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经历(惊心动魄的飞行经历)

文/徐秉君

飞机的经历(惊心动魄的飞行经历)(1)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尚没有专门的“空军一号”,甚至没有专门一架飞机用作领导人的专机。通常是领导人乘坐哪架飞机,哪架飞机就被确定为专机,专机内的设施也非常简单,远没有西方国家的完备奢华。

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无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大都是依靠苏联的援助。起初,连中国领导人的专机也是苏联援助的苏制里-2型飞机,后来又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伊尔-14型飞机作为领导人专机。

在人们的印象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远行或到各地视察,甚至到苏联访问都是乘坐火车专列,似乎从不乘坐飞机。其实,毛泽东不但多次乘坐空军专机,而且在他的专机上还演绎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1956年5月,毛泽东要去广州,这次远行他决定乘飞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坐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领受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毕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必须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起初,刘亚楼建议让毛泽东乘坐苏联顾问团的飞机,但毛泽东不同意,坚持要坐空军的飞机。

领受任务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部署这次专机任务。在专机选用上,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当时空军只有里-2和伊尔-14两种型号的运输机。伊尔-14是从苏联引进的新型飞机,性能优于里-2飞机,而且速度比里-2飞机每小时快120公里,但因装备部队时间较短,飞行员对其性能还未完全摸透,为了确保专机安全,决定放弃选用伊尔-14飞机方案。里-2飞机虽然速度慢,但装备部队已经五年多了,性能稳定,飞行员对其性能掌握比较全面。最后选择了当时状态最好的两架苏制里-2飞机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飞机。

里-2飞机是一种小型飞机,只能载十几位乘客。选定的两架里-2飞机分为主机和副机,其中主机8025号为毛泽东的座机,另一架里-2飞机为副机,任务是一旦主机发生故障,就让毛泽东改乘副机。同时,副机载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先行起飞,为主机开道,提供气象与航行资料。

在机组选配上,选择最优秀的驾驶员,最后确定由胡萍担任这次重要专机任务的主机机长。胡萍1937年参加革命,是组建空军时从陆军的团级干部中选拔为飞行员的,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机场,担任空军专机团(独三团)第一任团长,后来又担任专机师第一任师长。

从1954年起,胡萍就多次为周恩来飞过专机。此后,他作为机长开辟了非洲航线,送周恩来出国访问。他还为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领导人飞过国内航线,积累了丰富的飞行经验和指挥经验。所以,在刘亚楼的心里,空军首次执行毛泽东专机任务的重任非胡萍莫属。

副驾驶陈锦忠也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后来他担任了飞行团团长。专机领航员是团领航主任张振民,他是专机团的领航权威,仅靠一把尺子和航行资料,就能精确计算出正确航线。通信员是柳昆尚,他也是专机团同行中的业务尖子。副机机长为时念堂,也是一位飞行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后来任专机师师长。

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专机,机上设备远没有想象的那样豪华和完备。飞机上的设备有限,一些保障设施还都是临时加装的。为了便于毛泽东休息,在专机上临时加装了软床垫。临行前,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喜欢睡硬床,汪东兴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加装的软垫换成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太大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为毛泽东布置好了硬床。

1956年5月3日,是专机启程的时间。按专机保障程序,正式飞行前必须要对专机进行空中试飞。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便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其他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接着,刘亚楼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

今天的天气很好,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出差错。就像我坐你们飞机一样,情绪要放松一些,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胡萍自信地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5月3日7点30分,毛泽东一行来到专机前,机长胡萍代表机组向毛泽东敬礼报告:“飞机已经准备好,请毛主席上飞机。”毛泽东和机组成员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和年龄,说:“你们都很年轻啊!”接着,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飞机、航线及天气情况,然后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陪同毛泽东登机。

为了确保专机安全,这一天全国净空,国内所有飞机一律停飞,沿途的气象站、导航站都全力保障专机飞行。按计划副机先升空前行,主机随后。胡萍让专机保持在海拔2700米的高度。在飞行过程中,刘亚楼几次到驾驶舱查看飞行情况。虽然飞机上有自动驾驶仪,但胡萍担心自动驾驶仪出偏差,一直和副驾驶陈锦忠人工操纵。

