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武邑（抗日名城河北省武邑县）

1939年2月14日(旧历腊月二十六)日本军用飞机开始轰炸武邑县城随后，其地面部队陆续占领了武邑县，直至1945年8月19日全县解放按此时间统计武邑县的抗战时间为6年零6个月，国家意义上的抗战时间为8年，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抗战期间，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敌方不仅有武装精良的倭寇，还有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亲日害民的土匪和反共，不抵抗的国民党游兵杂勇而我县只有县抗日游击大队及各区游击小队敌人是飞机加大炮，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四十年前的武邑?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四十年前的武邑

1939年2月14日(旧历腊月二十六)日本军用飞机开始轰炸武邑县城。随后，其地面部队陆续占领了武邑县，直至1945年8月19日全县解放。按此时间统计武邑县的抗战时间为6年零6个月，国家意义上的抗战时间为8年，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抗战期间，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敌方不仅有武装精良的倭寇，还有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亲日害民的土匪和反共，不抵抗的国民党游兵杂勇。而我县只有县抗日游击大队及各区游击小队。敌人是飞机加大炮，我们是小米加步枪。

地方土匪及游杂武装情况：

1937年6月，国民党宋哲元部南辙，其中一个叫赵云祥的排长，带逃兵滞留武邑一年之久。他与国民党武邑县长王景文相互勾结利用，合力控制全县救亡形势，在县城西街、马回台、审坡、桥头、圈头设兵站招兵买马，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很快发展成近2000人的队伍。1939年春天，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第十团(时称石军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诱降采取迎合态度，他们打着抗战的旗号，在县城、桥头、李石店、石村一带重赋盘剥，欺压人民，与武邑县国民党顽固派李光武、苗玉成之流沆瀣一气，与我抗日民主政权搞磨擦，捕杀我军政人员，残害我抗日干部和平民百姓，妄图抢建武邑县第二政权，时期达一年之久。1938年被国民党接纳为二十九军的景县杂牌军葛桂斋(人称葛二秃子)和深县土匪武装徐二黑以及本县土匪金庆江、张庆余等1100多人盘距在青土冢、审坡、苗村、青林、相城和赵桥等村庄，烧杀抢掠而不打日寇，在武邑将近一年之久。

日伪在武邑县驻军情况

日本宪兵队、日本二十七大队和国民党武邑县伪政府警察所。

武邑县的日本宪兵队因隶属驻衡水军管辖，又称日本宪兵队武邑派遣队，于1939年2月侵驻武邑县城，队部设在西街，计 105人。其中一个班常驻日军重要据点之一的苗小庄炮楼，直至 1943年6月改编为“武邑县政府情报室”，由日寇和国民党伪政府共同控制，他们暗杀我抗日干部，横行乡里，作恶多端。与日本宪兵队同时侵占武邑的是日本独立二十七大队四中队，因中队长叫内滕南升，也称为内滕中队，盘踞在吕池、赵桥、黄村、圈头、大兴、康疃、周村等村庄，是最先侵驻武邑的日军之一。武邑县警察所是1939年2月武邑沦陷后，由日寇和国民党伪政权共同在西街路北建立的武邑县公署警务局，同年3月改称武邑县政府警察所，人员最多时400多人，于1945年7月被迫撤退到衡水。日本二九O六、三五O六、四二O四中队和山夏中队这些日本军队先后于1940年10月至1944年3月侵驻武邑。二九O六大队是日军北支派遣军的一支守备部队，1940年10月由大城县移防武邑，驻审坡、赵桥、范村、圈头等村庄，1942年3月移防盐山县。三五O六大队隶属衡水日军北支派遣军四O六四部队，因大队长叫葛西，又称葛西大队。驻县城、圈头、审坡、吕池、龙店、赵桥、石村、孙寨、康疃等村庄，1942年移防山东乐陵县。四二O二部队因大队长叫长谷川，也称长谷川部队，受日军华北北支派遣军陆军独立混成九旅领导，设4个中队，其中一中队(封神中队)1942年12月入侵，二中队(山田中队) 1943年2月入侵，用以补充范村、赵桥、圈头据点的兵力，1943年6月移防。但山田中队留下补充孙寨，苗小庄、石村、律寨据点，于1943年6月移防南皮县。

山夏中队、岛田中队、南街宪兵队、武邑县警备队。1943年6月，日本山夏中队入侵，因中队长叫山夏而得名，先后侵占赵桥、周头、康疃、审坡、苗小庄、吕池等村庄，1944年3月移防石门(今石家庄)。1944年9月，日本岛田中队入侵，因中队长叫岛田而得名。1945年3月移防，但其中的黑川小队继续留驻，1945年8月撤出武邑。南街宪兵队1944年5月入侵，是日军派驻武邑的一个小队，初驻武邑县城路西，后迁到南街路东，故称南街宪兵队，1945年6月并往衡水宪兵队后调到唐山。武邑县警备队1941年由日寇和国民党伪政府共同组建，统计600来人，1945年9月大部分人员随日军逃往衡水。

