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各个人物之死（这个水浒传里的猖狂群体）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刘樱姝

一：呼风唤雨的“押司”“都头”们

《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们，好些人都有同一个出身：吏。

“吏”是官府里的工作人员，比起有国家俸禄的官员来，地位当然低得多，因此也常被称作“小吏”。但放在《水浒传》的江湖世界里，这些个“小吏”，俨然都是大哥般的存在。

比如宋江，落草前就在郓城县县衙里做押司，这么个无品无级的胥吏职务，宋江却过得相当滋润。腰包里的闲钱一大把，随手就能救危济困（钱怎么来的心知肚明），江湖上的朋友更一大群。地头蛇晁盖和他是心腹兄弟，王英这类山寨大哥们，见了他就“纳头便拜”。如果不是摊上人命官司后步步落草，这“脚踏黑白两道”的风光日子，肯定还能继续有滋有味。

而且如此风光，可不止是宋江一人的专属。比如牢城营里吃拿卡要的戴宗，下乡巡查后，就去晁盖庄子上大吃二喝的都头雷横，全是各有各的风光。以至于当年某版水浒题材电视剧播放时，还生动展现了这类桥段，惹得不少观众愤然写信抗议：英雄盖世的梁山好汉，怎么能是这个样子？

事实是，在古代做吏，活成这么个样子，根本不奇怪。

古代衙门里为什么会有吏？那是因为大量的工作单靠编制内的官员是难以完成的，必须有吏来辅佐。而且官是通过科举入仕，考试内容与现实工作脱节，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没有那些熟悉地方民情、精通公文写作的吏来得得心应手。

就像宋江，他是郓城县当地人，且“吏道娴熟”。相比之下，外来的时文彬知县就没有宋江对当地那么了解，也只有倚重宋江这类“吏”，官才能做得安稳。正是：铁打的吏，流水的官。

不过，放在《水浒传》的背景年代，即北宋年间时，作为小吏，想如《水浒传》里那般风光？那是相当不容易。在文官体系完备的北宋时代，吏的地位非常低贱。北宋官员心里是挂着“小吏与狗不许入内”牌子的。著名清官张咏手下的小吏曾因每日偷盗府库里一文钱，被张咏剑斩，还斩出个“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成语。可见小吏在官员眼中命如草芥。

那是不是说，《水浒传》里宋江雷横们的“江湖风光”，是作者施耐庵信手胡写？恰恰相反，这正是取材于生活，取材于施耐庵生活的元代，当时真实的官场现状。

因为作者施耐庵生活的年代，即那个民不聊生的元朝末年，才是那些“押司”“都头”们，猖狂到要雨得雨的“幸福年代”。

二：猖狂小吏灭亡了元朝

《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是元末明初，作者将元代的吏治嫁接到了北宋，这可能是受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但也不排除作者根据情节需要有意为之。所以《水浒传》里有一批牛气冲天的小吏：宋押司、雷都头、戴院长、施管营等，都是基层官府里的劣吏典型。

那为什么？能够横扫四方，打下空前庞大版图的元王朝，偏偏治不了这些猖狂的小吏呢？

一是和元代中止了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员方面较前代的世袭制、推荐制还是有其先进性的。首先要求官员是读书人出身，这样以来官员大致的基本素质有了一定保证。虽然成绩好不代表人品好，但是元代的官员多是蒙古权贵把持，目不识丁的官员大有人在，这就降低了官员的整体素质。“将熊熊一窝”，素质低下的官员选来的吏，其素质就更没有保证。

这些吏帮着官员一起胡闹，中饱私囊，把持当地刑狱，老百姓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元杂剧《魔合罗》中的孔目张鼎基本符合职业道德，对工作能够做到“掌刑君子当以审求”，便被老百姓仰视为“清官”。可见老百姓的心里底线已经沦陷到什么境地。

