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的历史变迁（从大历史视角看大运河河道的功用与变迁）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京杭大运河在历史时期，有过隋唐大运河与元明清大运河两条河道，前者以幽燕、中原、江南为重心，整个河道的走势就像是一个钝角三角形的两条斜边，后者则直接以幽燕、江南为重心，整个河道的走势趋近于一条直线。那么，为什么在隋唐宋与元明清两大段历史时期之间，大运河有着如此不同的两种河道走势呢？背后有什么深刻的历史原因呢？本文就从两个时期运河河道走势的不同入手，为您揭示隋唐时期与元明清时期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格局变迁。

大运河河道的历史变迁

隋朝兴修的大运河，分为永济渠（海河黄河之间）、通济渠（黄河淮河之间）、山阳渎（淮河长江之间）与江南河（长江钱塘江之间）四段，每段勾连两条自然河流及其所在流域。总体上看，隋朝大运河又以幽燕、中原、江南为其三个重心，所以，隋朝大运河河道的走势便可以概括为“三点、四段、五水”的基本格局，唐代基本沿袭了这一格局，并在安史之乱以前持续保持着运河全河道的疏浚工作。

隋唐大运河所勾连起的“三点”，便是隋唐大运河的三项重要使命：

【翼护京师】隋唐时期的政治中心依然与周秦汉相同，位于长安、洛阳共同构成的邦畿千里之地，包含关中平原与中原地区。隋代大运河以帝国的政治中枢作为中点，分别向东北、东南延伸的两线，如同由华夏腹心伸出的双拳，大有勾连控厄整个东方的势头。在古代生产运输条件下，自京畿展开的水路渠道，能够以远低于陆路驿传系统的成本，实现信息、物资、人员的交流，所以隋唐运河对于帝国政治而言，大有促进中央集权、敉平割据势头的功效，不愧为自帝国中枢伸出的双臂。

【转运东南】魏晋以降，华夏社会经济重心南移，隋唐之时，长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形成了一脉足以与北方分庭抗礼的大南方经济区。在“长江三区”之中，又以先后做了吴晋南朝六代政治中心的江东最为重要。隋唐大运河的南端支点，勾连了历史时期江东地区最为重要的苏、杭、宁、扬四城，随着唐宋以降北方经济的进一步衰落，运河南端便为日后唐宋帝国的运作乃至明清帝国提供了越发重要的经济输血。

【经略东北】自魏晋时期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开始，塞北游牧族群的霸权逐步由曾经支撑了匈奴、鲜卑、突厥草原霸权的河套地区向东北方的大兴安岭、长白山周围河谷转移。整个草原霸权呈现一种东移的态势，相应的，隋唐帝国的军事重心也开始东移，至少呈现出东北与西北并重的局面。隋唐之际的高句丽、中晚唐的河北藩镇、唐宋之际的契丹，便是隋唐时期东北方向军事地位越发重要的表现，所以，大运河北段永济渠所勾连的幽州、营州与河北山前诸城，便与运河一道构成了隋唐帝国经略东北的军事攻守输送线。

塞内外军政中心的东移

隋唐大运河的三点式战略功用

在安史之乱到元朝统一之间，由于北方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完全统一，所以并未开展对大运河的修缮，以至于河道近乎荒废，唯有局部河道尚能正常使用。所以，直到元朝重新实现彻底一统，方才有精力去修缮全段运河。而大运河的河道，之所以会在元朝被“截弯取直”，是与大运河废弛期间的军政格局变化有关的。

随着塞北草原霸权的东移与入主中原，不仅华夏帝国的军事防御重心彻底转移到了幽燕之地，政治中枢也随军事重心一道移动到了幽燕之地。元朝再度疏浚的大运河也便由于华夏帝国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的重合，关中与中原的衰落，而不再有经转洛阳、开封之必要，因此而被元朝统治者“截弯取直”。

历史时期塞内外政经中心的东移

那么元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又有哪些战略功用呢？首先我们需要分时期看：

在辽金元清四朝，幽燕之地成为方便统治者同时控制族源根本之地与华夏腹心之地的军政中心。元清二朝的运河便成为元清二朝，直接控制华夏经济中心以保证华夏社会政治稳定以及大一统局面的运输通道。辽金无暇疏浚运河，所以难以完成彻底南进一统；而元清二朝之亡，均有江南易手或残破的因素在里面，可见大运河对于元清政权的重要性。

在明朝，幽燕之地则成为统治者直接把守的国门，明代运河便与京师两翼的明长城，一道形成一种“弓箭”态势，以运河转运之粮草财赋供养京师及幽燕长城的军政事业，进而实现整个长城功能的正常发挥。

明朝大运河的“弓箭”之势

如果把元明清三朝放在一起看，则大运河的作用可以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三点概括：

【供养京师】无论是元清二朝兼顾塞内外，还是明朝统摄北方军政事务的需要，元明清三朝均需要在幽燕之地建立首都，然而北方地区的经济在元明清时期是远远不如南方的，所以，截弯取直后的大运河就为元明清三朝定都幽燕提供了较低成本的物质保障。

【经略国门】无论是元明清三朝为了保障帝国精华所在的东部地区之局势稳定而派兵南下平乱，还是明朝为了抵御蒙古、女真等塞外族群的侵袭而保持长城防线，都必须仰赖大运河进行低成本财粮转运，从而保障军事行动中的军粮、军饷等后勤供应。

【转运江南】江南地区在元明清时期彻底成为华夏社会的经济中心，是华夏天下的首富之区。一条截弯取直后的大运河，有助于元明清三朝保持对帝国财源与粮库的掌握，进而时刻保持对任何地区分裂割据势力的实力优势，乃至于在整个东亚世界的实力优势。

元明清大运河的历史战略功用

综上，从隋朝到元朝，两次大运河兴修之间河道的变迁，是由华夏帝国经济中心东南飞、军政中心东北移等两大趋势所致，并与塞外草原霸权的东移有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