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秘藏最好的方法（正仓院背后的故事）

在日本，有一位很特殊的皇太后，今天我们能够在日本著名宝库正仓院中看到琳琅满目的唐文化珍宝，都因这位皇太后而起，她就是圣武天皇的皇后、重臣藤原不比等的女儿藤原安宿媛（701年－760年），法名光明子。因为她排行第三，因此按照唐代习俗，自称为“藤三娘”。

日本电视剧《大佛开眼》中的光明皇后

“藤三娘”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藤三娘”之前，日本的皇后必须为皇族之人，“藤三娘”是第一位臣庶出身的皇后。圣武天皇体弱多病，藤三娘代为操持朝政，维持了奈良时代的繁荣。她精通汉文化，喜爱艺术，《万叶集》中有她所创作的诗歌，正仓院中还保存着她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这位“藤三娘”不但多次向法隆寺施财物，还在圣武天皇去世后，把天皇生前所喜爱的器物献给了东大寺。这些宝物经过一千二百多年的传承，有一些宝物下落不明，有一些宝物损毁了，但流传至今的这一部分，仍然是难得的瑰宝。

光明皇后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咸亨三年（672年）四月，唐高宗发愿为父亲李世民建造奉先寺，皇后武则天施两万贯脂粉钱赞助开凿卢舍那大佛，有传说这尊佛像就是以武则天的形象来塑造的。现在我们仍然能够在河南洛阳见到这尊威严神圣的露天佛像。

佛教和唐文化很快东传来到了日本。据说正是受到武则天造像的影响，崇信佛教的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五年（743）下诏发愿“朕亦奉造”，但这尊青铜卢舍那大佛真正开始建造却是在四年之后。由于当时圣武天皇身体虚弱，通常认为这尊卢舍那大佛青铜巨像由光明皇后主持建造。经过两年施工，大佛于749年竣工。建成后圣武天皇亲往东大寺，在卢舍那佛前自称“三宝奴”。在这一年，圣武天皇让位于孝谦天皇，称圣武上皇。

日本电视剧《大佛开眼》中的孝谦天皇

东大寺大佛殿的青铜卢舍那大佛

大佛建成之后数年中，东大寺屡经大事：

752年4月，由僧菩提主持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会，寺中开始为卢舍那大佛修建大佛殿。

日本电视剧《大佛开眼》海报

754年，鉴真和尚东渡成功，在东大寺立坛授戒，太上天皇与皇太后、天皇依次受菩萨戒。

756年，圣武上皇去世。

圣武天皇像

悲痛中的光明皇太后分五次把圣武天皇生前喜爱的物品贡献给卢舍那大佛。公元756年6月，圣武天皇的七七忌辰，光明皇太后献《国家珍宝账》和《种种药账》，这是献纳之始。《国家珍宝账》前有《奉为太上天皇舍国家珍宝等入东大寺愿文》，说明献纳原因：

妾闻悠悠三界，猛火常流，杳杳五道，毒网是壮。所以自在大雄天人师佛，垂法钩而利物，开智镜而济世。遂使扰扰群生入寂灭之域，蠢蠢品类趣常乐之庭。故有皈依则灭罪无量，供养则获福无上。伏惟。

《国家珍宝账》，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小林太市郎与小野胜年认为，光明皇太后以东大寺卢舍那大佛为圣武天皇的化身，因此将天皇生前爱物献给大佛，其意义类似于陵墓陪葬品，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从愿文上看，光明皇太后深信佛教，她以宝物供奉大佛以祈冥福，“今奉为先帝陛下舍国家珍宝、种种玩好及御带、牙笏、弓箭、刀剑兼书法、乐器等入东大寺，供养卢舍那佛及诸佛、菩萨、一切圣贤。”大佛、菩萨是庇佑者，而不是圣武天皇本身。此外，关于光明皇太后捐献原因的猜测各种各样，或者认为对先皇感情强烈，或者认为为了文物长久保存，或者认为涉及宫廷权力斗争，这些说法各有其合理之处。

