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和明清本的区别（古籍阅读中如何选择版本）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已经有照相制版技术，古籍善本书可以影印，不须再用木板摹刻了。照相影印可以做到毫发毕现，不仅比雕版影刻简便省事，也可以避免覆刻失去原本风韵的缺点。假使毛晋、钱曾那些人在当时能用上照相机，无疑会欣喜若狂；黄丕烈他们能用上影印技术，也应该会制作大量的影印本。照相影印技术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出现似乎意味着木板摹刻技术将被淘汰，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那么简单。

除了技术原因，覆刻本的目标也并不只是制作底本的复印本，而是要提供适合学者阅读的精良版本，要制作比底本更好、更理想的新版本。书毕竟是要阅读的，不能像考古文物那样只考虑科学、客观地保存样本。例如《汉书》这一部书的概念并不等同于五种不同的版本故纸堆，而是有内容的文本概念，所以宋版也是《汉书》，点校排印本也是《汉书》。面对这样科学、客观地保存历史原貌的好几种影印本，我们不能说古籍整理工作已经圆满成功。真正的古籍整理工作，要在这些机械复制的影印本出完之后，才会开始。

*文章节选自《文献学读书记》（乔秀岩、叶纯芳 著）。转载自三联学术通讯（ID：sdx_bulletin）

古籍复制的存真标准

现存南宋初期刊本当中，有不少已被认定为北宋刊本的覆刻本。据版本研究者介绍，这些南宋覆刻本的风格与北宋原刊本基本类似，所以很多南宋覆刻本过去被误认为北宋本，可是若能拿出来对照看，哪一种是原刻本，哪一种是覆刻本，往往立竿见影，因为北宋原刊本的文字接近手写楷体，圆润遒劲，而南宋覆刻本的笔画则趋于单纯化，线条直线化，差异明显。由于现存北宋刊本数量非常有限，因此现在能够直接对照北宋原刊本和南宋覆刻本的，只有《通典》等极少数样例，可是通过这些典型例子，我们可以认识到原刊本与覆刻本各自不同的特点，依此类推，有助于辨别原刊本和覆刻本。

实际上，在南宋以后到民国时期的整个雕版印书的历史过程中，覆刻本种类和数量之多应该远远超过原刊本，也超过我们的想象。随着图书馆事业和版本学研究的发展，我们认识到的覆刻本种类越来越多，现在应该考虑过去只认为是一种版本的，其实可能包括很多种覆刻本在内，历史上好像曾经存在过大量的覆刻本，还没有被我们认知。这里随便举一个覆刻本的例子，看看这种覆刻本与原刊本多么像。图版一是金鹗《求古录礼说》的原刊本，图版二是覆刻本（卷三第九页）。因为是清代中期学者的著作，时代近，原刊本刊行以及制造覆刻本的经过可以了解得很清楚。据有关记载，原刊本刻成不久，原版即被毁，印本流传甚少，所以有覆刻之举，时间相差只有二十几年。制作覆刻本的时候，原刊本已经较难看到，可是二十几年前的普通刻本，虽然内容重要，自然没有什么文物价值。但我们对照两个版本看，覆刻本复制得非常逼真，几乎看不出什么不同来，只有如最后一行第五个字“心”原刻本往上钩的末笔拉得很长而覆刻本短等细微差异，并没有字体风格方面的不同。这里自然也要考虑到原刊本虽然用些古字，但笔画线条已经标准化，所以二十几年后的刻字工仿刻起来也很顺手，不像北宋本接近手写楷体，对刻工要求较高。虽然如此，这种覆刻本本来没有必要做到以假乱真，可是做出来的结果却与原刊本一模一样，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另外也应该指出，第四行第六个字原刊本有误，覆刻本已经改正过来了。覆刻本对这些校改的地方，另编一篇《校勘记》附在书后，可见他们编辑态度的认真。这就是说，覆刻本在文字笔画方面刻得毫毛毕真的同时，对原刊本中的错讹字也进行了积极的校改。其实，南宋初期覆刻北宋本也有很多校改的地方，虽然没有任何说明。从文字校改这一点看，可以认为他们制作覆刻本的目的并不在单纯地保存原刊本的原始面貌，这跟照相是不一样的。

