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相为何不收徐乾学一万亩水田(民国地理学人徐近之)

初识徐近之是当年翻阅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的档案时,在一束打印的书信之中蓦然发现一封手写短笺,特别醒目。信为1951年2月所写,徐近之在信中告知国际地理学会主席葛德石,他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地理学历次大会的论文。由于纸上英文飘逸,签名散如云烟,数次查询才确认是徐近之。1950年葛德石曾给十余位大陆的地理学家写信,这是唯一的私人回信,可见徐近之的另类,我对他的兴趣由此而起。

在民国地理学界,如果用“中国的斯文·赫定”或“民国的徐霞客”来赞誉一位地理学家,他一定是神一样的存在,而徐近之却完美地将这两个称谓集于一身。同时,徐近之还能诗,写得有声有色,并有诗集传世,这在民国地理学界更是屈指可数。如此人物不书写,有负民国地理学史。

明相为何不收徐乾学一万亩水田(民国地理学人徐近之)(1)

徐近之小像(1941年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的斯文·赫定

徐近之,号希朗,1908年生于四川江津县的苟井村,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少年。徐氏家族自康熙年间入川,繁衍于川东的泸州江津之间,并建有徐氏宗祠。清末,徐近之家中有田数十顷,富甲一方。徐家的四合院坐西向东,现在庐墓尽毁,仅存一块长两米半,宽一米的水缸底板石,也见当年徐家的殷实。

徐近之的父亲徐立道是秀才,品德文章皆受乡人尊敬。徐近之出生后,即过继给孀居的伯母樊氏为嗣子,以徐家之富,完全可以过肥马轻裘的生活,可他是天生读书的种子,走上学术之路。徐近之先在家中开蒙,再从塾师习诗文,读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做童子诗。私塾时期,其努力程度就闻名乡里,后入重庆的求精中学读书,这是由美国雪城大学校友办理的一所教会中学,奠定了他一生的英文基础。1927年徐近之考取由竺可桢主持的南京东南大学地学系,少年出川,没有埋葬在四川的温柔乡。据其子回忆,徐近之具有强大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节制,他不沾烟酒,不擅棋牌,极少听戏和观影,志趣都与地理有关,是一个为地理而生的人。

1928年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胡焕庸,张其昀和黄国璋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的三驾马车,徐近之直接受教于三人。1931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谋求开辟欧亚航空路线,需要中方的气象人才。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决定派徐近之加入考察团,负责气象观测,徐近之特意为此休学一年,随团前往戈壁沙漠。

在中瑞西北科考团的十四个月中,徐近之每日观测记录气象,并撰有五次通讯和四十二首竹枝词,备述塞外风光和野外工作,科学与文学兼备,别有意蕴。例如《西北旅行乐》:“自然地理书与图,气象天文美且都,驼背动观皆自得,帐篷安息甚阎庐。”通讯和诗歌寄回中央大学地理系,被系主任胡焕庸分期发表在《地理杂志》和《方志》月刊之上,时年二十三岁的徐近之一时成为地理系的偶像,归来被同学称之为“中国的斯文·赫定”。在竺可桢的慧眼下,徐近之通过这次考察走上气候气象研究之路。

民国的徐霞客

1932年崭露头角的徐近之毕业留地理系,成为奥籍教授费思孟地形学的助教,并考察山东泰山及崂山,在地形学以及德语方面都受益甚多。1933年夏,资源委员会派徐近之赴西北调查,先沿着西兰公路考察地质地形,后考察青海湖,并著有《青海纪游》。正当徐近之探索青海高原时,四川西部发生大地震,他当即由西宁前往沼泽遍布的松潘草原,并在《地理学报》1934年的创刊号发表《西宁松潘间草地陆行》。徐近之到达松潘时,大地震已过去三个月,但余震未停,山崩崖断,巨石阻流,他顺岷江峡谷而下,历经松潘,茂县,汶川,灌县到成都,详察震后岷江峡谷的地质地形变化,整理成《岷江峡谷》,再次发表在《地理学报》创刊号。徐近之以一己之力在《地理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两篇论文,可谓空前绝后,但是徐近之的考察脚步并未停止。

明相为何不收徐乾学一万亩水田(民国地理学人徐近之)(2)

1934年徐近之致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竺可桢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青藏高原是东亚季风形成活动的主宰,而其气象只有西方探险家的观测记载。致力于构建民国气象网络的竺可桢再次派经验丰富的徐近之,前往拉萨筹建气象站,系统观测记录西藏的气象数据。1934年5月22日,刚由西宁回到成都的徐近之,再次由成都首途,新婚妻子抱幼子送行。他单骑独行二十三天到兰州,与测候所实习生王廷璋会合后,又骑行五天到达西宁,加入由黎丹(1871-1938)率领的进藏祭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巡礼团,前往拉萨,前后共历时三个月,成为民国地理学界的入藏第一人。

