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王朝周王和诸侯关系的评述 董元奔文史评论第八辑

原创文/董元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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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作者2021年春节在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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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奔文史评论-周元王至周威烈王时期（前475-前402年）目录

【076】范蠡有为无为中

【077】漫谈韩赵魏三分晋土

【078】死而不僵奴隶制

【079】墨子学说对儒家、兵家和道家的借鉴

【080】《墨子》中的辩证法思想

【081】小议墨子的“染布观”

【082】墨家可望而不可即

【083】爱兵如子非良帅

【084】屈氏势力反吴起

【085】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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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范蠡有为无为中

咏范蠡

军功国耀存身外，

万贯钱财散复来。

白浪滔滔胭脂水，

舟舱越女正怀胎。

西施在民间的名气远远大于范蠡（前536-前448），其实西施只是范蠡的工具，——助越王勾践灭吴的工具。不过，如果仅仅把西施看作范蠡的工具，似乎不能全面认识范蠡，因为越灭吴后，据说范蠡携西施隐遁于烟波之中了。对于西施，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是西施作为间谍入吴宫，她在吴王夫差身边不会不施以各种手段，她肯定是一个有心机的女子；二是西施毕竟服侍过吴王好久，是否日久生情了，这不得而知，但起码她是个“过来人”了。古人常常喜欢傻乎乎的美人，更喜欢处女（当然先秦时期还没有形成这种观念）。不管怎么说，范蠡娶西施，其思想动机最起码是战斗友谊，这是他作为士大夫的一个闪光点；而更重要的是，范蠡带着西施远离政治纷争，隐遁民间，这才是范蠡最大的亮点。

范蠡之前早就有隐士，比如许由、巢父、伯夷、叔齐等，但是这些隐士只是为隐居而隐居，他们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实在是不值得称道的。范蠡同时代名人中也有隐士，比如颜回（前521-前481）、孙武（前545-前480？），但是他们隐居的目的是为了身后名，或传教，或著书。范蠡不同于以上这两类人，他是在成就了伟业之后，放弃荣华富贵而隐遁的，这是需要大智慧的。

史上常有这样的说法，即范蠡是被迫隐遁的。就是说，由于勾践不能容人，灭吴后，范蠡认为自己已经对勾践失去了价值，并且自己“功高盖主”，为了全身，他才选择隐遁。这种说法长期被人们接受，而且还有个相反的例子文种摆在那儿可以佐证，——文种就因为贪恋高官厚禄，而于勾践灭吴后数月被杀。其实我们误解了范蠡。范蠡功成身退的思想由来已久，这与勾践并无关系。

老聃有个弟子姓辛，名计然，史称文子，史载范蠡曾师事之。文子的生年不可考，但是从范蠡小老子三十五、六岁这一点来看，范蠡师事文子的事是“可以有的”。文子著有《文子》一书，北魏学者李暹曾为该书作注。从《文子》、《文子注》，结合《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相关资料来看，文子的思想不仅与老子一脉相承，而且发展了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观和治国修身学说，提出了天地阴阳转换、人生吉凶轮回、时事因循而变等观念，这对后来的黄老之学有重要启迪价值。

老子和文子的思想被范蠡吸收和进一步发展，并反映在他《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著作中。范蠡认为，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包括万事万物的运行，都是福祸相依的，而作为主体的人，应该以“无为”的思想来指导“有为”的实践。这在范蠡具体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甚至其商业活动中都有所体现。

政治上，范蠡反对勾践贪施霸主威风，反对文种贪恋荣华富贵，也反对孙武贪图身后名望。范蠡曾经以道家的学说劝谏勾践道：“盈满而不过，气盛而不骄，辛劳而不夸。”在随勾践赴吴后，范蠡作为勾践的臣子，跟吴王夫差相处得很好，范蠡的政治理想是吴越两国包括西边的楚国能够和谐共存，他试图通过交好吴王，打消吴王灭越的想法，——吴王的将军伍子胥一直规劝吴王灭越。当然，范蠡也是反对越灭吴的，只不过在吴国期间他还看不到勾践日后有灭吴之心，其实，九死一生的那时候的勾践也未必会生灭吴之志。范蠡的政治行动说到底就是通过自己的“有为”来实现吴越两国之间的“无为”。

军事上，范蠡主张强兵，即“有为”，却又主张不攻，即“无为”。他强兵的目的是为了自保，为了保证越国能够跟吴楚两国和平相处。他在吴越边境筑了两座城池，大城以栅栏作为城墙，城中不备武装，他以此向吴国表明越国无报仇之志；小城则深挖壕，高筑墙，屯驻重兵，他以此告诉吴王，如果吴国敢侵略越国，越国有能力击败吴国。

经济上，范蠡主张农商并重，但是并重并不是靠政府的行政指令来实现的。他认为，农业活动和商业活动是相互依存的，二者之间是不平衡和平衡的不断自我调整的关系，政府所能做的是防止农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出现过大摆动，比如农业收成盈余很多，商家大量囤积粮食，待到农业歉收时，商家却高价出售。范蠡在越国采用“平粜齐物”的办法来解决农业和商业的矛盾，即丰年政府高价买进粮食，以压抑商家囤积粮食的冲动；荒年政府则低价出售粮食，以压抑商家发灾难财的冲动。政府的有限“有为”，抑制了商家的无限“有为”，保证了社会处于“无为而治”的和谐状态。

