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自做我之金瓶梅）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演义思维

一、问题的提出

张竹坡（1670年－1698年），名道深，字自得，号竹坡，铜山（今徐州）人，据考，自幼聪颖好学，发愤进取，为人「落拓不羁，志节疏放，性挥霍，喜交游，狂于酒」。

唯自应试以来，时运不佳，屡试不第。故纵有文才，一生仕途不遇。又因家道中落、门庭冷清，自识事以来，颇领略人情炎凉之情理，不免为穷愁与愤懑所羁。更不幸者，天不永年，康煕三十七年（1698）即因病去世，得年二十九岁。

今存著述，主要有诗集《十一草》、《金瓶梅》评点、《幽梦影》批语和《东游记》批语，[1]其中尤以《金瓶梅》评点为重要。本文即拟以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评点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2]

苹华堂本

明代中叶以降，通俗小说批评伴随通俗小说创作之流行，不断体现在各家笔记散论、作品序跋和实际评点之上，共同形塑了明清小说学的诸多理论面向。

《金瓶梅》自问世传钞以来即受到文人的关注，相关评论散见于笔记之中，付梓出版之后，序、跋批评更形重要。

在《金瓶梅》的评点问世之前，诸多批评所展示的审美判断、道德评价和伦理意识，已然在多元视界的碰撞、融合之中，构成一种批评视域和批评语境。

相关诠释因批评者诠释立场的不同，而使得《金瓶梅》本身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并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展现出不拘定格的效果历史。[3]

以今观之，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一书，题名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4]，乃接受了冯梦龙以降有关「四大奇书」的评价看法，[5]而且批评《第一奇书》时所展现的观念和方法，更是受到金圣叹的启发而来。

张道渊〈仲兄竹坡传〉云：

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偶见其翻阅稗史，如《水浒》、《金瓶》等传，快若败叶翻风，晷影方移，而览辄无遗矣。曾向余曰：『《金瓶》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戸，旬有余日而批成。[6]

事实上，张竹坡在实际批评《金瓶梅》时亦清楚自言，其批法乃与金圣叹一脉相同。第二回总批云：

此后数回，大约同《水浒》文字，作者不嫌其同者，要见欲做此人，必须如此方妥方妙，少变更即不是矣。作者止欲要叙金莲入西门庆家，何妨随手只如此写去。又见文字是件公事，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便不许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故我批时，亦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随我的眼力批去，即有亦与批《水浒》者之批相同者，亦不敢避。

盖作者既不避嫌，予何得强扭作者之文，而作我避嫌之语哉！且即有相同者，彼自批《水浒》之文，予自批《金瓶》之文。谓两同心可，谓各有见亦可；谓我同他可，谓他同我亦可；谓其批为本不可易可，谓其原文本不可异批亦无不可。（上册，页33）

张竹坡故居

毫无疑问，张竹坡受到金圣叹评点《水浒》的影响，在评点形式、体例和方法方面大体上皆循其批法而形成，又有所发挥。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即云：「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7]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张竹坡特别强调「予自批《金瓶》之文」的自主性，因此格外重视自我眼力之发挥，并不因与金圣叹前批《水浒》相同而回避，体现出独特的思想取向、批评理论和艺术见解。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有关评点的意义和价值，清张潮《虞初新志》有一番剀切说法：「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余。或评其事而忼慨激昂，或赏其文而咨嗟品叹。敢谓发明，聊抒兴趣，既自怡悦，愿共讨论。」[8]

以今观之，张竹坡基本上是在尊重崇祯刊本《金瓶梅》原著前提之下展开评点工作，颇不同于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毛氏批评《三国演义》、无名氏批评《金瓶梅》（崇祯刊本）、黄周星批评《西游记》的做法──即针对小说进行增饰、改订或加工，采取「评改一体」的方式改变作品，以成其一家之言。[9]

相对于其他评点之作，张竹坡之批评《金瓶梅》具有强烈的「文人性」，[10]有其格外令人瞩目的文本价值。[11]

