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中的歧义现象和歧义类型 现代汉语二解歧义句的联结主义分析

现代汉语二解歧义句是歧义句研究的肇始和主体。二解歧义句的形成蕴含着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从认知心理学的联结主义模式看,二解歧义句是不同心理框架制约概念域中各种概念要素的激活和扩散所致。由不同概念域部分语言结构交叉重叠或跨概念域的概念要素套合形成的,是显性二解歧义句,其中两种句义易由句法语义结构析出;由两种不同心理评价标准使得同一概念域中共同概念要素进行强弱联结而形成的,是隐性二解歧义句。据其联结意义不同,大体可分为同高同低、此消彼长、非正即反三种情形。

作者简介:

张豫峰,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本文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歧义句,顾名思义是指同一句子形式具有不同句式意义的语法表现格式。每个族语都有歧义句,究其本质,它是人类认知思维过程中特殊的语言沉淀。从索绪尔时代开始,人们便注重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析歧义句的形成特质,试图从关涉语言各个层面的歧义现象,来揭示人们是运用怎样的机制把语言和认知心理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后人们又采用转换生成语法、认知语法进一步阐述歧义句的产生机制。近来,心理学界也开始运用各种实验手段来描述和阐释语言学中的歧义现象,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只有把歧义现象中的语言和思维配置情况研讨清晰,才能打破今天人工智能等研究工作的瓶颈。纵观现代汉语歧义句研究,人们大多从语法本体来探讨歧义句的界定和分类问题,长期以来,人们甚至把歧义句看作意义混乱、理解麻烦的语法格式,为了避免歧义,还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努力寻求消解歧义的方式和方法。随着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深入,现代汉语歧义句研究也逐渐突破句式语法特点的分析,注重从新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歧义现象。本文运用认知心理学联结主义模式,以现代汉语中具有两个句式意义的歧义句(即本文所称的“二解歧义句”)为例,试从新的视角解读现代汉语歧义句的形成机制,以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一、联结主义模式和二解歧义句的产生机制

二解歧义句在现代汉语歧义句中所占比例最大,最早提到的经典歧义句“鸡不吃了”就是二解歧义句,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两种句式意义,“鸡不吃食了”、“人不吃鸡了”。①其后,朱德熙也以二解歧义句“咬死了猎人的狗”、“屋里摆着酒席”为例,提出歧义句致歧的原因是结构层次不同和结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②由此可见,汉语歧义句研究肇始于二解歧义句分析。近些年,有人注重从心理认知角度来考察二解歧义句,如郑媛媛、李晓庆结合理论模型和实验数据,提出句首为宾语的歧义句更易诱发N400和晚期正波,由此证明在二解歧义句中,句首为主语的句义理解更易被优先认知。③方小萍、刘友谊也基于一定的理论模型,提出类型不同的歧义形式在大脑各区域中的激活位置不同,进而探讨了大脑各区域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及句法加工时的大脑机制。④从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歧义句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虽然我们在理论背景和实验操作方面尚显落后,但这不能不说是汉语研究者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歧义句的产生是人类认知心理作用于语言表达所致,从认知心理角度观察现代汉语歧义句,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考察现代汉语歧义句形成的机制及歧义句中句式意义的优先选择,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认知机制内部错综复杂的精妙细微之处。

科林斯(A.Collins)和奎连(M.R.Quilian)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提出人们的知识建构是基于层次语义网络,他们提出人脑中的每个概念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概念不仅具有一个或更多的语义特征,而且概念之间具有上下从属级的关系。例如他们把动物就按照以下图示标明了其层次语义网络模型⑤:

从这个语义层次网络模型上,我们可以明白人们为什么能够很轻易地造出“鸟是一种会飞的动物”这样的句子,因为各种概念之间的特征是连接在一起的。但这种网络模型却很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不太会说“鸟是一种会呼吸的动物”这样的句子。虽然科林斯曾用认知经济原则分析这种句子表达不太常用是由于信息多余所致,但这种差强人意的主观解释仍然让人很难接受。后来包括科林斯本人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开始修改层次语义网络模型的缺陷,提出激活—扩散模型,该模型是联结主义模式的核心,它认为概念之间的联系没有层次之分,只有联系紧密度和强度之别。当大脑对外界环境中某一刺激信息进行加工时,储存的知识建构里的心理词汇词典会相应激活,一个概念域的激活会联动扩散到语义相关的概念要素,随着语境的变化,某些概念要素义还会激活扩散至相邻概念域。比如,当我们看到下面这段话“研表究明,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比如当你看完这句话后,才发这现里的字全是都乱的”,我们发现词序虽然在现代汉语表达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只要这些错乱的词序不影响大脑激活相应的概念要素,就可以在规约认知心理框架下,把相应概念要素按照熟知的语法规则模式串成意义链,使我们毫不费力地了解句子的含义。