当然，范蠡的道家思想还体现在他个人的生意经和财富观上，这可能对于我们平常人更有借鉴意义，这方面我不妨就多说一些。

范蠡认为，得到的东西不要舍不得放手，没有得到的，那就遵循一定的规律去争取。范蠡善于做生意，他注意研究市场规律，主张择机而动，即以“无为”地等待实现“有为”的行动。他还要求见好就收，因为福祸是相依的，而相依的福祸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注重短期利益和长期投资的关系，多销和薄利的关系，赚钱和亏本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范蠡的“无为”“有为”观在其商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当今时常看到关于著名慈善家的报道，也时而看到关于明星偷税漏税的报道，同样是对老子、文子思想的实践和发挥，范蠡主张取利于社会，并返利于社会。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再多，自己所需要的很有限，因而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做生意，创业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安逸。

范蠡在投奔勾践之前就已经是大商人了，他用自己的全部财富资助勾践。灭吴后，范蠡带着西施在胭脂湖（其实就是太湖）中飘荡了一段日子，遂来到齐国，在海边结庐而居，做起了海鲜和海盐买卖。由于他早些年研究过天下各国对特产的相互需求状况，因此仅仅一两年，他就再次成为大富豪。但是范蠡并没有贪恋财富，他和西施布衣粗食，而把财富分给海边的居民作为经营海产品的本钱，一时间，齐国海边到处都是小富豪。齐平公欣赏范蠡的才能和品行，亲自到海边拜会范蠡，并请他入都城临淄出任齐国相国。

范蠡做了三年齐相，看到齐平公不能安于齐国民富国安的现状，而执意要与越王勾践争霸，他再次弃官归隐。这次他和西施来到宋国陶丘（今山东定陶）定居。由于宋国是个“内陆国”，被楚、郑、卫、齐、鲁等大国包围，其间还夹杂着十多个小国，商品交换更加便利，范蠡做起了各种生意。几年后，又成了大贾的范蠡依旧把自己的钱财散施给当地老百姓，一时间，陶丘不再有乞丐，所以后人尊称范蠡为“陶朱公”。

以“有为”的为官之道，谋取“无为”的社会之治；以“无为”的人生理想，谋取“有为”的隐居生活；以“有为”的商业之举，谋取“无为”的商业之利；以“无为”的家庭建设，换取大多数人养活自己的“有为”之便。试问，四千年来，除了范蠡，还有谁做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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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韩赵魏三分晋土

周定王十六年（前453），主宰晋国大权的智伯（实际上是拥有晋侯主要土地的第四家）试图联合魏斯和韩虔剪灭赵籍，以达到各个击破韩赵魏的目的，结果联盟失败，智伯与三氏的矛盾迅速激化，结果是三氏联合族灭了智伯，并三分其土。至此，韩赵魏基本完成了对晋的瓜分。虽然这时候周王室尚未宣布三家为诸侯，但是三家实际上已经各自行使诸侯的全部权力。韩赵魏三家分晋是先秦时代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件事标志着春秋时代的正式终结和战国时代的真正开始。

我们知道，三国分晋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是上百年间不断演化的结果。周礼之崩久矣，三晋坏礼只是三百多年前诸侯坏礼的延续，是周礼之崩向更深层次的延续。三氏灭智伯的时候，周礼之崩早已越过三氏这个层次，如《资治通鉴》卷一所载，魏斯的谋士任座敢于当众指责魏斯不仁，魏斯的另一谋士田子方居然不向太子还礼。当然，如同三晋坏礼不意外一样，智伯之亡也是不意外的，因为周礼之崩是历史规律，智伯企图阻碍这一规律，自然会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既然周礼之崩使西周时期建立在宗法制和分封制基础上的严格的社会尊卑网络被彻底破坏，那么，如同晋侯蔑视周王一样，藐视晋侯公然族灭智伯的韩赵魏当然也不会尊崇周王，周威烈王策命三氏为新的诸侯，只是被迫走个形式而已。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坏礼的罪魁是周威烈王，真是陋见啊！不过我想，学富五车的司马光不可能如此迂腐，他说天子坏礼，也许是想责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吧。

韩赵魏分晋之后，大小诸侯国彻底撕下了周礼的面纱，开始了残酷的兼并战争，兼并战争是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所必然要经过的阶段。也可以认为，秦国统一天下和建立封建大帝国的历史行为也就从此开始了。但是，韩赵魏分晋却不是兼并，而是相反，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一历史事件是逆时代潮流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约二十年（前473），越灭吴，在这之后不久，前447年越灭蔡，前431年楚灭莒。我认为，晋没有行兼并之举，反而被一分为三，仍然代表着历史的方向。

春秋末期，在秦楚等新兴大国以及鲁等原来的第一批相对小一些的诸侯国都已经开始出现封建制度萌芽，而晋国作为一个有着漫长守成历史的大国，依然抱残守缺，幻想着在晋国恢复周礼，这就显得非常腐朽。韩赵魏三氏冒天下之大不韪，分晋国为三个诸侯国，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礼的无情践踏，也是对奴隶制度的无情践踏，这是一次革命，其意义远超鲁国初税亩改革，必然为封建制度萌芽和迅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三分之后，韩赵魏三国自然都远远小于原来的晋国，如果三国想在秦楚等大国身旁站得稳，就必须实行发展国力的封建制度改革，之后不久魏国李悝的封建制度改革使魏国迅速成为一枝独秀的强国，为这个三分的历史事件作出了合理的注解。因此，合也罢，分也罢，能够推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就是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的正确方向。

