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历史（重走西迁路）

□本刊记者 陈通

一个民族迁徙的传奇经历，一次悲壮的亲人告别，一支西部的边防军，一部民族文化传承的经典，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多年前，为了打击沙皇俄国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野心，也为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版图完整，清政府决定从盛京锡伯族内挑选能征善战的将士到伊犁筑城驻防。于是，一支4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沈阳出发，历经艰难险阻，到达新疆伊犁戍边，耗时1年零3个月，最终完成了流芳历史的锡伯族万里戍边这一壮举。

泪洒故土，告别乡亲，这些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锡伯族人骑着马，赶着牛车、驼队，带上行装，踏上了漫漫西迁路。一路上，他们冒酷暑、顶严寒，越千山、涉万水，风餐露宿，疲惫不堪。其间数次断粮，靠野菜果腹，只用了不到规定期限的一半时间就到达伊犁。他们自力更生，挖渠垦荒、扩大生产，同时勇敢抗击侵略、平定叛乱。

农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的“西迁节”，也叫“迁徙节”“怀亲节”，是锡伯族同胞骨肉分离的日子。每逢此日，新疆的很多锡伯族同胞都会到沈阳锡伯族家庙举行纪念活动。也正因为这代代相沿的传统，逐渐形成了“西迁节”。2006年，“锡伯族西迁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八位锡伯族儿女踏上征途

开原，隶属于辽宁省铁岭市，地处松辽平原腹地，东接长白山，西临辽河水，是锡伯族南迁目的地和西迁出发地，也是全国锡伯族三大聚居区之一。

关静一直生活在这里，从上学到工作，再到结婚生子，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她是锡伯族，但这里汉族人居多，她从小受影响最多的是汉文化，对本民族的印象仅仅停留在鞑子粥、黏团子、面酒等吃食上。

2007年，当地要打造锡伯族民俗村，并纳入了全市旅游规划，当时在旅游局工作的关静也参与其中。在整理资料、研究立项时，她发现了一组数字：开原有锡伯族人口1.9万，占全国锡伯族人口总量的十分之一，是除新疆察布查尔县、沈阳沈北新区之外的第三大锡伯族聚居地。原来在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还有这么多和她一样的锡伯族人，这让她有些兴奋，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对锡伯族产生了好奇。

锡伯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发源于我国东北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以渔猎为生，是鲜卑族后裔。鲜卑族是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曾南下建立魏、周、燕等王朝。锡伯的名称在历史上有须卜、西伯、锡北等20多种记载，都是其音转和异写。虽然历经沧桑，几次易名，但许多证据都能表明锡伯族与鲜卑族的血脉关系，其中“锡伯”就是“鲜卑”古音的转变，鲜卑的发源地“大兴安岭”，也是锡伯语中“白山”的音译（兴安岭，锡伯语音：西安阿林）。

关静开始向书本、网络探寻锡伯族的过往。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一段段夹杂风霜的历史在她眼前缓缓铺开：她看到了万里戍边的锡伯族人穿越蒙古草原的身影，听到了风沙之下新生婴儿嗷嗷待哺的啼哭声……

200多年前，整装待发的将士和眷属与送行的亲友哭成一片。三声炮响，哭声戛然而止，出征的将士立即启程，头也不回。

当年西迁锡伯兵的驻防期限是60年，这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辈子，或是几辈子。于是，团聚成了几代锡伯族人共同的心愿。200多年间，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努力。2013年，在全国各地多名锡伯族后人的努力下，团聚时刻终于到了。

为了纪念锡伯族西迁249周年，北京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辽宁省的8名锡伯族儿女，沿着先辈当年的西迁之路，历时13天，驱车7000多公里，从开原老虎头村出发，拜别沈阳锡伯家庙，在东乌珠穆沁出关，横穿蒙古国，最后进入新疆，抵达察布查尔。

这是首次大规模重走“西迁路”的活动，关静作为组织者和参与者兴奋不已。她在微博中写道：每个民族都有令自己骄傲的历史和感动的故事。这些天来，内心里总是涌动着一些东西，无关金钱，无关地位，无关欲望，却关乎民族，关乎使命，也关乎情感。