人类对各种客观事物的认知,是以自身知识建构系统为基础的。大脑对外界刺激信息的加工类似于神经元的联结,是以并行分布的方式进行的。具体来讲,从认知心理学的联结主义模式来分析语法结构的形成,大体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外部客观信息的刺激输入;第二,激活人类自身知识建构系统中心理词汇词典相应的概念域,并以某种认知心理框架扩散至其相应的概念要素,同时其他概念要素及其他概念域处于抑制状态;第三,通过反映认知心理框架的语法规则,选择提取与概念要素相对应的词语并加以强弱度的联结,同时根据认知模式的制导,调整联结强弱度的权重;第四,输出对客观事物具有人类主观认知的语言形式。这四个步骤在外部输入、内隐联结和调整输出三个层面上进行,其中内隐联结层是调整输出层的根源和基础,调整输出层的信息意义总是大于外部输入层的信息意义,因为输出信息是输入信息与人们主观心理的凝合。下面我们以“上”这个词为例,进一步详细说明联结主义模式是怎样阐释大脑神经网络对各种外部客观信息的处理,以及认知思维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的。“上”在《汉语大词典》中大体有37个基本义项,最初,人们以自身作为认知参照目标,把高出头顶的方向统称为“上”。随着人类大脑知识建构的发展,人们便以表示方向的“上”去隐喻或转喻各种与之有联想关系的纷繁多样的陌生事物,从而使“上”产生了许多新的义项。“上”的本义首先可以激活物体所处空间位置、由低到高的动作等概念领域,并激活其中的概念要素,从而产生出“上面、上去”等词汇;它还可以逐渐激活时间次序在前的、尊长或处上位的、等级和质量高的各种概念域,并产生出“上古、上级、上首、上等”等词汇;大脑的神经网络还可以由这些概念领域延伸到“添加、从低到高的行动、触及、敬称”等不同的概念领域,形成“上色、上钩、上北京、上访、上场、上茶、上紧”等各种词语。我们把“上”的一些基本义项的联想方向粗略表示如下:

由此可见,人们在认知各种事物时是通过联想方式把不同的概念域串合在一起完成的,这些概念域在人们心目中有共同的认知基础,这也决定了语言表达必然会产生一词多义、句子歧义的现象。像“上面”这个词语既可以表示物体所处的空间位置,也可以表示高层次职位,当“上面”构成“上面有人”这样的句子时,就对应形成了“某物体上方有人、拥有处于高层职位的人”两种句义。朱德熙曾提出歧义句是句子的多义现象,并把歧义句与多义词现象等同起来。⑥其实从认知心理学上看,大脑对句子歧义现象与词汇多义现象的处理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大脑对句义的获得是从某种固定的认知心理框架模式中整体提取出来的,每个句子在概念域作用下只有一种句义,句中的多义词在句式框架决定下也只能有一种意义,像存在句“上面有人”中的“上面”,只能表示空间位置;像拥有句“上面有人”中的“上面”,只能表示高层职位,同时这种句式省略或隐含了一个主事主语。可见,“上面有人”之所以被人称为歧义句,主要是因为存在句、拥有句恰好具有部分相同的结构形式罢了,但这个相同的结构形式在它们各自概念域中表示的是不同的意义,两个句式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据我们观察,现代汉语二解歧义句大体由两种情形构成:一是由不同概念域部分语言结构交叉重叠或跨概念域的概念要素套合而致;二是由两种不同心理评价标准形成同一概念域中共同概念要素强弱联结而致。我们把这两类歧义句分别称为显性歧义句和隐性歧义句。

