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秦面匠手工面（郎家面人儿手艺与京城手艺人京华物语）

“面人郎”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间面塑艺术，从走街串巷的艺人到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民间艺术家，郎氏面人儿捏的是戏，是民间传说，是老北京街头的人和事。郎家百年起落与老北京的市井风情、城市变迁紧紧相连，本期的京华物语，就说说第一代“面人郎”郎绍安的故事。

《我在北京捏面人儿》，郎志丽、陈永昌口述，吴欣还撰写，商务印书馆2022年11月版。

“人生一世，总有一个比较好些的日子。这个日子，就叫作黄金时代”，此话出自1929年5月20日的北平《世界晚报》。从1927年到1937年，有民国“黄金十年”之称，北京经历了什么，住在那里的郎绍安又经历了什么？那时郎绍安正是从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的好年纪，民国的这个“黄金十年”算是面人郎的“黄金时代”吗？

面人儿手艺于他，就是指上之弦歌

要想捏得像，就得拿实物做标准。真东西就是老师。真东西就是资料。艺海无边，要敢闯，得苦练，功夫就这么练出来的。逛庙的时候，就注意看殿里的佛像。走路的时候，就注意看行人的姿态，要捏动物了，就去动物园观看。虎狼犬马龟蛇都仔细看过，各有特点。要捏马就先看马。拉车的马，吃草的马，动物园的斑马，各有各的区别。白菜叶上的蝈蝈，青草地上的螳螂，柳树上的花牛，我都能捏得出来。它们各有各的神情姿态，仿造得像样就能活灵活现。蝈蝈的样子要捏得像振着翅膀叫着的才逼真。捏出来的东西跟真的一样，有时候比真的还漂亮，这才有人要，捏出来才卖得出去。——郎绍安

练得时间长了，我父亲脑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捏起面人儿来，也不像开始那么吃力了。他的手越来越巧，作品也越来越精。做的都是大家都知道的民间传说：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麻姑拜寿、老寿星，还有小孩喜欢的娃娃抱鱼、娃娃拿糖葫芦、娃娃举风车。——郎志丽

除了这些零散的作品，郎绍安最爱捏的两大主题，一是前文说的旧京三百六十行，另一个就是戏出儿。

赵阔明师傅到天津去了，我无师可循，只好买香烟，拿香烟盒里的“洋画”照着捏（从前每一盒香烟里都装有一张小画片）。可是，每张洋画上只有一个动作一个场面，想捏几个场面或换个姿势，又苦于不知如何着手，于是我就攒钱到戏园看戏。买不起前排看票，便在最后排的长凳上翘首遥望。一边看，一边把剧中的情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动作姿态、服装的颜色式样，甚至演员走台步在起步时先迈哪条腿等，都牢牢地默记下来，然后就细细地回忆咀嚼，一到家就把戏中人物给捏下来。捏好后如果看着不像，就立刻毁掉，重新边想边捏，直到满意为止。

我更喜爱捏穿盔甲的戏剧人物，如《长坂坡》《黄鹤楼》《华容道》中的人物和《西游记》的孙悟空。这些武将头盔上的花纹、铠甲上的扣子、胸前的护心镜，连同背上的旗子，以及旗子上的字迹图形，我都注意做到纤悉无遗。孙悟空左手搭凉棚，右手抓耳挠腮，腋下夹着金箍棒，蜷曲着一条腿站在棉花般的云朵里，其活灵活现的神态，赢得了观众们的称赞。——郎绍安

爱捏戏出儿，不是郎绍安有多爱看戏，而是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人太爱看戏了。就拿郎绍安曾拿来做样子照着捏的洋画来说，那是香烟公司为了推销香烟才在每盒烟里放的小画片，正面印画，背面印广告，画的内容自然是老百姓最喜欢的。那时香烟洋画大量印制成套的戏剧人物，一个画面就是一出折子戏。老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哈德门牌香烟里就曾放过系列京剧洋画，什么《二进宫》《四进士》《八大锤》《宇宙锋》《连环套》《群英会》……“戏中人物表演动作栩栩如生，服装、化妆、道具入木三分”，全套76枚，一出来风靡全国，除了烟民，不抽烟的人，老幼妇孺都一盒盒地买烟、一张张地攒画。

《哼哈二将》，郎绍安作品。

北京人对京戏的痴迷，曾让厌恶京戏的周作人感到“道地的绝望”，他说连“白昼无聊以及黑夜怕鬼的走路人口中哼哼有词，也全是西皮二黄……可知京戏已经统治了中国国民的感情了”。但就在同一篇文中，还写了一句话—“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中国人很有这样的精神”。