父母也十分看重这次西行，俩人轮番打来电话，对关静千叮咛、万嘱咐。她听得出，父母在电话中极力控制着语调的变化，这是关静第一次感受到离别之痛，一种很深的痛。她不知道，就在此刻，父亲在家中的地图上，小心翼翼地用线连上两个地名：开原——沈阳。这条线还会随着西行的队伍继续连下去，线上有女儿的足迹，也有锡伯族先祖们的离别之歌。

也许是准备这个活动时操劳过度，关静在通往内蒙古通辽的路上病倒了。体温飙升到38.7℃，她浑身酸疼，寸步难行，同行的朋友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她感到很沮丧，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懊恼，准备了这么久，刚刚踏上征程就倒下了。她不敢和家里人说，同时她也不甘心，她不想辜负同胞的关注，故乡的嘱托，还有临行前玉晓阿哥的那句“我在伊犁河等你”，最重要的是这个活动也许在她的生命中只有这一次，所以，她不能掉队。

好在只是缺钾缺钠等脱水现象，经过一夜的治疗，关静拖着虚弱的身子又重新踏上了征途。

重走“西迁路”，重温艰辛与壮阔

为了这次活动，队伍做了充分的准备。由于西迁路线中大部分行程在蒙古国境内，因此，活动不仅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还得到了蒙古国的支持。西行队伍中除了锡伯后人外，还有随行的记者、翻译、医生等，共16人，乘坐4辆越野车，一路向西进发。

当年锡伯将士西迁是一个艰苦的事情，行军比较紧张，而且路线并不清晰，只能通过驿站和不太精确的地图寻找西行的大致路线。如今，关静一行人拥有了现代化设备，之前也做足了功课，然而当越野车奔驰在广袤的草原上时，还是有一些忐忑。蒙古国地广人稀，260万总人口中，有200万高度集中在首都，其余60万分布在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车队走上一天也遇不到一个人。考虑到当时的生态环境和如今地貌的变化，大家只能不断去寻找可能的路线，因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蒙古国向导们也没有像这样从东向西地完整穿越过。

草原上没有路，祖先们前进的方向就是路。越野车在坑洼不平的地面欢快地蹦着、跳着，关静在车里系着安全带，两只手牢牢握住把手，双脚紧紧踩住地板，身体尽可能向后顶在椅背上，这样才能尽量减小颠簸感。窗外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世界，车里却是“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喉咙跳”的另一番景象。

草原的天气阴晴不定，刚才还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突然就下起了大雨，没一会儿又下起了鸡蛋黄大小的雹子。黑云压城城欲摧，满天的乌云令人窒息。越野车穿行在千里草场之间，时不时会出现侧滑和漂移。车内静悄悄的，大家都不说话，两眼紧盯着车窗，紧盯着头车红色的尾灯，只有雨刷器还在快速地摆动。

不知不觉间，关静的眼前也像这汽车的挡风玻璃一样模糊起来，她想到了“忠骨埋他乡”“马革裹尸还”的悲壮，看到了当年浩浩荡荡几千人的队伍，在风雨中前行……

由于遭遇特殊天气，无法到达预定目的地，车队只能在一块地势平缓的地方宿营。与白天骄阳似火的温度相反，刚下过雨的草原湿度很大，晚间极为阴冷。关静穿上了三合一冲锋衣，同伴们也纷纷穿上了羽绒衣裤、蒙古棉袍，大家就在搭建的简易帐篷里度过了草原上的第一个夜晚。

走在异乡的路上，才知故乡是心底最柔软、最美好的缱绻。担任领队的关蕴科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西迁的路上，一丛丛枯草，在西伯利亚的疾风下，无奈地摇曳着弯弯的身躯，仿佛在哭泣和呻吟。”

蒙古高原并非是一处水草肥美的牧场，根据气候、山川以及部族的分布，蒙古高原分为三大板块：西部的大湖盆地、北部的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和东部的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特别是后者，曾是中国历史上建立过统一政权的五个少数民族中的四个：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龙兴之地。克鲁伦河全长1264公里，流域面积7153平方公里，河道宽60—70米。河水不深且九曲回肠，宛若一条蓝色的哈达缠绕在平坦辽阔的东部草原上。其下游便是景观最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所以这里一直是众多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

