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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1953年9月26日），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市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于传统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

自幼习画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6岁时跟着父亲读四书五经，后来又学绘画）。出生在屺亭桥镇的一个平民家庭的徐悲鸿，原名寿康，年长后改名为“悲鸿”。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取薄利以补家用。

母亲鲁氏是位淳朴的劳动妇女。徐悲鸿9岁起正式从父习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10岁时，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 还能为乡里人写“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春联。

赴外辗转

13岁随父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接济家用。背井离乡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拓了其艺术视野。17岁时，徐悲鸿独自到当时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卖画谋生，并想借机学习西方绘画，但数月后却因父亲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老家。曾短暂求学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上海美专。

确立思路

在20岁时再度来到上海，在友人的扶助下，他考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现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为日后的赴法留学打下了一定的法语基础 。其间认识了著名的油画家周湘、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在画作上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和指点，增强了绘画创作的信心。

他还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其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在康氏“鄙薄四王，推崇宋法”的艺术观念影响下，他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的“四王”加以贬薄，认为只有唐代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五代黄筌，北宋李成、范宽等人的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

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他观摩各种名碑古拓，潜心临摹《经石峪》、《爨龙颜碑》、《张猛龙碑》、《石门铭》等，深得北碑真髓，书法得以长进。后获得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资助，在日本，徐悲鸿饱览了公私收藏的大量珍品佳作，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画家能够会心于造物，在创作上写实求真，但在创作上缺少中国文人画的笔情墨韵，无蕴藉朴茂之风。徐悲鸿从日本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京期间，相继结识了蔡元培、陈师曾、梅兰芳及鲁迅等各界名人，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留学期间

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24岁的徐悲鸿到法国学习绘画。抵欧之初，他参观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皇家学院的展览会以及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目睹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

徐悲鸿感到自己过去所作的中国画是“ 体物不精而手放佚，动不中绳，如无缰之马难以控制。”于是，他刻苦钻研画学，并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弗拉芒格擅长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其画作不尚细节的刻画而注重色彩的和谐搭配与互衬，对徐悲鸿日后油画风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徐悲鸿每日乐此不疲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上午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有时还抽空去观摩各种展览会。此期间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画家柯罗的弟子艺术大师达仰，每星期日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留学4年之后，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可与欧洲同时期的艺术家相媲美的地步，其油画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

由于北洋政府一度中断学费，徐悲鸿被迫转至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在那里，徐悲鸿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求教于画家康普，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并且常去动物园画狮子、老虎、马等各种动物，以提高自己的写生能力。当徐悲鸿重新获得留学经费后，便立即从德国返回法国继续学习。

他抓紧每一寸时光，在名师们正规而系统的训练和他本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钻研下，绘画水平日渐提高，创作出一系列以肖像、人体、风景为主题的优秀的素描、油画作品，如《抚猫人像》、《持棍老人》、《自画像》等。徐悲鸿在旅欧的最后阶段还先后走访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及瑞士等地。美丽的异国风光令他陶醉，欧洲绘画大师们的佳作令他受益匪浅。长达8年的旅欧生涯，塑就了他此后一生的审美意趣、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

技融回国

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参与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积极倡 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南国精神”。他陆续创作出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绘画，这些画作借古喻今，观者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1931年日军侵华加剧，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皋》；1933年创作了油画《徯我后》，表达苦难民众对贤君的渴望 之情；

1939年创作《珍妮小姐画像》，为徐悲鸿最著名的油画人物肖像之一，为支持国内抗战而作；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除此之外，还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现实题材，《漓江春雨》、《天回山》等山水题材以及大量人物肖像和动物题材的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担任政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他为战斗英雄画像，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不幸的是，这一切艺术活动因画家过早地离开人世戛然而止。

绘画创作

徐悲鸿一生创作了数千件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收藏着他各个时期的作品1000余件，其他作品散见于台湾、香港、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另有数十件油画精品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徐悲鸿的创作活动大致分4个时期。

旅欧时期：（1919～1927年）。徐悲鸿初到法国留学时，现代主义诸流派正风靡巴黎，但他遵循导师赠言“勿慕时尚，毋甘小就”，悉心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名作，刻苦锤炼绘画技巧。1924年前后，对绘画规律进一步融会贯通，臻于成熟，1926年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自认此年“吾作最多，且时有精诣”。这个时期的油画创作主要有：《老妇》《持棍老人》《抚描》《自画像》《萧声》《黄震之像》以及《男人体》《女人体》等习作。他留下的近千幅素描，也大部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盛期：（1928～1936年）。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极丰，形成了明确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独树一帜，代表作有《田横五百士》（1928～193O年）《九方皋》（1931年）《徯我后》（1930～1933年）等。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代表着他一生的主要创作道路。例如《徯我后》，取自《诗经》的“徯我后，后来其苏”之句，意指百姓期待英明君主的解救。画面描绘农村苦旱，一群男女老少在田里仰天而望，期待着甘霖。此画所作年代，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中华民族濒于危亡之际，曲折地表现了画家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中国画创作上，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多且成就高，画的较多的是马、牛、狮、雀等，造型精练，生动传神。著名的作品有《马》《日长如小年》《群牛》《新生命活跃起来》《颟顸》《逆风》《晨曲》等。

抗战时期：（1937～1945年）。这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先后创作了《风雨鸡鸣》（1937年）、《漓江春雨》（1937年）、《巴人汲水》（1937年）、《群马》（1940年）、《愚公移山》（1940年）、《泰戈尔像》（1940年）、《奔马》（1941年）《灵鹫》（1941年）、《群狮》（1943年）、《山鬼》（1943年）等著名作品。这一时期，也是画家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高度成熟的时期。“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徐悲鸿“遥看群息动，伫工待奔雷”，以画笔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他画跃起的雄狮、长征的奔马、威武的灵鹫等，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奋起觉醒的热切期望。他的中国画世作《愚公移山》取材于《列子·汤问》篇中的一个寓言，借以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念。从悲天悯人到人定胜天，这是徐悲鸿艺术思想的一次升华。画家为创作这幅画准备了多年，画了许多精确的人物素描稿，并曾考虑过用油画或壁画的形式表现。该画在构图和笔墨色彩技法上，利用了中国画线描的表现力，又融汇了素描的造型准确，以前无古人的独创形式表现了主题。

后期：（1946～1953年）。这一时期，徐悲鸿在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上继续坚持“师法造化，寻求真理”的艺术主张。他从解放区的美术创作中看到了自己过去的不足，勇于接受革命真理，深入人民生活，表现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革命领袖人物，为自己开拓了崭新的创作领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油画《战斗英雄》《海军战士》《骑兵英雄邰喜德像》，中国画《奔马》《双鹊》，素描《毛主席在人民中》（画稿）《劳动模范》《鲁迅与瞿秋白》（画稿）等。

中国书画邮（ZGSHY0816）20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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