尤其当我们细观张竹坡的说法，即可清楚发现他企图以替代作者之姿立言的评点动机和作法，显得十分耐人寻味。〈竹坡闲话〉曰：

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能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

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上册，页24）

显然，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主要动因，首先肇因于个人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故欲藉此「排遣闷怀」。

书影图片·竹坡闲话

此外，张竹坡在细筭《金瓶梅》结构经营之时，更有意「持往作书之法」以批之，并从「自撰一部世情书」的作者立场和姿态进行自觉性批评，因而清楚表明「我自做我之《金瓶梅》」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际，颇能以读者和作者兼融的双重身分深体小说叙述笔法和文意。此外，〈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亦曰：

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书，其「寓意说」内，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词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

至于以「悌」字起，「孝」字结，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恻，又以玉楼、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上册，页32）

如此一来，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时，不仅只是「悯作者之苦心」而已，而是力求「新同志之耳目」。

具体而言，小说评点本身并非仅仅以客观掘发小说思想寓意和艺术手法为目的，而是饱含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审美感受乃至生命体验，充分展现出个人化的主体意识。

吴 敢 著

正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言：「意义的构成并不意味着相互作用的本文视点中出现的整体的创造……而是通过系统地阐述这一整体，使我们能够系统地阐述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至今仍未意识到的内在世界。」[12]

在「借题发挥」中，张竹坡赋予了《金瓶梅》以「第一奇书」的崇高地位，方使得其评点文字所展现的细读工夫，对于后来《金瓶梅》研究和中国古代小说批评者产生不可忽视的启示和影响。[13]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成就斐然，乃论者周知之事。[14]

但历来对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的诸多观点和思想表现，仍有其不能理解之处：一是因苦孝说而强作孝悌之批，二是吴月娘罪人说，三是作者以孟玉楼自喻之说。论者以为上述评点思想多有牵强附会之处。

关于上述认识问题的发生，本文以为主要关键在于论者专就《金瓶梅》创作的客观表现而论，从而忽略了张竹坡已明确提及「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和「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的思想主张。

因此，若要针对上述认识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性看法，那么，对于张竹坡评点文字的探讨，便必须考虑回归「演义」[15]编创的立场，重新思考其批法背后的主导思想或意识形态。

至于何谓「演义」？根据清毛宗岗伪托金圣叹作〈《三国志演义》序〉所言：

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16]

又清佚名〈读《西游补》杂记〉曰：

问：「《西游补》，演义耳，安见其可传者？」曰：「凡人著书，无非取古人以自寓，书中之事，皆作者所历之境；书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道；书中之语，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见之，不可入于文集而借演义以达之。

盖显著之路，不若隐约之微妙也；直言之浅，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简，不若演义之详尽也。若雨令妻贤子，处境丰腴，一旦弃家修道，度必有所大悟大彻者，不仅以遗民自命也。此书所述，皆其胸膈间物。夫其人可传也，其书可传也；传其书，即传其人矣。虽演义，庸何伤？」[17]

《西游补》书影

倘依上述「演义」编创的观点来说，张竹坡界有意藉批评《金瓶梅》以完成个人创作，势必会在借题发挥中力求调节个人的阅读认知，并思考如何为读者建立起一套理解、判断和评价作品的思想原则和审美规范，以其特定批法指导读者掌握说叙述「依事取义」的创作表现。

据此，本文之提出，乃试图探究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以经营一部炎凉之书所展现的演义思维，期能为来日进一步分析其评点作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

二、稗官者，寓言也：张竹坡对于《金瓶梅》创作属性的认知

基本上，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说，「一个文学本文只有在被读者阅读的时候，才能产生一种响应。」[18]。

因此，读者如何面对《金瓶梅》一书，在接受方面便可能有各种不同层次的设想。更何况，当小说评点者有意在阅读《金瓶梅》的同时，

透过评点以表达个人独到的阅读见解时，则「评点」随文刊刻所提供的读法，在批评视域的建构方面，不仅展示出评点者的叙事美学观点，同时也体现出评点者的道德评价和伦理意识，有其丰富的意涵值得深入探究。