图版一

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求古录礼说》（《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

图版二

光绪二年（1876）覆刻本《求古录礼说》（《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与上述南宋覆刻北宋本、《求古录礼说》等不同，有些复制本是认定古版本的文物价值，刻意仿制的。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毛晋（汲古阁即其藏书处）做过多种影宋抄本，是完全摹写宋版书，后来的藏书家都非常重视这些“毛抄本”，认为仅下宋版一畴。图版三是比毛晋稍晚的钱曾命人制作的影宋抄本。幸好它的底本现在还存在，几年前也有影印本出版（图版四），可以比较。可以看出，影抄本字体风格与底本基本一致，因为笔写与刀刻毕竟不同，不能说完全一样，也应该说可以传神。不仅如此，底本是后印本，很多地方漫漶不清，但影抄本字划完整，比底本更干净。钱曾有“佞宋”之称，对宋版书嗜爱如命。他留下的影抄本仿佛体现着他对宋版书的痴情。

图版三

钱曾影宋抄本《集韵》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图版四

宋版《集韵》

（《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影印本）

影宋抄本价值很高，可是影抄本只有一本，远没有覆刻本的影响大。制作覆刻本最著名的是黄丕烈，他也钟爱宋版本，干脆自号“佞宋主人”。他在嘉庆年间编刻的《士礼居丛书》包括几种覆宋刻本，刻印极讲究，后世的评价也很高，至同治年间其中好几种书都被覆刻，清末民国间也有几种整套丛书的影印本。且看其中《仪礼》的编刻情况。《仪礼》是覆刻宋严州本，后来严州本原本亡佚，现在无法核对。可是据黄氏自己的介绍，他在刻意保存严州本原貌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校订工作。书前的《精校重雕缘起》说：

今以陆、贾、李、张四家之书校此本刊行之。不尽改其字于十七篇内者，存严刻之旧面目也。必为校语以附后者，犹忠甫“识误”之意也。

书后附录《续校》的识语说：

余于是刊，悉存严本面目。其中讹阙断坏之字，间据陆、贾、张、李四家书是正完补，即《校语》有未尽举出之字，多见芸台侍郎《仪礼校勘记》及段若膺《仪礼汉读考》中，读者自能得之。

据此可知底本也有漫漶不清以及讹误之处，他对此进行了精细的校勘工作，但正文部分没有完全校改，注意保留了底本的原貌。

黄氏做过的影刻本也有完全保留原样，没有做过校改的。图版五是黄氏覆刻钱曾影抄宋本《孟子音义》，书耳部分“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与图版三的钱氏影抄《集韵》一模一样，可见黄氏的覆刻非常传神。黄氏在《跋》中说：

余偶得影宋钞本，为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即以付梓。其用为校勘者，复假香严书屋藏本，系汲古阁影宋钞，与此同出一源。卷中有一二误字，两本多同，当是宋刊原有，且文义显然，读者自辨，弗敢改易，致失其真。

据知，他在覆刻之前还是进行过比较仔细的校勘。可是校勘的结果认为那些错讹字应该是宋刊本本来具有，并不是由影抄造成的，而且依据文义内容很容易看出是什么字的错讹，不会让读者迷惑或误解，所以决定不校改，完全按照底本覆刻。《孟子音义》篇幅很小，也应该是让他选择这种处理方法的一个因素。

图版五

黄丕烈覆刻钱曾影宋抄本《孟子音义》

（《吉石盦丛书》影印本）

黄丕烈等人注意保留底本的面目，可是并不是机械地去复制古版本，而是经过精详的校勘，该改补的改补，不必改动的就不改动，考虑得很周到。流传到后世的宋版书往往是后印本，很多地方漫漶不清，像图版四的《集韵》那样。制作覆刻本的时候，先就原本制作影抄本，再把影抄本作为底稿进行雕版。影抄不可能把那些版面的磨损状况如实地表达出来，覆刻本也不可能把这些原本难看的地方直接提供给读者。笔画不完整的要补完整，有些不应有的错讹字也该改掉。但有些错讹字是宋版原有的，而且容易辨识或者另有校记可以让读者知道，不进行校改，保留原貌，并不影响覆刻本的价值。

