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生平唯一一次求人(一次私下举办的戏剧演出)

1689年8月,洪昇和自己的一众好友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只是因为看了一场《长生殿》的表演,竟然令众多文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不仅作者洪昇的国子监监生被革去,年仅28岁的著名诗人赵执信也被罢官,终此一生再也未能取得功名,另一个著名文人查慎行也只能更名之后才能继续应考,受此牵连的文人多达50余位。

当时,京中流行着一首诗来感叹此事:

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那么,这首词调双美的《长生殿》出了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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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殿》对爱情故事有选择性地宣扬,背后有深意

《长生殿》主要讲述的内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是经过了洪昇删改的。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这部戏剧大体上是参考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而情节上的点染主要是依据《天宝遗事》、《杨妃全传》。而在采用这些内容的时候,完全删除了关于杨玉环个人“淫秽”的事迹。

也就是说,洪昇在《长恨歌》传奇中所塑造的这个“李杨”爱情故事,非但完全抛弃了批判性的内容,更是对二人的情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康熙生平唯一一次求人(一次私下举办的戏剧演出)(2)

可以很明确地讲,《长恨歌》就是一部“讲情”的戏剧,这一路数和汤显祖是同出一源的,所以又被称为“一部闹热《牡丹亭》”。

洪昇正是借着汤显祖《牡丹亭》中死者因情复生的前科,为唐玄宗和杨贵妃二人于天界重逢找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依据,生死也无法隔断“至情”,高度赞扬了这种爱情的美好。

然而问题就在于,《长生殿》的主角不是普通人,而是帝王后妃,所以它绝对绕不过“安史之乱”这一历史事实。

就在这个环节里,洪昇的《长生殿》出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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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帝王后妃的家事,那么就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来描写,其中必然会掺杂着儒家传统的人性观,它的故事就不能显得太离奇,也不能将男女之间的欲望表露得太明显。

洪昇所找的切入点就在夫妇之间的伦理,他认为李、杨二人的爱情是夫妻之间精诚所至,终结连理的自然结果,是符合人性人伦的,这就与“三纲五常”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帝王家事的“三纲五常”,必然会与“安史之乱”里忠臣孝子的情节联系起来,洪昇为了歌颂夫妇之伦,就将之与君臣之义一同讴歌,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了忠臣志士抗击叛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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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昇在第一出里白纸黑字地写道:

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

夫妇之伦和臣忠子孝,是封建道德的根基,宣扬这样的观念并无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时间节点极不合适。

《长生殿》写于清朝建立之初,此时国内依然有着大量的明代遗民,“反清复明”浪潮暗涌,而台湾也刚刚平定不久。洪昇在此时写下并上演这样一部歌颂“臣忠子孝”的传奇,还借着反击“安史之乱”的历史掌故,足以拨动清廷的敏感神经。

恰好,洪昇和他邀请来一同观看演出的文人们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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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有可无的借口,背后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洪昇等人获罪的原因是,在国丧期间演出,犯了大不敬。听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严苛,这就是一个“借口”。

洪昇等人并非是去专业的演出场所观看公开的娱乐演出,而是众人凑份子,请了一班伶人来洪昇自己家里私下表演,而表演的内容也是洪昇自己创作的戏剧。

虽然认定其违反了“国丧”规定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样的行为也构不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这50多人受到牵连,甚至有人被终生革去功名,就显得过于严重了。

这件事情在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但很多人认为,洪昇等人之所以获罪,是受到了“南北党争”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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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问题在清代前期很严重,是明末党争的复燃,顺治也对此感到棘手,康熙即位之后虽然消灭过鳌拜等朋党,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弊病,形势反而越来越复杂。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其本民族人口较少,不得不大量启用汉人,这就导致了“朋党”问题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糅合到了一起。

此时“南党”以徐乾学为首,“北党”以大学士明珠为首。《长生殿》的创作者洪昇与南党高士奇等人来往密切,这次事件是处于弱势的“北党”发难,康熙借此机会平衡南北的举措。

所以,这才有了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的说法,而恰恰《长生殿》的有些内容确实也表露出支持“党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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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说过,《长生殿》里的杨玉环并不是历史形象,而是经过洪昇“洗白”后的艺术形象。这个过程并非仅仅是删除了杨贵妃的“黑历史”,还将其缺点予以美化。

《长生殿》在描写后宫生活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将杨贵妃的得宠与其他妃嫔的失宠对立起来,并且将杨贵妃“善妒”的性格解读为“争宠”的手段,而“争宠”的行为却是“生存”的必要。

所以,杨贵妃逼死另一个宠妃江采萍就有了“合情合理”的说法,双方是绝对不能共存的,即所追求的都是“专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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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情节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南北党争”的社会现实,似乎剧中得势的杨贵妃与失势的其他嫔妃都有所影射,而江采萍的死与唐玄宗对杨贵妃“情深妒亦真”的评语就显得异常刺眼了。

除此之外,从作者洪昇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从一个累叶清华的仕宦人家,经历了获罪、流放、赦免等家道中落的遭际,也萌生了比较明显的民族情绪,写下过诸如“白头遗老在,指点十三陵”、“童竖休樵采,枝枝总旧恩”等诗句。

所以,关于《长生殿》的创作目的很难说是否掺杂着其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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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无论是《长生殿》中不合时宜的“臣忠子孝”,还是南北党争下的含沙射影,抑或者是洪昇个人思想上的转变倾向,都使得清廷对这部戏剧产生了忌恨的情绪。

从这一现实来说,洪昇以及这50余位文人的遭际,就显得微不足道且理所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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