徐近之到达拉萨后,相度地势和政治交涉,在布达拉宫旁的专使行署平顶屋上安置百叶箱等设备,自1934年10月开始观测各种气象要素,和实习生王廷璋每天轮流记录十四次,随即用无线电报告南京,寄呈所长竺可桢,这是民国首次在西藏高原上取得海拔3760公尺的气象资料,徐近之总结写成《1935年拉萨之雨季》,成为西藏气象专家。

雪域佛国,青灯孤影,非有超常意志者不能坚守。徐近之留藏两年期间,除气象观测之外,还就地考察访问。他越过喜马拉雅山去印度加尔各答,写有一篇《西藏西康国防线上通道及其重要》论文。又曾北越冈底斯山,单骑围绕世界屋脊上的大天湖(纳木错),因为西藏当局严禁测绘,他只能混在香客队伍里,以数念珠记步,绕湖一周,速测大天湖地图,并撰写《天藏之大天湖》和《天湖小游23天日记》。1936年12月,徐近之接到老师胡焕庸的电报,回母校任教。时寒冬腊月,他随云南茶商马帮穿越横断山,冰雪没胫,露宿冰凌,写有《横断山露宿两月日记》。

徐近之苦行僧般的考察旅行受到前辈学人的赞许,民国地学领袖翁文灏有《读徐近之横断吟集》(1938年4月)云:“三十功名佩远征,万重山里万重程。记游霞客文章美,依韵雨民诗句清。雪国孤高存佛意,危峰横断隔江声。要凭文化奠疆域,统一人心事可成。”时年不满三十岁的徐近之因此有“民国徐霞客”之称,其考察游记满足了民国学界对西部的想象,影响一代地理学子。据学者邓静中回忆:早在1937年进中央大学读书之前,就看到偶像徐近之写的西宁松潘间草地旅行,西藏天湖以及横断山露宿两月记,对其心仪已久。

明相为何不收徐乾学一万亩水田(民国地理学人徐近之)(3)

徐近之中国地理考察示意图

欧美的地学博士

1938年,徐近之考取第六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地形学,1940年获得博士,题目为《苏格兰中央高地之河流网与构造及气候之关系》,随后去美国游学,但次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归途中断,徐近之的老师,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的黄国璋介绍他去美国继续进修,并委托他代表中国地理研究所向美国的地理系和地理学会募捐图书。对于黄国璋的帮助,徐近之有诗云:“手谕频频诲远人,七年海外一长春。偷安为学浑忘久,拜首临风叩远身。”并自注:著者赴英求学,师为指导员,其后赴美国入学从师等等,皆师之指导。在外长久时,期得师之航空手谕多至四五十通。

凭借黄国璋在美国的师友关系,徐近之与美国地理名家频频接触。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生,后到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暑期班旁听,并在耶鲁大学访问亨廷顿(E. Huntington ),在威斯康星大学拜见特里瓦萨教授(G. Trewartha)。最后,去哈佛大学地理系面见惠特尔西教授(D. Whitlesey),并在该校作访问学生,选修地缘政治课。在哈佛期间,徐近之还常与杨联陞唱和从游,两人是“经纬古今为史地,殊途矢志同为学。”1943年中美为战时盟邦,美国地质调查所的军事地质组邀请徐近之去工作,在华盛顿的内政大厦办公,后来调到五角大楼东南亚部,前后两年,徐近之借此常到国会图书馆读书,积累资料。

在美国期间,徐近之与两位老师张其昀和胡焕庸均有从游。张其昀于1943年至1945年受邀到哈佛大学讲学研究两年,而胡焕庸于1945至1946年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大学地理系讲学,因此徐近之成为受中央大学地理系的三驾马车亲炙私淑最久的学生,深得真传,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守护者。1946年夏,去国八年的徐近之归国,回江津老家探亲。苟井村前手植的龙眼垂垂,父母墓木已拱。1947年初,徐近之重回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执教,但英雄刚寻到用武之地,转眼就换了人间。

徐近之本人学者风范十足,具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不食人间烟火,这也许能解释他苦行僧般的旅行,忍受常人不堪的野外艰苦和孤寂,并可以在西藏雪国坚守近三年,其考察旅行之广,民国地理学界无人出其右。在师友的回忆中,徐近之为人严肃,耿直而不肯苟同。在传世照片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徐氏均是目光倔强,面沉似水。性格决定命运,任性如他,注定了新政权下的境遇。而且徐氏出身地主之家,留学欧美多年,长期在中央大学执教,他在民国积累的资本都将成为新政权下的原罪。

新中国的改造对象

1949年国共易帜,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徐近之从1927年的学生到1947年的教授,是胡焕庸之外,中央大学地理系资历最老的教授,对中大地理系有深刻的认同,视为托命人。1949年9月,胡焕庸被定为“反动教授”,奉命到北京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地位一落千丈,昔日门人故旧避之不及,徐近之却数次进京探望,执弟子礼。

