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读唐诗宋词的年纪（在宋词里读懂教员的晚年）

一、

前段时间说到，教员读《念奴娇·登多景楼》时痛哭流涕，1976年春节看电影又大哭一场，读者朋友们让我说说这些事。

那今天就来说说。

生命的最后两年，教员经常有选择性的读宋词，因为有些话已经说过太多次了，但是效果不大，身边又没有可以倾诉的人，他便选择和宋人对话，用宋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1975年4月，教员正在杭州修养，期间便指示工作人员给他印刷大字本的宋词，篇目包括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辛弃疾的《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张孝祥的《六洲歌头·长淮望断》等等。

这些宋朝词人，清一色的壮志未酬。

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是这样的：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前半段写景，后半段感叹吴、晋、宋、齐、梁、陈这六朝不思进取，偏安江南的温柔乡，最终国破家亡。最后一句，王安石以古喻今，意为宋朝不坚持变法，迟早走上六朝亡国的老路。

在1975年那个时间点，教员读这首词，指向性非常明显。

如果说王安石的词意，写出了教员的告诫，那么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则写出了阻碍国家进步的原因，以及教员的期望：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需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指出了六朝败亡的原因，以及当时革命难以推进的原因，暗合了教员“斗私批修”的初衷。

教员希望人民不要管敌人是否强大，以谢安指挥肥水之战的姿态，破釜沉舟，以弱胜强，到中原问鼎之轻重，这是“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的意思。

开列的宋词篇目里，辛弃疾的词居多，也是有原因的。

数年前，教员雄心万丈的要改天换地，可谓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但是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他知道这件事已经走不下去了，就像“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但他不甘心，还是要问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教员前半生功业辉煌，后半生理解的人不多，战友们纷纷离去，正是“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但是那又如何，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做的是超越古人推陈出新的大事业，所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即便“知我者二三子”，他也认为自己对得起国家人民，后人会理解他，就像那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样。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寄托的也是没人理解的心情，随后用“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发问，满脑子想一些蝇头小利的私事，对得起牺牲的两千万烈士吗？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从这些宋词里，可以看出教员晚年的心境——悲凉、不甘、想做最后一搏，所以7月28日重读《念奴娇·登多景楼》痛哭流涕，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他长期情绪压抑的宣泄。

二、

正因为教员是这样的心境，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尽量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后继者的选择。

1975年，教员已经82岁，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5月3日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教员谈起吴王孙权的事，并让叶帅当场背诵《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长叹一声：

“生子当如孙仲谋啊。”

孙权18岁执掌江东，继承父兄遗志，团结了江东的新老同志，巩固了江东的割据地位，和魏蜀成三足鼎立之势。

这里的重点是继承父兄遗志和三足鼎立。

联想到教员的三个世界理论、中美苏三角博弈、对国内身后事的忧虑，可以想见教员对继承者的要求很高，“生子当如孙仲谋”也是发自肺腑的感叹。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最终选定了华同志。

其二是号召团结和反分裂。

1975年，教员除了读宋词之外，还常读《晋书》、《北史》、《南史》，尤其是《羊祜传》和《谢安传》，教员很重视。

羊祜是西晋大将，驻防荆州时，和东吴大将陆抗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约束部将，不允许随意到东吴境内劫掠，于是在两国边境出现其乐融融的局面，吴人都称羊祜为“羊公。”

谢安就不用说了，在苻坚南征灭晋时，谢安指挥晋军以少胜多，一举挫败强敌。

魏晋南北朝是分裂割据盛行的乱世，教员读这些书，是担心大陆和台湾继续分裂、党内因理论之争出现分裂，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分裂。

他希望解放军出现羊祜一样的人物，在海峡西岸团结台湾，希望有谢安一样的人物，在他去世以后，带着国家到中流击水，挫败军事上和理论上的敌人。

在这样的心境下，便有了教员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不要搞小圈圈，要和两百多个中央委员团结。

关于党外，教员要求他们和知识分子团结，包括新闻界、科学界、文艺界、教育界等等。

为了团结，他甚至公开给林总的女儿安排工作，以示冰释前嫌。

其三是整顿文艺。

教员认为文艺工作太死板，搞得党内外群众不敢提意见、不敢写文章、不敢写小说、不敢写诗歌，脱离了百花齐放的初衷。

于是他要求放松对文艺工作的管制，命文化部拍摄了京剧和戏曲的彩色纪录片，让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了《简爱》、《巴黎圣母院》、《魂断蓝桥》、《瑞典女王》等22部西方经典电影。

他自己就带头看了好莱坞女星葛丽泰·嘉宝演的《瑞典女王》。

因为在教员看来，文艺除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在政治方面起码有两个重要作用——人民用文艺监督政府、革命真理越辩越明。

放松文艺管制，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而另一方面，教员发起了批水浒运动。

1975年8月14日，芦荻问教员如何评价《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教员回答芦荻：“《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终究是奴才。”

随即，便发起对《水浒》的讨论。

教员不是反对《水浒》这本文学作品，而是反对《水浒》里的投降政治路线，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他要以批《水浒》为引子，让人民群众知道什么是国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什么是国际的民族投降主义。

百花齐放和批《水浒》，是整顿文艺的正反两面，百花齐放是正面鼓励的，批《水浒》是反面教育的。

归根到底，他希望把投降主义打下去，让人民群众挺着腰杆子做人。

三、

教员做的这三件事有用吗？

估计他也不确定。

所以在1976年春节时，他看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解放军进城受到夹道欢迎时，不禁泪流满面。

教员为什么哭，已经没人能窥探他的内心，不过我们可以尝试着分析一下。

解放军进城的年代，可谓是思想理论与实际工作高度统一、组织与人民鱼水情深、军队与地方和衷共济、路线与理想完全一致的年代。

简而言之，举什么旗、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结什么果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这是真真正正的大一统。

唯有这种高度团结统一的组织，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三年击败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从农村走入大城市，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但是在他放声大哭的年代，由于理论与路线之争、新老之争、公私之争、斗争与妥协之争，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面对这种无奈的局面，再回想曾经充满希望的岁月，怎能不让人感慨悲伤呢？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教员看电影痛哭的原因。

而这也说明他对年前做的三件事，到底有没有用，充满了不确定。

3月3日，他同意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文件，里面有这样两段话：

“有一些人不想前进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他们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着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

这份文件，可以看做是教员的政治遗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出来看一下。

而对于教员来说，他把能做的都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尽人事听天命吧。

就像《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里写的：“天意从来高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