日伪除上述驻军外，还有两次较大规模的过境部队和作战兵力。一是1937年8月，日本集中2万多兵力沿滏阳河水陆并进，追击国民党二十九军。二是1942年春，日本实行“铁壁合围”，对我抗日根据地大“扫荡”，武邑县任角战斗中日寇出动兵力共 3500人次。抗战时期，日本鬼子主要是驻守县城，全县23个据点(不含县城及街关)中，日本兵并不多，大部分是国民党亲日分子或顽固派，以及那些为侵华日军卖命的地痞、土匪、汉奸。因此，那些妄图投靠日本侵略者升官发财而跪倒在敌人脚下的民族败类，起到了日本侵略军所起不到的破坏、屠杀、陷害等作用，实在是罄竹难书，千古之恨!

县抗日游击队、冀南军区游击武装以及八路军部队在武邑县的活动情况

1937年9月，中共在武邑县的第一个支部-芦口村党支部秘密成立，在支部书记高持真的建议下随即组建了华北抗日义勇军武邑大队，设3个中队，经常活动在滏阳河西及深县护池和武强窦村一带，最多时可达350多人，土枪180支。该组织 1938年曾参加过讨伐赵云祥的战斗，后改编为冀中第一军分区三团二营，同年底编入冀中抗日挺进队，开赴天津。作为武邑县境内出现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走过了曲折道路。为了保存和发展实力，在遭受赵云祥重挫后，采取了“联段抗赵”的策略，接受国民党武强县段其瑞部改编，共同对抗赵云祥的军事吞并。后又摆脱段的控制，在当地及深县东部进行抗战准备活动。

1938年，八路军东进纵队一支队来我县审坡、酉屯、沙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东进纵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支部队，1938年至1939年间由陈再道率领在衡水一带抗击日本侵略者；宋任穷、徐向前率部队主力在南宫一带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东进纵队一支队由纵队政治部主任邓永耀领导，转战在武邑、武强、阜城、景县等地，他们神出鬼没，多次给予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八路军的到来，大大坚定了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决心。1940年间，冀南五分区新九旅二十五团约1000人在武邑县南部开展游击战。 1942年冬，冀南新四旅十团部分人员500多人曾在李董务、审坡、寺院等村庄化整为零抵抗日寇，1943年转入外地。1941年夏天，马本斋回民支队部分人员计500来人在滏阳河西一带活动，与日军周旋在韩村、王薛庄、孙村等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与日军连战十几日后离开武邑境地。1938年，冀南五专署五分区机关在武邑县办公。景县的刘建章首任专员并兼任武邑县抗日政府的第一任县长，随后五地委的办公机构相继来到武邑县进行抗日活动近一年之久。1942年，冀南五分区新九旅二十七团经常在滏阳河西十几个村庄开展抗日斗争，同年4月29日，二十七团在政委查茂德、团长吕琛、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张俊峰的带领下，部分人员在圈头任角村与正在实行大“扫荡”的日军相遇，战斗打得非常残酷。为掩护当地群众撤退，张俊峰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带头冲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二十七团及五分区警卫连的部分战士计300多人为国捐躯。

1938年，在中共冀南区党组织领导下，从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一大队和冀南五分区独立大队抽调部分人员组成武邑县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县大队)，计220多人，景县的牟海秀任教导员，日本占领县城以后，县长李松霄兼任县大队长。 1940年改由县委书记孙森甫任政治委员，同时各区也纷纷建起游击小队 (简称区小队)，各村也建立了自卫队、模范班、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等群众抗日组织。抗战期间，我县游击队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坚持“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智取胜，各个击破”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中共武邑县委领导下成为全县抗日的中坚力量，多次配合我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抗战之歌。截止到1945年9月，县大队由原来的2个中队发展到4个中队，加上区游击队，全县抗日武装力量达到2300多人，全县青少年中志愿参加八路军的有3500多人。县大队的枪支弹药等装备大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县城光复前夕，县大队及区小队奉命整编为冀南军区五分区独立一团一营，之后开赴衡水城南整训，随即参加了解放衡水的战斗。