那么，张竹坡如何看待《金瓶梅》的创作属性？无疑是研究其批评观念和具体做法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今观〈金瓶梅寓意说〉曰：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上册，页25）

显然，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接受，并非只是简单将小说本身当做一部「世情书」而已，而是认为小说叙述本身有其寓意，并隐藏于曲曲折折的微言之中，亟需理想读者通过人物和情节的细读来加以领会，但也强调不应过度诠释。[19]

至于此一认识从何而来？自不能不从张竹坡对于读者做为接受主体的重视和要求说起。

书影图片·东吴弄珠客序

（一）不知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

《金瓶梅》问世传钞之来，即因「诲淫」题材问题，招致毁誉参半的评价，历来读者褒贬不一。

无可讳言，对于《金瓶梅》的阅读和接受，读者始终必须面对的首要课题就是有关「淫书」的评价问题。

虽然有识文人在阅读接受中给予高度的赞赏，但对于是否应该正式出版，则仍不免有所犹豫。[20]关于此一问题，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中即已对读者提出一番深切提醒：

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也。[21]

东吴弄珠客对于《金瓶梅》刊刻成书后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早已有所预见。因此，在序文中即提出一套阅读和接受的道德尺度，无非冀望读者能审慎看待个人的阅读态度，强调「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

而这样的观点，同样在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时，仍然存在着相同疑虑。〈读法八十二〉曰：

然则《金瓶梅》是不可看之书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误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为不可不看之妙文，特为妇人必不可看之书，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过也。（上册，页56）

究其原因，自然是与读者接受时的心态和立场息息相关。

皋鹤堂本

不过从现存诸多文献中可见，有识文人读者的阅读姿态，显然不将眼光仅仅聚焦于「诲淫」书写问题之上，而是强调应从整体性观点审视《金瓶梅》的创作表现。〈竹坡闲话〉曰：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上册，页22-23）

由此可知，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编创作法的感受显得特别强烈，并且认为《金瓶梅》之作，乃作者展转以思之后的重要决定，以为「惟此不律，可以稍泄吾愤，是用借西门氏以发之。」（〈竹坡闲话〉，上册，页22）。

而这样一种抒愤创作的见解，自然与张竹坡「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竹坡闲话〉，上册，页24）的个人生命经历有所呼应，因而得以产生密切的连结。[22]

至于要如何避免误读、不善读，以求能深切掌握《金瓶梅》作者的作意和作法？张竹坡在读法建构中，极力主张读者应立足于「作者」立场和姿态之上，方不致产生误读现象：

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读法四十，上册，页50）

将他当自己的文章读，是矣。然又不如将他当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我先将心与之曲折算出，夫而后谓之不能瞒我，方是不能瞒我也。（读法四十二，上册，页50）

读《金瓶》，当知其用意处。夫会得其处处所以用意处，方许他读《金瓶梅》，方许他自言读文字也。（读法七十，上册，页54）

在此，张竹坡再三声言，读《金瓶梅》必须视其文字为自己所写文章，方能真正了解文字处处用意之处。[23]

有志作文者，更应移情于作者位置，在批评时以感同身受的方式为之代言。〈读法八十二〉即曰：

故读《金瓶》者多，不善读《金瓶》者亦多。予因不揣，乃急欲批以请教。虽不敢谓能探作者之底里，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故不择狂瞽，代为争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长日睡魔，少补文家之法律也。谁曰不宜？（上册，页57）

在张竹坡看来，倘若读者只是将此妙文目为「淫书」，从而忽略作者用心，不免容易产生误读情形。

影松轩本

为了解决读者误读的问题，张竹坡极力主张「善读」观点，并不断提醒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充分体会小说叙述的事实和细节。[24]〈读法八十二〉曰:

《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呕血，写出异样妙文也。

今止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虽本自娱，实亦娱千百世之锦绣才子者──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上册，页56）