图版六

清嘉庆十一年（1806）覆刻宋抚州本《礼记》

图版七

宋抚州本《礼记》

（《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

图版六是嘉庆十一年（1806）张敦仁覆刻的宋本《礼记》，是清代最有名的覆宋刻本之一。主持覆刻工程的是顾千里，顾氏也曾为黄丕烈主持覆刻。底本为宋抚州本，现归北图典藏，十几年前也有影印本（图版七），我们可以对照来看。覆刻本的笔画比原本细，而且线条明显单纯化、直线化，大概是因为以影抄本作覆刻底稿，受到不可避免的技术限制。虽然如此，版式特点、文字笔画结构等，仍然忠实于底本。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有眉批、标点，被覆刻本统统删去。有人认为这些眉批也出自宋代人手笔（2013 年补注：2012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四辑收录廖明飞《抚本礼记金履祥批点小识》可参），如果是的话，自然也很有价值，可是覆刻本不考虑保留这些。似乎可以认为他们覆刻的目的在于恢复宋版的本来面貌，并不在保存这一传本的现实状态。

光绪九年（1883）莫祥芝覆刻宋本《毛诗要义》，是据两种影抄宋刊本以及几种抄本校勘编订的。实际承担编刊工作的学者萧穆留下一篇文章，透露具体校订工作的情况。他说，影宋抄本文字脱讹甚多，而且两种影抄本脱讹情况基本一致，可以推测宋版原来就有那么多讹脱字。这种情况与上面介绍的《孟子音义》类似。于是萧穆说：

其脱讹不可读者，亦就原书所引古书善本及阮芸台相国《校勘记》稍为改正，不过十之二三，恐大失魏公之旧也。

他说魏了翁的原书大概就有那么多脱讹，如果改正了反而失去原书的面目，可是完全不改动底本也显得太乱，有些地方简直无法阅读，只好对一部分讹脱进行校改，大部分仍旧。这种处理方法与上面介绍《仪礼》的情况类似，只是随意性好像比黄丕烈他们更大一些。既然是覆刻本，自然要尽量保存底本原貌，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考虑文本的可阅读性。文字错讹若很严重，没法阅读，只能校改。只有像《孟子音义》那样文义浅显，即使有错讹读者也不难发现，才可以不改动底本。可见覆刻本的编者们首先对文本进行详细认真的校勘，然后考虑各种因素，编订雕版底稿。