一百多年后，孟子跟梁惠王曾经讨论过韩赵魏三分晋土这件事。《孟子•梁惠王上》载有梁惠王对孟子的一段感慨：“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梁惠王与孟子的这次谈话发生于周慎靓王元年（前320）前后孟子赴魏国首都大梁拜见梁惠王时。

晋国一分为韩赵魏三国至梁惠王只有百余年，期间魏国因率先实行封建制变法而成为压倒秦楚等国的强国，但是，随着各国变法的相继完成，魏国在与诸大国的争雄中渐渐不支。梁惠王怀念春秋时期超强大的晋国，其感慨之余，不知是否为当年他的祖先参与三分晋国勾当的羞耻感。

韩赵魏分晋，固然与当时守成的晋国不思进取和政治腐败有关，固然分晋推动和加快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但是，韩赵魏三家贵族的统治私欲却是分晋行为的基础动力。当时，晋国面临秦楚两大国的战略压力，尚可勉强应付。三分之后，在变法带来的昙花一现的强盛之后，三国中的任何一国便出现了战略纵深不足，战略动员能力弱于秦楚等国的问题。而三国之间又不能团结一致和抱团取暖，以至于给了秦楚等国各个击破的战略便利。

我想，梁惠王感慨自己屡战屡败的同时，也可能想到了遥远的某一年魏国的亡国。所以梁惠王迫不及待地询问孟子有何解决之道。孟子给梁惠王的药方是行王道，推仁政。药方固然不错，可是，秦楚齐诸大国也将要行仁政和推王道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国策固然重要，但是，当各国国策相似的时候，国家的大小仍然是立于不败之地和战胜他国的决定因素。

不管怎么说，韩赵魏分晋带来的震动不是那几个贵族的势力变化，而是整个春秋战国历史的转折，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折。这场革命是划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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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死而不僵奴隶制

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和郭沫若等中国历史学家的划分，中国的从夏朝到春秋时期属于奴隶社会，战国时期是奴隶制解体和封建社会形成阶段，秦朝则是相对成熟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了。然而，我们纵观中国历史，奴隶现象作为奴隶制的核心内容，在战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而且在战国直至魏晋时期奴隶群体还相当庞大。

战国初期，井田制瓦解，大批奴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他们租种奴隶主的土地，成为农民，奴隶主也转换身份成为地主。这一变化标志着奴隶制和依赖于此的分配制度的解体，但是奴隶不仅没有消亡，其群体反而随着奴隶来源途径的增多而急剧庞大，并进入交易市场。这样状况到两汉之际有所减弱，但是直到南北朝都还有一定规模。如何解释这种“反常”的现象呢？

春秋时期以前，奴隶主要是由王朝赏赐给奴隶主的，奴隶被奴隶主固定在井田中劳作，当然，奴隶主也会选择强壮的奴隶，让他们使一些女奴怀孕，为奴隶主繁殖下一代奴隶。不过，奴隶的主要来源还是王朝在对外战争中俘获的敌军，也不乏一些自由民因为经营不善破产而沦为奴隶。战国时期，井田制的瓦解激发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而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二者又催生了商业的萌芽和发展。商业使早先的奴隶随着土地、粮食和手工业品等一起进入市场，而战国时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频繁战争所产生的大量战俘也不再直接分发，而是通过进入市场为国家增加战争经费。因此，一部分早先的奴隶由于斗争成为租种奴隶主土地的农民，但是更多的战俘通过市场交易加入了奴隶人群。

魏晋时期，土地私有化和土地集中化程度太高，以至于大地主可以在自己的庄园里形成独立的农工业商循环体系，自由的商业活动大大萎缩，奴隶买卖现象大大被抑制，但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作的奴隶数量却并未减少，因为战争依旧频仍，战争的手段比过去也更加多样化和残酷，战俘比过去也因而更多。这个时期的战争基本上豪强地主的私人武装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的，战俘自然也就被豪强地主直接带回庄园，转成奴隶。此外，土地集中化必然使一些本来土地拥有量极少的农民失去土地，变为佃农，其中一部分进一步变为奴隶，这也在客观上增大的魏晋时期的奴隶群体。

到了大一统的隋唐时期，封建统治基础扩大，门阀制度被压制，豪强地主被肢解，大量中小地主进入国家统治集团，封建统治的残酷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大批奴隶分得土地成为自由农民。即便如此，奴隶仍然存在，不过，奴隶除了上层官府和个别私人还拥有之外，数量已经大大减少，直到清末都是如此。可见，如果我们思考为什么战国之后、魏晋之前奴隶群体增加这个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中国奴隶社会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也就是说，从战国初期奴隶社会开始解体，封建社会开始形成，这个过程在中国持续了很长时间，至少直到隋统一南北朝才算完成，跨度长达千余年，这跟欧洲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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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墨子学说对儒家、兵家、道家等思想的借鉴

墨子（前476？-前390）的学说兴起于战国初期，这时候法家学说还没有兴起，所谓“诸子百家”比较活跃的只有儒家、墨家、兵家和道家四家，其中，墨家与儒家并称当时的“显学”。这四家学说虽然互相争论，但是它们之间其实又是互相影响的，墨家在跟其他三家争论的过程中，在摈弃其他三家的许多观念之际，也吸收了它们的一些观念。