8025号专机在武汉南湖机场中转加油后,再起飞不久就进入山区上空。江南的5月正处于气象学上的“华南准静止锋”,过了湖南长沙,飞机基本上是在云中飞行。由于受气流的影响,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这种老式飞机没有增压设备,所以无法爬升到云上飞行。大家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可是他除工作以外还与大家谈笑风生。

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上空时,云层更低,云底高只有120米,水平能见度仅5公里,飞行员根本就看不见跑道。尽管遭遇复杂气象,但两个机组临危不乱,精准操作。飞在前面的副机机长时念堂凭着高超的技术,穿云下降,一次成功着陆。

这对主机机长胡萍来说更不在话下,他曾多次在白云机场着陆,还曾在云底高100米、能见度2公里的恶劣条件下安全落地,这回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完全根据仪表,直线穿云,精准对准跑道,平稳落地。

在飞机上颠簸了近8个小时的毛泽东竟毫无疲态,兴致很高。他走下飞机后,一边和前来迎接的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陶铸、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握手,一边打趣地说:“还是坐飞机快,当天就到了广州。”接着,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大家合影留念。

如果说毛泽东广州之行的颠簸是序曲的话,那么返回北京的行程则是惊险的乐章。在结束广州的视察后,毛泽东坚持要转道长沙、武汉回北京。这期间,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著名词作。

由于北京天气不好,所以专机一直待命。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中午12时许,何廷一乘副机先起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乘主机,其他工作人员乘后调来的第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架。先期返京的刘亚楼则在北京亲自指挥。

专机起飞后,按照预定航线向北飞去。起初航路气流干扰不大,专机飞得比较平稳,但飞到河北衡水地区上空时,天气突变,北面和西北方向乌云翻滚而来,航路上遇到危及飞行安全的雷区积雨云,飞机一旦闯入,后果不堪设想。飞在前面的副机随即用无线电向后面的主机报告,但由于强大的雷电干扰,飞机上无线电通信失灵,不仅主、副机联络失灵,而且飞机与地面也失去了联系。

随后,毛泽东乘坐的主机也飞临了雷区积雨云区的边缘。由于遭遇强烈气流,飞机开始剧烈地颠簸,毛泽东也不能看书了。卫士长李银桥担心他吃不消,劝他躺下休息一下,或吃点水果。毛泽东摇了摇头,淡淡地一笑,然后与工作人员简单聊了几句。看得出来,飞机如此颠簸让他颇感难受,因为他毕竟是60多岁的人了。

尽管胡萍机组具有丰富的经验,但遇到这种复杂气象也很焦灼。特别是当主机与副机、地面都失去联系后,胡萍心里更是万分焦急。这与以往不同,因为飞机上坐的是毛泽东,不能有一点闪失。由于与地面指挥失去联系,专机只能独立处置眼前的危机。

陪同的罗瑞卿不放心,几次到驾驶舱询问情况。胡萍和领航员张振民仔细分析气象云图,最后得出结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绕行避开危险。”紧急关头胡萍果断决定:采取蛇行绕飞的方法,躲开危险的雷雨云区。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飞往北京。

此刻,北京西郊机场指挥塔台一片紧张,由于与专机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大家都为专机的安全担心。塔台指挥员蔡演威已经急得大汗淋漓,对着无线话筒把嗓子都喊哑了,却听不到毛泽东专机的一丝回音。

时间一分一秒地飞逝,仍不见专机的回音,除了急促的呼叫声,塔台上的空气紧张得像是凝固了似的……直到半个多小时后,蔡演威才与专机接通联系,大家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当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平稳落地后,刘亚楼赶紧从塔台下来,急忙奔向停机坪,迎接毛泽东平安归来。机舱门刚打开,刘亚楼就急切地说:“主席啊,吓死我了!我的脑袋可都掖在裤腰里了!”毛泽东走下飞机,微笑着握住刘亚楼的手,幽默地说:“你还骗我说空军没有好的驾驶员,这下我可揭穿了你的鬼把戏了。”

刘亚楼会心一笑,转头对胡萍说:“刚才我真有点担心啊!”胡萍说:“开始我们也有点紧张,后来仔细观察了天气情况,认为可以绕过去。”刘亚楼欣慰地说:“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后毛主席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毛泽东特意走过来,与机组成员握手告别,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最后,他还幽默地说:“祝你们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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