图版八

宋版《方言》复制本三种

《四部丛刊》石印本

傅氏覆刻本

傅氏珂罗版影印本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已经有照相制版技术，古籍善本书可以影印，不须再用木板摹刻了。照相影印可以做到毫发毕现，不仅比雕版影刻简便省事，也可以避免覆刻失去原本风韵的缺点。假使毛晋、钱曾那些人在当时能用上照相机，无疑会欣喜若狂；黄丕烈他们能用上影印技术，也应该会制作大量的影印本。照相影印技术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出现似乎意味着木板摹刻技术将被淘汰，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那么简单。图版八是《方言》的三种复制本。一种是傅增湘制作的珂罗版影印本，一种是傅增湘制作的覆刻本，一种是《四部丛刊》影印本。显而易见，所据底本是同一个宋版《方言》，这一宋版原本现在也归北图典藏。傅增湘于民国元年（1912）购得原本，缪荃孙见到后劝他复制，于是傅氏“先浼绶经同年寄日本小林氏制珂罗版百部，旋又属艺风督陶子麟精摹付刊”。就是说，先做珂罗版一百套，又做了覆刻本。实际上，不仅傅氏如此，其他如潘明训复制宋版《礼记正义》，董康（即上引傅氏语中的“绶经”）复制宋版《周礼注疏》等，都是珂罗版与覆刻本同时并做。既然有珂罗版，他们为什么还要做覆刻本？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答案是技术上的原因。珂罗版是效果最精美的影印技术，但要印得效果最好，必须依赖熟练工人的技术，所以傅氏也要托董康让日本的专业技师制作。而且珂罗版不适合大量印刷，一个版片印到一百张，如要继续印刷需要清洗保养版面，由于版面经不起反复的摩擦，最大印数不超过三百乃至五百张（技术介绍据《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傅氏印的就是一百部，据说潘氏的珂罗版《礼记正义》也是一百部，傅氏对珂罗版《周易正义（单疏本）》也说“数百年孤行之秘籍化为百本”，可见珂罗版的印数是一百部，至少是当时人们较普遍的概念。（2013 年补注：董康影印《刘梦得集》亦云“属小林氏用佳纸精制百部”。）所以若希望善本古籍广泛流传，只做珂罗版自然不够用，必须再做雕版印本以应广大读者的需求。这是技术方面的原因。可是通过上面对清代复制古籍情况的简单介绍，我们也可以看到照相影印本还不能满足他们对覆刻本的要求。清代覆刻本的目标并不只是制作底本的复印本，而是要提供适合学者阅读的精良版本，要制作比底本更好、更理想的新版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方言》的珂罗版确实还有遗憾。这个宋本也是经过长期刷印、版面开始漫漶的后印本，很多地方字划模糊不清，再加上后来保存不好，有些地方有蛀蚀残破，很不完美。习惯于看黄丕烈等复制的精美古籍版本的人，心中自然会兴起要把它做成更完美的覆刻本的愿望。于是有傅氏的覆刻本。对照图版八的珂罗版与覆刻本，覆刻本的字划比原本细，线条单纯化、直线化，情况与上面介绍的《礼记》类似。只是《礼记》的底本是早印本，字划清晰，保存也完好，没有缺损，所以不存在校订补缺的问题。《方言》底本条件不好，所以覆刻本进行了校补，可是就在校补这个环节上他们没有做好，又留下了遗憾。就是说，覆刻本校勘不精，校补往往补得不对。图版八的最后一行有注，珂罗版作“言无所闻，常□□也”，两个字已经残损，参考其他版本推测应该是“耸耳”，然而覆刻本补上“耸䏁”两个字，并将“常”误“當”，结果文义不通了。覆刻本对底本的文字进行校订，是为了提高文本的质量，底本的阙字要补，讹字要改。可是一不小心，往往会补错改错，反不如底本。所以说，他们要制作比底本更完美的覆刻本，这种初衷无疑是美好的，可是做出来的结果是否理想，还需要具体讨论。

《四部丛刊》是由张元济主持，从民国八年（1919）开始编制，至民国十一年（1922）完成出版的大型古籍影印丛刊。由于收录重要古籍的最好版本，而且用简便的形式、低廉的价格出版，普及最广、影响最大。他们用的是石印技术，成本低，也适合大量印制，但是不能表现颜色浓淡的变化，只能印出黑是黑，白是白，效果比珂罗版差远了。不仅如此，他们在影印之前，对底本进行校勘，也做过“描润”，在这一点上跟珂罗版影印本有本质上的区别。对照图版八的珂罗版与《四部丛刊》本可以看到，《丛刊》本对底本漫漶不清楚的笔画进行描画，补上阙字，做得干净漂亮。就上述底本缺损、覆刻本补字的部分看，《丛刊》本的文字居然与覆刻本一致，珂罗版“常”字虽然不清楚仍然是“常”字，覆刻本讹作“當”，《丛刊》本因袭了覆刻本的讹字。傅增湘他们一方面制作珂罗版影印本，追求保存底本的原来面貌，一方面又制作覆刻本，想要提供比底本更完美的版本。现在《四部丛刊》将这两方面的追求合为一体，用影印的方法来保存底本的风韵，同时用“描润”的方法想要把影印本变成完美的新版本。换句话说，《丛刊》本在外在形式上采用照相影印，是继承制作珂罗版的精神，在文本内容方面采用“描润”的方法，是继承制作覆刻本的精神。这样来看，《丛刊》本《方言》的文字有因袭覆刻本错讹的地方，颇有象征意义。

