举。乃作者自有志,耻作荆、聂,寓复仇之义于百回微言之中,谁为刀笔之利不杀人于千古哉!此所以有《金瓶梅》也。(上册,页24)

以张竹坡阅读感受而言,《金瓶梅》之作寓有「复仇」之义,乃以寓言、微言方式以表达个人内在沉痛之心,固有「奇酸」之叹。〈苦孝说〉曰:

痛之不已,酿成奇酸,海枯石烂,其味深长。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独立默坐。苟独立默坐,则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栗栗焉如刀斯割、如虫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悦耳目、娱心志,一安其身也哉?(上册,页30)

因此,张竹坡对于《金瓶梅》作者为何创作此书的思考,主要是从「悲愤鸣唈,以作秽书」的观点解读小说作文之法,并强调作者出于生活真实的感受而创作,并非随意之作。

当然,这其中所看重者,首要还是来自于穷愁抒愤之感:

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读法五九,上册,页54)

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故知才子无所不通,专在一心也。(读法六十,上册,页54)

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然而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者也。(读法六十一,上册,页54)

在张竹坡看来,「发愤著书,一吐不平之鸣」乃《金瓶梅》重要的创作动机。[27]在根本的意义上,《金瓶梅》之作,乃作者用以「安其身」的一种选择和做法,方能解其生命中的「奇酸」之痛。

因此从「寓言」观点来说,《金瓶梅》文字所寄托的寓意,便显得饶富意味。第七十回总批云:

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下册,页953)

在张竹坡眼中,作者通过个人阅历所见,最终才能在「一心所通」中将自我和才情寄托于创作之上。为人说法之际,亦藉此一发胸中之愤恨。

也唯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才能以「入世最深」的姿态摹写人物,并注入深刻而强烈的情感,并一一体现于作文之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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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本·第一奇书

至于应该如何掌握《金瓶梅》的章法,张竹坡强调要必须把握文章的「整体性」表现,才能对于小说叙述的起尽和经营有清楚的了解:

一百回是一百回,必须放开眼光作一回读,乃知其起尽处。(读法三十八,上册,页50)

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创成。人想其创造之时,何以至于创成,便知其内许多起尽,费许多经营,许多穿插裁减也。(读法三十九,上册,页50)

从实际情形来看,《金瓶梅》中重要人物众多,且各成其传。然而如何在西门庆家庭兴衰的时间进程之中加以摹神写照,并创造出立体化的有机结构,无疑有其布局上的难度。

而这样的看法,同样体现在刘廷玑《在园杂志》对于《金瓶梅》的盛赞:「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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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杂志》

所以,张竹坡以《史记》作为参照对象,一方面重视小说叙述的微言寓意和阳秋笔法;另一方面则是对于《金瓶梅》作文之法给予相当高度的评价: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有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记》也。(读法三四,上册,页49)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迷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读法三十七,上册,页50)

由此可知,张竹坡在细读《金瓶梅》时,乃清楚掌握作文之法,并且能深体作者之心,直认为「《金瓶》却全得《史记》之妙。」(读法三十五,上册,49)

以今观之,张竹坡在细读过程中,十分用心解读文字曲折之意,故能成一篇评点文字,实非一时半刻所写下的随意之作:

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于世,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且其受辱,必为人所误,故深恨友生,追思兄弟,而作热结、冷遇之文。

且必因泄机之故受辱,故有倪秀才、温秀才之串通等事,而点出机不密则祸成之语,必误信人言,又有吃人哄怕之言。信乎作者为史公之忍辱著书,岂如寻常小说家之漫肆空谈也哉!(第七回总批,上册,页98)

作者纯以神工鬼斧之笔行文,故曲曲折折,直令看者迷目,而不令其窥彼金针之一度。吾故曰:纯是龙门文字。每于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为之出入其起尽。何异入五岳三岛,尽览奇胜?我心乐此,不为疲也。(读法四十八,页79)

基本上,张竹坡评点所展现演义编创思维,乃立足于在「史公忍辱著书」的比喻意义上展开,正因为以作者之心待之,方能在千百化身之中,掌握人物行动和形象的本质,一一在传神写照中「各尽人情」。

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自做我之金瓶梅)(14)