一、墨子对儒家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对墨子的影响最大。

墨子出身于工匠世家，这是墨子能够创立墨家学说的基础。孔子逝世后，其弟子子夏（前507-前420）和曾参（前505-前435）是传播儒学思想的大家，他们广泛授徒，孔子的思想比孔子在世时更加为社会所重视。子夏和曾参年长墨子三十岁左右，青少年时期的墨子深受儒家学说影响，师从儒者系统学习了儒家经典。随着年岁渐长，墨子逐渐不满于儒家学说的许多理念以及那些繁琐的礼乐，遂试图以自己的家族传承的知识储备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墨家。虽然墨子舍弃了儒学，但是儒学修养不仅为他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提供了著述手段，更重要的是，儒家行为模式和儒学知识无形中也影响了他的学说建构。

在学说传播上，儒家不同于当时的道家和兵家。道家追求自我修炼，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自己对大自然的个性化感悟上，他们看世间是人们就如同行尸走肉，耻于把自己的感悟成果跟世人分享，所以他们不授徒，即便著述，老子也是临死前才把自己五千字的《道德经》随便交给一个戍卒，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著作能不能传世。兵家在具体的军事实践中总结经验，他们愿意跟不同的人探讨，虽然不授徒，但是兵家愿意著书为后人所用，孙武就是这样写成《孙子兵法》的。儒家似乎最担忧的就是自己的学说不能广泛传播，所以儒者毕生都在著述和授徒。墨子借鉴并发展了儒家的做法，墨子授徒的规模远远大于儒家，而且他对徒弟的管理也远较儒家严格，不仅徒儿和徒孙等级森严，而且大徒弟和小徒弟的地位也是不同的，更不要说其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后世的行会组织就起源于墨子的学门特点。墨子也如儒者一样重视著述，及时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社会观念固化，以传后人。注重授徒和著述是墨家能够成为战国初期“显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墨子主张“兼爱”。墨子认为当时天下纷乱，根源在于“不相爱”，因为“不相爱”，才扰乱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以及社会大众的各阶层关系，为此，墨子要求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甚至社会大众之间建立起普遍的爱的关系，并做到“爱人若爱其身”。墨子的这种观念与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相近的，孔子也认为乱世起于仁爱的缺失，所以他主张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以及全体大众之间要互相施以爱。但是，墨子的“兼爱”又不同于孔子的“爱人”。墨子要求人们之间的爱是完全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可以不同，但是爱是不分高低的。孔子则不然，在孔子的学说中，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的爱是有差别的，上对下的爱是君子的自觉行为，下对上的爱是必须要有的“报恩”。更重要的是，孔子要求爱还要表现在礼节上，这是墨子所反对的，墨子要求爱是发自内心的，不必做什么样子。

墨子“尚贤”和“尚同”。墨子反对统治者任人唯亲，他要求统治者任用贤人来治理国家，并实行“义政”，国家的发展方向是通过上下一心，实现祥和安康。“尚贤”与儒家的“君子”观是相通的，“尚同”与儒家追求大同世界也是类似的。所不同的是，墨子所谓的贤人即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普通百姓，孔子认为下层人只有服从的份儿，他们是成不了贤人的。墨子要求的“尚同”是在诸侯国内部，孔子希望的大同世界是全天下，甚至包括四夷。

墨子提出“三表”说，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考察历史、社会实情，然后努力进行实践，以发挥自己干预社会的能力。墨子的这个观点跟儒家要求弟子们积极入仕以建功立业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墨子的积极入仕观着眼于反对“命定论”，墨子认为，下层人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孔子则不同，孔子相信“命定论”，他要求人们的积极进取，目的是实现自己本来就该有的人生价值。

二、墨子对兵家、道家等思想的借鉴

除了儒家，兵家、道家等思想对墨子也有一定的影响。

兵家当然是研究战争的，组织战争的首要目的是打胜仗。墨子的重要思想之一是“非攻”。看起来墨子跟兵家是相反的，其实不然。墨子同时代的兵家代表人物孙武虽然屡战屡胜，为吴国的霸业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战止战”，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止战。在协助吴王夫差打败了试图灭亡吴国的楚国之后，吴国跟楚国成为南方的两大并列强国，吴王夫差接着发动了北伐战争，欲打败北方两大强国齐国和晋国，以实现自己称霸天下的梦想。孙武反对夫差的这种侵略战争，拒绝挂帅，退居姑苏城外著述，至死都没再领兵。不过，墨子的“非攻”跟孙武的“以战止战”也有不同的地方。孙武主张以战略进攻制止敌人的战略冒险，墨子则主张坚守自己的家园，不去进攻敌人，同时还要去劝说敌人退兵，使敌人也做到“非攻”。

兵家注重实践。每一个策略，每一个指示，甚至每一种突然萌发的念头都要有实践的基础，更不用说著书立说了。墨子对数学、几何学、光学、物理学、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当然同样重视实践。但是墨子的实践观又跟兵家有所不同。孙武所要求的实践主要是亲自实践，间接的实践成果他并不重视，当然这是战争的特点要求的。墨子虽然也重视亲自实践，但是他更重视间接实践，这不仅是科学的特点决定的，也是墨子大量授徒的学说传播特点决定的。