二是皇权作为权臣贪赃的保护伞，上行下效的恶果。元朝皇帝是靠战争掠夺起家，所以在他们入主中原汉地建立政权后，仍不改骨子里的“掠夺”本性。就像元世祖忽必烈一边建立对官员的监察制度，一边还要依靠身边的权臣帮他敛财，自相矛盾的做法势必不能收获正能量。宫廷的挥霍、佛事的无度、赏赐的无边，更让廉政成为空谈。基层本来对上命的执行就是递减法则，所以基层腐败的程度就越发无法想象了。像《水浒传》里小吏戴宗在江州大牢里给犯人立下的进贡土规矩，这样的现象在元代社会司空见惯。

但问题是，这样的“司空见惯”，发展到元朝末年，就是整个元朝权力阶层的腐化。待到元顺帝年间治理黄河时，前线河工的伙食，居然都被各级小吏层层扒皮克扣。灾荒连年的乡村里，凶残的小吏依然巧立名目，肆意盘剥贫苦百姓。终于惹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扯起反元大旗的红巾军刘福通，被贪酷小吏逼得没活路的盐贩子张士诚，都是这样愤然走上了造反之路，把轰轰烈烈的反元起义，几年间就燃遍天下。

于是，立国才九十七年的元王朝，就这样在轰轰烈烈大起义里灭亡了。而“元亡于吏”，也成了元末明初年间，许多学者感慨不已的共识。

而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更体会到一个事实：元朝是灭亡了，但这小吏腐败误国的烂摊，他还得接着扛。

三：元代的流毒遇到明代的朱元璋

事实上，若论古代小吏最猖狂的年代，还得是明朝建立伊始。

在朱元璋登基后，很多叫他瞠目结舌的事情就发生了：许多州县的小吏，长期把持大权，朝廷派来的地方官，竟都被小吏们“废了武功”。比如无锡小吏沈尚，居然大大咧咧的把当地县令抓到朝堂上，拳打脚踢揍个半死。昆山县的小吏朱升更猖狂，不但在当地鱼肉百姓，就连钦差大臣的亲兵，也被他派人胖揍，险些闹出人命。

洪武十八年的潘富案，更是震惊了大明朝堂：溧阳县的小吏潘富，不但霸占了知县的小妾，还胁迫知县一起贪污腐败。逼得溧阳百姓悲愤告御状后，面对朱元璋的铁腕缉拿，这个恶人不慌不忙，竟然轻松在当地来回逃跑，还勾结各地士绅恐吓袭击办案人员，气的朱元璋出动军队，才算将其逮捕归案。事后因此牵连而死的劣绅贪吏，竟达一百二十多家。

区区一个小吏，竟然有这么大力量？比起这时代的小吏来，《水浒传》里宋江们的那点威风，显然是弱爆！

但朱元璋哪里容得了这个“威风”？官员们没用，就治不了吏了？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祭出了空前的铁腕手段：发动百姓！他专门颁布了《大诰》，规定只要百姓们头顶一本《大诰》法典，就有权把当地贪酷害民的小吏，五花大绑送到南京来治罪。沿途各地官吏谁敢阻拦？一律同罪!

这个奇葩法令，一下成了强心针，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抓恶吏”的活动在大明朝全境展开，很多勇抓恶吏的百姓们，还受到了朱元璋的热烈表彰，成了全国景仰的偶像。以各类典籍记载，每年都有大批贪吏狼狈被抓，送到南京来明正典刑。

这个奇葩手段是对是错？后世争议颇多，没争议的，却是《明史》里也承认的效果：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元朝吏员腐败的遗毒，确是以这奇怪的方式，一口气强力清除。

也正是伴着这轰轰烈烈的“抓贪吏”运动，明王朝的国家建设全面铺开，开国满目疮痍的大明朝，有了八百万顷耕地的富庶民生，远超宋元数倍的农业产值。废墟上建国的明王朝，就此拔地而起，再度开创华夏文明的黄金时代。这其中的兴衰教训，见证的却是个硬道理——治国，先治吏。

参考资料：

《试析宋代县衙中的层级关系——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赵晨）

《元代肃政与腐败的历史启示》（邱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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