因此，张竹坡谨遵善读之法以探作者底里，在读法建构过程中，极力从「微言」的编创视角辩清《金瓶梅》的创作属性。

又若以此为论，张竹坡对于读者的高度期待，正反映在个人做为善读者的具体批评表现之中，因而使得评点文字多有不同于流俗的解读看法，最终能够成立一家之言。

整体而言，张竹坡以作者立场深体微言，意欲通过评点以「探作者之底里」、「少补文家之法律」，并且试图借批评《金瓶梅》以代替个人创作一部世情书，无疑使得整个评点理论体系的建构，充分展现出「演义」编创的创作思维。

张竹坡评本

如前所言，《金瓶梅》的「诲淫」书写问题，自传钞问世以来即成为文人读者重视讨论的焦点。

但不论结果如何，在张竹坡眼中，《金瓶梅》并非「淫书」一见，倒是十分明确。[25]〈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主张曰：

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

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上册，页32）

而此一「非淫书」的观点的成立，在实际读法的建构中，张竹坡乃有意将之体现在读者阅读态度和能力的反省之上：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读法五十二，上册，页53）

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读法五十三，上册，页53）

《金瓶》必不可使不会做文的人读。夫不会做文字人读，则真有如俗云：「读了《金瓶梅》也」。会做文字的人读《金瓶》，纯是读《史记》。（读法八十一，上册，页55）

也因为如此，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之时，基本上读法和实际评点并不重视或刻意凸显诲淫书写的问题，因此所有评论可说都只是点到为止，未有进一步申言。

《金瓶梅》插图本

〈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即曰：

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上册，页32）

正因为在「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的批评观念主导下，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曲折深意，更能从「演义」编创的视角发现和分析小说叙述在题旨、情思、章法、笔法等方面的独到之处。

在张竹坡看来，读者若能从「作文」的角度领会文字的处处用意，便可发现《金瓶梅》「纯是一部史公文字」，淫书之见自然冰消瓦解。

（二）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承上所言，张竹坡在评点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观点，即《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彷若龙门史迁再世之文字。

实际上，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阅读感受，当如〈读法七十七〉概括所言：「《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上册，55）

而这样的批评观点，可以说始终贯串于《金瓶梅》之中，有其不可忽视的思想表现。严格来说，自明代中叶以来，小说评点家即多有以「拟史」观点进行批评的情形，张竹坡的主张自有其思想渊源。[26]借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之言曰：

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

在史鉴功能的观念影响下，张竹坡实际上亦有意为《金瓶梅》张目，进而将之与司马迁因抒愤而撰作《史记》进行有意识连结，并给予极为高度评价，不无道理。

新刻绣像本

关于如何评价《金瓶梅》一书，自是历来论者首要面对的课题。同样地，这也是张竹坡在批评《金瓶梅》时极力响应的一个问题。〈竹坡闲话〉曰：

自云含酸，不是撒泼，怀匕囊锤，以报其人，是亦一举。乃作者自有志，耻作荆、聂，寓复仇之义于百回微言之中，谁为刀笔之利不杀人于千古哉！此所以有《金瓶梅》也。（上册，页24）

以张竹坡阅读感受而言，《金瓶梅》之作寓有「复仇」之义，乃以寓言、微言方式以表达个人内在沉痛之心，固有「奇酸」之叹。〈苦孝说〉曰：

痛之不已，酿成奇酸，海枯石烂，其味深长。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独立默坐。苟独立默坐，则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栗栗焉如刀斯割、如虫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悦耳目、娱心志，一安其身也哉？（上册，页30）

因此，张竹坡对于《金瓶梅》作者为何创作此书的思考，主要是从「悲愤鸣唈，以作秽书」的观点解读小说作文之法，并强调作者出于生活真实的感受而创作，并非随意之作。

当然，这其中所看重者，首要还是来自于穷愁抒愤之感：

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读法五九，上册，页54）

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故知才子无所不通，专在一心也。（读法六十，上册，页54）

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然而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者也。（读法六十一，上册，页54）

在张竹坡看来，「发愤著书，一吐不平之鸣」乃《金瓶梅》重要的创作动机。[27]在根本的意义上，《金瓶梅》之作，乃作者用以「安其身」的一种选择和做法，方能解其生命中的「奇酸」之痛。

