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汪曾祺的语言之风（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自新）

孙郁：新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自新

本文选自《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总序

历史遗迹模糊的时候，我们可能迷失于精神的时空里，保存那些已有的行影便显得异常重要。但面对同样的遗迹，人们得出的印象及结论又往往不同，学术研究所以连绵不断，乃是我们认知对象世界的时候，都有着康德所言的有限性。尽管如此，远去时光里的余物依然是我们精神判断的基础，如果说进入人之历史存在着诸多环节，那么史料的保护与整理当为其一。我们离开这些原始的遗存发言，自然会误入言说的歧途。

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算起来已有百年，关于彼时的风风雨雨，后人的记录甚多，可考辨、温习者不可胜数。但是关于那时候的史料，因了学科划分的原因，人们兴趣不一，很少在大的框架下整理、还原，还不能在普通读者中引起立体的印象。把这些远去的遗迹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是了解过去的基础工作，对于欲知晓其间原委的人而言，提供了不同的参考。

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六卷九册）

孙郁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文化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自新，中国社会的转型于此开始。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发生，乃是明代以来的西学渐进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已经在内忧外患里形成了变革的潮流，寻求新的精神坐标纠缠了几代人。这是阵痛里的选择，也是生命裂变的一次涅槃，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次重新选择自我的机会，而诸多思想者的登台，恰是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

清末民初的报刊十分活跃，这些与结社自由慢慢出现颇多关联，那些新的民间组织打造的平台为新一代知识人的登场创造了条件。报刊的言论催促了时风的变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回忆与总结性文字里可以看到，主要的变化如下：一是新知识的介绍，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潮纷纷亮相，各类思想占据一些媒体的先要部分。二是在新知识基础上的新的世界观的表述，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主导一些专栏作家的思想。古老的幽闭的文化空间被撕裂了一个通口，孔学语境被一遍遍冲刷着，西方新思想有了生长的空间。三是对于社会改革的诉求，人们关心政治，热衷于对时局的判断，家国的情怀和变革冲动于斯，随着那些言论空间的建立，士大夫的精神也随之易辙。人们突然意识到在古老的东方之外的另类文明有许多优长，而关于存在与时间的表述又往往不同。这些潜在的意识到了晚清已经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形态被慢慢更色。我们看清末民初无数的新载体，其间输送的思想与艺术品，都与传统书写的文风有别，新式思想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各类媒体，讨论与辨析，争鸣与说服，形成多样的生态。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出现，新知译介力度之大，思想之鲜活，都超出了以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文章，给读书界带来颠覆性的冲击。这些人的言与行，比梁启超那一代人更为激越，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社会主义诸种思潮被多角度叙述着，异于儒道释的词章一洗旧尘，旧的文明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出自己的局限性来。思想的革新，在那时候破土而出。

《新青年》的初期并未有明确地提出新文化的概念。陈独秀的文章多是意见的表达，还不能说是一种学理的描述。杂志主要在译介域外的思潮和点评时弊，法兰西文明、俄国思想、日本文化、美国社会制度都在编辑的视野里闪动。但译介引发的思考，在后来越来越多，借着西方文化的参照讨论中国问题，有意味的思想才形成气候。《新青年》的特点是，在开阔的视野里讨论问题，每期都有大量的各国政治和文化的介绍，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及时刊登出来。那些作者也是在世界的眼光里讨论问题，中国的存在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世界格局里思考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短长、优劣便面目清晰起来。也恰恰是这样的开阔的平台，才有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文学改良刍议》《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以美育代宗教说》等重要的文章的问世。而一些基本话题的确立，也是在不同对话之间才建立起来的。

陈独秀、胡适所谈的新思想、新观念，其实是晚清新学的延伸。晚清学人喜谈“新”字，梁启超的《新民说》《新史学》，精神深处呼唤的是异于传统的思想，随后新知、新学、新女性、新道德、新文学纷纷出现。这里既有知识人的心理需求，也与经济生活变化多有关系。以妇女杂志为例，那时候关于性别话题的讨论，是有很大的接受空间。新思想也渐渐对世风有所影响。在知识层面求新和制度层面求新，是新文化基本诉求，这也符合传统易学“变则通，通则久”的理念。不过陈独秀、胡适与梁启超那些人不同的是，他们讨论文化问题可能更为具体，儒学问题、教育问题、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性别问题、民俗问题、心理学问题、科学问题等，具有了较为专业的眼光。旧时代混沌的、朦胧不清的问题被以知识逻辑的语言清晰地叙述出来。