无论是不同概念域还是同一概念域中概念要素的不同联结,可以从中清楚看到二解歧义句的产生机制,它既不像前人所说的某个句式本身具有不同的句法和语义结构所致,也不是由于听话者的不同理解所致,真正导致二解歧义句产生的原因是把某个语法结构体从两个特定认知心理框架中剥离出来,把它在两个框架中承担的语法意义平置在一起而已。人们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交流,往往都是在一定的心理框架下进行,所以在日常交际和阅读过程中很少会有句子歧义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概念域完整,人们在规约的认知模式下,句义会很轻松地解读出来,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一个语法结构体都无歧义而言。即使出现一个意义较易混淆的语法结构体,人们在头脑中激活、扩散各种概念要素时,也会不时把并行分布的联结轨迹与心中期待的认知心理框架相比较,调整概念要素间的联结,适时纠正人们起先解读某个句子出现的不适合心理框架的错误意义,优先激活句式该表达的意义。总之,所谓二解歧义句是人们从不同视角感知外部客观世界的主观语言表达形式,是一种用有限的语法结构表达丰富意义内容的积极语言现象。如何就歧义句现象看待心理认知和句式意义的关系,怎样在研究对象上把语言客体和交际主体结合起来,是汉语歧义句式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二、句义实现的认知基础和显性二解歧义句分析

联结主义模式告诉我们概念域在语言表达中的重要性,概念要素之间的心理联结及其强弱度的调节是句子形成的关键。从联结主义模式看,句式是人们在概念域中,激活、扩散一系列相应概念要素,运用民族常见认知顺序串接起来的语言形式。每个句式凝结着大脑对外界客观信息加工的整个过程,并且有其固定的意义和形式。人们在神经网络系统中经常被激活的认知途径,逐渐构成民族的经典认知经验,其语言表现形式就是典型句式,典型句式是一种基于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心理框架,它成分完备,结构简洁,顺序合理。其实,即使同一概念域,在不同场景和心理视角的作用下,也可以形成不同的心理框架,从而形成不同的句式,比如在汉民族有关“结婚”的概念域中,其认知心理框架至少有三种,都包含男性参与人、女性参与人、与“结婚”相关的动作等三个要素(为行文方便,我们分别以M、F、V代表这三个构架要素),在一定场景的作用下,不同思维方式会使三个要素折射到语言层面,并形成各种与“结婚”意义有关的句式,下面我们以图示说明。

在场景A中,人们是以男性参与人M为视角观察结婚事件的,句首主题为M,句中动词相应会选择“娶”类动作动词,其中像“小伙娶了姑娘”在场景A中是最典型的句子;但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强调M只是已“娶”的状态,其中要素F可以缺省,就出现了“小伙娶了”这样的句子。同样道理,在场景C中,人们是以女性参与人F为视角观察结婚事件的,句首主题相应为F,句中的动词为“嫁”类动作动词,像“姑娘嫁了小伙”在场景B中是最典型的句子;在某些情况下,为凸显F是已“嫁”的状态,就出现了“姑娘嫁了”这样的句子。在场景B中,人们是以男性参与人M和女性参与人F为视角观察结婚事件的,句首主题可以是F和M或者M和F,M、F谁在前,便是结婚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个场景中,“小伙和姑娘结婚了”是最典型的句子;若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强调两位参与者或某一位参与者只是“结婚”的状态,就会出现“他们结婚了”、“小伙结婚了”、“姑娘结婚了”这样的句子。由此可见,从不同视角选择场景及人们采用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会相应形成不同的句式。

人脑的感知和联想方式总是倾向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好的认知效果,这也就是最佳关联,这种人脑关联思维方式反映到语言中,就能使人们很轻松地激活句义,像提到“娶”类动词,人们总是在感知中优先激活相关认知心理框架的基础要素,从而形成“小伙娶姑娘”这样的典型句式。当然,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人类思维是非常活跃的,大脑经常会以感知和联想的方式,使某个认知心理框架中的一些要素进一步激活,套接其他概念域的概念要素,使得句式由简洁变为繁复,有些句式的形成甚至还会偏离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心理框架,句中动词的本义与句式意义之间同时也会出现偏离现象。比如“前年在上海小伙高高兴兴通过婚介公司的牵线搭桥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这个句子,它不仅在“结婚”典型句式上增添了时间、地点、方式等不少背景信息。而且像句中的“高高兴兴”、“如花似玉”就是对“结婚”概念域要素M和F外的另一种概念域的关联,表示人物的状态和容貌。某些概念要素经过激活扩散至新的概念域,甚至可以产生其他句式,像“娶”类动词除了可以激活“结婚”概念域中的M、F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而且还可以激活扩散至与之相关的“致使”概念域形成致使句式,例如“一句玩笑使小伙娶了姑娘”就是致使句,其中的“一句玩笑”是致使原因,“小伙”是致使对象,“娶了姑娘”是致使结果。

