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生饭还能做熟吗（历史这锅夹生饭）

马向阳/文

1840年8月30日，文渊阁大学士琦善作为清政府特使，行色仓皇地从京师出发，受命赴天津和英军代表谈判。此时的清帝国，还在延续百年昏睡旧梦中，而早在这一年7月，八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远征军攻陷了浙江舟山，之后一路北上，途中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抵抗，舰队径直抵达天津白河口。

黄粱梦醒，第一次听闻坚船利炮的清朝皇室，已成热锅蚂蚁。而特使琦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先稳住英军，千万不能让这些蛮夷之徒长驱直入京师，有损大清帝国的颜面。

从巨额赔偿、道歉，到惩罚林则徐这样的“鲁莽之徒”，除了“割地”（这样的重大决策需要皇上拍板）之外，面对英军提出的各种条件，大学士琦善几乎都一一承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英军尽快从京师引开，越快越好，将他们引向南方。

9月15日，得到承诺的英国军舰挥师南下，驶向广州，清皇室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的故事，是今天中国人学习近代史时非常熟悉的一幕——在清军和英军打打停停不断试探中，琦善在广州再一次亲眼见证英军坚船利炮的威力后，在给道光皇帝的私下奏折中，一次次地反复渲染一种恐怖场景——英军在占领虎门之后，这些蛮夷之徒必将占领广州城，然后大开杀戒，到那时大清子民必将血流成河，天地为之恸哭！

百年后，现当代史家对于1840年发生的这一幕有着完全不同的陈述和观点。按照历史学者陶元珍的观点，在琦善身上，可以看到清王朝许多皇室成员和大臣的影子，他们一方面对宗室失之诚实（有时因为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对强敌又“不免卑屈”（除知晓船炮利害之外，对外面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原先主缴鸦片的琦善在天津第一次亲见白河口英军的“船坚炮利”后，立即派一个名叫鲍鹏的广东人去广州虎门口穿鼻洋，向驻扎在那里的英军私下求和，求和诚然是不得已之城下之盟，但鲍鹏不光是个长期吸食鸦片的大烟棍，还是一个在鸦片江湖里和英国商人有着许多私下勾连的汉奸。琦善的昏招可以想见。

另一位近代著名史学家蒋廷黻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琦善固然是清王朝中一个屡见不鲜的庸碌俗吏，但在外交方面却称得上“远超时人”，在经历一番审时度势和权衡利弊之后，他力避将衰朽帝国引入战火中，不失其眼光之远卓。要知道，在1840年帝国昏睡的年代，许多成天嚷嚷的主战派的遗老遗少们，连大英帝国的军舰长什么样还未曾见过。

当代历史学者马勇的看法更引人深思。他认为，按照蒋廷黻的推论，假如当年的文渊阁大学士琦善没有发挥出他的理性精神，而是沿着主战派林则徐的路径行事，正面选择中英大战，战则必败，败必速和，速和不仅使得中国损失大幅减少（或许能避免割让香港给英国等），最重大的利益在于，中国缘此可以至少提前十二年走上维新之路，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要知道，这样一来中国就比日本提前了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和波折。

《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

马勇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2年9月

在马勇新著《叠变》一书中，作者用了“先驱者的悲哀：中国坐失二十年”来形容鸦片战争这一幕。诚然，历史进程无法假设，历史事件又充满了太多的迷思和诡谲。最使后人喟叹的是，鸦片战争并没有震醒大清帝国里的“装睡者”，割地（割让香港）、赔款（一千二百元洋钱）、五口通商，对于一个不差地也不差钱的昏昏帝国来说，实在不过是“小菜一碟”。

帝国仍在故旧春梦中，梦中人却开始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鸦片战争一役，清帝国表面上只留下毫发之伤，但战争中两派人物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主战派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主和派琦善也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随后又被判处死刑,后来清政府认识到形势变化，才撤销其死罪。