新文化涉及如此丰富的内容，但流于空泛的时候在所不免。在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诸领域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陈独秀善于考虑宏观理念，他关于孔教的批评，关于教育方针，关于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观点，关于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的沉思，都涉及新的国家的走向和命脉。而一些基本言论，是与旧思想隔膜的。在人权、进化论、社会主义的描述中，气象上高于常人，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理念，还有一种新的词章的韵致。易白沙《我》、吴虞《消极革命之老庄》、章士钊《经济学的总原则》、马君武《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觉悟》等流露的观念，都在修补着读者的认知盲点。不过那时候的许多思想还只能在纸上流淌，对于西学的本质的认识也未必精当。但他们对于本土问题的揭示倒是深切的。比如文学领域的改良，则有着针对性，当胡适从语言的表达开始介入时代话题时，东西方审美意识有了一次深入的合流。

较之于陈独秀的激进式话语，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看法，显得委婉、温和。他试图在一种渐进式的逻辑里更改国人的书写习惯。不妨说，文学只是一个载体，而背后有许多深的意旨。《文学改良刍议》主要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章可能出现了问题，要把僵硬的话语剔除文学的世界，将现代人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引入词章之学。他关于文章的八事，其实是文章学里的话题，并无多少新意。但陈独秀接着发挥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却把话题引向深处，温和的改良变成变革的渴念。他的《文学革命论》是新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命题背后有现代人文思想里的本然之音，当时的文人并非皆能领会。而后来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的加入，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新文学的思想，看法也越来越接近西方的人文理念。应当说，这些精神的互动，催促了现代性的生长，新思想与新观念移入国民精神之中，已不再是梦想。

应当说，胡适、陈独秀的文学观念，基本从外在的层面涉及问题，新文学究竟如何展开，还没有确定的经验，而从主体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依然很少。只是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问世，才使新文学思考落到实处，而白话文核心的话题则有了一直延续的可能。鲁迅在那时候发表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则以创作方式带来了新文学的实绩，其审美意识与现代感受的深切，溢出了同人们的视界。陈独秀、胡适难免没有本质主义的痕迹，但到了周氏兄弟那里，无论词章还是内蕴，都显出与以往文人不同的体态，新文化的“新”才有了真正的样式。

文学改良和革命的口号的提出引起了新旧之争，许多人卷入到论辩之中。那些不同思路的交锋如今看来亦耐人寻味。辜鸿铭、林纾、梅光迪等人对于白话文的质疑，都有学理的支持，而后来马一浮等对于胡适学术逻辑的微词，实则也看到了进化论中的价值观的问题。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不变中求变，而反对者则在变中保持不变，即认为中华文化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表征系统，实用主义化的过程可能导致心学的本然的流失。这种警告并非没有价值，我们看陈寅恪、熊十力关于中国文明的思考，其有意味的部分也恰是陈独秀、胡适诸人所缺失的。

但辜鸿铭、林纾、梅光迪的声音在转变的时代毕竟太弱小了，旧文化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仅仅坚守还不能解决问题。儒道释的许多遗产在现代遇到了难题，即在精神的层面不都能满足人道精神的渴念。科学与民主，系传统社会最为缺少的存在，当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平等缺失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化的可能性也随之产生。从严复、章太炎到陈独秀、胡适、鲁迅，思想在新学的冲击下渐渐泛出新绿，士大夫传统的根基开始动摇。章太炎的复古主义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古之前的社会，在另一种历史语境阐释旧的遗存，思维的方式大大改变，到了周氏兄弟那里，这种复古主义形成的远离当下语境的历史静观，导致了与流行思想的决裂。在这个决裂的空隙里，域外的人文理念才有了立足之地。明末以来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学术理念得以在更为开阔的空间流转，个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在知识人那里有了广泛的响应。

《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由著名学者孙郁主编，内容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卷》（季水河编）、《新教育卷》（上、中、下）（程方平编）、《妇女与性别卷》（上、下）（杨联芬编）、《域外文学思潮卷》（李今编）、《新旧之争卷》（范国富编）、《文学改良卷》（徐纪阳编），计六卷九册，四百余万字。每卷收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原始史料，从民初直至1923年前后，力图完整再现新文化运动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