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穷过的人不会懂事（没穷过的人不会懂）

文 |泉涌君 · 主播 | 赏新晴

亲爱的各位书友好，今天，我们继续共读《中国通史》第九篇，第四十七至五十章，212-228页。

思考题：中国经济从北向南转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从唐朝到明朝南北方经济的变动

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家，国家税收主要依靠生产粮食和纺织业，因此我们将从这个方面，了解从唐到明，中国经济的变化。

先说漕运。

唐代安史之乱之前，中国经济的支撑点偏重于北方黄河流域。

到了宋朝，宋代建都汴京，主要因素就是迁就漕运，汴京周围水路发达，总共有四条漕运路线向汴京输送粮食。

北宋时，国家税收尚且依赖南方，到了南宋，税收重心更是落到了江南地区，税务增加，而土地变少，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开始加重。

元代建都燕京，粟米来源依然依靠江南地区，还创造一种海上漕运，从海上将粮食运到北方，元世祖时期，海运粮食达到二百五十多万石。

明代的漕运经历了五次变化，首先仍然是河运，通过长江进入淮河，再运往黄河，然后到达北方；其次是海陆兼运，陆路漕运通道也开始普及；之后是支运、兑运，最后是改兑。

明朝时用于漕运的船有一万一千七百七十只，官军十二万人。

当时北方供应的粮食只有南方的五分之一，中央全靠南方供应粮食，每年支出的运费也非常庞大。

到了清朝，南北方漕运差距更加明显，清代额定每年漕运四百万石，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南北方漕运比达到南十北一。

可见从唐到明清，中国经济重心已经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说完漕运，再来谈谈农业税收的另一个大头——纺织业。

中国的桑蚕最早也起源于北方，春秋时期，就有很多地方用“桑”字作为地名。

隋唐时期，纺织业在北方很繁盛，当时的江南还没有桑蚕养殖和纺织业。到了宋代，汴京的纺织物，颇有名气。

桑蚕纺织业的南移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时，绢税已经是南多北少。

到了清代，全国只剩下江宁、苏州、杭州织造。

也就是说产丝绸的只有江苏、浙江两个省份，彻底完成了由北向南的转移。

那么，造成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南移的原因

钱穆认为中国经济文化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主要原因有八个：

一是黄河易生水患，而且多次变道。比如周定王晚年、王莽建国三年、宋仁宗庆历八年等，黄河共发生六次决堤，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二是政治腐败，河工贪腐渎职，导致疏浚河道不及时，以至于政府花很多钱却收效少。

三是当时宋辽对峙，边境经常生乱，百姓无法安定，影响农业生产。

第四个原因类似，宋不仅和大辽对峙，还和夏对峙，所以整个北方农业生产区都受到严重影响。

五是金人统治时期，政治退步，北方农村人口被抢去当兵，荒废了农业。

六是蒙古吞并金国，破了河南、河北等州郡，两河流域以及山东地区被蒙古军队屠城，人口损失严重，钱财、牛羊等被洗劫，城屋被烧毁，生产力都南渡避难了。

七是元代政治黑暗，军队要屯田，寺庙要屯田，于是军人和僧侣会侵占农民的田地，造成农业人口流失。

最后一个原因是连年征战，北方很多地方已经化为废墟，极其萧条，已经没有人愿意在此定居和生产。

综合上述的种种原因，北方已经没有汉唐时期的鼎盛气象，故中国经济重心南移。

宋元明三代的学术

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后，贵族门第开始衰落，由于学术文化传播更加广泛，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公卿。

民间出现了许多藏书家，读书的人多了，书院也随之增多，因此宋朝时学术氛围很浓厚。

宋初的读书人是在寺庙里面借读，后来出现了很多仿造寺院规划修建的书院。比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等。原来私人聚徒讲学慢慢变成了书院讲学。

而且宋朝的读书人地位很高，讲学自由，宋朝的学者讲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会、国家等方面的内容，而不讲佛教道教的出世长生之道，也不讲霸道的君王将相事业。

宋代自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已经觉醒到要改变现实，应该先从教育入手。

因此心中有所抱负的读书人都走上讲台，向学生讲学。讲学需要讲堂，有了讲堂，又需要讲义。由于来听的人程度不同，时间也不固定，因此讲学分为了两派。

一派是陆象山教法，主张因人施教，直指本心。陆象山学派传承自二程兄弟，程颐程颢主张人静坐，就是好学，重视语录。

另外一派的代表朱熹，朱熹认为选几本重要的书，一直讨论和不断讲说，就可以让学生明白。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了后来元代录取士人的准绳。

讲学再发展到王阳明时候，王阳明提倡良知之学。讲学的人不必到书院，只需要几次谈话就可以了，也就变成了非学校的社会化公开讲学。

宋明两代共六百多年，除了宋庆历、熙宁以及明朝洪武和永乐年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

而社会上的学术氛围日趋浓厚，对教育的要求也要与时俱进，因此，宋明时期的儒家讲学风潮非常繁盛。

有书君语：本周我们共读的书是《中国通史》，钱穆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史学和文化学专著多达80余种，逾1700万言，在国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

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明清，从理学到文学，从经学到政治，无一不通。尤其是其早期代表作品，不仅开一代风气之先，也让后人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史学架构可能企及的思想认识高度，至今在港澳台及海外几乎无出其右。

钱穆是难得的深入人心的讲史者，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所幸，这第三度讲授底本，终被一个叫叶龙的学生给记录了下来。

钱穆版《中国通史》这一尘封多年的通史经典，必定为万象纷乱的读史热潮注入一股清流，它或许不是最周赡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怀的中国史。这本讲稿的价值如何认定尚未可知，但其之于“钱学”，以及它背后那份对于中国史的温情与敬意，无疑颇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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