《四部丛刊》对底本进行校改，这一点就在当时也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四部丛刊》的文字不知道是宋版原貌还是出于现代人的校改，不能作为版本根据。宋版原来是“常□□也”，可是《四部丛刊》的读者会误以为宋版就作“當耸䏁也”，确实是个问题。对此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影印本应该保存底本的原貌，无论是文字错讹还是漫漶不清处，都不应该做任何加工，否则没有影印的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知道是明显的错讹字，改是应该的，字划不清楚影响阅读，对底版进行描润也是必要的。两种意见互相矛盾，至今还偶尔会看到有些人在争论。可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这两方面的要求，本来可以分别由珂罗版影印本和精校覆刻本来满足的。现在《四部丛刊》合两者为一体，从文字内容方面来讲，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覆刻本，所以我们也不必求备，只要认识清楚《丛刊》本与底本不一样就好。至于校改得好不好、对不对，自然可以讨论，就像讨论覆刻本一样。

图版九

《史记》第一卷

百衲本校勘记

日本影印宋本

百衲本

《四部丛刊》的《方言》是比较失败的。失败不在于改动文字本身，而在于校勘不精审，轻信傅氏覆刻本。其实，作为一种变相的覆刻本，如果校勘精审，也不失为一种精美的新版本，它的外貌与底本一模一样，只能是优点，不能算缺点。后来张元济他们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二十五年（1936）之间陆续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就是用与《四部丛刊》同样的方式取得辉煌成功的典范之作。关于张元济其人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已经有很多论述，这里不赘述，只介绍一个例子。图版九有百衲本《史记》、日本影印宋本《史记》以及张氏的《校勘记》。百衲本这部分的底本现在也归北图典藏，日本影印本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不妨作对照之资。这是第一卷第二十七页的末两行和第二十八页的首两行。宋本在改页的地方误重“百”字，而百衲本没有重字。检核《校勘记》可以确定百衲本的底本也跟日本影印本一样误重“百”字，张氏他们看出是错误，所以删掉一个“百”字。删一个字也不能留出空白，所以将以下的字都往上挪，调整字距。他们调整的结果做到了天衣无缝，未留删改痕迹，干得实在很漂亮。可以看到他们要求的标准很高，态度极认真，描润技术也很高超，他们为此确实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当然这也不过是外在方面的问题，百衲本成功的根本原因自然在他们校勘的精审。

这样的影印方法似乎是张元济他们的特殊方式，除了他们之外，民国后期仍然有人制作雕版覆刻本。图版十、十一是董康据宋版《周礼注疏》制作的珂罗版影印本和覆刻本。他在覆刻本的《跋》中说：

此书开雕于丙子春（民国二十五年，1936），杀青于庚辰嘉平（二十九年，1940），阅时五年，靡资三万有奇。以浙中殷某、池某、王某，河北高某、张某诸君醵资居其强半，余则斥卖旧藏珍笈若干种，以足成之。助余校勘者，则同邑陶某、闽中黄某也。