在1840年以来的清帝国风雨飘摇中，大多数时候皇帝也战和莫定，其他人物受限于个人认知或私欲驱使，更是莫衷一是，只能看上面的脸色行事。用马勇的话来说，从1840鸦片战争爆发到1915袁世凯帝梦覆灭，短短75年的近代中国之演进过程，就像一出让人应接不暇、情节密集的连续剧，从鸦片、枪炮、维新、变法、新政、宪政、共和，直到民国成立，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几乎走完了英法等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各种主义、思潮和历史事件重重叠叠，不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杂列其间，从不变、慢变到激变，从复古、维新到革命，在高度压缩的逼仄环境里，不同社会力量和思想观念纷至叠加，变数横生，歧路蔓延，最终这一段历史也成了一锅不生不熟的“夹生饭”。

“变天”和“变历”之间：摇摆的秩序

中国近代史这锅夹生饭，其最显著的“夹生”特征，表现为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在“变”和“不变”、“渐变”和“速变”、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来回摇摆，而这种摇摆也催生了一种半新半旧、亦中亦洋、东西杂陈的“夹生”样式社会秩序和风貌。

再向前追溯，这一点连当年的最高掌权者康熙皇帝也不例外。康熙帝在上任之初，也继承了其父皇的精神遗产，一度对在华的传教士优礼有加。

1644年，在华传教24年之久的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此后他制定的一部新历书《时宪历》，由顺治皇帝于第二年正式颁行。在康熙帝任上，他也任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接替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沿袭了清廷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1634年，汤若望还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这部浸润了西学智慧的历书，共计46种137卷，汤若望用心之深，可见一斑。曾经受洗入教的徐光启这样盛赞过汤氏这些开一代风气的西洋传教士：“泰西诸君子，以茂德才上，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心于士大夫也……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世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不可易也。”

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的确为封闭故塞的帝国带来了难得一见的科学灵光。1638年，明崇祯曾御赐汤若望“钦褒天学”四字，褒奖其在华传教事业，1845年，顺治帝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并称赞汤为“麻法”（满语意为“可敬之父”）。

康熙帝在追随西学方面走得更远。他不仅让传教士南怀仁主持了康熙永年历的制定，还支持他用西方技术铸造大炮、制造天文仪等重大国家行动。除此之外，康熙本人也亲炙西学，每天都要在上午和下午额外安排出一部分时间，专心钻研西学。当他发现朝臣们对西洋历法一无所知时，更是全方位地发起并参与了当时世界上工程量最大、最精确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以及《皇舆全览图》的编定，而这一采用西洋方法实施的“国之大者”工程，竟耗费了康熙三十余年的心力。

马勇在分析1840年天下既变之前的西风东渐时认为，早年传教士带来的科学之风，的确拯救了心学、朱学及整个儒学体系“说玄说妙”、“好高骛远”的虚弱无力，而西学避虚向实、事事求证的严谨穷理，也的确发挥了“补儒易佛”、矫正时弊的重要社会影响力。

随着西学于中国社会影响日深，帝国衰朽传统的反弹也来了。1664年，帝国正值多事之秋，年幼的康熙皇帝才10岁，四大摄政王之一的鳌拜野心膨胀，意欲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年的9月15日，来自安徽的杨光先上书礼部，指责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历法测算不准，控告其利用遍布全国之“百万信徒”盎惑人心，意欲谋反。鳌拜利用这个机会，报复早年汤若望对于康熙幼帝的辅佑之举，次年，汤偕其他七名钦天监中国官员被判决凌迟处死，另有五人问斩。

杨光先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禄蠹腐儒，对于西方和西方文化有着一种本能的先天性厌恶。此案发生后，全部教堂被封，内地传教士悉数被逐往澳门。杨光先将自己的一系列反对传教士的文章集结出版，名为《不得已》，以图为自己开脱罪责。在这部充满偏激迂腐和非理性暴力的作品中，杨光先的核心立论只有一句话：“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理由很简单：“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