因此从「寓言」观点来说，《金瓶梅》文字所寄托的寓意，便显得饶富意味。第七十回总批云：

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下册，页953）

在张竹坡眼中，作者通过个人阅历所见，最终才能在「一心所通」中将自我和才情寄托于创作之上。为人说法之际，亦藉此一发胸中之愤恨。

也唯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才能以「入世最深」的姿态摹写人物，并注入深刻而强烈的情感，并一一体现于作文之法上。

吉大本·第一奇书

至于应该如何掌握《金瓶梅》的章法，张竹坡强调要必须把握文章的「整体性」表现，才能对于小说叙述的起尽和经营有清楚的了解：

一百回是一百回，必须放开眼光作一回读，乃知其起尽处。（读法三十八，上册，页50）

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创成。人想其创造之时，何以至于创成，便知其内许多起尽，费许多经营，许多穿插裁减也。（读法三十九，上册，页50）

从实际情形来看，《金瓶梅》中重要人物众多，且各成其传。然而如何在西门庆家庭兴衰的时间进程之中加以摹神写照，并创造出立体化的有机结构，无疑有其布局上的难度。

而这样的看法，同样体现在刘廷玑《在园杂志》对于《金瓶梅》的盛赞：「文心细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缜密，一字不漏，又岂寻常笔墨可到者。」[28]

《在园杂志》

所以，张竹坡以《史记》作为参照对象，一方面重视小说叙述的微言寓意和阳秋笔法；另一方面则是对于《金瓶梅》作文之法给予相当高度的评价：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有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者必能作《史记》也。（读法三四，上册，页49）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迷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读法三十七，上册，页50）

由此可知，张竹坡在细读《金瓶梅》时，乃清楚掌握作文之法，并且能深体作者之心，直认为「《金瓶》却全得《史记》之妙。」（读法三十五，上册，49）

以今观之，张竹坡在细读过程中，十分用心解读文字曲折之意，故能成一篇评点文字，实非一时半刻所写下的随意之作：

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于世，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且其受辱，必为人所误，故深恨友生，追思兄弟，而作热结、冷遇之文。

且必因泄机之故受辱，故有倪秀才、温秀才之串通等事，而点出机不密则祸成之语，必误信人言，又有吃人哄怕之言。信乎作者为史公之忍辱著书，岂如寻常小说家之漫肆空谈也哉！（第七回总批，上册，页98）

作者纯以神工鬼斧之笔行文，故曲曲折折，直令看者迷目，而不令其窥彼金针之一度。吾故曰：纯是龙门文字。每于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为之出入其起尽。何异入五岳三岛，尽览奇胜？我心乐此，不为疲也。（读法四十八，页79）

基本上，张竹坡评点所展现演义编创思维，乃立足于在「史公忍辱著书」的比喻意义上展开，正因为以作者之心待之，方能在千百化身之中，掌握人物行动和形象的本质，一一在传神写照中「各尽人情」。

本衙本·第一奇书

正因为如此，刘廷玑对于张竹坡批评所提供的阅读金针，可谓极为欣赏。

整体而言，当张竹坡有意识地将《金瓶梅》与司马迁撰作《史记》相提并论之时，不仅仅在心领神会中肯定了《金瓶梅》的书写表现，同时也从「我自做我的金瓶梅」的主张中，积极表达了个人藉批评以抒愤的内在情怀。

如此一来，方能以作者之姿，在评点过程中展演独特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在显示出对于《金瓶梅》的高度接受和评价。

*本文係105年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多音「演義」:《金瓶梅》三家評點研究》〉（MOST 105-2410-H-003-126-）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宣讀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之「第十五屆『文學與美學：文學研究的當代新視域』國際學術研討會」（新北市：淡江大學，2017年1月12-13日）。