本衙本·第一奇书

正因为如此,刘廷玑对于张竹坡批评所提供的阅读金针,可谓极为欣赏。

整体而言,当张竹坡有意识地将《金瓶梅》与司马迁撰作《史记》相提并论之时,不仅仅在心领神会中肯定了《金瓶梅》的书写表现,同时也从「我自做我的金瓶梅」的主张中,积极表达了个人藉批评以抒愤的内在情怀。

如此一来,方能以作者之姿,在评点过程中展演独特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在显示出对于《金瓶梅》的高度接受和评价。

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自做我之金瓶梅)(15)

*本文係105年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多音「演義」:《金瓶梅》三家評點研究》〉(MOST 105-2410-H-003-126-)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宣讀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之「第十五屆『文學與美學:文學研究的當代新視域』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市:淡江大學,2017年1月12-13日)。

注 释:

[1]目前有關張竹坡研究最為全面且完整者,當屬大陸學者吳敢先生,可參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2]關於《金瓶梅》的版本系統有三:一是明代萬曆年間刊《新刻金瓶梅詞話》,一是明代崇禎年間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一是清代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此一版本所根據的底本則是崇禎年間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自第一奇書本問世之後,隨即成為有清一代最為流行和普及的版本。現存張竹坡評本存在兩種系統:黃霖研究指出:「現存張評本《金瓶梅》有兩種系統:一種是多《凡例》、《冷熱金針》、《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三篇附論而無回評,另一種是有回評而少三篇附論。」見黃霖:〈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本〉,收於《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黃霖認為第一種最接近於原本,不過王汝梅對於前述看法表示存疑。王汝梅研究指出:「張評康熙本今存兩種:甲種本扉頁題『本衙藏版翻刻必究』,有回前評(藏吉林大學圖書館,大連圖書館)。乙種本,與上書同版不帶回前評,只是在裝訂時未裝入回前評(藏首都圖書館)。以張評康熙本甲、乙兩種為祖本,產生出第一奇書兩個系列的翻刻本:有回前評語本(影松軒本,四大奇書第四種本等),無回前評語本(在茲堂本、皋鶴草堂梓行本等)。」見王汝梅:〈《金瓶梅》評點本的整理與出版〉,《讀書》2010年第10期,頁158。現有版本中,究竟何者屬於/接近原本或祖刻本,尚難於定論。但不論如何,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刊刻《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仍是目前所見最早刻本,當無庸置疑。本文所採用版本係〔明〕蘭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上冊、下冊)(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所引批評文字皆出於此,僅於註明出處、冊數和頁數,不另贅註。

[3]關於《金瓶梅》詮釋的歷史性考察,可參李梁淑:《《金瓶梅》詮評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張明遠:《《金瓶梅》詮釋史論》(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4]根據王汝梅研究指出:「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行款、版式、書名頁、牌記與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本大致相同,粗看容易判定為同板,但是細緻考察,可發現相異之處。此版本為皇族世家藏書,卷首蓋有恭親王藏書章。在總評《寓意說》「千秋萬歲,此恨綿綿,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悲哉,悲哉!」之後多出二百二十七字,即:「作者之意,曲如文螺,細如頭髮,不謂後古有一竹坡為之細細點出,作者于九泉下當滴淚以謝竹坡。竹坡又當酹酒以白天下錦繡才子,如我所說,豈非使作者之意,彰明較著也乎。竹坡彭城人,十五而孤,於今十載,流離風塵,諸苦備曆,遊倦歸來。向日所為密邇知交,今日皆成陌路。細思床頭金盡之語。忽忽不樂,偶睹金瓶起首雲,親朋白眼,面目含酸,便是淩雲志氣,分外消磨,不禁為之淚落如豆。乃拍案曰:有是哉,冷熱真假,不我欺也,乃發心於乙亥正月人日批起,至本月廿七日告成。其中頗多草草。然予亦信其眼照古人用意處,為傳其金針大意雲爾。緣作寓意說,以弁於前。」至今所見張評本早期刻本、翻刻本均無此段文字。此段文字,最已排印於〔明〕蘭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公諸於今世讀者。

[5]署名李漁〈古本三國志序〉:「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也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係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此說可備參考。

[6]轉引自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頁247。

[7]見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53。

[8]〔清〕張潮輯:《虞初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凡例〉。

[9]有關清初評點評改合一現象的討論,可參譚帆:〈「四大奇書──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收於王璦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向芃、蔣玉斌:〈清初小說評點中評改合一現象〉,《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68-72。

