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分别学什么（儒道佛道分殊）

道则一也，儒道所以异于佛道，何也？释氏见道，只如汉武帝见李夫人，非真见也，只想像这道理，故劳而无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穷究，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子体道最切，如说“鸢飞鱼跃”，是见得天地之间，无非此理发见充塞，若只将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为无适而非道，则流於狂妄，反与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则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无间矣故同以活泼泼地言之，以见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挠之也，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儒道佛分别学什么?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儒道佛分别学什么

道则一也，儒道所以异于佛道，何也？释氏见道，只如汉武帝见李夫人，非真见也，只想像这道理，故劳而无功。儒者便即事物上穷究，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子体道最切，如说“鸢飞鱼跃”，是见得天地之间，无非此理发见充塞，若只将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为无适而非道，则流於狂妄，反与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则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无间矣。故同以活泼泼地言之，以见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挠之也。

诗曰:

皇天降生民，厥气大且刚。

夫人自不察，乃寓于寻常。

养之固有道，浩然谁敢当。

恭承孟氏训，勿助与勿忘。

千古同一心，鸢鱼妙洋洋。

斯言知者少，为子著文章。

所谓“心即理”，只是简称，比较准确的概括是“心当事即理”，这也是朱子讲的“非无事而有理”。这个“事”应该理解为泛指一切客观事物，即一切人内心的体悟、“道理”都是寓于客观事物中的。

朱子云：“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致知者，致其良知也。格物者，事上磨练也！朱子所主张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即物而穷究其理”，“心当事即理，非无事而有理”，与今天我们党所主张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即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是一个意思。“实事求是”这个词，追根溯源，本身也是出自儒家，朱子将其概括为：“实有是心，故实有是理；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事。”

《大学》讲“格物致知”，格物者，事上磨练也；致知者，致其良知也。这里就有两条路径：一条如朱子所说：“一草一木皆有其理，于事事物物上求至理。”一条如阳明所说：“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区别在于，朱子是由外向内用功，阳明是从内向外用功。着手处虽有不同，致其良知一也。而“良知”与“天理”，实无内外之别。这也就是阳明先生在《朱子晚年定论》中要阐明的道理。在《中庸》里，朱子的方法叫做“道问学”，阳明的方法叫做“尊德性”，所谓君子之道，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其实不应该偏废其一。

圣人的“理”，是实实在在的理，不是凭空得来的。如果只说“理”，而不回到现实的器物世界，“理”就成了空理。“理”学也就变成了“唯理论”，终至于“理生万物”，绝灭人伦。这向来是朱老夫子最反对的。儒家虽然研究“形而上”的问题，但最终是服务于需要修齐治平的器物世界和感官世界。这也是儒学区别于佛教的根本分殊，所以朱子说:“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若只说大本，便是释氏之学”，又说:“有一种人，思虑向里去，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会，此乃谈玄说妙之病，其必流于异端，不可入于尧舜之道。”可见，朱子之“理”是实实在在的“实理”，其义大致有四，曰:“天理之实”、“性理之实”、“事理之实”、“功夫之实”，真实可行，人人都可以达到，都可以做“圣贤”。古人岂有虚言哉？！

卜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朱子云:“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若只说大本，便是释氏之学。”“有一种人，思虑向里去，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会，此乃谈玄说妙之病。”

谈玄说妙之蔽，在于玄学家往往“非汤武而薄周孔”，放浪形骸，轻视经世致用之学。中国大乘佛教可以说是魏晋玄学的直接后裔，风格上一脉相承，很多开宗立派的祖师也基本可以说是一群“名教罪人”。

儒学就是实学，其义有四，曰:“天理之实”、“性理之实”、“事理之实”、“功夫之实”，真实可行，人人都可以达到，都可以做圣贤。古人岂有虚言哉？

朱子主张“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即物而穷究其理”，“心当事即理，非无事而有理”。须知，圣人的道理，没有不是从“实事求是”处得来的。“实事求是”，是治学处世、立言立功的千古不二法门。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什么最后都会流于“玄学”“佛学”，亦或者“心灵鸡汤”。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乡愿，德之贼也。”

今人于学问一途，惟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取之于志也。故仲尼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其赴百仞之谷而不惧，虽万折也必东，似志。”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胡居仁《居业录•学问篇》云：“学者工夫，宁下而勿高，宁沉而勿浮，贵博而不贵杂，贵精而不贵玄。”

也有人说：“修者工夫，宁静而勿躁，宁冷而勿热，贵诚而不贵虚，贵敬而不贵炫。修学者，苦守就是厚重，炫奇就是浅薄。”

我想这大概就是圣人讲“大道至简”的原因吧？《大戴礼记·小辨》云：“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信道必简。” 朱子曰：“为学之道至简至易，但患不知其方。”慈湖先生《诗传》卷六也说：“盖道至易至简至近至平常，故曰中庸。庸，常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人心本体自善，自正，自无所不通，日用无非道者，顾人自不省，自不信尔，故夫日用庸平，人皆不知其为道。”所以《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圣人之道，本来就是从日用饮食处着手，循序渐至，由浅入深，所以叫做“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那些虚无缥缈的学说，往往不从人的实际需求处着手，动不动就要去“安立生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还讥讽儒家是“人天小乘”，却不明白圣人之道至大至公，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的道理。比如释教唯识之学，表面上看堪称博大精深，其实是没有认清实质、没有抓住关键，巧立名相，陶醉在自我制造的纷繁复杂中不能自拔。此类玄虚之学，犹为“浅学者所惑”，未能发明心性，未能从修齐治平之实地事业做起，“玄学”“佛学”各种名词、概念，学得再多，又有何用？所以老聃曰：“为学日增，为道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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