公元756年7月，光明皇太后再次献纳《屏风花毡等账》，供奉屏风、花毡等十件，次年7月，献纳《大小王真迹账》，供奉王羲之父子书法一卷，10月，献纳《藤原公真迹屏风账》，供奉光明皇后父亲藤原不比等的书屏风。虽然都盖有天皇玉玺，但《屏风花毡等账》和《大小王真迹账》是孝谦女皇敕许物，大约为来自官家，其他为光明皇太后授意奉献物，可能系太后私有。这五种账目总称《东大寺献物帐》，所记录的宝物由东大寺存放于正仓院的北仓，构成了正仓院最重要的收藏品。

正仓院

今日看来，正仓院藏品中最有特色应该是螺钿器物，包括螺钿紫檀四弦琵琶、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木画螺钿双陆局、平螺钿背圆镜、平螺钿背八角镜、玳瑁螺钿八角箱等等。在中国国内，唐代螺钿器物尚未见传世品，出土器物数量很少，且保存情况并不很好。因此，正仓院能够用来说明唐代螺钿技艺的器物就成了无价之宝。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螺钿紫檀阮咸，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二）东大寺：鉴真在日本初转法轮之地

唐代天宝年间，律宗南山宗传人、扬州大明寺鉴真受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的恳求，决意东渡传法。十年内五次泛海均告失败，第六次渡海终于成功。鉴真于天平胜宝六年（754年）二月三日抵达首都平城京（现日本奈良）。

日本电视剧《大佛开眼》剧照

鉴真到达平城京后获孝谦天皇诏书：“大德远涉沧海，来至此国。朕先造东大寺，经十余年，于大佛西，欲立戒坛，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大德远来，冥契此心，乃是朕之有感。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德。”之后鉴真被引入东大寺安置。此时东大寺青铜卢舍那大佛的开眼会已于两年前进行完毕，正在建造大佛殿。直到759年唐招提寺建成，鉴真一直居住在东大寺的唐禅院，在戒坛院进行授戒等传法活动。

日本奈良东大寺，江户时代重建的大佛殿

鉴真初到东大寺，事务极其繁忙。按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鉴真不久即“敕授传灯大法师位”。四月初，“于卢遮那殿前立戒坛，天皇初登受菩萨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坛受戒。”749年时，圣武天皇已经让位于孝谦天皇，称圣武上皇，本次授戒发生在754年，但所指的“天皇”、“皇后”还应该是指圣武天皇、光明皇后，因为孝谦天皇的皇太子是756年圣武天皇遗诏指定的，754年还没有册立皇太子。

鉴真东渡时并非只有自己一人，他有大量弟子（包括日本学问僧）和工匠随行。第二次东渡时，鉴真的伴同有“僧祥彦、道兴、德清、荣睿、普照、思托等17人，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都185人”。此外，东渡时还会携带经书、佛像、佛具、容器、香料、衣物等丰富的物资。有一些物品与佛教关系不大，只因受日本人喜爱而一同携带，比如第六次东渡时就带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体书50帖”。由于时间久远，这些字帖大多已经不知所踪。有人猜测现藏于日本的王羲之《二谢帖》等摹本是鉴真带去，但无法论证。

《大小王真迹账》，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二谢帖

公元756年，发生了圣武上皇去世、光明皇太后向东大寺捐献、正仓院藏宝等事件，此时鉴真正在东大寺唐禅院中居住，大约有所耳闻甚至直接参与这些大事。光明皇太后所捐献的圣武上皇遗爱，很可能就包含鉴真入日本时所带去的器物。不过有关鉴真与正仓院宝物的资料不见于文献，只能根据现有材料进行推测。正仓院宝物中，与鉴真有直接关系的仅有一件申请借阅佛经的书札：

鉴真书状

根据同日的东大寺写经所文书可知，除了《大涅槃经》以外，其他经书很快“奉请鉴真师所”。这封书状是鉴真“自笔”还是弟子“代笔”，在学界还有争议，通常认为鉴真在到达日本时已经失明，这封书状为弟子代笔。

