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悲伤催人泪下的曲子（悲凉慢板话秦腔）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愣娃齐吼秦腔”，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从小受秦风秦韵的熏陶，生来就对秦腔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那种激昂的音律，粗狂而豪放，溢满浓浓的泥土气息，披着岁月的尘埃，穿透厚厚的历史，时常在我的脑海中荡漾。

直面东府秦腔，我感受到了秦腔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次次阵痛，沿着她成长的丝丝脉络探寻，在宠与辱、冷与热之间，我体内的热血一次又一次地沸腾。从原始的狩猎歌舞到优俳歌伎凄美的绝唱，从抵角戏、参军戏到宋杂剧，从元大曲到昆曲，一种旧艺术形态的消亡和新艺术形态的诞生，就是一次深深的阵痛。秦腔这种古老的艺术，就是从一代又一代艺人的接力中破茧而出、化蛹成蝶的，经历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锤炼，在嘲讽与唾弃、掌声与欢笑中穿行，直冲霄汉的唱腔是秦人直面生活挑战命运的姿态，更是他们豪放性格的一种充分体现和诠释。

经过一种艺术形态和另一种艺术形态的不断交替演变，经过一辈又一辈艺人的艺术接力，滥觞于唐以前的秦腔古剧，在宋元间开始形成许多不同声腔的戏曲剧种，到明清两代已经逐渐达到鼎盛时期，呈现出一派云蒸霞蔚的戏曲胜境。据康熙年间张鼎望所著《秦腔论》记载：“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

秦腔产生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它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爱憎、痛苦和欢乐，反映出三秦人的生活和斗争，因而有着深厚的根基。它的唱腔里和着黄土高原的风沙，夹杂着黄河奔腾咆哮的旋律，是一股自黄土深处冲出的爆发力，是三秦人对生命的大苦大悲的一种宣泄和呐喊，也是三秦人真诚、厚实的生活状态的一种真实写照。

远古走来的秦腔，披着秦风秦韵的布衣，从八百里秦川大地走出，走过长城内外，走过大江南北，一路跌跌撞撞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演绎着辉煌，也经历着苦难。

在广阔的戏曲舞台上，秦腔经历了多次的辉煌与衰落，主要有以下几次：

清代是秦腔的一个繁盛时期。这期间秦腔的戏剧故事日益完善，表现手法日益多样化，唱腔日臻成熟，康熙年间张鼎望的《秦腔论》、乾隆年间严长明的《秦云撷英小谱》、吴长元的《燕兰小谱》、周元鼎的《影戏论》等一批有关秦腔的理论专著相继诞生，表明了秦腔已经从单一的表演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这期间，表演秦腔的班社也开始空前繁荣，不论是班社的数量还是规模，较以往都有了新的飞跃。据《渭南地区戏曲志》记载：“同州梆子有著名的四大班，八小班，三四十个班社；合阳跳戏有行家村、莘里、坊镇等30多个班社……”每个班社都以主要艺人为核心组成，每个班都在20人左右，渭南秦腔艺术之繁荣可见一斑！

秦腔艺术的空前繁荣招来了被当时朝廷尊为“雅部”的昆曲的嫉妒，于是清朝政府曾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秦腔。尽管如此，秦腔“易入市人耳目”、“热耳酸心”的艺术魅力已经深入人心，政治上的压制又岂能抑杀呢？最终，震撼十八世纪剧坛的“花雅之争”，以秦腔的胜利而宣告终结，秦腔开始成为当时剧坛的盟主。

辛亥革命后，秦腔艺术迎来第二次辉煌，渭南的秦腔艺术也在这次辉煌中大放异彩。渭南地区一大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秦腔艺人，纷纷成立戏曲班社，走上了戏曲救国的道路。蒲城的李桐轩编写新剧目宣传革命，在西安成立了以“启发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的新戏曲机构易俗伶学社（后改名为易俗社），华县的白瑞生也仿易俗社在华县创立强聒社，还有秦义社、维新社、竞化社等一批戏曲机构迅速在渭南大地诞生了，其余各县和当地驻军也相继成立了一些秦腔剧社，编演了《双锦衣》、《新华梦》、《三滴血》、《韩宝英》、《卧薪尝胆》等一些新剧，促进了秦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也产生了一大批秦腔艺术人才，秦腔再度呈现繁荣的态势。

民国十八年的大年馑和连年战争，渭南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上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社会动荡不安，秦腔艺术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演出场地缩小，戏曲班社不断减少，秦腔艺人家破人亡流落他乡，秦腔艺术处于停滞状态。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发祥地之一的渭南，多年哺育出的一些戏曲老树开始出现凋零。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渭南的戏曲事业又迎来新的春天，宛如经历了一个冗长的冬眠后，秦腔艺术又开始在古老的东秦大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据《渭南地区戏曲志》记载：“合阳县黑池镇22个村庄就有19个业余剧团，白水县冯雷、雷牙等有30多个，大荔县各乡镇共有50多个业余剧团。”此外，在渭南地区还有大大小小专业秦腔剧团15个，演出人员1107名，一些大县还分别成立了戏曲剧院，平均每个月的演出都在40场以上，一年中几乎每天都可以看戏。1961年9月，大荔县碗碗剧团和富平县阿宫剧团赴京演出，在京演出了40天，轰动京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秦腔艺术再次在全国戏曲舞台上大放异彩。