带着一颗虔诚的赤子之心，车队来到了美丽的克鲁伦河。关静站在河边，车里音响放着蒙古族歌手呼斯楞的《克鲁伦河》，眼前的这条大河曾经带给锡伯祖先智慧和希望，如今在不远处依然有马群在安静地吃草。她似乎看到了热情奔放而又悠闲自得的草原人民，看到了铁木真成长为“一代天骄”的艰苦历程。这一刻，她猛然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世界里，土地是无边无际的，他们征服的是水，水才是相对稀缺的资源。他们是不断把牧场向远处推移，去控制更多的河流和湖泊，你看他们彼此称呼的时候都是用营地附近的河流。原来这才是“逐水草而居”的本意。

大家在清澈的河水里简单盥洗了一下，装备涉水喉的越野车也在河水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清凉的河水可以洗掉旅途的疲惫，也能洗涤浮躁的内心。晚上，大家在河边燃起了红红的篝火，把随身带来的馕放在火边烤，你一块我一块地干嚼。用树枝穿好的香肠在篝火上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即使没有佐料，也好过城里烧烤店的味道。篝火边还搭满了淋湿的睡袋和刚刚洗过的衣裤，那个场景很是好笑。可这又有什么好笑的，这不就是祖先们大西迁的情景再现吗！

锡伯族能歌善舞，他们把生活融入到歌舞中，呼朋引伴，排解孤寂，这种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和坚韧的性格，在血液中流淌了一代又一代。他们会随身携带“冬布尔”（音色近似冬不拉），也会随手从包里拿出口弦吹上一曲，兴致一来，还会跳上一段贝伦舞：扭肩、甩臂、拍地、甩胯，男子舞姿粗犷、洒脱，女子舞态优美、舒展……

一行人围坐在篝火旁，唱着、跳着，欢笑声在草原上回荡，顺着克鲁伦河延伸向远方。

2013年8月20日夜里11点半，车队到达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是近代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地名，过去是漠北军事重镇，也是中蒙俄贸易的重要城市，如今只是蒙古国西北方向扎布汗省的省会而已。

当年的农历八月末，西迁队伍走到此地，人困马乏，无法继续前进。农历八月的蒙古草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凌人，又遭遇特大风雪，加上牲畜长途赶路，疲惫瘦弱，以及开春时的瘟疫……从沈阳启程时携带的3000多头牛因为长途跋涉和瘟疫等原因，仅存400余头；2000多匹马中，生病的达到300多匹。在这种情况下，西迁队伍难以继续西行。于是在乌里雅苏台扎营休整了一个冬季（7个月），等来年春季草木返青后再赶往伊犁。

为了抵御零下五十多度的严寒，锡伯族人挖起了地窝子，住在地下可以减少寒风的侵袭；为了果腹充饥，男人们走出营地，到草场深处打猎……余粮已尽，畜力短缺，人们只得采摘野草，和着仅存的一点点粮食，聊以充饥。

为了纪念这段艰苦的经历, 锡伯族人后来每年春季都会采摘一种叫“乌珠穆尔”的野菜吃。他们还在通往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上架设浮桥渡河，至今还留有“锡伯渡”地名。按照比例推算，目前新疆锡伯族中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人实际出生地就是乌里雅苏台。

晨起，一张方桌，四样供品，几壶老酒；一条横幅，两面国旗，八位行者；一声呐喊，两句誓言……空气开始凝重，泪水伴着被风卷起的扎布汗河水在脸颊流淌。随队的记者、翻译、医生无不落泪。

深深的祭拜，祭拜万里戍边的祖先，祭拜长眠于此的骨肉，这一祭拜跨越了200多年。

心情还没有完全平复，一行人又来到乌里雅苏台将军府遗址。当年的将军府是一座清朝的军事堡垒，能屯兵3500人。

一片城荒枕碧流，多少英雄只废丘。将军府往日的雄风已不再，但城池原有格局还是清晰可见的，四个城门处高高的土堆，一圈的残垣断壁，残存的瓷器瓦片，都显示其曾经拥有的恢弘和权威。站在废墟之上，关静似乎看到了历任大将军在此镇守蒙古草原、成衮扎布接济锡伯族人的场景，也感受到了祖籍同为开原的丰绅殷德受父亲和珅所累，名为来此做官，实为流放的凄楚。

沿着先民的行迹，车队在蒙古国行驶八天七夜，行程近万里，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其间，住了一晚酒店、两晚蒙古包、四晚自带帐篷，每天一顿正餐。途经西乌尔特、温度尔汗、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趟过克鲁伦河、哈拉和林河、石头河、塔米尔河，横跨漠北草原，穿行茫茫戈壁，翻越杭爱山，最后从阿勒泰地区进入新疆。

