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灭亡简介（汉朝没有二世而亡）

由于过往“成功学”逻辑下的汉初叙事过于深入人心，“休养生息”的故事甚至上溯到了汉兴之初，将“田租十五税一”置于刘邦时代，根据就是《汉书·惠帝纪》中的记载：

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这是汉惠帝继位时施行的一条“善政”，一般的看法认为，既然用了“复”字，则之前一定施行过该税率，也只能是汉高祖时代的旧例，并以《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载为佐证：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史记·平准书》也有类似的表述：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加粗段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原文，主语却变了，《汉书》中是汉高祖，《史记》中则是孝惠、高后，在这个问题上，《史记》文字在前，相同表述的指代对象，自当以《史记》为准。

哪怕是退一万步讲，高祖时代确实曾经施行过“十五税一”的田租，汉惠帝时的“复”，也说明这个政策并没有一直坚持，而是又调高了，真正开始施行这个“薄赋”的，还是汉惠帝。

毫无疑问的是，“十五税一”相对于简牍所见的秦朝田租（见本文附录）明显减少，但汉高祖时代实际施行的“十税一”还要超过秦朝统一后的“十二税一”。这都从侧面证明了，所谓汉高祖时代开始“休养生息政策”是不恰当的，更是司马迁这个汉初人不乐意给刘邦脸上贴金的根由所在，反倒是班固这个200年后的东汉人更乐于传播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塑造的“儒家化”的“汤武革命”故事，并虚化政治不正确的“惠帝、高后时代”。

但是，历史的事实是，汉王朝初年的统治逻辑，并不是“儒家化”的，哪怕是在“十五税一”同篇的诏书中，汉惠帝一样强调了他作为“一部分人的皇帝”的态度：

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

这条明确规定以户为单位，只需承担军赋，其他一切税收全部免除的诏令，不但涉及了六百石以上的现任官吏家庭，甚至上延到了高级“故吏”，包括将军、都尉、二千石，之所以在诏书上特别提出，即之前的法律中并没有对应的规定。

张家山汉简《户律》中类似的规定是：

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稾。

租即田租，顷刍稾，即按田亩征收的田刍、田稾，三者都是土地税，不出，就意味着卿以上爵位者全部免征土地税，实际上与上面诏令中的优免是一致的。

所谓军赋，在《史记》、《汉书》中仅此一处，如果是班固刻意取其古意，那么先秦军赋应该包括军役、治兵器车马的赋税。

前者不论，后者，《汉书·高帝纪》记载：

（汉四年）八月，初为算赋。

这个算赋，颜师古注释《汉书》这样解释：

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也就是说，算赋或称算钱这种人头税不可免，另外一种郡、国皆收的人头税“献费”，能不能免，就在两可之间。

不过无论如何，汉惠帝的善政在“普惠于民”的同时，也扎扎实实地照顾了一部分“老兄弟”，或者说“退休老干部”。

有学者认为，秦人重爵，所以汉惠帝在诏书中对于“官吏”的优免应该早已有之，其实恰恰相反，《户律》中所见的基于“爵位”登基的优免，或许确实早已有之，但对于六百石以上官及“故吏二千石”以上的优免，则未必如之，否则何必新颁诏确认？

而这份诏书中的区别对待的标准，恰恰说明了，到了汉惠帝登基天下大定的时刻，曾经跟随刘邦的低级军吏在用爵位和复免酬功之后，已经迅速被扒拉到了“被统治者”的秩序之中，仍需要另眼相看的，只剩下高级将吏了。

到了吕后临终赐金，也秉承了重秩禄官吏，轻二十等爵的逻辑：

（高后七年七月）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

总结一下，从惠帝继位抛出这个“十五税一”田租的“善”政，主要是比他爸爸要“善”的政策之后，一直到汉文帝二年九月诏：

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这中间隔了多久，17年时间，“休养生息”的大汉王朝才拿出了更新的“善政”，由田租的“十五税一”减免了一半，注意，是“今年”，也就是当年为“三十税一”。

再下一次的“今年”，则是10年后：

（文帝十二年）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又过了1年，汉文帝才“玩儿了一把大的”，废除田租：

（文帝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

非常有趣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仅仅照录了最后这一次，前两次“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在《孝文本纪》没记，怕也是对这种实质价值有限的“秀”缺少兴趣，而只对这种真正的改制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这个政策，才配得上“休养生息”四个字，但是，它的施行，距离汉定天下已有28年，妥妥的一代人，按照惠帝强制结婚的诏令，已经是两代人的时光。

可以说，以秦朝为例子，最危险的“二代而亡”的时期早已在惠帝、吕后的手中平安渡过，文帝的种种举措，和之前其实是两个代际，而非什么一以贯之的“汉初休养生息时代”，至于将汉朝摆脱“二世而亡”命运的原因归结于“休养生息”更是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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