东大寺戒坛院建立后由鉴真主持，因此正仓院中带戒坛院铭的文物也很可能与鉴真有关。比如南仓收藏的一件三彩盘，底部墨书“戒堂院圣僧供养盘天平胜宝七歳七月十□日东大寺”，天平胜宝七年即公元755年，是鉴真到平城京的第二年，是上面这封书状之后四个月。所谓“戒堂院圣僧”很可能就是鉴真，这件磁皿或许曾经过鉴真之手。

此外，正仓院中仓藏黑柿苏芳染金绘长花形几有墨书“戒坛”二字，南仓藏刻雕梧桐金银绘花形合子，底部中央亦墨书“戒坛”。这两件木制品大约是各堂塔所献纳的，应当与主持戒坛院的鉴真有密切联系。三宅久雄指出它们是造型模仿盛唐时期金银器做法的木制品，并认为正仓院其他一些模仿盛唐风格的木器也与鉴真有关。

黑柿苏芳染金绘长花形几，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刻雕梧桐金银绘花形合子，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三）时光越千年：正仓院宝物的流散

正仓院是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一桩奇迹。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人傅芸子在京都帝京大学，他亲往正仓院观览，得见许多尚未公开展出的古文物。他在《正仓院考古记》 中说：

正仓院虽不过一素朴无饰之木仓，然迄今已阅一千二百余年之星霜，仓之全体，未见若何残毁；内藏品物，稽之最初入藏文献，亦未见多量损失；其管理有方，保存得法，洵为世界罕与伦比之宝库!

正仓院文物的“管理有方，保存得法”，实在令人惊叹。考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正仓院为干栏式建筑，仓底的地板下由十行、四列共四十根直径0.6米的柱子支撑，将仓身托起达2.5米，不但能够避开多雨潮湿的地面，还能防止蛇鼠虫害。

第二，正仓院收藏“帐内御物”的北仓最早敕封，中仓于平安时代敕封，明治八年（1875）全部实行敕封。处于敕封状态下的正仓院非特别允许不得开封进入。仓中光线很暗，这些藏品被存放于箱里，箱子放在收藏柜中，处在很少扰动、温度湿度差异不大、避光的环境中，对保存极为有利。

第三，正仓院“曝晾”对保管文物可能稍有帮助。敕封宝物平时并不开仓，丢失风险不大，如果进出账目明晰，定期查点的必要性并不大。有记载的正仓院宝物初次开仓曝晾是在延历六年(787年)，之后的清点曝晾次数比较有限，据称自正仓院落成至明治期间的1000多年间，只进行过12次清点曝晾。明治三十年(公元1897年)之后，曝晾从每年8月改为10月，并成为定制一直延续下来。从1946年开始，正仓院选择一部分宝物在一年一次的秋曝期间短暂展出。

第四，正仓院宝物以及正仓院本身在近代以来曾经过多次修理，这对于易损文物的保存至关重要。比如1913年正仓院建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解体大修，而著名的正仓院鸟毛立女屏风最少进行过四次修缮，分别为江户时期天保年间（1829-1847）、昭和三年（1928）、1985-1987年与平成二年（1990）。1985年修缮时，鸟毛立女屏风的老骨架更换为制材二十年以上的杉木，1990年修缮时更换了底纸。如今看到的鸟毛立女屏风与原始屏风已经有很大差别，就连屏风画面都有很大一部分为后补。

鸟毛立女屏风

鸟毛立女屏风局部，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在千年的传续中，如傅芸子所说“未见多量损失”是很难做到的。根据正仓院出纳文书、出入帐，会发现正仓院物品损失相当大。比如《国家珍宝账》记录中有“御屏风壹佰叠”，包括九十八叠六扇屏风和两叠四扇屏风，分别为“画屏风廿一叠、鸟毛屏风三叠、鸟画屏风一叠、夹缬六十五叠、臈缬十叠”，共计五百九十六扇，《屏风花毡等账》记录有欧阳询和王羲之的书法屏风共二十四扇，《藤原公真迹屏风账》又献上两叠共十二扇，总计应为一百零六叠，六百三十二扇。

