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创新创业失败案例（光谷创业群落中有群）

图为：晏文临介绍在他的众创空间诞生的智能门锁。

图为：何萌在自己的电脑前工作。

图为：赵起（右）和员工一起在工作中。（本文图片均为记者张朋摄）

湖北日报讯 记者 周呈思 实习生 李婉婷 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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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圈中有句名言：成功不可复制，失败才最值得学习。

7月28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促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决定》，旨在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法治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关注尚未成功的大多数，在光谷这片创业沃土上，本报记者寻访到他们中的几位代表。

“创业老兵”晏文临———

不忘初心，才能勇往直前

“在这里，只怕没人比我更有资格来谈失败这件事儿。”

一身便装的晏文临，镜片后透着理科生那股琢磨劲儿。在过去25年，他8次创业，7次失败，经历过令人羡慕的事业巅峰，也舔舐过数不清的屈辱和伤害。

1992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有色金属专业的晏文临从工作单位下海，开始首次创业，在武昌广埠屯最早的“电脑一条街”倒卖整机，一年后赚到第一桶金9000元，当时高兴坏了。

好景不长，随着互联网发展和信息公开，“倒爷”生意做不下去了。被迫转行的晏文临利用一家打字培训机构晚上电脑闲着的空档，自学编程，居然开发出一套专业的MIS（管理信息系统）。他卖给客户，并根据客户反馈不断修改完善，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软件开发出来后，被上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看中，他赚了20万元。他在上海一待就是7年，专业软件卖给当时最大的汽车配件公司60多套，又将北京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做成了上海第一。到1998年，他的账上已有100万元积蓄。“有钱了！”晏文临拿这笔钱开始第三次创业——互联网传真。互联网传真当时属于中国电信的垄断业务，随着一纸红头文件，原本正当的生意成了非法经营。项目惨遭夭折，他亏损70多万。

加上一名员工拿走了软件核心技术，仿制产品后自行销售，晏文临心灰意冷离开了上海。

回到武汉后，他倒腾起计算机硬件，硬着头皮打工半年，不安于现状的他又筹措一笔钱，北上入京，参与一家旅游电商的创办，这是他第四次创业。可是，因创业者和融资方的冲突，晏文临被挤出局。

这次经历，引发他思考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关系。“商业跟资本有根本利益上的结合需求，但资方的逐利和创业者的‘情怀’是有内在冲突的，引入融资的时候必须懂得平衡之道。”

晏文临不愿就此结束“北漂”，他在北京进行第五次创业。然而，长期两地分居、一连串的事业颠簸，最终击垮他脆弱的家庭。这次创业，伴随着一纸离婚协议而失败。

2006年，晏文临在北京第六次创业，这回选择做真人CS，爱钻研的他还获得一款专利。2007年底，董事会发生分歧。“当初的股权设计太过平均，这给分裂埋下伏笔，加上这个市场太小众，政府一直不太鼓励。”接受采访时，他分析失败原因说。

回到创业起点城市武汉，晏文临新开一家公司，继续研发CS设备和儿童职业体验设备，启动第七次创业。

2013年，他被屏幕上一家国外创客空间吸引，回看一下自己堆满线路板和零件工具的工作室，“我这不就是干着创客的活儿吗？！”他振臂一呼，“武汉创客空间”横空出世，一帮土生土长的创客陆续加入这个“自由人的联盟”，团队中甚至有78岁高龄的“老创客”。爱折腾的他还建了第一个全国创客空间群，成为全国创客联盟秘书长。

自由人的联盟，发展就顺利吗？晏文临深吸一口烟，告诉记者：“3年里，创客空间就经历过3次分裂，你信吗？”

这个爱笑的“创业老兵”自我评价：天性乐观，更具“创业初心”。“如果没有这份‘初心’，我哪能走到今天？”晏文临说。

从云端坠到地面的何萌———

太容易的成功，都会退回去

尽管年近不惑，何萌给记者的印象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儿。创业最辉煌时，他曾一夜变千万富翁，但又从云端骤然下坠。

早在武汉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读大二时，何萌就建立了该校第一个综合网站。1999年，他和两名同学注册一家信息资讯公司，开始首次创业。那时，一个月挣的钱比教他的教授还多。“真刀实枪创业后，你会发现困难永远超出想象。”毕业前，两个创业伙伴相继离开，何萌不得不关掉公司，被深圳一家知名网络公司挖走。打工不到半年，他那颗不安分的心又躁动起来。2001年，何萌返汉再次创业，与同学合作创办游学网，为高校学生提供旅游和培训信息。没多久，游学网名气大增，点击率直线上升。“响动很大，就是不赚钱。”何萌介绍，20万启动资金很快花光了，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苦闷时，有同学找到何萌，请他建个企业网站。这笔业务赚了好几万，何萌嗅到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巨大商机，决定转型。

他开发出一套可批量化设计网站的软件，市场迅速打开。2004年，他拿一笔融资成立了中信网商有限公司，开始全国性扩张。何萌效仿当时餐饮界兴起的连锁模式，在全国广招加盟商。

一年后，加盟商达56家，几十座城市都有“中信网商”。2006年，公司营业额达1700多万，利润率超过50%。“自己不用出去跑市场，可以说躺着就能赚钱。”那两年，何萌是被同龄人仰视着，他获得团中央十佳青年创业故事奖，全国几十家媒体报道了他的故事。

辉煌来得迅猛，崩塌只是须臾。

由于将全部销售业务交给加盟商，何萌和团队离客户越来越远，不知客户的真实需求。相反，加盟商直接跟用户接触，话语权越来越强大。何萌的产品价格被不断压低，几乎无钱可赚。核心团队不得不将股份卖给东莞的加盟商，“中信网商”被“逆收购”。何萌第二次创业以失败告终，距巅峰时刻仅几个月。