保皇位，还是保西学？是支持洋人变天下，还是支持洋人变历法？杨光先们的责难，在当时应该没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反击。文化交流一旦被政治化，汤若望们焉能不败？

爱其术与惕其本：跛足的变革

杨光先们的“不得已”心态，在当年也是一种流行心态，酷爱西学的康熙帝在他成年之后，也于1717年诏令天下，禁止天主教教徒在华传教，“免得多事”。马勇认为，这正是“严华夷之辩”的传统幽灵在中国士大夫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之阴影投射，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一种惯常心态：除了徐光启们的折服之外，还有惶恐之窘态，以及非理性的本能的排斥和反抗。

这一集体无意识潜藏之幽深曲折，延续在后来的洋务派和维新变法等一批社会精英身上，就是时时无法拂去的道术之争、体用之争和中西文化之争：除了洋枪洋炮之外，西方的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华夏该如何面对？如果说1840年之前康熙帝和他的帝国臣民们还在面临“变天下”还是“变历法”的变与不变难题，那么经历鸦片战争、甲午之争和种种国难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面临的是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变已不再是问题。但如何变？是渐变还是速变？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变术还是变道？

在术所代表的技术，和道所代表的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面前，包括梁启超这样的启蒙者，也常常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摇摆。知识分子们在向西方学习时爱其术与惕其本之间的两意彷徨，注定了维新和变法是一次接一次跛足的社会变革。

在一大批被道术之争而心理撕裂的社会精英中，国民党的重要组织者宋教仁是一个异类。宋教仁被马勇称之为19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生于1882年），他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的“道术之争”：从早年“同光新政”的短暂辉煌，到甲午、马关之后的维新之光，再到经历义和团战争之后的新政改革。在道术之争的时代分裂之洪流中，宋教仁既没有表现出革命党人的过分狂热，也不是旧阵容中迂腐的天真改良者，作为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晚期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借助宪政立法，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和一系列全方位的社会制度变革。

宋教仁早年以一部揭露日本篡改历史、觊觎中国领土的天才作品《间岛问题》作为“投名状”，得到了袁世凯的激赏，后者答应给予宋“四品大员”的高级干部身份，可以跻身体制内，奈何宋教仁对当官并无兴趣，他当时已经从早年的激进革命者，演变成为一个有着深谋远虑的宪政推动者。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准备在上海车站上车去往北京时，三颗子弹击中其胸膛。次日凌晨，宋被宣告不治身亡。

被罪恶和阴谋一同击中的还有行进中的中国文明之步伐。宋教仁之死，最后追查到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究竟谁是最后的幕后黑手，至今犹为悬案。毋宁说，谋杀宋教仁社会理想的，并非只是袁世凯这样的有着帝王梦想的国贼，当年宋教仁所代表的建制派们，依旧是极少数的具有前瞻眼光的先驱者，他们生不逢时。毕竟，一个民智大开的文明社会，才能真正接纳那些全新的、进步的、包容的社会改革理念，在这样的社会到来之前，所有的道术之争、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都只是社会舆论之争。

而宋教仁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人民公敌”的位置上。1915年，袁世凯被“恭戴”成为“中华帝国皇帝”，当年的维新人物杨度成立了支持君主复辟的“筹安会”，而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陈独秀，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一个旧时代正在落幕，新启蒙时代呼之欲出。

《叠变》中关于这一段段“步步惊心”、又让人一步三叹的历史叙述，堪称是历史学者马勇的“述志之作”，书的副标题叫做“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作者有意截取了一个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截面，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袁世凯的帝梦幻灭，昭示了一个东方帝国走向共和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和变迁。

在中国近代史这75年最激荡动乱的时代里，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从不变、慢变到激变，从复古、维新到革命，直到今天，马勇也试图在追索我们的“时代之问”，在一个逆全球化烽烟四起、国际政治重回到大分流的重要时刻，翻开《叠变》这本书，从当年的思想纷争、道术之争和社会秩序变革中，人们或许可以从历史幽深曲折的大河深流中，细致辨察其痕迹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