在了解了句义实现的认知心理基础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现代汉语显性二解歧义句的性质是怎样的。以往人们常常提到的由句法层次不同而致歧的歧义句,其实是最典型的显性二解歧义句。从联结主义模式看,这类二解歧义句是人们根据语境的变化,激活不同概念域而形成的两种意义互不关联的句式。虽然在这两类句式中有着共同的语言结构形式,但它们在不同概念域制导下形成的各自认知心理框架中担任着不同的语义角色,起着不同的表达作用。比如“他们发现了敌人的哨兵”和“他是发现了敌人的哨兵”这两个句子,第一句是激活“发现”概念域而形成的句子,其构句的认知心理框架以发现者为视点,表示“发现者发现某物”,其构架要素是:发现者、发现、发现物;第二句是激活“判断”概念域而形成的句子,其构句的认知心理框架是以判断关系的起方为视点,表示事物之间的关系判断,其构架要素是:关系起方、关系判断、关系止方。这两个句子中的共同语言结构成分“发现敌人的哨兵”,处于两个不同认知心理框架中,分别代表不同的构架要素,在各自的句式表达中所起的意义也迥然不同,构架一中的“发现”为发现概念域中的动作,“敌人的哨兵”为“发现物”,是动作的受事,其间的句法关系是动宾结构,该动宾结构在全句作谓语;构架二中的“发现了敌人的哨兵”,整体为判断概念域中的关系止方,是句中动词“是”的止事,其间的句法关系是定心结构,“发现了敌人”为修饰语,“哨兵”为中心语,该定心结构在全句中作宾语。具体分析可参看下图所示:

像“鸡不吃了”、“反对的是他”等典型歧义结构,同样也属于此类显性二解歧义句,它们也可置于不同概念域制导下的不同的心理框架来进行解析。

显性二解歧义句还包括一些人们常说的由语义关系不同而致歧的歧义句,这类歧义句是由跨概念域而形成的,即通过一定的认知心理框架,把某个概念域中的概念要素激活、扩散至新的概念域中的一些概念要素而构建形成的。比如“那是女子理发店”这个句子,其中“女子理发店”从句法形式上只是一个定心结构,但它们在句子和篇章表达中会因不同心理框架的制约产生两种句义:一是“这是为女子理发的理发店”,二是“这是理发员都为女子的理发店”。从整个句式看,这两种句义都处于“理发”的概念域中,其基本概念要素是理发员、理发、理发对象,然而根据交际者的表达需要,每个概念要素可以在心理框架的制约下进一步激活和扩散,当人们从“理发对象”上激活它所具有的性质义,扩散至一个新的判断概念域(“理发对象是女子”)中,“那是女子理发店”就具有了第一种句义;当人们从“理发员”上激活它所具有的性质义,从而扩散至另一个判断概念域(“理发员是女子”)中,“那是女子理发店”就具有了第二种句义。由此可见,认知心理框架决定着人们头脑中所激活的概念要素不仅可以是跨概念域的,且联结方式各有特色。同时,当某种联结方式使用频率高、符合人们的典型思维模式时,就常会被人们优先激活,像“那是女子理发店”这个句子的第一种句义,总是比第二种句义先激活,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理发”概念域中还是以考虑理发对象为主的。另外,在基本概念域的概念要素上再次套接新的概念要素往往由定心结构来表示,像人们常提到的“诗人的风度”、“母亲的回忆”等典型歧义结构,也属于这类显性二解歧义句。

总之,无论是句法层次不同还是语义不同而致歧的显性二解歧义句,都是由句中某一语言结构跨概念域激活扩散而形成的,只是其概念域间有些近似平行关系,有些近似相邻关系。

三、隐性二解歧义句的联结主义分析

处于同一概念域的二解歧义句是隐性二解歧义句,其句义是由于人们的心理评价标准不同,在特定的心理框架制约下对其共同概念要素进行强弱度调整和联结而形成的。隐性二解歧义句和显性二解歧义句的主要区别有二:第一,隐性二解歧义句的两个句义同处于一个概念域中,概念要素相同,但其间的联接强弱度是相反对立的,句义也是非此即彼的;而显性二解歧义句的两个句义分处于不同的概念域中,两个概念域之间或平行或局部相连,句义相异。第二,隐性二解歧义句的歧义表现于整个句式中,两个句义很难用句法、语义结构析出;而显性二解歧义句的歧义往往表现于某个句法成分上,两个句义易用句法和语义结构析出。隐性二解歧义句是最能反映人们主观意识的语言表达式,这里我们将进一步运用认知心理学中的联结主义理论,来阐释隐性二解歧义句的各种联结模式及其激活扩散情况。

