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阿王曹植简历(东阿鱼山的荒冢)

□ 成长 文并摄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在大诗人李白的笔下,陈思王曹植似乎永远是那个诗兴与酒兴齐飞的倜傥公子。这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却不免掺杂了太多的浪漫色彩。

被封为“陈王”的时候,曹植已经是曹魏的一名“高级囚徒”。他名为“王”,却毫无人身自由,数年之间,他多次被迫迁徙封地,心力交瘁,而所居之地又都不是什么富庶的地方。他曾在文中写道:“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朝廷给予藩王的待遇不佳,“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而因为此前的罪过,曹植各项待遇又都减半。

曹植的境遇,源于他的兄长与侄子的提防。他曾经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少有才气,出口成章,多次跟随曹操征战四方。他曾在《白马篇》中肆意抒发着对建功立业的志向:“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曹植看来,在功业面前,他所擅长的辞赋甚至都是“小道”。

然而,诗人所特有的天真烂漫,在与冰冷的政治相撞时,总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在残酷的世子之争中,曹植最终因为多次肆意妄为、贪杯醉酒,令曹操大失所望,与世子失之交臂。

曹操去世时,曹植29岁,他的人生在这里被劈成了两段,在失意落寞中度过余生。他的诗文风格也随之一变,于是我们看到《怨歌行》中被猜忌的周公,《七哀诗》中被遗弃的妇人,《赠白马王彪》中微凉的秋风、孤鸣的寒蝉,《洛神赋》中缥缈的神女、哀恸的别离。他也曾上书朝廷,请求戴罪立功,为国效力,但所换来的是持续的猜忌。文学成为他仅存的自由。

东阿王曹植简历(东阿鱼山的荒冢)(1)

东阿曹植墓。

太和三年(229年),曹植被徙为东阿王,在此居住三年。《三国志》载:“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万念俱灰的曹植,在生前就为自己选好了东阿鱼山这一托身之地。三年后,年仅41岁的陈王曹植薨逝,他的诗文为后人传诵,他的遭遇为后人同情,他的长眠之地却始终是一个谜团。

1951年6月,平原省(1949年置,1952年撤销)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鱼山一座古墓进行清理发掘。这座墓冢荒废已久,掩映在荒烟蔓草之间,而且遭到了严重的盗扰,可谓一片狼藉。

根据考古勘探,墓室为砖结构,大致呈东西向,平面呈“中”字形,由外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尸体安置在云母片上,已腐朽,仅存部分骨骼。随葬器物摆置在棺木左右两侧,左侧是陶井、陶车和陶鸡、鸭、鹅、狗等家畜家禽俑;右侧是陶灶具和餐具,如陶灶、陶案、陶壶、陶罐、陶盆、陶耳杯等。此外,还有玛瑙坠珠、玉璜、石圭、石璧和铜铺首等。从初步发掘来看,该墓墓室简陋,出土文物价值不高,而且没有佐证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是否曹植墓尚有争议。

1977年3月,东阿县文物部门再次清理曹植墓,意外地在墓室前门道高约3米处的墓壁发现一块铭文墓砖。该砖的三面刻有铭文,一面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一面为“里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一面为“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

连读可得出一段重要的信息,即太和七年(233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兖州刺史派朱、周两姓士家二百人去修建“陈王陵”,作为补偿,每人享有二百日免除服役的待遇。太和七年即曹植去世的次年,而“陈王陵”也与曹植的身份匹配,东阿曹植墓的真实性得以证实。

东阿曹植墓现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内复建有山门、碑亭、碑林、子建祠等建筑。曹植墓存有一通刻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的墓碑,碑高2.57米,碑文共931字,书体为楷书,兼用隶篆。此碑早年曾湮没在大清河(今黄河)中,到清代始捞出,还置于墓前并建碑楼保护。

东阿王曹植简历(东阿鱼山的荒冢)(2)

梵音洞。

在曹植墓旁还有一处梵音洞,以及一座梵呗寺,这都与曹植创作梵呗的传说有关。根据佛教典籍记载,曹植在鱼山曾经听到空中飘来的“梵天之响”,他感悟佛法,文思如泉,于是就写下了中国最早的汉地佛教音乐——梵呗,曹植也被誉为中国佛教音乐鼻祖。

东阿曹植墓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发现的历史名人墓葬,也是现存为数不多为考古证实的三国名人墓葬。在发掘之初,墓中部分出土文物被调往北京,如今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我们能看到一张陶案和两件陶耳杯,它们虽然是随葬明器,但模仿的是现实生活真实使用的器具。魏晋时期,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习惯,故而陶案也比较低矮。耳杯则是魏晋时期常用的饮酒器具,站立于展柜之前,曹植伏案持杯饮酒的形象似乎就浮现在眼前。

东阿王曹植简历(东阿鱼山的荒冢)(3)

东阿曹植墓出土组玉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中,陈列着东阿曹植墓出土的唯一一组玉器——组玉佩。这套组玉佩一套四件,云头形玉珩位于最上端,中间是两件相向排列的玉璜,梯形玉饰位于最下端。整体优美,光素无纹。在玉器上发现有穿系的透孔。据专家推测,四件玉佩应是与玉珠、玛瑙相串联在一起的,很可能是曹植生前佩戴之物。

组玉佩肇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西周时期,至西汉趋于衰落。东汉末年,组玉佩制度一度被废弃。曹操统一北方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推行了新的礼仪佩玉制度。“建安七子”之一的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在汉明帝“大佩”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新式样的组玉佩。曹植墓出土的这套组玉佩,就是目前所见王粲新创玉佩制度最早的实例。

(作者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出版有《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

责任编辑: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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