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特征和方法（如果你的偏好改变了）

导语

在经济学分析中，“偏好”（preferences）通常被假定为是固定的。但是，在偏好可能会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气候缓解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会如何变化？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西奥·康柯、自然资源可持续使用专业的初级教授莱纳斯·马陶赫和伦敦政经学院经济学与政府学专业IG Patel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在近期发表于VoxEU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

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对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中的偏好加以影响，碳税能够改变社会的气候偏好，而偏好的改变反过来可以使碳税的有效性提升38%。他们指出，定价的一些补充性工具的应用能够对偏好加以影响，因此应被纳入经济学形式化分析所使用的工具包之中。

正文

假设一位政策制定者意识到，西方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成为素食者。那么，他应该如何将这一信息整合到自己对于气候政策的思考之中呢？

如果此时他选择参考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那么他可能会倍感困惑，因为在这些分析中，经济行为主体的表征只有两种可能的形式：（1）被转化为消费观念的更新，被视为出于对环境或自身健康等考虑所作出的决定：也就是说，经济行为主体只是在学习新的事实而已；（2）这些习惯的改变被理解为未多加思考的盲目决定。经济学家很少会作出这样的假设：人们会因为其深层价值观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偏好。

在涉及气候变化的问题中，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正确地指出了经济监管的必要性（Klenert and Hepburn 2018, Klenert and Fleurbaey 2021）。然而，当前的经济政策还不足以实现全球的气候目标。环保人士强调，消费者需要采取自愿的行动来减少自己的碳足迹。这表明，如果价值观发生变化，人类社会向净零排放的转变将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与经济学家对向零碳社会过渡的方式的常规描述相比，这一观点有许多非常不同之处。

1、偏好，是固定不变的吗？

经济学分析的假设是，人们在自己当前的生活方式中有固定不变的偏好。因此，避免消费某些服务和商品，并转向选择更可持续的替代品，是一个需要付出福利代价的改变。在不考虑环境效益的情况下，碳税也会降低人们所获得的福利。举例而言，如果人们对肉类食品有强烈且持续不变的偏好，那么旨在减少肉类食品消费的政策就可能会减少人们所感受到的福利。

然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完全通过稳定偏好和行为偏见来解释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而应该把选择理解为他们受社会环境影响后所作出的决定。社会对于许多议题的态度都在近年来出现了重大改变，吸烟和回收仅仅是众多案例中最普遍的两个（Nyborg et al. 2016）。因此，价值观与社会文化的改变，将能够推动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发生长期变化。

税收可以从不同层面改变社会偏好。鲍尔斯和波拉尼亚-莱耶斯在2012年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税收可以改变经济行为主体在培养其偏好时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就环境政策而言，在低碳交通行业推行融合了收费（fee）和部分退费（rebate）的“feebate”综合机制，将可以通过对社会规范加以影响来提升其吸引力，同时也能够降低促进对环境负责任的行为所需的内在动机水平（Hilton et al. 2014）。此外，明显的同伴行为（peer behaviour）将会对人们的一些消费决策产生影响，例如节约能源或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

2、在将偏好视为内生性的情况下，经济学形式化分析是否可行？

在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中，我们以“政策可以改变偏好”为假设对气候缓解政策进行了分析。在马陶赫等人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结合了斯特恩在2006年发布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主题报告，模拟了低碳和高碳这两种商品的消费决策变化。

作者假设，税收或基础设施项目等政策工具可以改变偏好——无论这一结果是政策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并将其影响加以呈现，如效用曲线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图1）。该分析表明，当税收水平使消费者对低碳商品产生偏好的提升或是降低时，我们就需对实现特定气候目标所需的税收水平进行调整。此外，当低碳基础设施引导社会偏好向低碳转变时，针对低碳基础设施的投资就会获得更高的价值。举例而言，成长于“自行车友好”城市的市民可能会更喜欢低碳的交通方式。

图1 向低污染消费转变背后的简单微观经济学

注：改编自Mattauch et al. 2022。提升清洁商品（C）的消费量有三种方法：（1）改变其（相对）价格（p）；（2）改变效用曲线；（3）同时改变前述两者。

在康柯等人发表于2021年的文章中，作者将消费者描绘为嵌入社会的经济行为主体，会在同伴的影响下培养自己的偏好。在使用了类似于马陶赫等人的框架（Mattauch et al. 2022）之后，作者发现碳税会产生两种类型的影响：第一阶段或直接效应是，通过常规的价格效应减少碳密集型消费；第二阶段或后续效应是，个体的消费偏好随着社会网络的偏好变化而改变。在社会网络中，不同偏好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税收的效果会因社会乘数而增强。经校准的模拟结果显示，偏好的改变估计将使碳税的有效性提升38%（图2）。这意味着，考虑到社会乘数效应，旨在实现特定排放目标的税收可以适当降低。

图2 在偏好固定与嵌入社会的不同情境下，碳税在降低高碳商品消费中所起的作用

注：改编自Konc et al. 2021。橙色线代表受社会互动的影响，蓝色线代表不受社会互动的影响。对高碳消费征税的边际效应随着社会偏好的提升而增加。因此，当将社会互动纳入考虑时，有效税收τ*更低。

3、经济政策的形式化分析中，是否真的应该认为偏好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表明，政策对偏好的影响的确可以通过模拟来呈现。然而，这并没有回答这是否会是一个好主意。毕竟，经济学分析长期以来一直将偏好视为外生性因素，而且这一立场经常得到辩护，理由是：反之就会出现“家长式”（paternalistic）政策。毕竟，对政策驱动的偏好变化进行评估，往往会迫使社会和身处其中的各部门在新旧偏好之间选择站队。

我们给予这些反对理由的通用简答是：如果社会对于“偏好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点不进行探讨，并对将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决定施加明确的民主控制，那么偏好就有可能在利害关系不明晰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从而可能导致所形成的偏好仅仅有利于特殊利益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Bowles 2016, Hoff and Stiglitz 2016）。

对于经济学之外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而言，“价值观应如何改变”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极大关注。甚至在福利经济学领域，最近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开创了用内生性偏好进行福利分析的几种精准分析方法，并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Fleurbaey and Tadenuma 2014, Mattauch and Hepburn 2016, von Weizsäcker 2005）。

4、未来的气候政策建议

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在探讨公共政策应如何鼓励并支持避免排放密集型行为（emission-intensive behaviours）和/或转向低影响行为（lower-impact behaviours，例如食用非动物蛋白）（Creutzig et al. 2022）。对于未来的气候政策建议，我们的工作方向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近期对于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中所提到的一个章节是一致的：需求侧采取的措施可以减少40-70%的碳排放（IPCC 2022: Chapter 5）。

在定价手段之外，存在着一些能够对偏好形成过程进行调整的补充性工具，而这些工具的应用最终会增加公民福祉。无论经济学家是否喜欢这一点，以实现零碳经济为主题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将继续研究偏好的改变方式。对我们而言，经济学应该将其针对福利效应的形式化分析和量化手段作为利器，成为推进这一议程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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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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