联结主义是在神经科学的发展中建立起来的,现代生物解剖学早已发现人体内的神经网络系统主要由大量的神经元和突触构成,突触主要起联系神经元的作用,它能把其他神经元的信息输入进来,也可以渐次或远距离输出神经元的信息,突触同时还有兴奋和抑制功能、容错纠错适应功能。联结主义模式认为人类心理单元之间的联结,如同神经系统一样是一种非线性的并行分布网络,其基本概念单元(units)、节点(nodes)类似于神经元和突触,单元就像具有细胞体、树突、轴突⑦的神经元一样,一方面联系着人脑中固存的知识建构,一方面联系着其他单元,单元之间进行着综合、储存、包容,并随着信息输入对其间强度做出适当的调整。这种联结强度称作权重(weights),权值为正,其联结单元被激活;权值为负,联结单元被抑制。从联结主义模式看,隐性二解歧义句的联结形式大体有三种情形(本文所说的概念要素相当于单元,激活处相当于节点):

第一,同高同低。在表示评价的概念域中,人们往往根据某个评价标准对相应评价对象进行一定的评价。由于评价总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当人们把某物或某事作为评价标准时,除非它在人们共同认知心理基础上被公认为高标准或低标准,其余都可根据自己的心理感受视为低标准或高标准,与之相关联的评价对象所处的水平也有高低之分。从数学角度看,评价标准的高低与评价对象所处水平的高低加合起来,大体有四种情况:评价标准高、评价对象水平低;评价标准高、评价对象水平高;评价标准低、评价对象水平高;评价标准低,评价对象水平低。但在实际句式表达中,只有评价标准高、评价对象水平高,评价标准低、评价对象水平低两种情形存在,也就是说,在某种心理框架的制约下,如果高评价标准被激活,评价对象所处的高水平也会相应被激活扩散,同时低评价标准和评价对象所处的低水平就会被抑制;如果低评价标准被激活,评价对象所处的低水平也会相应被激活扩散,同时高评价标准和评价对象所处的高水平就会被抑制。这种由心理不同评价标准构成的不同句义,我们称之为同高同低型隐性歧义句。其句式框架要素有三:评价对象、评价标准、评价语。这三种要素会跟着交际者认知心理框架对其要素义进行选择性的强弱联结,尤其是其中的评价语也是随评价标准和评价对象水平两个主观量的高低进行相应的叙述。像现代汉语中的“连……也/都”句式,就是典型的同高同低句,如“他连火车都坐了”这个句子,如果表达者在心目中把“火车”看作高评价标准,句中的评价语“坐”便和“火车”联结起来,通过“坐火车”这个高级标准事件,推导出评价对象“他”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状态,全句表达“由于坐过火车这样高层次交通工具而显得他处于见多识广的高水平”。另外,如果表达者在心目中把“火车”看作低评价标准,句中的评价语“坐”也和“火车”联结起来,通过“坐火车”这个低级标准事件,推导出评价对象“他”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状态,全句表达“由于坐过火车这样低层次交通工具而显得他处于受委屈的低水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句义是由人们不同心理评价标准形成的两种心理框架,对同一概念域中的概念要素进行高低义的强弱联结而致,其句义不能用词语间句法语义关系说明和解释。由此可见,“连……也/都”句式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凝固体,其中“连”和“也/都”只起分隔符的作用,“连”前为评价对象,“连”后为心中认定的极端评价标准,“也/都”后为评价语,“连……也/都”句式本身有两种句义:一是通过“心中认定的极端高目标”评判某人某事处于“较高水平”;二是通过“心中认定的极端低目标”评判某人某事处于“较低水平”。在不同的心理框架中,不同的句义就会凸显出来。但由于语言中存在着高频率经典句式易激活的情况,其中“连……也/都”句式中的句式一比句式二更易被激活,其句义联结可参看下图所示:

第二,此消彼长。这类歧义句与同高同低隐性二解歧义句一样,都有两个主观量共现于句中,只是这里的两个主观量不是指水平的高低,而是指数量的大小。在商品买卖的概念域中,价格量和商品量是两个主要概念要素。从数学角度看,商品数量值和价格数量值的大小有四种组合排列情况:价格大、商品量大;价格大、商品量小;价格小、商品量大;价格小、商品量小。但在句式实际表达中只有价格大、商品量小和价格小、商品量大两种情形存在。也就是说,在某种心理框架的制约下,如果价格小量被激活,商品大量也会相应被激活扩散,同时价格大量和商品小量的联结意义就会被抑制;如果价格大量被激活,商品小量也会相应被激活扩散,同时价格小量和商品大量的联结意义就会被抑制,这种大小量交叉联结的句子,我们就称为此消彼长型隐性二解歧义句。其句式框架要素有三:价格量、商品量、购买,其不同句义是根据人们心理主观认识标准的不同,导致价格和商品量两个概念要素意义的不同强弱联结所致。像现代汉语中的“数量名 就 买 数量名”句式,就是最典型的此消彼长型隐性二解歧义句,如“十块钱就买三本书”这个句子,如果说话人心中认定“十块钱”是较小的价格量,那么“三本书”在他心中就是商品大量;反之,如果说话人心中认定“十块钱”是较大的价格量,那么“三本书”在他心中就是商品小量。句式意义的激活跟说话人所处的话语背景和心理预设紧密相关,这里“量”的大小指的并不是客观数量的多少,而是说话人将心中的预设量与客观量对比之后产生的主观量。两种句义在不同的心理框架中会有不同的激活和凸显,其句义联结可图示给出(见下页图示)。

第三,非正即反。在判定肯定和否定的概念域中,有时说话人站在正反两个立场上,可以根据一定的心理认知框架进行相应的肯定或否定联结,这类或表肯定或表否定的歧义句,我们称为非正即反型隐性二解歧义句。如“差点儿”表示某件事情接近实现而没有实现,带有一定的否定意义,当它进入句式中,句式可有否定意义也可有肯定意义,像“他差点儿没进球”这个句子,既有“他进球”的肯定意义,也有“他没进球”的否定意义,其句式意义跟说话人的主观视角密切相关。如果说话人是代表进攻一方,心里希望进球,那么“没”的否定义被激活,“差点儿”和“没”二者的否定义相互抵消,整个句子为肯定义,表达了说话人对“进球”这一结果感到不容易和庆幸;如果说话人是代表防守一方,心里是不希望进球的,那么“没”的否定义被抑制,“差点儿没”合起来相当于一个否定词,整个句子为否定义,表达了说话人对“没有进球”这一结果感到幸运。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种典型的隐性二解歧义句外,还有像“这个人谁都不相信”这类句子,它在不同的认知心理框架下,既具有“这个人不相信任何人”的句义,也具有“任何人都不相信这个人”的句义,这两种句义虽不是同高同低、此消彼长、非正即反,但其间的意义也是非此即彼的。

句式是语言、心理、社会、文化的凝合体,像高频率使用的典型句式承载着人们经典的认知途径,这也是人们为何每当遇到典型句式时,就能激活并扩散相应的概念要素,甚至在未看完句子表达式时就能推论出完整句义的原因。我们在分析句式时只靠语言一维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心理、社会、文化等多种角度观照和分析句式与思维间的关系。歧义句是特殊的句式表达形式,它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人们的认识越来越细致、精密,各种认知途径随之增多,语言结构形式是有限的,这就必然导致两种和两种以上的认知途径,在某些情况下蕴含在相同的语言结构形式中。二解歧义句两种意义的实现过程,其实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认知经验,激活知识建构里的某个概念域,在心理认知框架下通过不断调整大脑联结网络中各概念要素之间的权重,使不同概念要素得到激活或抑制,最终形成两种合理的理解,基于句式和认知心理之间的密切关联,用联结主义模式来讨论汉语歧义句以及句式意义的实现机制,是有一定的科学解释力的。

注 释:

①此例出自赵元任1959年发表于美国的《汉语的歧义问题》,另载《语言学论丛》1988年第15期。

②具体分析可参看朱德熙:《句法结构》,《中国语文》1962年。

③郑媛媛、李晓庆:《主语优先现象及其认知机制》,《心理科学发展》2011年第11期。

④方小萍、刘友谊:《语言理解中句法加工的脑机制》,《心理科学发展》2012年第12期。

⑤其网络模型的汉语表达式转引自梁建宁:《当代认知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⑥参看朱德熙:《汉语句法里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

⑦树突和轴突都联结在细胞体外端。树突是接受其他神经元传入信息的入口,轴突是把信息传递给其他神经元的出口。

（本文参考文献请参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