想来，这样的精神本无所谓好坏，但如果一定要走夜路，那几句“皮黄”能为夜行人驱走些心里的怕，多少也是种精神上的安慰。古人说：“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弦歌于读书人是教化，是精神的传承，而京戏对于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呢？再说到郎绍安，从连吃都不够的粮食里挤出一点白面，在动荡的时局中静心于一门手艺，面人儿手艺于他，就是指上之弦歌。

“以面人儿为职业，靠面人儿安身立命”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28年6月28日定都南京，一迁都，北京改北平了，日子好过了吗？“自去年以来，北京城里的市民，就成了冷水打鸡毛，越过越少。”“我们见着商家，只一谈起来，他便愁容满面地说，市面穷。在这市面穷三个字里，包含着无限的焦虑与痛苦。只觉得前途是不得了，环境是无办法，要埋怨也埋怨不了谁。所以实实在在地说一句话，就是市面穷。”

1928年阴历年正月初六，《世界晚报》上有人替北京的小买卖人发愁：“去年阴历正月，老是刮大风，那个露天娱乐场的厂甸，刮得没个人影，摆摊子的人，都是叫苦连天……再说到目前三十晚上的爆竹，本来就大大减少，老百姓过年不乐，也就可知，逛是一定随便的了。偏是老天爷初三下起大雪，一下三天，好容易晴了，又吹起北风来。眼见今年厂甸的生意，又去了一半，以后如何？还不可知，我真替做小生意买卖人发愁。”

《东郭先生与狼》，郎绍安作品。

到了1928年的中秋，连兔儿爷都稀稀落落。“往年过了八月初一，兔家兔眷，一望无隙……这年头儿，大家天天只愁着饭没法儿到嘴，谁还有闲工夫来捧兔儿爷。”兔儿爷都寥落如此，人何以堪？

老百姓生活苦，饭也吃不上。达官贵人，倚仗权势，买东西不给钱欺辱人，咱们惹不起他。所以手艺学成了，也时常挨饿。捏出的东西价钱定高了卖不出去，定低了不够工夫钱。旧中国的艺人呀，常常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就改行了。可我舍不得扔下手艺。

不管酷暑严寒，暴雨风雪，我总停在街头巷尾或牌楼檐底下。五颜六色的面塑作品，倒也曾吸引过无数儿童的围观笑闹，却很少有人花钱购买。——郎绍安

这样的辛酸，多少手艺人都经历过。作家废名在隆福寺、白塔寺遇见过那瘦高的唱戏人，唱完之后每每骂人没有良心，说“我这也实在不容易啊”，因为听戏的人不给钱，一到收钱就全散了。作家果轩在家门口为孩子买豌豆粉、江米糕，豌豆粉转眼捏成了小鱼小兔子，江米一分钟就蒸成了梅花样的糕。“一个铜板买这样多把戏看”，“我诧异他那繁杂的手续，但并不见有几个小孩子买他的糕吃，况即买也不过一两个铜板，然则这种艰难的生意，又如何来维持他的生活呢？”

赚不出钱来，怎么生活呢？师傅赵阔明说：“咱们不如去当兵吧。”我也没什么牵挂，当时就答应了。师徒二人走到天桥碰见了熟人，听说我们是去当兵，当时就劝师傅不要去。还说什么师傅家他姐姐不知道，我家我爸爸也不知道。去当了兵，家里找他要人怎么算。师傅一想又犹豫了。又由天桥走回西四，饿了也没饭吃。我看着大兵穿着军装吃着馒头，我就跟师傅说：“咱们还是当兵去吧，干什么听人一劝又回来呢？还不是没生活，当兵反正有吃穿。师傅要是不去，我就自己去。”师傅一想就同意跟我去了。

我们就来到西什库那儿。在光明殿一带报名。人家一看我们都年轻力壮，宽肩膀，挺胸脯，挺精神，就同意收下，让我们等着检查身体。这时候一个当兵的问我们是哪儿人，干什么的。我们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是本地人还来当兵，有手艺当兵干什么？”他又说他是武汉人，离家远回不去，这次要打南口了（当时占着北京的张作霖正跟吴佩孚联合起来打冯玉祥），招兵买马拿人堵枪眼，一个也别想活着回来。一听他这样说，我和师傅也不等检查，赶紧溜。听见当官的在骂，我们也顾不得，忙忙地快跑了。

当兵不成怎么办呢？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我挣不来一顿饱饭，一边捏面人儿一边拉洋车对付着过。我十八岁的时候经人介绍到消防队干事。头三个月不给钱，到第四个月才给钱，一个月八块，还扣了三块五的饭钱。干了三年，到二十一岁不干了。收拾了工具再捏面人儿。——郎绍安