1966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渭南的戏曲活动被窒息封台，逐渐被“样板戏”代替，秦腔艺人遭到残酷迫害，秦腔艺术受到无情打击，在刻骨铭心的疼痛中，秦腔艺术之花在文艺园林中逐渐枯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渭南的秦腔艺术再度枯木逢春，多次在中央和全省戏曲比赛中荣获各项大奖，一大批秦腔新秀开始脱颖而出，成为渭南秦腔事业的生力军。戏曲创作也开始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仅1979年一年，渭南就创作秦腔剧目42个，《渭华起义》、《司马迁》、《三姑娘》等一些新的秦腔剧目开始走上戏曲舞台，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在秦风秦韵的熏陶下，古老的东秦大地曾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秦腔艺人，他们前赴后继活跃在秦腔艺术的舞台上，一路风雨，一路坎坷，从爆发到沉寂，从繁荣到衰落，在秦腔艺术发展的每一段历程上，每一个脚印里，都溶入了无数秦腔艺人的心血，是他们用自己毕生的爱与信仰、生命与激情，铺就了秦腔艺术的成长之路，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在秦腔艺术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在秦腔戏剧创作方面，有元代杂剧作家李仲章，大荔县人，元大德年间曾作过德安府判官，不久升为耀县知府。曾创作出了《卓文君白头吟》、《金章宗断遗留文书》等剧作，在当时极为轰动，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赞誉“词如铁笛秋风”；有晚明传奇作家王异，合阳县人，青壮年时，屡试不第，遂改名无功，在家潜心从事戏剧创作，一生创作有大型传奇剧《弄珠楼》、《检书记》、《花亭记》、《灵犀佩》等七种，还有改编剧《水浒记》、《种玉记》两种，另外创作有大量散曲，广泛流传于民间；还有明末清初戏曲作家李灌，合阳县南顺村人，明崇祯年间科举人。李灌博学多艺，才思敏捷，26岁时即“累冠诸生，名弛三辅”，他大胆地对线腔戏进行了创新和改革，明朝灭亡后，他坚决反清，编写了《黑山记》一剧，并亲自登台演唱，此后还创作了《煤山记》等30多种剧目。

在戏剧艺术的发展里程上，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李芳桂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位被群众称为“李十三”的剧作家，对于秦腔艺术乃至整个中国戏剧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十三创作的戏剧统称“十大本”，例如《玉燕钗》、《白玉钿》、《紫霞宫》等，其中《春秋配》、《火焰驹》、《白玉钿》早已被其他剧种移植，并成为其传统剧目；在秦腔戏剧创作上，还有李桐轩、李约祉、高培支、吉子长等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是他们推动了秦腔艺术的繁荣和创新，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秦腔艺术的表演方面，魏长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人，是他把秦腔艺术推向了全国，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光芒四射。魏长生，字婉卿，乾隆、嘉庆年间四川人，13岁时即到大荔、蒲城一带的民间秦腔班社学戏，不久登台演出。魏长生在化妆上改“包头”为梳水头，在旦角表演上讲求形神兼备，并创造了“踩跷”的特殊表演形式。秦腔被魏长生带入京城，一经登台，立刻风靡京师。后来，魏长生又扛着秦腔这面花部戏曲的大旗，带着秦腔班社经河北、天津、山东到达扬州，在扬州连演四年，使扬州出现了“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的热烈场面。

申祥麟，临渭区河西崖底村人，乾隆时期著名的秦腔演员。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申祥麟，因家庭贫困，自小被父亲送入戏班学艺，主工旦角，1765年到湖北汉阳拜名伶金蝉儿为师，在其家一边做佣人，一边悉心模仿女性举止、动作和生活状态，对金的一颦一笑、一举一止，暗中详察，细心琢磨，艺技提高很快。后在武汉演出，誉满武汉三镇。1773年返回陕西，加入陕西有名的秦腔班社“双才班”，与同一时期“江东班”的樊小惠、姚锁儿齐名，被称为“三部绝曲”。

此外，在古老的东秦大地上，还有王谋儿、杜升初、史才长、王武汉、拜家红、李玉民、李文宇等一大批的秦腔表演艺术家，他们把毕生的心血都溶入到了自己热爱的秦腔艺术当中。深沉的梆子，优美的胡琴，记录着历史，印证着变革，也诉说着一辈又一辈秦腔艺人的悲欢离合和泪语心声。

在秦腔悲怆的唱腔中，我听到了一代又一代秦腔艺人同命运抗争的呐喊，在这呐喊声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祖先的影子，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下痛苦而无奈的挣扎着，而古老的秦腔艺术，分明就是他们迟来的信使，把一份深深的渴望和长久的期盼，传递给我们这些晚辈，让我所有感伤的情愫，一时间都化作了对目前幸福生活的珍惜和对美好明天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