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贵州弟子(洗耳斋问学散记)

2018年5月8日,刘先生泽华恩师永远离开了我们。每当想起先生,犹有初听先生去世消息时的震惊、悲恸之感,内心隐隐作痛,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先生的书房称“洗耳斋”,取洗耳恭听之意,这恰恰符合先生的人品和气度。我师从先生攻读博士研究生,常在“洗耳斋”问学受教,承蒙先生不弃,耳提面命,多有所得,而今感念先生,遂散记“洗耳斋”问学经历片段,以为纪念。

阳明心学贵州弟子(洗耳斋问学散记)(1)

刘泽华

未曾见面的相识。我最早知道先生,是从书本上。在大学时,读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觉得这本教材和其他教材不一样,有很多新的东西。于是萌生想成为先生的学生的想法。在准备考博过程中,每有疑虑和困惑,我便冒昧给先生打电话,先生亦不厌其烦,悉心解答。有一天,先生竟然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准备的怎样,那亲切劲儿,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就是先生的学生啦!有了这种感觉,我更加努力备考,信心十足。至此,虽与先生未曾谋面,但却有了相识的感觉。

考试小插曲。经过充分准备,我信心十足奔赴南开赶考。在没发试卷前,我让自己平心静气,把战国秦汉史的大事在头脑中过了一遍,自忖有一定把握。但打开试卷时一看题目,顿时目瞪口呆,人都“懵圈”(东北话,惊呆状)了。试卷考试科目上写着“中国思想史”,下面是五道大题。当时我脑袋一片空白,两眼发直,头上冒汗,心想,这下完了!我站起来向监考人员说明情况,可监考人员说他们只管发卷监考,别的不管。说话时那眼光流露着质疑,意思是你不会也别找这样的借口呀。我从小学到大学,经历无数次考试,可谓身经百战,管他答好答坏,从未害怕。可这次是“题不对文”,我毫无准备,结果可想而知。这一年我落榜了。

考试结束后,我给先生打电话,把情况告诉先生,先生大惊,在电话里一连道歉,好像是他做错了事。先生说他要去找学校研究生院说理,为何把考生试卷弄错,这可不是小事啊!我劝先生不要去,可先生还是去了。事后先生告诉我,他找到研究生院有关人员,强调问题的严肃性,并一再叮嘱不要再出错。先生笑着告诉我说,他们承认有问题,表示以后绝不再出现此类问题,你好好准备吧,来年一定会成功。我原以为先生出于安慰我,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先生真的去找研究生院,这种负责精神真的令人感动。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这种人品学品都是上品的老师的学生。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当然,考试科目是战国秦汉史。

做学问要有大视野,打破学科界限。刘先生认为理论需要实证,学科从属于问题。我入学后,跟先生商量学位论文的事,先生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兴趣做选择。我决定搞汉代豪族研究,通过汉代豪族形成和形态演变这一典型案例来验证“王权支配社会”原理。我向先生谈了我的想法,先生十分支持,并希望我通过实证来说明“王权支配社会”。他说,理论是从事实中抽象总结出来的,更需要用史实去印证。先生鼓励我从秦汉史角度去探索王权与社会的关系,在先生的鼓励下,我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汉代豪族,最终完成《汉代豪族研究》学位论文。

我的学位论文完成后,得到先生的肯定,2003年出版。后来我又用“王权支配社会”原理完成博士后课题《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也是用此理论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秦汉国家与豪族社会阶层互动研究》,又出版《汉代豪族文化与精神世界研究》。所有这些成果,都与“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密不可分,应该说,这是我在“洗耳斋”求学的最大收获之一。2015年,我回南开参加先生80 华诞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先生还向同门介绍我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汉代豪族研究从具体实证角度支持了“王权支配社会”理论。得到先生的认可,我十分高兴。如果这算是一点儿成绩,也都是在先生的教导、启发和鼓励下取得的,“始作俑”者是先生,功劳也实在应该归于先生啊!