同年8月23日，车队终于历经艰难险阻走出蒙古国，从新疆阿勒泰塔克什肯口岸入关，回到祖国。

伊犁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佟瑞清带着各地锡伯族联谊会的代表、志愿者和十几家新闻单位的媒体记者，驱车1480公里，从察布查尔来到口岸迎接关静一行人。时隔两个半世纪，生活在祖国东北和西北的锡伯族人此刻紧紧地拥抱在一起，7000公里的距离阻隔不断汩汩流淌的血脉之情。

从阿勒泰的清河县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途经福海、克拉玛依、奎屯、果子沟、赛里木湖等地。队伍每到一处，当地的百姓都穿着民族盛装，打着欢迎西迁勇士的横幅，向他们送上鲜花，送上最崇高的敬意！

重走西迁路的活动受到了全国锡伯族同胞的热切关注。有朋友特意从800公里外赶到车队入关口与关静等人会合，又随队伍一起赶往1480公里外的察布查尔参加活动，再乘坐20个小时的火车返回塔城。简单的几个数字背后，足以透出赤诚的同胞心、浓厚的民族情。关静在日记中写道：“这1480公里的鲜花和笑脸，足以温暖草原夜晚的阴冷，足以滋润穿行茫茫戈壁干渴的喉咙，足以擦干脸颊上流淌的泪水，足以抚平翻越杭爱山时那颗悬着的心。”

8月25日晚6点，车队终于到达了活动的目的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组织了几百人在广场举行授旗仪式，关静等八人接受了鲜花，还接受了鲜卑郭勒带，这一刻，他们成了巴图鲁。

走进才能更亲近。接下来几天里，关静等人参观各种民俗博物馆，近距离接触了浓浓的锡伯族特色风俗。关静更因是“东北老家来的人”而一度成为各处的座上宾，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连接了分离的血脉，触摸到先辈的遗迹，找寻出古老的记忆，此时，关静才真正理解了重走“西迁路”的意义。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先辈们从东北到西北，万里迁徙，扎根祖国边陲，世世代代忠诚履行着屯垦戍边的神圣职责。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锡伯族万里戍边与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一起，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重拾散落民间的锡伯族文化

重走“西迁路”活动对关静来说是一次灵魂和身体上的洗礼，新疆锡伯族人对东北老家的神往，令她动容；他们对锡伯文化的保护，令她敬重；他们的真诚乐观、热情豪爽，令她感到无比温暖。

新疆的锡伯族人对本民族的文化保护较好，不仅保留下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还保留下较为完整的骑射传统和祭祀活动。

想要让锡伯族的西迁精神发扬光大，首先就要重拾散落于民间的锡伯文化。于是，关静开始奔走于各个锡伯族村屯之间，进行走访调研。

她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锡伯文是在满文基础上改进而成的。在开原还能找到一些用锡伯文纂刻书写的石碑和文字资料，这些都是研究锡伯文化的重要资料，遗憾的是没有人认识。锡伯族人曾是天才的翻译家，由于舌头灵活，语系近似，锡伯族人通常可以掌握五六种语言。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时候，就是由锡伯族人担任的翻译。

好在新疆的锡伯族开设了汉语、锡伯语的双语教学课程，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现在在开原，大家打招呼时都会以一两句锡伯语互相问候，这不只是锡伯族人之间，还包括许多其他民族的朋友。“秀”两句锡伯语，俨然成了当地的时尚。

锡伯族重礼仪。晚辈见到长辈必须“打千”问好行礼；平时节庆和红白喜事上，先让老人坐上席；晚间老人没有睡前晚辈不可先就寝。锡伯族人忌食狗肉，忌穿戴狗皮制品；不许坐、踩或跨过衣帽、被、枕头；穿过的裤子、鞋袜不能放高处；不许坐、踩锅灶，也不许坐或站立在门槛上；不能在屋内吹口哨，不能用筷子敲桌子和碗碟……总之，男人有男人的礼，女人有女人的礼，老人、小孩也各有礼数约定。