显然，他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和财力是为了覆刻本，而不是为了珂罗版。看珂罗版可知底本也是后印本，有漫漶残缺的部分。然而他做出来的覆刻本雕刻印制精美绝伦，远在张刻《礼记》、傅刻《方言》之上。遗憾的是，刚好在编刻这本书期间董康出任华北伪政权的职务，犯下政治上的大错误，于1947 年病死狱中（董氏履历据苏精先生《近代藏书三十家》。2013 年补注：董康最后病死家中，见2009 年中华书局版《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而且其后随着社会的巨变，研读爱好这种古籍的人少之又少，研究者重视客观材料，经过校订的覆刻本被认为没有资料价值，这种版本已经没有人再关注它了。（2013 年补注：近二十年古籍买卖价腾贵，董康刻书颇受收藏家青睐。）但我个人认为，他这部覆刻本《周礼注疏》可以视为雕版覆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杰作。它连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都是他们热爱古籍的见证，至今仍然散发着不可抵挡的魅力。〔2013 年补注：宋人校定古籍，必待刻版乃成定本，见平冈武夫《村本文库藏王校本〈白氏长庆集〉——走向宋刊本》（译文见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本目录学研究》第四辑，2013 年）。直至清代、近代，人们都不满足于活字本、影印本，希望用刻版的形式将重要文献固定下来，以求传之久远。例如李兆洛身后弟子们整理遗稿的情况，见《续修四库》影印《养一斋文集》诸跋。又如民国四年叶德辉排印《通历》，有识语云“取活字排印二百部，以备读史者之参稽，异时再付梓人，流传当益久远”。民国十四年陶珙朱墨套色石版影印钱榖手抄《游志续编》，识语云“原本纸黄墨黯，影石不能无毫发之憾，模写锓梓，俟诸异日”。〕

图版十

董氏珂罗版影印宋本《周礼注疏》

图版十一

董氏覆刻宋本《周礼注疏》

六七十年代的影印本也有经过较精详校勘的。如中华书局1965 年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977 年影印出版的《文选》，都对正文加断句，书后附《校记》。这些《校记》虽然都比较简单，但对读者确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于1992 年影印出版的《五音集韵》、2000 年影印出版的《古今韵会举要》，书后都附有宁忌浮先生的《校订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这不妨说是一种独立的研究著作，已经超出出版编辑工作的范畴。有些影印本也对正文进行过校改。如中华书局影印的《十三经注疏》1979 年的《影印说明》说“改正文字讹脱及剪贴错误三百余处”，可是不说明更具体的情况，而且后来多次重印好像也有所校改，只能认为是比较简单而且比较随便的改动，不能跟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相比。至若1982 年影印本《经籍纂诂》的校改，简直是多此一举，反而影响了影印本的价值。《经籍纂诂》不仅对我们查看古代训诂资料有用，也是对清代后期以后的学术有过广泛影响的历史文献，很多学者的论著里面都可以看到因袭《经籍纂诂》错误的地方。现在把这些错误校改了，我们等于失去线索，无法知道那些学者错误的来源。

近年来更多的影印本是不经过校改，直接把原样复制出来的。《古逸丛书三编》《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基本上都是以保留原貌为基本原则，不校勘，也不校改。最近开始出版的《再造善本》同时收录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是影印古籍丛刊的创例，值得注意。今据《一期选目》看，如《汉书》有宋版四种、元版一种，《后汉书》有宋版六种、元版一种，令人惊叹。每一种版本都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所以一种文献各不相同的历史面貌都需要如实地保存，这种科学、客观的思想到此已经被推到极点。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知道，《再造善本》是以珍贵版本的保存传世为首要目的，所以对版本学、文献学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资料价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考虑阅读的要求，所以没经过校勘，整理工作一概不涉及内容，而且售价极高，不用说个人，连图书馆都要犹豫购买，只能作为专业研究者的研究参考资料。

