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百年祭（郭沫若为何没有去吊丧）

文·段宏刚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人物的言传身教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愿意用他们的灵魂作为参照，来不断勉励自己。

鲁迅（1881年——1936年）先生正是100年前，被时代塑造出来的文化英雄，在国家积贫积弱，民众精神萎靡不振的背景下，他意识到做一名医生只能解除身体上的痛苦，因此，他决定弃医从文，以笔为刀，凝聚自己的一腔热血，肩负起医治民众“精神疾病”的大任。他用那些散发着光芒的文字，不断给民众助威、呐喊，不为自己争名逐利，只为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让每一个人有尊严的活着。

可以说，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鲁迅弃医从文是最好、最有效的济世救人的方式，他用55个春秋，燃烧完自己的生命，引领着千千万万的人，去追逐那些自由而光明的精神之光。

除过鲁迅先生之外，郭沫若（1892年——1978年）先生也是同时代另一位受人敬仰的文化巨匠，他在文学、考古、历史、书法、翻译、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征服了许多追随者，受到各行各业人士的膜拜。可以说，在我国现代文化界，鲁迅和郭沫若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丰碑式人物，把他们二位称作是当时文坛的一哥和二哥，没有任何疑问。

受万人敬仰的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在上海一家私立医院去世，即刻让许多人陷入无限悲痛之中。因为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对中华民族虎视眈眈，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忍气吞声，毫无作为，文坛再也没有像鲁迅这样的斗士来疾呼呐喊，用文字提升民族凝聚力了，人们从此失去了一位视死如归的文化英雄。

幸运的是，鲁迅先生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它们在后来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滋养和清醒着每一个人的战斗精神。

早在鲁迅先生心脏停止跳动的前三个月，他就预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妙，写下了遗言，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我死后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

这就是伟大的鲁迅，即使去世，也不想给任何人增添负担和麻烦。

然而，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早已征服了所有人，他虽然死了，却还活在人们心中。经过《大晚报》、《大公报》、《申报》等报纸报道后，鲁迅去世的消息从上海传到全国，又进一步传到世界各大城市，五湖四海的读者纷纷发来电报悼念鲁迅先生，给鲁迅戴上“文坛巨星”、“国内文坛唯一领袖”、“思想界的英勇战士”等殊荣。

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1868年——1940年）先生看到人们如此敬爱鲁迅先生，就主持成立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有蔡元培、宋庆龄、史沫特莱、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胡风、胡愈之、萧三，曹靖华、许寿裳、周作人、周建人，他们都是当时的中外文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此时的鲁迅，因为在1930年3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被北洋政府视作“反动文人”而通缉，从此后，鲁迅到处东躲西藏，至死也没有被解除掉通缉令。

关于被国民政府通缉一事，鲁迅先生写于1934年的《自传》里也有提及，他说：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政府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政府所禁止。

由13人组成的“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为了悼念鲁迅先生，不得不冒着极大危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监视之下，但他们愿意为告别伟大的鲁迅先生而付出一切。

从“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可以发现，里边并没有出现文坛二哥郭沫若的大名，人们不禁联想翩翩，猜测其中的原因。依照郭沫若在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他完全有资格参加这样重要的活动，但他并没有现身。

实际上，郭沫若没有出现在“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里，也没有去现场吊丧，根本原因是，他此时并不在国内，而是流亡在日本，他此时的处境跟鲁迅一样，自身难保。

1927年，郭沫若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猛烈抨击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因此受到牵连，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无奈之下，他只好流亡到日本，躲避了10年。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形成了统一抗日战线，郭沫若征询蒋介石的意见并得到同意后，才辗转回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中。

然而，许多人对鲁迅与郭沫若之间的个人恩怨过于解读，喜欢断章取义，认为他们是一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冤家对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们两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从来没有见过面，没有利益上的纠葛，又何谈来的恩怨？

郭沫若比鲁迅小11岁，在他眼里，一直把鲁迅看作学长和老师，非常敬佩鲁迅的才华和人格。

郭沫若曾在《体现自我牺牲的精神》一文里，对鲁迅进行过高度评价：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写道：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从两位大文豪各自的文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和郭沫若之间并没有什么恩怨情仇，完全是惺惺相惜式的尊重。只是一些小报记者喜欢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添油加醋，制造噱头，以此来博取眼球，好让多卖出几份报纸，多给报馆挣得几文钱，仅此而已。

鲁迅和郭沫若两人唯一看不上对方的，无非就是两人的文学观念不同。

鲁迅一直在走“现实主义批判文学”的路子，郭沫若则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坚守者，两人因为对文学的理解不同，创作路子不同，产生一些争论实属正常。若把两人的关系上升到对立面，那就是大错特错。

1936年10月19日晚上，郭沫若听到鲁迅病逝的消息后，顿时肝肠寸断，随后。他怀着悲痛心情写了一篇长诗《民族的杰作——悼念鲁迅先生》，在诗的末尾，郭沫若写到：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半月后的11月3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相聚一起，为鲁迅先生举行悼念活动，郭沫若得知消息后，放下手头工作，匆匆赶到现场，含泪题写了一副挽联：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陨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鲁迅先生去世前4个月，苏联大文豪高尔基（1868年——1936年）先生去世，在郭沫若眼里，已经把鲁迅先生看作是“中国的高尔基”。挽联落款写着“鲁迅先生千古，郭沫若哀挽”字样。

从这些诗歌和挽联能看出，对于鲁迅先生的逝世，郭沫若除过深沉的悲痛之外，还把崇高的敬意和人生的无奈寄托其中，就像一名绝顶高手瞬间失去了一位可供学习和竞争的对手一样，心中之痛难以言表。

几天后，郭沫若因为怀念鲁迅，再次陷入悲痛之中，又一次提笔撰写了一副挽联：

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这一次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更高，把鲁迅放到了历史上文化界伟人的地位。在下联高度赞扬了“鲁迅精神”会对爱国青年产生深远影响，并被薪火相传下去。

郭沫若一个月内为鲁迅先生创作了1首长诗，2副对联，放眼整个中国文学史，类似情况并不多见，足见郭沫若对鲁迅是多么崇拜和尊崇，虽然他们没有见过面，但两人的友谊是多么伟大。他们都是20世纪伟大的文化英雄，只有英雄才懂得欣赏另一名英雄。

那些散播鲁迅、郭沫若之间有矛盾的人，完全可以闭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