在消防队的三年，郎绍安并没有放下面人儿，一直琢磨一直练。“以面人儿为职业，靠面人儿安身立命”才是他的愿望。既然北京捏面人儿挣不着钱，他就想外地兴许成。

二十一岁后，我收拾工具去青岛捏面人儿。在青岛，我寄居在辽城路，南全胜里一个朋友家。我背着工具箱，有时去东镇、西镇赶集，在集市上捏戏出儿卖；有时阔家主死了人，请我去大饭庄做祭席。中山路商店前，黄岛路菜市上，都有我的足迹，大街小巷，我都走遍了。在青岛就靠着捏面人儿生活。——郎绍安

有一回，郎绍安在一家大饭店门口捏面人儿，一个大官儿看见了，叫进去。大官说要给蒋介石祝寿，让他即席捏一个八仙庆寿。郎绍安也没含糊，当场捏了出来，那大官很满意，留下了作品，至于是不是真给蒋介石当寿礼就不得而知了。

在青岛，郎绍安没干过别的，这是他第一次完全靠卖面人儿养活自己，也是他靠面人儿闯江湖的开始。他的工具箱上放有一块铜牌，上面刻有“郎绍安承做面人坚固耐久”这几个字。街头捏人儿时，人们看到铜牌时，就知道郎绍安的姓名。在青岛过了三年，郎绍安手艺精进不少，二十四岁时，他决定回家，那时的北平好像有了些转机。

《打糖锣》，郎志丽作品，宋朝晖摄影。

1933年底，时任北平市长袁良主持制订了自1935年1月至1937年12月的“市政三年建设计划”，希望通过修建道路、疏浚河道、修复古建筑、改善公共娱乐场所等措施，发展北平的旅游业。1934年胡同立了牌子，1935年各个牌楼一律重修吸引游人……郎绍安日日经过的景德街牌楼、西四牌楼也焕然一新了。

也许多少借了点北平发展的这个势，1935年，郎绍安的作品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北平物产展览会。一天，市府袁良、邢大安、冷家骥等人看了他的现场表演后，颁给他一张奖状，上写“评定及格，应给一等奖”（后来，这张奖状在“文革”中被他自己烧了）。

获奖之后，郎绍安又遇到一件事，那是他在苦日子里难得一次的高兴的回忆。

《锔碗》，郎绍安作品。

那年冬天赶厂甸，来了个烫发、穿翻毛皮大衣的女人。她拉着一个孩子，孩子穿着绿毛衣毛裤，手里拿着大糖葫芦、风车、气球。她让我捏她们母子俩。我当时就捏出来，还像模像样。人家特别满意，看到我铜牌上写的姓氏，就称我“面人郎”。我的面塑这时有了些成就。——郎绍安

在厂甸做的这件作品成了我父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后来又根据这个改成一个拉洋车的，上面坐着一个妇女，手里拿着两大串糖葫芦，后背还压着一个十个轮的大风车，虽然没写着是厂甸，但叫人一瞧就是刚逛完厂甸坐着洋车回家了。那之后，“面人郎”的美称就到处传开了。——郎志丽

手艺人，把你从事的行当后面加上姓，比如泥人张、风筝哈、葡萄常，那不是随便叫的，那是响当当的名号，手艺得好。按冯骥才的话说就是：“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待着。”所以，尽管郎绍安学艺之初就做了箱子，箱子上写了自己的名字，但那时的他却还不能叫作“面人郎”。如果说青岛是郎绍安靠面人儿闯江湖的开始，那自厂甸这次后，北京三百六十行里，手艺人的江湖中就真正开始多了个名号—面人郎。

厂甸可真算是郎绍安的福地

在北京平时下街，一面捏人儿一面卖。到过旧历年时就赶厂甸。厂甸在清末以前就有，那里吃的、用的、玩的样样都有卖的。平常人逛厂甸，是要花钱买东西，买卖人、艺人是要趁着厂甸卖钱维持生活。我平时做出的面人儿没卖净的，这时都拿出来卖。少则五六天，多则半个月，就能把一年的存货都卖光了。卖完这些以后，就得现捏现卖了。除了戏出儿、佛像以外，看到什么就得捏什么。捏得好，人家看着新鲜、满意，才能给钱。——郎绍安

厂甸也就是琉璃厂。“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外，街分东西，与南北之新华街十字交叉。本名海王村，明代因其地有工部所属之琉璃窑，故称琉璃厂。厂甸，原指窑前一片空地，后遂直呼琉璃厂为厂甸。”平时，这里是书籍、古玩、字画的集散地，到了正月初一至十五就成了全城最大的集市。而逛厂甸则是老北京人过年的固定节目。

厂甸集市兴起于清乾隆年间，它的盛衰也算是北京城经济的晴雨表。1928年那个春节生意去了一半，到1930年代以后渐渐变得不一样了，往日的热闹劲儿又回来了。“摊一个连一个，拥挤，人要的正是这种热闹的气氛。人也拥挤，因为各色人有各色所需，都不得不来。妇女和儿童要吃，吃艾窝窝，喝豆汁；要买玩具风车空竹，不等，兴尽，要举着一米长的大糖葫芦回去。”