墨子的时代，庄子还没有出生，道家学说主要指的是老子的思想。老子反对天下一统，更反对诸侯称霸和诸侯国之间的互相吞并，主张维持“小国寡民”的状态。墨子也反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墨子一生穿梭于各国之间，尽自己的力量化解争端，以保持各国之间和睦相处。但是，墨子又不同于老子。老子嫌当时的诸侯国太少了，他希望各国能够分化下去，天下能有成千上万个国家才好。而且老子认为诸侯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都以为自己很聪明，更有许多所谓身怀绝技的“士”游说各国鼓动兼并战争，因此老子要求废除知识，废除教学，让人们都愚蠢起来。墨子不希望天下一统，也不希望各国分化，因为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都只能在战争中实现。因此墨子提倡学习和读书，他自己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载：“墨子南使卫，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二士。’相天下犹如此，吾安敢废此也！”墨子希望让人们聪明起来，墨子认为发动战争试图改变现状的人是愚蠢的，只有聪明的人才懂得爱人和自爱，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制止战争，真正维持现状。

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是战国初期的重要思想，墨子创立他认为更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学说，必然要从时代思想中汲取营养，所以墨子在批判以上三家思想同时，不会排斥三家思想中可以为他所用的一些成分。其实，当时正在萌芽的法家思想也被墨子捕捉到了，《墨子》中有一篇《法仪》就是专门讲法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只不过他所说的法度不是封建法制，而是所谓“法天”也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由于“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所以墨子的“法天”就是以“兼爱”为法。。此外，墨子大力提倡“节用节葬”与后来的法家观念是相同的。总之，任何一种学说或者思想的产生，不仅是特定的时代需要，而且也不能摆脱特定时代的其他学说或思想的影响，墨子的学说是这样，所谓“诸子百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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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墨子》中的辩证法思想

战国初期，在诸子中，墨家是唯一可以与儒家抗衡的“显学”，但是，不像儒家那样大师频出并传承有序，墨家在墨翟（前476？-前390）之后几乎就不再有一呼百应的领军人物，墨家也就逐渐“沉沦”下去了。但是，即便如此，墨家的主要观念并没有消亡，它们逐渐被其他学说吸收，或者两千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节用节葬”和“非命”被法家全部或部分吸收；“尚贤”和“尚同”被孟子有限吸收；而“兼爱”被老百姓口耳相传，后来被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改造吸收。此外，我们一直重视《墨子》的上述核心理念特别是“兼爱”和“非攻”，却忽视了《墨子》中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其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启迪意义。

《墨子》提倡“兼爱”，所谓“兼爱”就是不分贵贱的普遍的互相之爱。墨子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他在《兼爱（中）》一文中把自己的“兼爱”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然后他再论述怎么实践这种理论。他首先阐述了大禹、周文王、周武王“兼爱”得天下和晋文公、楚灵王、越王勾践“偏爱”的不良后果，以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引起人们重视，然后他要求当前的统治阶级要从统治的危机感出发，敬畏人民的力量，对人民施以爱，这种爱不是孔子所谓的高高在上的“仁”，而是发自内心的以平等相待为基础的爱。统治阶级做到了这些，老百姓看在眼里，体会在心中，也就能够做到。因此，《墨子》的“兼爱”观，不仅是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是上对下的平等的爱与下对上的平等的爱的有机结合。

《墨子》提倡“非攻”，所谓“非攻”就是禁止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要求各国和睦相处，维持现状。《墨子》认为，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逐利而毁义，违背了“圣王之道”，违背了宗法制传统；同时，战争损了人口，导致土地荒芜，以至于胜利者也是一场空一般的失败者，因而不合“国家百姓之利”。当然，《墨子》知道，靠这些说教是不能制止战争的，因此，《墨子》提倡防御。《墨子》一共五十一篇，其《备城门》以下十一篇都是阐述如何守城的。从城防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讲到守城技巧的掌握；从各种守城兵器的机械原理讲解，讲到兵器的具体制造技术。《墨子》认为，守城门就是守城内的父母之墓，官民和睦，同仇敌忾，力量是巨大的；敌人在城外堆土为山进行居高临下的进攻时，守城方在城头做“台城”就抵消了敌人的优势；对付敌人的云梯，守城方在城墙上筑起“行城”和“杂楼”就可以取胜；城中地势低洼的地方要拓挖成水库，并开挖水道相通，以防敌人用水攻城；用“瓦窑灶”对付敌人“突城”；城内靠近城基处每五步挖一井，以防敌人挖地道攻城；等等。《墨子》深知制止战争的最有效手段是自身的强大，所以《墨子》不是空谈“非攻”，而是从积极防御、有效防御来实现敌人的“非攻”，而、从而也使自己做到了“非攻”。

《墨子》主张“非命”，所谓“非命”就是否定“命定论”。《墨子》认为人生而是平等的，但是人生下来的家庭贫富却是先天的，但是人通过“三表”法也就是考察历史得失、考察当代社会实情、坚持个人“强力”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墨子》的“三表”法，前两者是通过实践得出理论和行动方案，第三表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墨子》从人的平等和家庭条件的不平等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出发，要求人们通过加强理论探索和坚持努力实践相结合，来改变特定的社会现象。

《墨子》主张“尚贤”，也就是君主要用贤者治理国家。《墨子》的“尚贤”是有条件的：一是贤者可以来自贵族，也可以来自老百姓；二是君主只有充分了解民情，贤者才能施政有方；三是既要提倡“尚贤”，又要反对“任人唯亲”的倾向。

“兼爱”、“非攻”、“非命”和“尚贤”是《墨子》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中都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除此之外，《墨子》的其他思想中仍然贯穿着辩证法的线索。

