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士眼中的东方巨人是指（国际人士眼中的东方巨人）

文/陈阳 穆建春

一、“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斯诺

197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毛泽东一看到当年的老朋友斯诺十分高兴，在与斯诺夫妇亲热握手时，就幽默诙谐地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毛泽东的幽默感仍不减当年。

34年前，即1936年的6月至10月间，斯诺怀着一颗强烈的好奇心和历史使命感，穿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只身冒险地深入到“红色中国首都”——陕西保安，采访到了东方巨人毛泽东，以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徐海东等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红军战士和苏区百姓，并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迷人风彩，成为了第一个采访“红色中国”的外国记者。斯诺写下了大量的通讯报道，第一次把“红色中国”推介给了全世界人民。最为闻名的就是，长篇新闻特写《红星照耀中国》，特别是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在上海出版后，成为了全中国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指南。该书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其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东方巨人？尽管当年毛泽东是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布衣服，在陕北的窑洞里请他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夫人贺子珍做的酸梅，毛泽东又跟他一起打扑克，并且是一边打，又一边用另一只手去搓自己脖子上的污垢，还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手中有大牌的模样儿，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面，松开裤腰带去伸手进去捉虱子。毛泽东一边捉虱子一边对斯诺诙谐风趣地说:“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的话，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陕北的艰苦环境和条件，不但没有压垮这帮中国共产党人，反而还在影响着他这位西方的美国记者。

斯诺的心，完全是被毛泽东给征服啦！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俗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斯诺对毛泽东的敬佩还是那些发生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故事……“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 而对毛泽东的信任与评价，斯诺说:“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方面的材料。”

◆197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特别邀请了他的老朋友斯诺先生，也许是因斯诺故地重游地去了一趟陕西保安的原因，这次谈话他俩的交谈持续了5个小时，直至午后1点钟。这几乎是毛泽东在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毛泽东十分坦诚地对斯诺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

陕西的保安是斯诺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自然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会很多。在这次与毛泽东的谈话里，斯诺又提到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很敏感的“人和事”，其中就谈到了“个人崇拜”的话题。

斯诺说:“我记得，1965年元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立刻就回应:“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

毛泽东在这次与斯诺的交谈中，也有意地向斯诺透出了一个有关中美两国正在谈判的重要信息。毛泽东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斯诺回应说:“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

毛泽东对斯诺又伸出一个手指头，幽默地说: “他（指尼克松——笔者注）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二、“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毛泽东这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又不加掩饰意志力的世界级领袖人物。”——基辛格

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同国会的领袖们进行完简短的告别会见后，就匆匆地来到了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飞机前，尼克松就要开始他的访华旅行了。一切都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子。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相距有1.2万英里。

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飞抵北京的上空时，正巧是太阳冲出厚厚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在11点27分，飞机平稳地停在首都机场的候机楼前。舱门打开了，尼克松和穿红外衣的夫人走了出来。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当尼克松走下舷梯台阶时就伸出手来向周恩来走去……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也同时向全世界宣告: 一个时代结束了，而另一个时代又开始了！

周恩来与尼克松紧握的手轻轻地摇晃着。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中美两国的博弈，终于在“15年谈136次”的僵局下给冲破啦！

毛泽东虽然没去机场迎接，但毛泽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付出了智慧与心血，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进行的。在日本名古屋的第31届世乒锦标赛期间，应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问中国的请求，经毛泽东特批，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在结束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到中国来访问。“小球推动大球”，不但是中美两国体育史上的盛事，也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国际政治盛事。

对毛泽东在中美两国建交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基辛格博士他是深有体会的。从基辛格随同尼克松总统一起走入毛泽东中南海书房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基辛格后来回忆道:“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他（毛泽东）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

在经过半个多月后基辛格结束中美两国的外交之行，回到他白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当他再细心地去研究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这次谈话的记录时，就发现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实际上已经把后来在上海发表的公报勾画出来了。基辛格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中都有一句相应的话。怪不得在那以后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尤其是周恩来，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也包括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以后的数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界新闻媒体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大嘴微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

这时，基辛格终于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毛泽东这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又不加掩饰意志力的世界级领袖人物。

“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当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他书房握完手后，尼克松回身去介绍他的随行人员时，毛泽东与基辛格亲切握手，他上下打量着基辛格，就脱口而出地说出了以上这句话。这时的毛泽东立刻就成了整个房间里的中心人物，而这并不是靠多数国家里用那种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与庄重，而是因为在毛泽东身上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几乎每个在场的人都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压倒一切的魄力。基辛格已深深地感觉到了: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象征。

◆毛泽东与基辛格。

基辛格总结他与毛泽东多次见面的印象时说:“毛泽东的诙谐谈吐之中夹带有一些暗示和主题，犹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而毛泽东在尼克松的眼里则是:“毛泽东谈吐随便，言简意赅，常常省去不必要的字眼，这给我以他想在顷刻之间把许多思路揉在一起的印象。他以安详而又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

1972年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两国在上海展览馆，向全世界公布了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5时50分时，基辛格博士与助理国务卿格林，在宴会大厅里例行举办了新闻记者会……当基辛格博士在记者招待会上庄重地透露: 毛泽东主席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中美两国谈判的整个进程，全世界的新闻舆论顿时一片哗然！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就投注到了这位东方历史巨人“毛泽东”的身上。