向师母请假。我觉得,受业于刘门的人,都会对师母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师母总是站在学生一边,为学生说话,按东北话说,就是护犊子。我读博士时,已经结婚多年,不习惯单身的生活,所以时常回家。可是总向先生请假,又觉得不好意思。为了给先生一个我是好学生的印象,于是便动了心眼儿,想走“曲线救国”。每次一想回家,便跟师母说,师母仁慈,有求必应,一路绿灯。有时想在家多呆几天,也只跟师母说一声就行。时间长了,胆子越来越大了。有一次我回家了,先生有事叫师弟找我,好像是让我去家里谈论文进展,结果我人不在。事情暴露,只好说实话,心中忐忑,挨批评是小事,关键是有事不跟老师请假,目中无师,这错误可大了啊!

我立即返回南开,下车直奔先生家。先生见我来了,也不理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书,我自知理亏,走到他身边小声说道:“刘先生,我回来了。”先生就像没听到一样,头也不抬,根本不搭理我。师母在一旁笑了,大声道:“刘泽华,小崔来了,没看见吗?”听了师母的话,先生说:“坐吧,你是向东往南开啊!”先生一句话,大家都笑了,气氛立刻缓和。我知道先生还是听师母的,师母一句话,云开雾散,化险为夷了。

时刻在细微之处为他人着想的“老头”。大概是2000年5月,我请先生到渤海大学讲学,师母也随行。快到锦州时,突然下起了大雪。先生看着雪地中的嫩嫩绿芽,十分惊讶,感到新奇,他摇着头连连说道:“东北、东北啊!”我明白他的感叹,说:“过了山海关就出关了,古诗就说‘胡天八月即飞雪’”,先生看着我说:“这雪下得也太长了,来年五月仍未停。”先生、师母哈哈大笑。

快到吃中午饭时,我想在火车上对付一口,下车后再请先生吃大餐。我自作主张,也没向师母请示,便买了盒饭。师母对先生照顾极其周到,怕先生吃不好,想去餐车去吃。先生坚决不去,拿起盒饭就吃,还连连说好吃。我知道,先生不去餐车,还说饭菜好吃,是不想让我难堪。谁都知道,餐车的饭菜能好吃吗?先生在细微之处体谅别人,我们这些弟子都深有感受,也深受感动。

大度的“老头”。有一次上先生的课,谈起王权对民众的人身支配,我提到先生的论文《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认为先生最早提出“授田”和“授田”制下的“公民”身份及国家控制问题,这对认识战国时期土地占有性质意义重大。但有个怪现象,后来的好多学者在研究授田制时,竟然不提刘先生的文章,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有意不提,在有些人的文章中,刘先生的观点竟然成为他们的首创。我有些愤愤不平,先生却毫不在意,说只要他的观点对学术研究有推动就好,一笑了之。我搜集了相关论文、著作,想要写一篇学术综述,但迟迟没有动笔。后来,有同门对此问题作了学术梳理,摆正了刘先生的地位。

刘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学问即向内又向外,一再强调学问与人生、学问与社会的关系。1989年曾写过一篇《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求是》1989年第2期),后来又发表《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他强调历史学不能只是说热闹故事,历史研究要从机械反映论中解脱出来。去年我完成教育部项目《汉代豪族文化与精神世界研究》书稿后,想请先生写序,谁曾料到,信未发出,却接到先生辞世的噩耗,真乃遗憾!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先生走了,但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士”,先生的人品风骨令人钦佩,高山仰止。先生的学问扎实厚重,透彻深邃。“王权支配社会”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最本质的揭示和极具洞察力的透视。它不是一般性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抽象提炼出的历史理论,具有广泛的解释性。

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给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讲授先生的“王权支配社会”。我告诉学生,这堂课是我对恩师的纪念。这堂课,学生听的最认真,他们不仅记住了刘泽华先生的思想,更记住了他的精神。我要求自己,要尽最大努力把先生的思想和学问传播出去,更要把刘门的精神传统传承下去。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正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崔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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