抗战时期的主要战事及惨案的情况

1937年11月间，国民党宋哲元部下的赵云祥伙同武邑县伪县长王景文一伙，集中兵力，突然袭击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义勇军，冀南我党组织决定除掉这股顽固势力。1938年7月中旬，我县抗日义勇军参加了冀南反击赵云祥的战斗。战斗打响后，赵不敢坚守武邑城，便夺路弃城向冀县方向逃跑。我军展开追击，直将赵军追至冀县城内。不久赵云祥残部又被我军从冀县赶到河南安阳一带。抗战前期，武邑人民的心头之患至此结束，全县为八路军所控制，我党接收了王景文的国民党县政府并宣布成立武邑县人民抗日政府。1939年2月下旬的一天夜晚，我县大队长贺金满带领县大队部分人马打进了县城西关，与驻在那里的日伪军激战数小时，打死打伤日伪军多人。这次突袭战，是县大队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发动人民群众奋起抗日而精心部署的一次战斗。这次胜战恰好在日寇占领县城不久的节骨眼上，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对全县整个抗日形势起了推动作用。同年2月下旬，在武邑县开展抗日活动的八路军东进纵队二团，当得知有100多日伪军由武邑返回阜城时，纵队政治部主任邓永耀当即率队急行至武邑东部的西逍遥村边设下埋伏阵，打死打伤日伪军多名，敌人狼狈逃窜，这是继西关战斗之后又一个大胜仗。1939年3月3日，驻守在武邑县内的敌人到武邑县六区的沙村、酉屯、孙屯一带“扫荡”。我东进纵队二团闻讯后迎头痛击来犯之敌，最后在酉屯与孙屯之间与敌人开展了白刃战，打死日本鬼子37名,而我军阵亡人员极少,不幸的是邓永耀同志在指挥战斗时中弹牺牲。战斗结束后，我抗日政府在六区冢青村召开了隆重的祝捷大会。1939年3月底，我县大队和区游击队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由主动出击转为配合八路军联合出击。有一天，县大队部分人员和五分区青年营在武邑县城北韩庄村的关道边成功截击了日寇一支汽车供应队，15辆汽车被我完全击毁了3辆。1940年3月间，日寇的一炮兵分队由衡水出发增援武邑日军，五分区新九旅二十五团得知后，决定在武邑县的苏正村东设下埋伏。经一夜守候，第二天上午敌人果然进了伏击圈，我军突然发起进攻，这次伏击战共打死打伤日伪军40多名，缴获八八野炮1门，战马十余匹。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县每个角落，而日军非常恼火。

1939年4月，国民党驻军石友三的“第十军团”以抗日为名来到我县城东和城南一带，他们不但不打日本，反而与八路军游击队搞磨擦，到处破坏团结，骚扰百姓，肆意捕捉和屠杀抗日干部。同时他们还与国民党顽固派李光武等勾结起来，妄图拼凑武邑县第二政府，致使我县的抗日运动一时受挫。1940年2月初，我县军民参加了冀南军区统一指挥的反击石友三顽军的战斗，战斗打响后，我县18万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支前。有的集资筹粮，有的带路送信，有的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有的做军鞋。我军一举将石友三的部队赶出县城，并穷追至大名，途中消灭敌军一部，其余残军逃至河南境内。反击石友三顽军的胜利，不仅挫败了石友三破坏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并且粉碎了武邑县封建顽固势力妄想建立武邑县第二政权的野心，还巩固了根据地，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抗日烽火在全县进一步燃烧起来。

1941年上半年，县大队和六区游击队互相配合，在武邑县丘高寺院附近伏击伪警备队100多名，激战20多分钟，俘敌40多名，缴获步枪60余支，还有军马和自行车。这是讨伐石友三以后与日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从此，抗战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武邑县人民借“百团大战”之余威大显身手，为破击德石路、切断敌人的边界大动脉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冀南党政军领导表彰。从1942年春开始，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集中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四二九”、“五一”、“六一一”、“九一二”四次大“扫荡”，斗争形势更加严酷。同年4月29日，五分区二十七团、警卫连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俊峰率领与敌人周旋，来到武邑县任角、河庄一带，不幸被几千名敌军合围，为了掩护群众撤退，张俊峰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最后壮烈牺牲。此次战斗打得异常残酷，一天一夜的激战，我300多名战士阵亡，敌军700多人被我消灭。这是抗战八年期间我方牺牲最多的一次，同时也是歼敌最多的一次。1944年6月，日寇在审坡村的据点常常遭到抗日游击队的破坏。敌人十分恼怒，月底便撤出了这个炮楼。为了报复八路军游击队，1944年8月8日凌晨两点钟，日本宪兵队长岩濑率领县城日军、伪警备队、伪情报室以及便衣队共100多人，由日伪驻审坡警察所警备长尹风太带路，把审坡村围了起来，把村民集中到一起逼问谁是八路，不说便遭毒打。这次惨案，有80多人遭毒打，1人被打死，2人造成终身残废；40人被送往日本当劳工，其中23人惨死在日本。这就是八年抗战中发生的审坡“八八”惨案。