锡伯族的姓氏被称为“哈拉”，哈拉下分莫昆（相当于姓名中的第二个字）。现在锡伯族人的姓氏通常为译音的第一个音，如姓何叶尔的被译为何，佟佳被译为佟，瓜尔佳被译为关。关静的祖上是八旗之一，姓的就是瓜尔佳，于是，她以“瓜尔佳”“开原瓜尔佳”为笔名和网名，在各种书籍、报刊、网站上发表自己关于锡伯族的研究文章和随笔，几年来累计20多万字，几千张照片。她编著的《锡伯族在开原》一书成为研究锡伯文化的重要著作。许多读者通过这些资料了解锡伯族，还有很多人以为“瓜尔佳”是个男人，因为如此大量详实的资料，只能通过实地走访才能获得，再加上稳健大气的文风，他们不相信这会出自一个纤弱女子之手。

关静有着锡伯族人典型的样貌：皮肤白皙，脸型方正饱满，眼睛细长，眉眼间会自然流露出一股飒爽英气。她还参与策划了老虎头民俗村和大湾屯锡伯族村的建设，每一处标志、每一个文字、每一张图片，都凝结了她的心血。开原，这个全国第三大锡伯族聚居地，人们经常会看到锡伯族语言文字、歌曲舞蹈、服饰和锡伯族人组织的活动。

2014年7月，关静在金沟子镇小湾屯村走访时，在村民胡某家中第一次见到了锡伯族群中具有图腾意义的“喜利妈妈”。打开落满灰尘的布袋，一条被布条子缠绕黑黢黢的索绳现身了。据胡某说，这条绳索就是“喜利妈妈”，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传了几代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不一般。当年他爷爷把这东西当作眼珠子，谁也不让碰。不到逢年过节不拿出来……

古代锡伯族人过着部落群体聚居的生活，以渔猎为生。他们没有文字，记录事情就要“结绳记事”。于是，人们在屋子对角拉一条绳子，在绳索上面挂上不同物件来记录家族里发生的大事。因此，现在看到的“喜利妈妈”上系满了小弓箭、扳指、红绿布条，铜钱、小靴子，嘎拉哈（家畜背式骨）等物件。

这些拴挂的象征物代表着不同的特殊寓意。如果家里添一男丁，两个嘎拉哈之间就拴上小弓箭，象征孩子长大能成为游猎的勇士和作战的骁将；如果生了女孩就拴彩色布条，象征她长大能成为缝制衣物及操持家务的能手；这一辈有几个女孩就有几块布条；娶个媳妇就挂个小摇篮；每一代长子出生时，除拴小弓箭外，再拴一个嘎拉哈，表示又添了一辈人；小摇车、小靴子表示子孙满堂；铜钱喻示生活富裕；木锹、木叉寓意农业丰收……这条索绳越长，拴挂的物件越多，就表明这个家族人丁越旺。

锡伯族的上房西屋的西北角上方，是专门供奉“喜利妈妈”的地方。墙角处钉有一块木板，平时将“喜利妈妈”供奉在纸袋内。每年腊月十六，或者其他重要节日，家中男主人就要请出“喜利妈妈”，将索绳由屋子西北角扯到东南角房梁上拴住，然后开始“领牲”（即杀太平猪），为“喜利妈妈”敬祭，感谢一年来的佑护。

据考证，“喜利妈妈”是有“喜仁妈妈”演变而来。在锡伯语中，“喜仁”是“藤蔓系”的意思；“妈妈”则为奶奶、老妪。合起来意为“世系奶奶”，也被译为“子孙妈妈”，意思是有了女祖宗，子子孙孙才能不断地繁衍生息，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其中也包含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之意。只不过在有了文字以后，家谱代替了“喜利妈妈”的作用，而“喜利妈妈”则被锡伯族人视为保佑子孙后代的神灵而保存下来。

“喜利妈妈”并非人形神位，只是一条长长的具有图腾意义的索绳，但是她其实更是一部反映民族变迁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影照家族荣辱的兴衰史。

在开原市八宝镇大湾屯村有一位退休教师叫关荣林，他曾委托关静把自己珍藏的家谱带去给新疆同胞，就算代他完成重走“西迁路”的夙愿。一天，老人找到关静，告诉她在他们村旁的野地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石碑，当地人叫它“巴彦碑”，立在那里已经好几十年了，没人关注过。他依稀记得石碑上面有些龙纹雕刻。关静一听，赶紧放下手中工作，和老人一起赶往大湾屯村。