注 释：

[1]目前有關張竹坡研究最為全面且完整者，當屬大陸學者吳敢先生，可參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2]關於《金瓶梅》的版本系統有三：一是明代萬曆年間刊《新刻金瓶梅詞話》，一是明代崇禎年間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一是清代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此一版本所根據的底本則是崇禎年間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自第一奇書本問世之後，隨即成為有清一代最為流行和普及的版本。現存張竹坡評本存在兩種系統：黃霖研究指出：「現存張評本《金瓶梅》有兩種系統：一種是多《凡例》、《冷熱金針》、《第一奇書非淫書論》三篇附論而無回評，另一種是有回評而少三篇附論。」見黃霖：〈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本〉，收於《中國古典文學叢考》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黃霖認為第一種最接近於原本，不過王汝梅對於前述看法表示存疑。王汝梅研究指出：「張評康熙本今存兩種：甲種本扉頁題『本衙藏版翻刻必究』，有回前評（藏吉林大學圖書館，大連圖書館）。乙種本，與上書同版不帶回前評，只是在裝訂時未裝入回前評（藏首都圖書館）。以張評康熙本甲、乙兩種為祖本，產生出第一奇書兩個系列的翻刻本：有回前評語本（影松軒本，四大奇書第四種本等），無回前評語本（在茲堂本、皋鶴草堂梓行本等）。」見王汝梅：〈《金瓶梅》評點本的整理與出版〉，《讀書》2010年第10期，頁158。現有版本中，究竟何者屬於／接近原本或祖刻本，尚難於定論。但不論如何，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刊刻《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仍是目前所見最早刻本，當無庸置疑。本文所採用版本係〔明〕蘭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上冊、下冊）（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1年）所引批評文字皆出於此，僅於註明出處、冊數和頁數，不另贅註。

[3]關於《金瓶梅》詮釋的歷史性考察，可參李梁淑：《《金瓶梅》詮評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張明遠：《《金瓶梅》詮釋史論》（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4]根據王汝梅研究指出：「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行款、版式、書名頁、牌記與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本大致相同，粗看容易判定為同板，但是細緻考察，可發現相異之處。此版本為皇族世家藏書，卷首蓋有恭親王藏書章。在總評《寓意說》「千秋萬歲，此恨綿綿，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悲哉，悲哉!」之後多出二百二十七字，即：「作者之意，曲如文螺，細如頭髮，不謂後古有一竹坡為之細細點出，作者于九泉下當滴淚以謝竹坡。竹坡又當酹酒以白天下錦繡才子，如我所說，豈非使作者之意，彰明較著也乎。竹坡彭城人，十五而孤，於今十載，流離風塵，諸苦備曆，遊倦歸來。向日所為密邇知交，今日皆成陌路。細思床頭金盡之語。忽忽不樂，偶睹金瓶起首雲，親朋白眼，面目含酸，便是淩雲志氣，分外消磨，不禁為之淚落如豆。乃拍案曰：有是哉，冷熱真假，不我欺也，乃發心於乙亥正月人日批起，至本月廿七日告成。其中頗多草草。然予亦信其眼照古人用意處，為傳其金針大意雲爾。緣作寓意說，以弁於前。」至今所見張評本早期刻本、翻刻本均無此段文字。此段文字，最已排印於〔明〕蘭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公諸於今世讀者。

[5]署名李漁〈古本三國志序〉：「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也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係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此說可備參考。

[6]轉引自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頁247。

[7]見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53。

[8]〔清〕張潮輯：《虞初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凡例〉。

[9]有關清初評點評改合一現象的討論，可參譚帆：〈「四大奇書──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收於王璦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向芃、蔣玉斌：〈清初小說評點中評改合一現象〉，《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頁68-72。

[10]譚帆將小說評點者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文人型，二是書商型，三是綜合型。參氏著：《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7。

[11]譚帆指出：「小說評點的文本價值是指評點者對小說文本所作出的增飾、改訂等藝術再創造活動，從而使評點本獲得了自身獨立的版本價值和文學價值。」參氏著：〈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文本價值〉，《學術月刊》1996年第12期，頁98。