[10]譚帆將小說評點者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文人型,二是書商型,三是綜合型。參氏著:《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7。

[11]譚帆指出:「小說評點的文本價值是指評點者對小說文本所作出的增飾、改訂等藝術再創造活動,從而使評點本獲得了自身獨立的版本價值和文學價值。」參氏著:〈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文本價值〉,《學術月刊》1996年第12期,頁98。

[12]﹝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81。

[13]吳敢指出:「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方式方法雖多淵源于毛氏父子、金聖歎,其藝術評點,至少有三點是他首創: 其一,書首專論,中國小說理論自此健全了自己的組織結構體系。其二,新立了不少名目,總結了因《金瓶梅》出現所豐富了的小說藝術。其三,緊緊把握《金瓶梅》的美學風貌,以『市井文字』總括其成,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因此高枝獨佔。特別是第三點,前張竹坡的中國小說理論家均未如此入眼落筆。」見氏著:〈《金瓶梅》評點綜論〉,《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3期,頁12。

[14]歷來對於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點的探討,實已累績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舉凡張竹坡生平事略研究,張竹坡評本研究,張竹坡小說思想和小說理論研究,張竹坡在中國小說理論史上的地位和評價等等,皆能夠得到深入的抉發,並在極大程度上肯定了張竹坡小說批評理論的價值和成就。不過,本文對於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探討,意不在於重複前人研究論點,而是試圖轉換研究視角,以求能深入探究其批評意識和實際作法的聯繫。

[15]有關「演義」作為一種文類∕文體的編創概念的討論,可參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年)。

[16]轉引自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53。

[17]轉引自朱一玄、劉毓忱編:《西遊記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98-399。

[18]﹝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前言〉,頁1。

[19]當然,張竹坡視《金瓶梅》為寓言,卻不主張以索隱方式考證小說人物和事件,強說感慨之意。〈讀法三十六〉曰:「作小說者概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隱惡揚善之筆,不存其人之姓名,並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後人必欲為之尋端競委,說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為懷也!且傳聞之說,大都穿鑿,不可深信。總之,作者無感慨,亦必不著書,一言盡之矣。其所欲說知人,即現在其書內。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沒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真沒搭撒、沒要緊也。」

[20]〔明〕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卷四曰:「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涎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以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吾友馮夢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轉引自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230。

[21]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

[22]張竹坡傳〈烏思記〉曰:「至於人情反覆,世事滄桑,若黃河之波,變幻無測;如青天之雲,起滅無常。噫!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孤立於人世矣。」轉引自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頁245。

[23]此一視小說為文章的看法,乃明清小說評點的一項重要主張。參陳才訓:〈文章學視野下的明清小說評點〉,《求是學刊》37:2(2010.3),頁110-117。張永葳:〈「看小說如看一篇長文字」──明清小說讀法對文章讀法的依循〉30:3(2012.6),頁30-35。

[24]此一「善讀」觀點,基本繼承晚明以降小說閱讀觀和崇禎本評點而來,如崇禎本第二回眉批曰:「摹寫展轉處,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若詆其繁而欲損一字者,不善讀書者也。」見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頁39。

[25]張竹坡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書而非淫書的觀點,並非新見,大抵仍承繼前人批評和崇禎本批語觀點而來。

[26]相關論述,可參孫書磊:〈論清代小說批評中史學意識的蛻變〉,《齊魯學刊》1988年第5期,頁38-43。石麟:〈古代小說的史鑒功能和勸戒功能──中國古代小說評點派研究二題〉,《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1(2004),頁16-21。陳心浩:〈試論明清小說評點中的擬史批評〉,《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7期,頁158-160。張金梅:〈史家筆法作為中國古代評點的話語建構〉,《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5:2(2012.4),頁89-94。

[27]明代中晚期以來,小說這一文學樣式作為士人傾瀉憤懣、排遣不滿的形式,有其相應的歷史文化語境。相關分析,參陳美琳、李忠明:《中國古代小說的主題與敘事結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蔣玉斌:《明代中晚期小說與士人心態》(重慶: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0年)。紀德君:〈明清時期文人小說家「發憤著書」縱觀〉,《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0:9(2011.9),頁72-77。張竹坡以「發憤著書」論《金瓶梅》創作動機,大體上即繼承了前人的批評觀點,而另有發揮。

[28]見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253。

文章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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