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四则原文及感悟（我读论语论语与四书）

《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儒学经典的合称。其实，在这四部经典中，原先独立成书的只有《论语》、《孟子》两部。《大学》、《中庸》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两篇。后来到了南宋，朱熹将它们从《礼记》中抽出来，分别独立作一书，并为其作注，这才变成了《四书》。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若从思想内容来看，这四部书之间存在何种渊源关系呢？

其实，毫无疑问，在这四部儒学经典中，《论语》应该是儒学思想的总源头，其他三部书都是从某个方面对《论语》中包含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是对《论语》一书思想的发挥。此外，《孟子》一书还对儒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重大弥补。下面分别详述。

如前所述，《论语》一书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为人、为学与为政。其中，为人是为学的目的，又是为政的基础。为学，学什么？就是学为人，学如何做人，学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政，也就是做官，怎么做官呢？就是把做人的伦理道德应用于处理政务上，这个官就做好了。官是人做的，只有先做一个好人，才能做一个好官。所以归根结底，为人是第一位的。

为人，最重要的是按照“五伦”的要求，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处理好“五伦”，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以“仁”为本。人首先要有一颗“仁爱之心”，那么他对子女自然就慈爱，对父母自然就孝顺，对君主自然就效忠，对朋友自然就有信义。仁爱之心是为人之本。这是从内在里说。从外在上说，在处理这些人际关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讲求礼法，要依礼而行。孔子讲，“不知礼，无以立”。合适的礼法，是内心仁爱的恰当表达。

从处理人伦日用来讲是这样，从处理国家大事来讲也是这样。国君要本着仁爱之心治理百姓，百姓也要本着仁爱之心对待国君。在国家事务中，参与人也要讲求礼法，大家都循礼而行。国君依礼法治理百姓，百姓依礼法侍奉国君。国家处在一个温情脉脉的和谐氛围中。这是《论语》中的基本思想。

有子说，“礼之本，和为贵”。是说依礼行事，贵在恰到好处。既不要表达得太过分，也不要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就算了。那么，这个恰到好处的“度”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庸》一书作出了深入的阐述。《中庸》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度”在于“率性”而为。注意，这里的“率性”可不是让你任性。而是顺着上天赋于人的本性去做。只有这样去“率性”而为才算是恰到好处。这便是《中庸》一书对《论语》思想的发挥。（关于《中庸》一书的详细解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作者的《中庸》解读系列网文）

《论语》一书还讲了如何“为学”，也就是如何去学习做人的道理。那这个“为学”有没有个步骤，或者说有没有个先后顺序呢？是从哪里入手修行，最后达到个什么样的境界才算是修行到家呢？《大学》一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程颐（朱熹的老师）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也认为：“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科其不差矣。”可见，《大学》一书主要讲的就是如何“为学”。

那具体是怎么“为学”呢？《大学》认为，当从“明明德”入手，到“平天下”为止。所谓“明明德”，就是彰明自己本有的“明德”。这里第一个“明”是动词，是“使……明”的意思，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是虚灵不昧的意思。儒家（其实是朱熹）认为，人天生就有虚灵不昧的仁德之心。但由于后天的习染不同，有些人本有的“明德”被私欲掩盖了。这时，就需要教育、学习，使人人都本有的“明德”重新彰明起来。本着这一“明德”，才能“齐家”；能“齐家”，才能“治国”；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样，才算是达到了为学的最终目的。所以，一切应从“明明德”入手。而“明明德”的入手处，则在于“格物致知”。这就是《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当然，对于如何“格物致知”，有程朱、陆王两派不同的理解，由此造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根本区别。这两派的区别，其实在《论语》中已存在端倪，这个等以后讲到《论语》的具体章节时再详述。

在这里，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朱熹对于《大学》的解释，与佛学从“明心见性”入手，到“普渡众生”为止的一套修行理论有相似之处。其实，儒学发展到南宋，变成了后世称为“理学”的儒学，它已不再是原汁原味的儒学了，其间受佛学思想，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尤其是陆王心学，简直就是佛学思想在儒学领域的应用。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不再详述。（关于《大学》一书的详细解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作者的《大学》解读系列网文）

最后谈一谈《孟子》对《论语》思想的发展。《论语》在讲如何处理人伦时，讲到“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也叫“挈矩之道”，也就是以自身的好恶为标准来决定如何对待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讲这个思想的时候，主要是把它应用于处理日常人际关系和提高个人的自我修养上。而孟子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推广了，推广到了治国理政上。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对自己的老人好，推而及之，对别人的老人也好；对自己的孩子好，推而及之，对别人的孩子也好。这种推已及人”的思想就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从“不忍人之心”出发，具体到治国理政上，自然会有“不忍人之政”，也就是“仁政”。而这其实就是在国家和社会这个大的层面上行“忠恕之道”。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了“外王”之道。孟子就是这样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孟子还对儒学的基础理论做了一个重大的弥补，提出了“性善论”。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大学》讲“明明德”，《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那这个先天本有的“明德”也好，上天赋于的“本性”也好，它原本就一定是好的吗？这个问题很根本、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本性”、“明德”是恶的，那你“明明德”只能让你变恶；你“率性”而为，只能让你做恶。所以，儒学理论要成立，首先得证明人性本善。这个工作是孔子没有想到的。然而，孟子想到了，并且他也成功的做到了。他提出并论证了“性善论”，使儒学的理论大厦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后来人们称他为“亚圣”，这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