[12]﹝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181。

[13]吳敢指出：「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方式方法雖多淵源于毛氏父子、金聖歎，其藝術評點，至少有三點是他首創: 其一，書首專論，中國小說理論自此健全了自己的組織結構體系。其二，新立了不少名目，總結了因《金瓶梅》出現所豐富了的小說藝術。其三，緊緊把握《金瓶梅》的美學風貌，以『市井文字』總括其成，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因此高枝獨佔。特別是第三點，前張竹坡的中國小說理論家均未如此入眼落筆。」見氏著：〈《金瓶梅》評點綜論〉，《明清小說研究》2013年第3期，頁12。

[14]歷來對於張竹坡及其《金瓶梅》評點的探討，實已累績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舉凡張竹坡生平事略研究，張竹坡評本研究，張竹坡小說思想和小說理論研究，張竹坡在中國小說理論史上的地位和評價等等，皆能夠得到深入的抉發，並在極大程度上肯定了張竹坡小說批評理論的價值和成就。不過，本文對於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探討，意不在於重複前人研究論點，而是試圖轉換研究視角，以求能深入探究其批評意識和實際作法的聯繫。

[15]有關「演義」作為一種文類∕文體的編創概念的討論，可參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 年）。

[16]轉引自朱一玄、劉毓忱編：《三國演義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53。

[17]轉引自朱一玄、劉毓忱編：《西遊記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98-399。

[18]﹝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前言〉，頁1。

[19]當然，張竹坡視《金瓶梅》為寓言，卻不主張以索隱方式考證小說人物和事件，強說感慨之意。〈讀法三十六〉曰：「作小說者概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隱惡揚善之筆，不存其人之姓名，並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後人必欲為之尋端競委，說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為懷也！且傳聞之說，大都穿鑿，不可深信。總之，作者無感慨，亦必不著書，一言盡之矣。其所欲說知人，即現在其書內。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沒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真沒搭撒、沒要緊也。」

[20]〔明〕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卷四曰：「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遇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涎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以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吾友馮夢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榷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飢。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轉引自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230。

[21]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

[22]張竹坡傳〈烏思記〉曰：「至於人情反覆，世事滄桑，若黃河之波，變幻無測；如青天之雲，起滅無常。噫！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孤立於人世矣。」轉引自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頁245。

[23]此一視小說為文章的看法，乃明清小說評點的一項重要主張。參陳才訓：〈文章學視野下的明清小說評點〉，《求是學刊》37：2（2010.3），頁110-117。張永葳：〈「看小說如看一篇長文字」──明清小說讀法對文章讀法的依循〉30：3（2012.6），頁30-35。

[24]此一「善讀」觀點，基本繼承晚明以降小說閱讀觀和崇禎本評點而來，如崇禎本第二回眉批曰：「摹寫展轉處，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若詆其繁而欲損一字者，不善讀書者也。」見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頁39。

[25]張竹坡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書而非淫書的觀點，並非新見，大抵仍承繼前人批評和崇禎本批語觀點而來。

[26]相關論述，可參孫書磊：〈論清代小說批評中史學意識的蛻變〉，《齊魯學刊》1988年第5期，頁38-43。石麟：〈古代小說的史鑒功能和勸戒功能──中國古代小說評點派研究二題〉，《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4：1（2004），頁16-21。陳心浩：〈試論明清小說評點中的擬史批評〉，《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7期，頁158-160。張金梅：〈史家筆法作為中國古代評點的話語建構〉，《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5：2（2012.4），頁89-94。

[27]明代中晚期以來，小說這一文學樣式作為士人傾瀉憤懣、排遣不滿的形式，有其相應的歷史文化語境。相關分析，參陳美琳、李忠明：《中國古代小說的主題與敘事結構》（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蔣玉斌：《明代中晚期小說與士人心態》（重慶：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10年）。紀德君：〈明清時期文人小說家「發憤著書」縱觀〉，《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0：9（2011.9），頁72-77。張竹坡以「發憤著書」論《金瓶梅》創作動機，大體上即繼承了前人的批評觀點，而另有發揮。

[28]見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頁253。

文章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