“所有你在创业过程中偷的懒，最后都要付出代价。”

2007年到2014年，何萌辗转手机市场、互联网金融公司，成为上班族，同时寻找着各方面能互补的合伙人。

这7年间，他根据亲身经历写了本书《互联网之达芬奇密码》，被业界热评；他发起武汉第一次互联网创业者聚会，经多年运作逐渐建立了几百位本土互联网创业者的“朋友圈”；2011年，他又拉一帮人成立武汉第一家创业主题咖啡馆——DemoCoffee，37位合伙人参与众筹，在江城创投界弄得风生水起。

3年后，尽管咖啡馆陷入经营困境，但何萌已锁定“意中人”：“一位银行行长、一位资管高层、一位天使投资人，新公司的4位联合创始人价值观相似，都经历过互联网与金融行业的泡沫与风浪，又有过多年磨合与交往，这会是个完美的团队。”

2014年，何萌重新出山，开始第三次创业。

新成立的是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不同于追求超高业绩增长的P2P公司，何萌的新公司经营目标都是以“三低”为准则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5%多一点，公司利润目标低到只有1%，客户流失率1‰。如果再加上一低，何萌和他的高管团队月工资仅6000元至8000元，相当于自己打工收入的1/5。

但何萌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会记住‘两个凡是’：凡是赚得太快、太容易的钱，最后都会还回去的；凡是太快、太容易的成功，最后都会退回去一段的。”

“打不死的小强”赵起———

恰到好处的修剪，能让企业更有力量

初见赵起，他一身休闲装扮，充满活力。20年来，赵起做过印刷，跑过广告，涉足过医药，玩过互联网……

1995年，赵起高考失利，和好友做起丝网印刷生意。“那时我们一共4个同学，每人出500元，我还把我爸的旧书桌改装成工作桌。”说起往事，赵起很怀念。

赵起负责为商家设计图标，每个图标有500元到1000元不等的利润，对于刚刚毕业的高中生，是一笔巨款。

团队因分工不均，不久后解散了。这短暂的创业时光令赵起最为难忘。

首次创业失败后，赵起到大连进入广告圈工作，专门跑医药类广告。1999年，赵起来到武汉，动用手头资源在水果湖开了一家卖治疗仪的店铺。好景不长，“非典”恐惧漫延，赵起不得不关门。

赵起又干起老本行：跑广告，做业务。这次，他来到《武汉商报》，开始接触互联网行业。2005年，赵起同湖北互联网创业精英们组成了“百英社”，并在朋友们鼓励和力邀之下，出任湖北嘟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一干就是10年。

此后，闲不住的赵起瞄准武汉小龙虾市场。去年10月，“起哥虾”线下实体店在沙湖边开业，但团队中无人知晓餐饮模式，又错过了武汉人吃小龙虾的“黄金季节”，这次“折腾”又失败了。

“做了这么多尝试，我还是觉得呆在广告圈最舒服。”赵起又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

说起创业经历，赵起笑着说：“其实，我只适合做老板。”在朋友们眼里，他最适合“筑巢引凤”“招兵买马”“搭建平台”这类角色。

一路创业，屡败屡战，赵起的心态却十分平和。他认为，“合伙人制度”应该成为未来企业经营模式的主流。

说起政府对创业者们的政策帮扶，赵起巧妙地将其比喻为“园艺技巧”，而整个创业环境就是一个生态圈。“只有恰到好处的修剪，才能让企业发展更有力量”。

创业者说———

下一个成功者，就是我

在光谷采访的数月中，记者不断听到人们对“独角兽”的传奇侃侃而谈。

“媒体或创业爱好者会对独角兽这样的公司感兴趣，但创业者更关注的，是那些‘沉没的大多数’，他们的经历让我们感同身受。”何萌告诉记者，“在这个圈子里，创业爱好者和创业者是两类人。”

记者采访时段，“恋爱笔记”项目和它的创始人付小龙正经历大考。付小龙曾是90后创业者的标杆，他曾在360首届大学生应用开发大赛上拿到第一名，获得周鸿祎的指导和80万元现金；2014年10月，“恋爱笔记”获世纪佳缘1000万A轮融资；当年的他获得青桐计划年度之星，这是武汉创业界的最高奖项。

付小龙曾对他的创业之路有这样的规划：“2020年我28岁，在那之前，我要做成独角兽企业，再成为上市公司老总。”

如今，1000万A轮融资已经花完，B轮则失败。因为资金问题，团队进行了调整，只留下技术和运营团队。

“看到小龙的故事，我们这帮创业老兵都很感慨。”晏文临对记者说。

5月1日，曾被创业者们奉为佳话的袁忠何、姚柳青夫妇的第一次创业划上了句号。中午吃完饭后，夫妇俩乘公交车来到工作了160天的创业咖啡馆，最后一次加班，然后沉默着将所有创业成果打包，连用A4纸彩印的“长耳工作室”标牌也撕了下来带走。

王佳琦是武汉维克拉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王佳琦曾在青桐汇展演上向时任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兜售”课程，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如今，圈里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手机不通，微博许久没有更新了。“王佳琦去杭州上班了。”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

记者又联系到他的一位朋友，对方愣了下，笑道：“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公司早就解散了。”

在光谷，每天都会有“归零”的故事上演，更不乏对“下一个成功者就是我”的憧憬。

事到如今，袁忠何夫妇仍然不后悔当年离职创业的决定。回访时，他们已在藏龙岛租下小屋，决定重新出发；付小龙则发文称，自己不会因创业路上暂时的低谷而停下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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