我个人觉得像《再造善本》那种影印本好像是机器做出来的，感觉不到任何人的气息。毛晋、钱曾、黄丕烈、顾千里、萧穆、傅增湘、张元济、董康那些人做过的影抄本、覆刻本、影印本都包含着他们对古籍文化的热情。那些书上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凝聚着他们细心的考虑和思念。想想看，现在的出版社以那么快的速度影印出版大量的影印本，编辑也好、编委也好，有没有人对内容进行过校勘？我怀疑在很多情况下，连通读一遍的人也没有。但是书毕竟是要阅读的，不能像考古文物那样只考虑科学、客观地保存样本。例如《汉书》这一部书的概念并不等同于五种不同的版本故纸堆，而是有内容的文本概念，所以宋版也是《汉书》，点校排印本也是《汉书》。面对这样科学、客观地保存历史原貌的好几种影印本，我们不能说古籍整理工作已经圆满成功。连“《汉书》是什么？”这样最起码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答案呢。真正的古籍整理工作，要在这些机械复制的影印本出完之后，才会开始。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和脑子去校勘、阅读这些古籍。（2016 年补注：撰此稿在2004 年，当时《再造善本》是只有图书馆界专业圈内的人才有机会看到的宝贝，笔者只看到选目，远远地看函套而已。后来在图书馆摸过，自己也买过一些，知道有诸多编辑方面的失误，值得借鉴，再后来看到电子版，知道他们提供参考的便利，有其积极意义。）

古籍研究的前景

古籍复制事业发展到现在，出现大量的机械复印善本书，校勘研究变成我们读者的光荣任务。点校排印本的校勘整理也以客观排比为主，阅读研究留给我们读者去做。那么，我们该如何阅读、如何校勘？

过去的经学家追求恢复理想的经书文本，可是王引之、顾千里已经知道这种追求近乎幻想，不能客观。近代学者顾颉刚等要摆脱经学，探索上古史的真相。可是他们把目标放在上古史，急于知道上古的真实，所以进行辨伪论证时，往往忽视作为证据的文献的历史性。他们根据后世的文献记载，加以逻辑推论，断定另一种文献记载为伪。传世文献既然可能是伪，那就先要对这些文献进行充分的历史研究，然后才可以对这些文献的性质有较清楚的认识，进而有可能利用其中的记载来进行可靠的推论。顾颉刚的辨伪学方法也与段玉裁的“以贾还贾，以孔还孔”类似。他们都专注上古，忽视后世，不知道我们不能超越时间，要了解上古的真实，只能一个一个地研究历代文献，堆砌可靠的文献材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能够一下子跳上上古世界的只有圣人。

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后对古籍的阅读、校勘、研究，应该往获得历史、动态认识的方向发展。上古史可以研究，可是与其直接探索上古的真相，不如研究后来历代学者对上古的看法来得有意思。就经学而言，不要再追求经书的原本及原义，而要探讨历代学者的文本及理解。周予同先生曾说，研究经学史是为了批判经学。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跟经学斗，但是更有必要研究经学史、学术史，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两千年来历代学者精神努力的总和，经书本身只起到媒介作用。为了继承传统文化，再进一步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不能不研究经学史、学术史。就古籍一般而言，不要一味地追求唯一正确的文本，而要探讨文本的历史变化以及与之有关的其他古籍文本之间的关系，就像《唐语林校证》做过的那样。一部古籍流传到现在都有它自己复杂的经历，作者撰稿时间有时很长，也许曾经几易其稿，流传过程中经过很多人传抄，有的经过后人重编、加注，错讹变化随时发生，也会有人进行校勘，每次编刊、覆刻都会产生某些变化，一部古籍的内涵包括了这种种复杂的历史变化。作者可能抄袭、引用过前人的文章，而且引用时也有误解、歪曲的可能性，也许他在暗地里批评别人的观点，有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创见，有些说法在当时已经陈腐，某些语言在当时可能有特殊的含义，后人也有引用他的文章的，引用时也会误解、歪曲等等，这部古籍与当时的语言、其他的古籍都有各种各样的关联。语言有系统性特点，古籍世界也有系统性特点。单独看一部古籍，不看其他有关古籍的话，不可能真正了解它的内涵。

无论对任何事情，人总会想象应该有一个真实和很多假象。可是古籍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历史、社会都是千变万化、极其复杂的。若对这样的问题，只承认一个真实，将其他现象排斥为假象的话，那将是多么单薄贫乏的精神！但反过来如果说世界的存在、现象包括无可穷尽的变化，因而否定任何概括的认识的话，就等于放弃思维。所以我主张追求对古籍的历史的、动态的认识，也希望更多人阅读各种古籍，研究学术史、经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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