石碑伫立在大野地里，旁边是一大片庄稼，侧面有几个种韭菜的大棚，后面是一片坟地。整个石碑体量很大，与沈阳福陵和昭陵中的石碑差不多，上面有盘龙碑首，下部碑座是一只赑屃，碑身上刻有满汉两种文字，磨损得比较严重，隐约有“奉天承运皇帝制曰”等字样。关静马上意识到这座石碑的重要性，于是，对巴彦碑展开了研究。

经过清理测量，巴彦碑是一座九孔透珑碑。整个碑高440厘米，黄岗岩石材，由碑首、碑身、碑底三部分组成。碑首高110厘米、宽96厘米，雕就盘龙，刀工细腻，栩栩如生。碑身高250厘米、宽96厘米、厚32厘米。正面四周雕有10条浮龙，上下各两条，左右各三条，两龙之间雕有一颗火焰珠，取意二龙戏珠。碑文用满汉两种文字雕刻，左边5排是满文，右边5排是汉文。石碑的背面无字，四周雕有精美的花纹。碑座是传说中龙生九子的第五子、善于负重的赑屃，长253厘米、宽103厘米、高80厘米。此碑略有残损，碑头一侧缺少一条，碑文内容被白灰、水泥覆盖，文字所露不多。

关静在一个冬天里就去了十几次，现场勘察巴彦碑，之后又到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找皇家档案资料。经过近半年时间的查找、比对，关静终于破解了碑文。巴彦18岁披甲为兵，在开原镶白旗驻防。精通骑射，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特别是在远征云南和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中，巴彦更是奋勇杀敌，战功卓著，因此得到皇帝的诰封。

巴彦碑是一尊九孔透珑碑。在封建社会里，九被尊为极数，所以九孔表明龙腾九重，至高至极。九孔透珑碑，只有正二品官员才能使用。据考证，巴彦碑是全国最大的锡伯碑，可以称为“中国锡伯第一碑”。

据关静父亲讲，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他在庆云五中读中学，往返古城堡的家中时，每次都路过巴彦碑，当时旁边还有四棵松树。50多年前，此碑连同边上几棵松树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后来一路辗转，在生产队做过和白灰、水泥的砧板，后又流落到个人家里，据为己有。再后来，那人听说把碑放在家里不吉利，才又把碑运回到原地重新立起。

巴彦碑的碑座，也曾经失而复得。据当地人讲，这个碑座也是一夜之间不知去向。后来，庆云堡镇有个收鹅毛的人，在昌图的十八家子镇收鹅毛时，无意中在一个柴草垛下发现了这个碑座。此人回来后，向公安部门报了案，碑座失而复得。

巴彦本人声名显赫，是清代锡伯族品级最高官员之一，颇具传奇色彩。巴彦碑的出现，也是锡伯这个英雄民族能征善战、军功卓越的有力佐证。

2017年5月13日，正是锡伯族的“西迁节”，新疆伊犁州西迁文化学会组织的“铭记西迁，百人寻根团”回到东北故乡祭祖。这是新疆锡伯同胞对2013年重走“西迁路”活动的回访，也是离散253年的游子终于回到了家乡。

“寻根团”共153名锡伯族人，先到沈阳锡伯家庙举行祭拜仪式，第二天赶到铁岭开原参加公祭辽河典礼。关静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心情既激动又忐忑。

“寻根团”先后参观了锡伯第一碑——巴彦碑和锡伯名人关俊彦墓，又走访了老虎头民俗村，最后到辽河岸边举行了公祭辽河的仪式。

辽河水养育了锡伯族人。锡伯祖先从白山黑水南迁至开原，生活方式也从渔猎转移到农耕。开原西部的辽河平原，地势开阔，土地肥沃，滚滚辽河水奔涌而过，世世代代浇灌着锡伯族人的万顷良田，再加上锡伯族人的勤劳聪明，使这里呈现出了塞上渔米之乡的壮美风貌。

岁月悠悠水绵绵，辽河对于远方的锡伯族人有着特殊的含义，这里是他们难解的乡愁，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圣地”。

为了践行西迁精神，关静为自己的民族做了一件又一件有意义的事，她自己也被打上了“锡伯族”符号，成了民族文化复兴的“领头人”。十多年来，开原锡伯族在民族研究和活动开展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关静的内心是丰盈的，幸福的。

（感谢铁岭市政协、妇联协助采访）

编辑/李文勇

转自/《妇女》202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