《墨子》在《明鬼》中看似相信鬼神的存在，其实却是一边批判信鬼的人，一边批判不信鬼的人，最后明确说自己信鬼，却是在揭露当时贵族集团的残暴统治危害了鬼神的权威时表明出来的，《墨子》以信鬼和不信鬼，鬼怒和人怒的辩证法讽刺了现实，这说明《墨子》是不信鬼的，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战国时期方术思想的泛滥，也对后来东汉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墨子》主张“非乐”和“节用节葬”，却并不是一味地反对音乐，也不是要求无限制的节俭，而是要反对儒家那种把乐和礼上纲上线，以至于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做法，而是提倡“量力”节俭，特别是要求贵族带头节俭，以便老百姓响应，从而改变铺张浪费的社会习俗。

《墨子》的《经说》中曾经谈到“小故”（必要条件）和“大故”（充分条件）之间的关系，他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尺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经说》中还有许多零星的哲思言辞也都具备辩证法的特点，比如开启后来公孙龙名家观的“坚白不相外”与“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开启法家量刑原则的“唱和同患”，开启后世商贾理论的“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等等。

至于《墨子》中深刻影响后世机械制造技术发展的大量的关于守城器械的设计原理，无不蕴含着实用的辩证法才智。而整个封建社会流行的手工业方面的师徒关系、行会组织原则等等，也都是《墨子》辩证法思想的社会实践结果。

诚然，《墨子》之前不是没有辩证法思想。夏商的奴隶制能够长期维持，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所实现的，设计这种制度本身就是辩证法，只不过统治阶级自己是无意识中使用了辩证法而已。西周时期的阴阳观、“敬天保民”观和宗法制原则，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观，老子的“有无”观，孔子的“中庸”观和“和谐”理念，还有孙武（前545？-前470？）具有比较成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系列战争原则等等，都存在着辩证法的灵光，但是有意识的把辩证法思想贯穿自己学说体系每一个方面的，墨翟和《墨子》可能是最早的了。当然，《墨子》的辩证法是朴素的辩证法，在缜密性方面，它不可能达到包含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高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包括《墨子》在内的我国春秋后期到战国初期的辩证法思想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等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一起，开启了人类以辩证法思想思考世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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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小议墨子的“染布观”

《墨子》共五十一篇，其第三篇是《所染》。文章写墨子观看匠人染布，他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一习见的现象中悟出两个道理：一是君主治理国家，依靠贤人辅佐，他就能成为明君，如果亲近小人，他就会成为昏君，乃至暴君；二是普通人立身处世，如果交友不当，就会成为奸刁之徒。墨子在阐述自己的感悟时分别举了历史上的正反例子。最后他又引用《诗经》中的语言作总结，告诫人们要慎重选择染料，即所谓“必择所堪，必谨所堪”。

《太子少傅箴》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不能否认墨子《所染》中的观点，但是墨子所说的只是一般现象，其实，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同用某种颜色染布，布未必就是那种颜色一样，君主使用什么样的臣子，未必就如遇贤则明，遇奸则昏；个人交友，“物以类聚”未必是正确的。

从习以为常的现象阐发深刻的道理，是标准的小品文，《所染》可以被认为是明代才兴盛的小品文的滥觞。但是，话说回来，染布在墨子之前还是罕见的，历史上认为染布技术是墨子发明的，其实墨子自己都在《所染》中声称自己看到了别人在染布，所以我认为是墨子凭借自己的物理学、化学知识改进了染布技术，并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推广了染布技术。墨子的时代，布是粗布，老百姓所穿的衣服都是没经染过的，也就是白色的。有身份的人除了穿蚕丝织成的绮罗衣裳之外，就是穿用染过的粗布缝制的衣服。

而无论是墨子《所染》中看到的染布现象，还是墨子改进的染布技术，那时候所谓染过的布，也就是用一种颜色染了白布而已。根据近代的光谱知识，我们知道，如果布不是白色的，某种染料染了它之后，它就不会是那种染料的颜色。我不知墨子是不是试过，我知道墨子是为了通过染布写人事才有这篇《所染》的。

既然黄色的染料未必染出黄色的布，那么忠臣和奸臣真的就会影响到君主的明或者昏吗？答案是不。在正常情况下，天子选择储君会首先考虑到储君的智力问题，从小就对储君进行了系统教育，当储君即位后，他基本上已经学富五车了。一个学富五车的君主不会只亲近贤人，复杂的朝政将会使他注重“术”，驭人之术，他会综合使用忠臣和奸臣。奸臣使忠臣一点都不敢造次，否则忠臣会被君主猜忌，不仅功业难成，而且还会遭遇杀身之祸；忠臣使奸臣永远抬不起头来，除了君主，他不会为任何大臣卖命。当然，历史上能够做到这种平衡的君主不多。

汉武帝用人，武官中，既用忠勇的将军李广，也用骄纵的将军霍去病，更重用介于二者之间的卫青；文官中，既用忠贞的董仲舒、苏武等人，又用奸臣严助等人。汉武帝临终，把幼小的汉昭帝托付给三个大臣：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和左将军上官桀。这三个人，最忠厚的是金日磾，最奸贰的是上官桀，霍光就是那种可以被“染”的类型吧。如同大自然中的高山和河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人也一样，汉武帝之所以是千古大帝，就在于他能够识别忠奸，量才录用，就算贤人和小人一直围绕着汉武帝又能怎么样呢？汉武帝需要的正是贤人和小人都以他为中心。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死对头，一个要变法，一个要复古，他们的集团相互厮杀，甚至置人于死地。但是，他们的主人宋神宗看他俩是一样的亲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却也保护保守派，不允许王安石对保守派打击过于残酷，他又安排司马光驻守洛邑，潜心撰写《资治通鉴》，同时把保守派骨干集中到那里，形成所谓“洛阳九老”。王安石和司马光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宋神宗时期的政治却非常清明。我们固然不好评判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忠奸，但是宋神宗并没有被他们任何人左右。