而此时此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自我陶醉在上海人民为他举行的中国旅行最后一站的美酒佳肴宴会之中。尼克松显得异常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即席讲话:“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1.2万英里和25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尼克松又踌躇满志地说道: “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一旁的周恩来只是默默地望着尼克松，当全场热烈鼓起掌时，周恩来也只是礼节性地随着拍了两下子。

中美两国的上海《联合公报》一发布，西方新闻界顿时发表了种种评价。法新社特别报道称:“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

2月28日晨，周恩来将结束访华的尼克松一行送走后，于当天搭乘“伊尔—18”飞机离开上海飞往北京。搭乘专机回京的还有随行的记者们。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当即就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汇报情况。

周恩来汇报说:“尼克松很高兴的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幽默地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接着毛泽东自嘲而又风趣地说道:“还说改变世界呐，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变不了。”毛泽东的这句引喻话，恰恰道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真谛。

三、“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大平正芳

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和1974年1月为签订日中航空协定而访华，他先后两次见到了毛泽东。大平正芳想，他可能是日本政治家中见到毛泽东的最后一个人。这两次会见时，周恩来都在座。

大平正芳对毛泽东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大平正芳是在中南海旁的住宅里见到毛泽东的。那间接待室兼书斋里摆满了线装书，书中夹着许多白色的书签。大平正芳感到: 毛泽东似乎就在那里过着专心读书的生活。

◆毛泽东接见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说，没有看到毛泽东那里有外国的书，但毛泽东对日本问题很感兴趣，并且有很丰富的知识。毛泽东没有去过日本，但他却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很是了解。

毛泽东在谈话中举出“I、RO、HA”及“A、I、U、E、”（都是日文字母的读音—笔者注）评价说，创造了这些文字的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毛泽东还对大平正芳说，他在学日文，还说想到日本留学。

大平正芳心中在想，这是毛泽东在半开玩笑。但大平正芳的嘴上却说:“那我们可怎么去照料您好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么。”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你不友好啊！”

毛泽东在谈话时，对自己年轻时的事也毫不掩饰，调皮就是调皮，不遮不掩，时不时地就发出朗朗的笑声来，毛泽东无拘无束地与大平正芳在谈论着……当谈到第二次日中航空协定谈判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大平正芳说:“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

毛泽东在谈话时，总是慢慢地在选择着词汇。他心中很有数，玩笑归玩笑，但外交的尺寸，毛泽东是很有把握的。

毛泽东尽量特意地去抽出相当长的时间会见大平正芳和别的贵宾。大平正芳感到，在国务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他已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大平正芳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周恩来对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保持了非常尊敬的态度。似乎可以肯定，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和周恩来作为卓越的组织者的能力，正是缔造了今日中国的巨大动力。

四、“毛泽东那慈祥而又富有表情的面孔，总是在不断地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西哈努克

1956年当柬埔寨亲王、前国家元首诺罗敦· 西哈努克第一次访华时，毛泽东主席就会见了他好几次，从那以后亲王的每次访华，毛泽东总是抽出时间来接见他，而每次的接见谈话从未少过一个小时。中柬两国的友谊十分密切。

西哈努克亲王对毛泽东的初次印象是，毛泽东在他的面前就是人类中的一个伟大人物。毛泽东那慈祥而又富有表情的面孔，总是在不断地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西哈努克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接见他，而每次会见时间又如此之长，恰好是中国对柬埔寨国尊重的象征。

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就说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中国不会欺负小国。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毛泽东认为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国策和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这种方针。

在一年的“五一”节晚上，毛泽东与西哈努克进行谈话还没结束，大家都在等候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以便开始放焰火。后来，西哈努克才知道，一些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们当时都在纷纷揣测，以为可能毛泽东因健康的原因才推迟放焰火的。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

当时，有工作人员进屋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登上城楼的时间到了，毛泽东说:“等一等，我同西哈努克亲王谈得正起劲呢。”

后来，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 按原定计划，毛主席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开始放五一节的焰火，但聚集在一起的外交官们和公众却被破例地等候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正是因为毛主席想要从一个小国的国家元首那里尽可能地多了解世界情况，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个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侵略的受害者。

毛泽东的关怀人民之情，不但体现在国内人民上，也更体现在国外人民上。所以，毛泽东不但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拥护与爱戴，也深深地受到了来华访问的外交贵宾们的敬仰与热爱。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中国访问。5月6日清晨4时30分，毛泽东来到伏罗希洛夫在北京的下榻处为他送行。

毛泽东关心地问:“20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说:“我最亲爱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没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正在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服，很快也就过去了。”

伏罗希洛夫接着又说:“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 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又笑着说:“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伏罗希洛夫连声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接着又问毛泽东每天吸几支烟。

毛泽东忙回答:“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也好像是吸了。”

伏罗希洛夫直摇着头说:“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你想到哪就到哪儿，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毛泽东说:“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伏罗希洛夫不是第一个劝毛泽东别熬夜的外宾。“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也不是毛泽东头一次听说，也更不是不曾试图这样去做过。但毛泽东那骨子里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为人民服好务的理念，那是他雷打不动、而又无法去改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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