武邑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游击学校的情况

自从1938年中共武邑县委建立后，武邑县整个抗日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共产党、八路军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9年秋，全县共选出工商业者、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开明士绅及各界代表110人，同年冬在王薛庄村召开了全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武邑县参议会，史称“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从那之后，尽管政权名称多次更迭变化，但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始终没有变化。我县抗日民主政权汇集了各阶层人民的力量，为1941年以后度过艰难困苦的抗战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出现了许多舍小家为大家、救民族弃安逸的仁人志士和抗日先锋。比较典型的有李松霄、张立华、袁子嘉、国伯刚、国芸、国光、曹光岩、国林之、国海亭以及甄林枫、王若平等人。这些人士出身并非贫农，有些甚至是当地有名的地方富户。如张立华是圈头有名的一家大地主，除拥有4顷土地外，还长年经营钱庄、木场、布匹、瓦缸，有长工、护院若干人。但是在抗战期间，张立华深明大义，以抗战为己任，带头减租减息，出钱、出力、出物，全力支持我八路军和抗日游击政权，为全县的抗日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4年他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解放后当选为武邑县第一任民主县长。袁子嘉是城东有名的大地主之一，德州八里庄都有他的庄子，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毅然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并拿出自己家的钱为游击队购买枪支。1942年春开始任武邑县第六区、七区区长，后被日本侵略军枪杀。国林之是城北有名的地主，但他从小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随营学校教员、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6分校主任教员、宣传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东第15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兴隆县委书记，中共冀东第17地委秘书长，华北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1旅政治部主任，第8纵队23旅政治部主任，第19兵团第65军194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9兵团第65军194师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驻越南使馆武官、河北省军区副政委。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培养抗日人员，提高国民素质，有些村庄办起了抗日游击学校。抗战之所以胜利，他们功不可没。比较有影响的学校有两所，均与当时有文化、有知识、积极抗战的青年志士有关系。一所是后陈村抗日小学。 1943年正值抗战紧要关头，当时所有的农村小学都停办了，这时，后陈村的知识青年董凯生利用日伪控制德石铁路“灯下黑”的优势，创办了全县第一个抗日小学，旨在提高大众文化水准，培养抗战急需人才。该校没有固定地点，有时在村外树林、庙宇、坟场或沟壕里上课，有时就在地道或坟场里过宿。课程设有算术、国语、共产党抗日宣传等书籍。学校还积极配合党的外围组织，让学生们到附近村庄作抗日宣传。另一所是武邑县抗日游击师范学校，为了对日实行持久战、运动战、“麻雀战”，中共武邑县委决定秘密成立抗日游击学校，于1940年2月在南王政村开学，校长是北王政府的肢残知识青年李侠。该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智勇双全的人才，在冀南区颇有名气。陈再道司令员曾称赞武邑师范(即抗日师范)是个制造抗日干部的工厂，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又像个包子铺，分屉买，哪屉熟了就卖哪一屉。

抗日战争时期，我县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做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1284名游击战士成为革命烈士(不含八路军正规部队及五分区人员)，著名的有王培贤、张平、张庆丰、谢振华等。抗战期间全县有5500多人报名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其中140人失踪(包括南下干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共逮捕群众3187人(致死数不详)，送往日本国当华工153人，其他烧杀抢掠不计其数。八年间，由于实行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武邑县委带领全县人民坚持以游击战形式为主的人民战争，正如毛主席所说“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出现了舍生忘死掩护我抗日干部的模范堡垒户，如几十年来被广为传诵的“侯大爷”侯文祥、“王大娘”王素贞。抗战八年，武邑县为华北敌后战场输送了大量的人财物，尤其人力方面，不但为八路军正规部队和冀南五分区输送了大批优秀战士，而且为开辟敌占区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如李松霄、孙森甫、王若平、甄林枫、国林之、国伯刚、国芸、国耀光、曹光岩等。除南下干部外，有300多名年轻有为的干部被输送到冀南五专署、冀中八专署和十专署，以及冀县、枣强、饶阳、永年县和石家庄、天津、北京、东北等地。他们是靳凤鸣、袁振光、国楷、国芸、国伯刚、国林之等。又据1985年的统计，武邑县南下干部担任正师职(包括相当于正师级的)以上职务的有35人。

纵观抗战风云，真正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是日本侵略者，也是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汉奸特务，以及死心踏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的其他社会渣子、蜕变分子。据锄奸反特资料显示，全县共有219名亲日反共分子，其中铁杆汉奸69名。罪大恶极的有：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的伪警察队长刘敬轩(人称刘二阎王)、王燕生、刘白狼，伪宪兵队长薛丙申、刘德发，伪警备大队长王德胜、李德贵，血债累累的大汉奸张双仁、宁巨川、王景尧、庄书升等。这些人民公敌均于解放前后被武邑县人民政府镇压；其中薛丙申于1959年被我警方从山西押解回乡，同年被我政府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