商纣王殿上倒是有忠臣比干、箕子，纣王能成为明君吗？楚灵王殿上有死忠大夫申亥辅佐，他的王位能不失去吗？项羽有愿意为他肝脑涂地的智者范增辅佐，又能怎么样？

于君主如此，于臣子或普通人也是如此，所谓“龙生九子，各有所好”。《世说新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韩非子和李斯师出同门，多年同窗中情同手足，不料李斯却借秦王嬴政之手害死了君子韩非；害死了韩非的李斯算不算小人呢？李斯在跟赵高一同辅佐秦二世时，他却因为正义而不能为赵高所容，结果被满门抄斩。曹丕和曹植同为曹操之子，成长于同一片天空下，却一个不能容人，逼出个“七步诗”的典故，一个忍气吞声，苟且偷生，还把心爱的女人让了出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因此，《墨子》所谓之“必择所堪，必谨所堪”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所染》在行文中还偶然出现了这句话：“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能不能染出色彩斑斓的布，就看你怎么调和七色；能不能做明君，关键看你怎么合理支配贤人和小人；能不能做好人，关键看你能不能识别身边的好人和坏人，并且能以好人的经验为经验，以坏人的“经验”为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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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墨家可望不可即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科技萌芽和发展的摇篮，约成书于公元前388年的墨家代表性著作《墨经》涉及力学、光学、几何学、生理学等诸多科技领域，它不仅注重非实用主义的自然科学原理探索，也注重科学理性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统一，此外，它还是自觉理性与科学实验的萌芽，这些使得其先进性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古希腊。然而，墨家诞生之后只是如同耀眼的流星一般稍纵即逝，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是儒家和法家在社会生活中居支配地位。虽然，墨家的一些思想也影响了诸如张衡、鲁盛、沈括等一批科学家，墨家的组织形式和基础性的科技也一直影响了此后中国民间的行会组织，但是中国还是错失了明代时期世界上方兴未艾的近代科技大发展机会，从此一直落后于西方。落后的责任在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

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中期到战国前期，儒家和墨家并称显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统治者既需要利用儒家思想配合法家思想来加强诸侯国内部治理，特别是对民心的巩固，又迫切需要利用墨家思想来发展科技，提升诸侯国的国力，从而跻身于诸侯国的兼并和反兼并战争。从战国中前期开始，包括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墨家在各国和统一后的中央政权中的影响力逐渐衰弱，贯彻儒家和法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主要统治手段。其实，从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看，统治者不是不知道墨家在提高社会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之所以统治者此后不再重视墨家，我想，这与中国古代政治斗争持续紧张和特别残酷不无关系，或者说，是统治者无暇重视墨家。

战国时期拉锯式的兼并和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天下统一后，朝代更迭也频仍，即便在一个封建王朝的所谓大一统时期，内部争权和政变也时有发生，就连像汉唐这样的长达三四百年大一统王朝，其政治清明的所谓盛世也只有几十年。政治的动荡必然要求统治者优先考虑政权的稳定，而政权的稳定无非是一手软一手硬两个手段，那就是依靠儒家思想愚民，依靠法家思想吓民。即便如此，收效仍然不尽人意。所以，当社会稳定下来，统治者开始着手依靠依靠墨家思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新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于是，墨家思想重新被弃之一旁。如此反反复复，两千多年就这样过去了，直到清末，在内外交困，民族危亡，以至于儒家和法家的思想都难以改变局面的时候，才掀起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实业救国”的“维新”浪潮。其实，那时候所谓的西方“长技”本来就是西方人以中国墨家和中国古代的一些其他科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当然，当代中国在立足于包括墨家在内的民族传统科技思想的基础上，广泛学习西方技术，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科技大国，正在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但是，这个局面本来早在明朝时期就该出现的，是统治者对墨家思想的“可望而不可即”延缓了中国的科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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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爱兵如子非良帅

“（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羸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这是《资治通鉴》描述的吴起（前440-前381）在韩赵魏分晋之初任魏国大将军时的情形。

官兵平等，军官与兵同甘共苦，是一支军队具有超强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过于追求与士卒共苦的军官只可做将军，却未必胜任统帅，因为这样的军官心胸不会宽阔，缺乏大战略视野，其可以因自己善待士卒而激发士卒效死的勇气，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却难以从超越军事层面的政治方向上把握战争全局，甚至连自己的未来都难以把握。如果缺少一位战略家来控制这样的与士卒共苦的军官，整个战争自然会失败。

与士卒共苦的吴起确实为魏文侯打了好多胜仗，但是他却居功自傲，并且不能容人。魏武侯初年，武侯欲以田文为相，吴起不悦，向田文述说自己多年来的功劳，声称自己的功劳大于田文。吴起不仅因此引起将相不和，而且武侯及一些其他贵族也对吴起有怨，吴起只得辞职去了楚国。