这其中，玩具更是多到不可胜数，耍货本就是厂甸的最大特色。“杂陈两道的摊子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耍货，如：空竹、地轴儿、江米人儿、吹糖人、泥人、泥模子、猴戏、鬃人、手推蝴蝶车、大鞍车、铁皮罐头盒做成的鸡啄米、竹木刀枪、鬼脸、戏剧花脸、胡子、小泥鸟登枝、纸蝴蝶、九连环、竹蛇、彩绘蛋壳、蜡鸭子、蜡金鱼、蜡瓜果、玻璃葡萄、玻璃瓜果梨桃、各种料器飞禽走兽、布鞋、布老虎、西洋景、转花筒、氢气球、金鱼缸、袖箭、弹弓、高粱秆或砖料做的楼台殿阁，以及各种花炮、灯笼，不一而足。”这些个现在听说过没听说过的玩具，厂甸都有，春节去那儿的商贩近千个，卖玩物的就有二百多，这里面就有郎绍安。

《剃头》，郎绍安作品。

厂甸可真算是郎绍安的福地。在这里，第一次有人叫他面人郎；在这里，他的面人儿在众多“耍货”中大受欢迎，一年的存货都卖光了。而且他肯定想不到，二十多年后，1963年的春节，他的女儿也在厂甸，展示面人儿手艺，大照片还登上了《人民画报》，这是后话。此时，还没出正月，郎绍安又琢磨着一件大喜事。

正月里探妹啊正月正，

我带着小妹妹去逛花灯。

逛灯是假的呀，

妹呀试试你的心呐，

一呼呀呼嘿……

这是旧时庙会上卖花人常哼唱的一首小曲儿，不知郎绍安听到没。但那一年春节，他一定心情不错。

古老的北京，我都走遍了，也积蓄了一些钱。二十八岁这年赶厂甸卖了不少钱，将历年积蓄的钱凑起来，我们在院里搭了个棚，请亲朋好友吃了顿饭，算是办了终身大事。我的妻子叫赵淑清，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妹，比我小十一岁。

——郎绍安

搭大棚，贴喜字儿。

牛角灯，二十对儿。

娶亲太太两把头，

送亲太太大拉翅儿。

八团褂子大开褉儿，

四轮马车双马对儿……

这是旧京旗人办喜事的歌谣，郎绍安成亲时虽然没有这样的排场，但也算靠着自己的双手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立业成家，日子眼见在往好的方向走，谁想到，马上又不行了。仅仅过了半年，因为生意不好，郎绍安就不得已放下新婚的妻子，离开了北京。

第一代面人郎郎绍安与女儿郎志丽，李长捷、孙宝素摄影。

江湖上就有了一号——面人郎

1936年，可能是北平沦陷前最后的“繁荣”。1936年12月，宇宙风社出版《北平一顾》，全书最后一篇文章中说“据报载北平今年游人特别的增多”，原因是可能有今天没明天—“国人大有眼看山河变色，如此锦绣江山，不知尚能保存几时……”之感。还说北平是“未来的失地”……至全书最后几个字直接落到—“于危城中”！果然，7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成了失地，民国政府的那个到1937年底才完成的市政三年建设计划自然也随炮火灰飞烟灭了。

回到开篇的那个问题：自从北京变成了北平，十年里，北平经历了民国的黄金十年，郎绍安经历了人生的两件大事—立业、成家。民国的黄金十年就是郎绍安的那个黄金时代吗？这个“黄金十年”于国家、于北平，始于市面穷而终于危城一座，于郎绍安从苦练手艺到最后背井离乡。答案似乎不那么肯定，可是，也是在这十年里，作为手艺人的郎绍安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变—开始是为了吃饭学个手艺，因为只有捏得好才卖得出去，逼得他苦练技艺；当他因为痴迷磨练技艺而忘了自身的处境时，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有技艺的手艺人；而当他又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对自身处境，身边的人、事做有意的观察并通过自己的手反映出来时，他就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有“匠心”的手艺人了。最终，当有人把姓氏和行当连在一起称呼他时，江湖上就有了一号—面人郎。

晚年郎绍安与女儿郎志丽。

面人郎的称号是靠真本事赢得的，而唯有真本事才是真正靠得住的。时局动荡中，张恨水曾写过篇文章叫《瓦片也靠不住》（瓦片，北京人指房屋不动产），“说来说去，还是各人预备一点儿本事好，东方不亮西方亮，本事是可以带着跑的，并不受地点的限制”。唯有真本事是可以带着跑的。新婚不久，于危城中，有手艺傍身的郎绍安决定去上海十里洋场闯一闯。

本文选自《我在北京捏面人儿》，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口述/郎志丽 陈永昌

原文作者/吴欣还

摘编/何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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