《屏风花毡等账》，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这批屏风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多少扇呢？不到十分之一，完整者仅有三叠十八扇，包括“大唐古样宫殿屏风”、“百济画屏风”在内的廿一叠没有一扇保存下来。其流散情况一为借出，比如奈良神护景云四年（公元770年，圣武天皇之女孝谦天皇去世年），薄墨马形屏风和散乐形屏风作为“样”贷与造东大寺司，未见归还记录；二为出卖，平安初弘仁五年（814），嵯峨天皇一口气卖了蓬莱山水等三十二叠屏风；此外还有部分屏风遭损毁。

除了屏风以外，乐器、药物等等也常被借出，有时返还的宝物还会被“掉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银平文琴。《国家珍宝账》中记录有一张银平文琴，嵯峨天皇弘仁五年（814）出借，弘仁八年（817）五月现存这张金银平文琴作为替代品入库。

金银平文琴

此外，皇家宝藏正仓院还曾遭过三次盗难。宽喜二年（1230）年的盗窃案件中，盗贼难以销赃，竟将窃得的８面珍稀唐镜尽数毁坏。经过一千二百多年的历次出藏和损耗，《国家珍宝帐》中记录的六百多件宝物，保存完好的仅五分之一。

（四）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今天，正仓院的唐文化宝藏已经成了“爱唐”一族重点关注的古代文物。但是要说明的是，正仓院所藏的文物中，很多藏品的产地尚不明确，能判定由中国制作的唐代文物数量并不多。有一些正仓院宝物的判定还有中国出土文物的功劳，比如正仓院所藏银薰炉与何家村等地出土的银薰球外形、内部结构基本相似，只是尺寸大至直径18厘米。正仓院紫檀木画双陆局与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的唐代镶嵌螺钿木双陆局形制相仿，这些都可以作为正仓院宝物出产地判定的参照。

左：正仓院藏品，右：西安沙坡村出土银香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左：正仓院藏品，右：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正仓院所藏一件金银花盘上有“宇字号二尺盘重一百五两四钱半”和“东大寺花盘重大六斤八两”铭文，因1958年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宇字号”铭文的银出土的唐刻花“宣徽酒坊宇字号”银碗而确认其产地为中国，又因1984年河北省宽城县发现的芝鹿纹银盘而使研究获得更大进展。

金银花盘，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唐刻花“宣徽酒坊宇字号”银碗

芝鹿纹银盘，现藏河北博物院

正仓院南仓收藏的五件长柄香炉的判定则与法门寺地宫有关。在正仓院三大仓中，南仓收藏主要藏品为752年东大寺大佛开眼会所用佛具等物，但敕封时间晚至1875年明治时期，因此对其中藏品的判断比较困难。直到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制作方法与南仓所藏香炉完全相同的素面长柄炉，南仓香炉的产地和年代才得以判定。

紫檀金鈿柄香炉，第5号，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不过也有一些被认为是中国输出到日本的器物，经研究后发现是日本仿做的。比如前文所提到的金银平文琴，中国学者郑珉中、冯慧等通过古琴形制、琴身纹饰等各种细节判定这是不适合弹奏的非实用品，系日本工匠模仿唐琴的制品。鸟毛立女屏风的绘画内容为唐代仕女，常被认为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但在1985年修缮时发现背后贴有“天平胜宝四年” “新罗买物解”的“反故文书”，且鸟毛是来自日本产山鸡或雉鸡的鸟羽，因此基本已确认为日本工匠集体制作的产品。

当年傅芸子前往正仓院时，中国还没有多少保存良好、特征鲜明的唐代文物，以至于傅芸子惊叹“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如今随着法门寺地宫和何家村窖藏的出土，中国国内所流传的唐代文物数量已很多。正仓院文物的重大意义其一在于保存了大量年代悠久、花样繁多的奈良时代文物，是梳理日本文化发展源流的重要参照；其二，包括螺钿器物在内的一系列从唐代流传到日本的器物，反映出繁荣博大的唐代文化；其三则在于，这些经历千年风霜的宝贵文物正是唐代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生动见证。这些流传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古文物正如一部无声的史书，述说着一千二百年前日本逐渐接纳盛唐文化又逐渐生发和魂的故事。

八角鏡，平螺鈿花鳥背，第７号，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玳瑁螺鈿八角箱，第19号，图片来自正仓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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