1950年夏,徐近之因与系主任李旭旦,教授任美锷不合,被从南京大学移除,转任竺可桢治下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地理所,徐近之给革命青年的印象是知识渊博,但学究气明显。虽然竺可桢曾想委以他所长的重任,但认为徐固执,书呆子气太重,不易合作,难以应付时下的政治运动。

1950年之后,以孙敬之为首的红色地理学家开始师法苏联,肃清美国地理学的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地理学,民国地理学家是主要改造对象。而此时,徐近之在《地理学报》上发表《国际地理大学历次概况》,介绍历届国际地理大会,肯定其意义。徐氏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当年游学美国,结交葛德石,并搜集了历次国际地理学会的资料。文章刊出之后,徐近之还给国际地理学会主席葛德石写信告知此事,书信寄出不久,他就与葛德石绑在一起,成为地理学改造的突破口。

明相为何不收徐乾学一万亩水田(民国地理学人徐近之)(4)

1951年2月徐近之致葛德石函 (美国雪城大学档案馆藏)

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地理组组长田世英发表文抨击徐近之,政治敏锐的竺可桢读到后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地理学报》登载徐文实在太麻痹,并致信嘱咐学报主编任美锷迅速作检讨,但他担心徐近之没有这种觉悟。可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批判没有给徐近之喘息之机。4月,红色地理学的旗手孙敬之在《人民日报》指责徐近之颠倒黑白,将国际地理学会会长,美国文化特务葛德石尊为名家大师,散播崇美思想的毒素,阻碍爱国主义的发展,必须加以肃清。5月,田世英再次跟进在《地理学报》上批判徐近之奴颜婢骨地赞扬帝国主义的国际地理大会。

在强大的压力下,性格倔强的徐近之被迫在《地理学报》上作检讨,但孙敬之认为他避重就轻,坚持错误,不愿改过。而在私下,徐近之对于孙敬之作文骂他,恨之入骨,拒绝思想改造。其实,作为竺可桢爱将的徐近之只是突破口,红色地理学家意在整肃《地理学报》,驯服以竺可桢为首的民国地理学界。因为《地理学报》作为地理学最重要的刊物,仍掌控在民国旧人手中。1952年6月,《地理学报》刊登编辑委员会的深刻检讨,但这远未结束。

1953年3月,《人民日报》再次批评《地理学报》严重缺乏政治思想,存在重大缺点和错误。例如它刊登徐近之的“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是一篇反动透顶的文章,每句话都带有毒素,每个论点都是反动的。虽然《地理学报》刊出自我检讨,但实际上是应付敷衍。因此,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地理学报》的政治思想领导,使之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学术刊物。在咄咄逼人的声讨之下,《地理学报》不仅转载《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而且以编委会的名义再次发表检讨,承诺加强审稿制度。为了提高该刊的政治性,在竺可桢任理事长的中国地理学会之上,再由孙敬之担任书记。

在往复的批判和检讨之后,作为民国地理学大将的徐近之迅速被边缘化,以后的命运可以预见。在“反右”运动中,徐近之首当其冲,被定为“右派”,在“文革”中更是雪上加霜,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里通外国”的美国特务,备受迫害。野外考察已无可能,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只能埋首故纸堆,研究历史气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了太老师竺可桢晚年的学术之路,也算是竺可桢对他的一种保护。

徐近之利用对历史文献和方志的熟悉,整理出二十卷的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不过,由于徐的政治问题,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油印本和内部铅印本,流布有限。同时,徐近之致力于地理文献学,因为他通晓英文和德文,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苦读数年,地理文献功底深厚,晚年托于《青藏高原地理文献》 一书,共录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5000多种文献,至今仍为经典。冥冥之中,徐近之的学术似乎以青藏高原形成一个轮回,他以1934年坚守青藏高原始,而以编辑青藏高原文献终。

1977年夏,徐近之到甘肃六盘山考察黄河,当地人常年不离棉衣,可是他却是短袖加短裤,考察结束之后,即诱发心脏病,从此落下病根,于1982年去世,享年七十五。一代地理名家,毕生致力气候研究,却逝于对气候的误判。他懂得了天地,却没懂人间,这也许就是宿命。

明相为何不收徐乾学一万亩水田(民国地理学人徐近之)(5)

徐近之诗集《英美闲吟》(1947年),书名由南京书画名家郦承铨题写,此本为徐近之赠“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签名本。

参考文献:

《地理学报》(1950-1953年)

《人民日报》(1952-1953年)

翁文灏:《蕉园诗稿》,1946年。

徐近之:《英美闲吟》杭州:杭州当代出版社,1947年。

徐近之:《青藏自然地理资料(气候部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徐近之:《地理文献学浅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编:《徐近之先生纪念文集》,1986年。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八十周年纪念》北京:气象出版社,2011年。

《竺可桢全集》(第12册)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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