向吴起这样的军官古往今来有很多。比吴起名气更大的自然就是后来的项羽了。项羽虽然出身贵族，但他与吴起一样，爱兵如子，甚至亲自为普通士兵熬药，并亲口尝药，就连对刘邦这样的战略对手，项羽也具有“妇人之仁”。如同吴起一样，项羽的军队战无不胜，以势如破竹之势消灭了秦军主力，直捣秦都咸阳。也如同吴起一样，项羽心胸不宽，志向不远。他不愿意定都咸阳，却要定都家乡彭城，从而失去了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正统性。项羽的逻辑就是那句著名的话：“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当然，项羽的最后结局大家都是知道的了。回到吴起的话题，爱兵如子的吴起在楚国仍然因心胸狭窄得罪了上层贵族集团，最后命丧他乡。

当然，本文分析的是吴起、项羽这样的古代将军或统帅，他们的贵族身份决定了他们与士兵同甘共苦的有利结果和不利结果，这放到现代中国，放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是不适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将军和统帅本身就是被剥削阶级出身，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将军和统帅与士兵同甘共苦是自身使命的要求，自然也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不仅可以全面激发军队的战斗力，而且还有助于将军和统帅们站在时代的高处把握社会发展方向，把握敌情我情和战争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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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屈氏势力反吴起

楚国是春秋时期的新兴大国，历代楚国国君均有问鼎中原，统一天下之志。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就先于列国拒绝称侯，而自称王，公然蔑视周王室。战国初期，随着魏国因李悝变法率先强大起来，楚悼王也生变法之心。指挥魏国军队屡败秦军的名将吴起因受魏国君臣排挤而来到楚国，先被楚悼王任用为宛守，旋即被拜相，在楚国实行变法。

无论是李悝变法，还是吴起变法，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封建制度变法，主张削弱奴隶制旧贵族势力，按照军功授爵；变奴隶制度的井田制为封建制度的地租制；变奴隶制度的世袭制为封建制度的郡县制；抑制特权，严肃法纪；等等。

变法虽然可以富国强兵，但是却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必然引起旧贵族的仇视。吴起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刚做了宛守，就去拜会大贵族屈宜臼，屈宜臼没有接受他的拜会。不久，成为楚相的吴起再度拜会屈宜臼，屈宜臼接见了他，但是二人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执。吴起主张“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补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天下”。屈宜臼也向吴起直接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即“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他要求吴起“不变故，不易常”。由于有楚王的支持，吴起坚持变法，但两年后吴起被旧贵族乱箭射死。

吴起在楚国实行废除一部分奴隶制度的变法强兵，当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真正逆德的却是抱残守缺、贪恋既得利益、不思富国强兵的屈宜臼之徒。屈宜臼之徒不图中原，妄图偏安南方，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越国已经崛起为军事强国，魏国正在崛起，齐国和秦国也正厉兵秣马。谁先开始变法，谁就先强大起来，谁变法的彻底，谁就更加强大，楚王知道这一点，屈宜臼之辈当然也是知道的。看来，守旧的屈氏势力与意欲图强的楚王之间的政治矛盾是旷日持久的，即便后来屈宜臼的孙子屈原仍然秉承专力内治，联合齐国以自保，反对用武力与秦国争夺天下。

总之，历史上的变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变法领袖常常死于非命。但是，变法的结果却总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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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感性理性话思维

中国人和欧美人为什么会有许多不同？不仅是面貌、语言，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我想，也许是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才导致了其他不同。

对于文学作品，我更喜欢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这倒不是因为西方文学作品中人物姓名的漫长，而是因为西方人的思维过于理性化，我感觉他们不是在搞文学而是在写历史，而文学，实在应该是感性的。文学艺术是思维的产物，从文学艺术出发是探索思维模式的最近途径了。

人类文艺的第一次真正觉醒和高潮是在奴隶制高潮时期，也就是中国从远古到战国时期，欧洲从爱琴时期到希腊化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文艺，呈现出鲜明的感性色彩。绘画方面，《山海经》中的“龙纹”纯粹是想象的产物；甲骨文中有大量的会意字；商人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以繁复的纹理表达人们对蚩尤的崇拜。文学方面，《诗经》和《楚辞》都是以抒情为主，叙事也是抒情的因由。哲学方面，诸子百家虽然有许多对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理性思考，但是感性的争执却使理性成为学者座位上的高深学问，理性最终被淡化。

这一时期的西方文艺，呈现出鲜明的理性色彩。绘画方面，克里特人的壁画青衣宫女服饰逼真，神态传神，女神则细腰肥臀丰乳，不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古典和希腊化时期的雕塑更加注重人体比例和透视。文学方面，以荷马和三大悲剧家为代表的古希腊剧作直面现实，且以详尽叙事和叙述历史为主，少量的抒情诗不占古希腊文学的主流。哲学方面，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争论也很激烈，但是他们的争论不仅没有削弱学说的理性，相反还强化了理性。

在以后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中国文艺就一直笼罩在儒道佛虚妄的感性之中。因为对神的敬畏，房屋都盖得张牙舞爪，民间风俗也离不开小心翼翼地虚妄，即以神或者以不可知的力量为中心。文学上，很少有社会写实的鸿篇巨制，大都是思维指向主体内心的小诗、小词、小曲和小品文。西方虽然也一度被神学的光环笼罩，但是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催生了数不清的长篇叙事诗和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神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人，而且我很少出现在作品中。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会一直浪漫下去直到迷失了自己，而西方的浪漫主义作家一般会转化为现实主义作家。

中西方感性与理性思维模式的不同，催生了中国文人的自我封闭和西方文人的关注民生，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人治政治制度和西方社会的法治政治制度。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也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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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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