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外交故事（外交奇才顾维钧）

顾维钧一生有五个第一：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卓越的外交家；他在巴黎和会第一个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第一个与苏联代表签订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旧金山制宪会议上他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他作为百岁老人第一个完成宏篇巨著《顾维钧回忆录》。有外交史学者称之是“民国外交史上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

顾维钧曾先后担任美、英、法等国大使，继后晋升为外交总长、代理国务院总理，最后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一直到80岁高龄时退休，一生官运亨通，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无人可以相媲美。他一生有五个第一，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卓越的外交家；他在巴黎和会第一个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第一个与苏联代表签订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旧金山制宪会议上他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他作为百岁老人第一个完成宏篇巨著《顾维钧回忆录》。所以有外交史学者称顾维钧是“民国外交史上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其父顾晴川，系一介寒士，因家境贫困，功名无望，为生活糊口计，奔赴上海谋生，经友人介绍在上海道尹袁观澜幕府当上一名师爷。那年儿子顾维钧才12岁，也跟随父亲到上海读书，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南市育才中学。恰恰袁观澜的儿子袁履登也考入育才中学读书，而且是同班同学，放学后两人常在衙门大院里玩耍，两少年遂成同窗好友。顾维钧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而且读书勤奋，颇有天赋，工诗善文，下笔千言，考试成绩门门优秀，在同学中颇有声望，被大家誉称为“嘉定小秀才”，因而引起一位擅长看相的人注目，这就是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姨表兄、幕府高参张衡山。他从相术上来推测认为袁履登与顾维钧这两人均非等闲之辈，可惜的是袁履登其相不正，唯恐将来不得善终（注：后来果然沦为汉奸），唯独顾维钧前程似锦，荣华富贵，福寿齐全，是罕见的“人中龙凤”。

张衡山有个爱女，自幼聪慧过人，比顾维钧小一岁，意欲招顾维钧为东床快婿，于是就托人作媒。当时从顾、张两家经济地位来看，张家比顾家优越得多，所以顾晴川就立即应允，订下了这门亲事。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因经济拮据，无力升学，顾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早点出道赚钱，以充家用。准岳父张衡山得知后，表示极力反对，在他大力资助下顾维钧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张衡山不惜变卖部分产业作为供爱婿顾维钧赴美留学的经费。1905年，顾维钧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和外交学。后来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和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誉称为“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顾维钧毕业后回国，由于张衡山的介绍与推荐，北上投奔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唐绍仪。顾维钧以留美双博士桂冠海归身份于1912年5月任国务秘书兼外交部三等秘书，从此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不久，顾维钧与外交总长唐绍仪的千金唐玫瑰相识，风流儒雅的顾维钧赢得了玫瑰小姐的芳心，双双堕入爱河，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获得了唐绍仪的青睐与赏识。此时，顾维钧也顾不得背后被人指责为对张衡山与未婚妻忘恩负义，竟向玫瑰小姐求婚，并结为百年之好。从此，顾维钧的仕途一路顺风。

1912年秋，以诈术权谋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的袁世凯，特意召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秘书的顾维钧进行一次关于中国政治取向的重要谈话。据《顾维钧回忆录》记载：袁世凯曾向顾维钧提问：“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维钧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共和国源出于公元前509年以罗马城为中心建立罗马共和国，罗马公民十分重视他们的公民权利与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自由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民主政治的先驱。自由城邦较小，人口不多，而这种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传播，在13世纪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基础，英国虽然表面上是君主立宪，而政事是民主的，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人经过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自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权利与自由的观念。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传播，近来又传播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言，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袁世凯又问：“共和的含义是什么？”顾维钧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又问：“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呢？”顾维钧说：“那是自然的，因为人民缺乏教育，然而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所以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的发展”。袁世凯又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这一问，当然是顾维钧无法回答的问题。袁世凯想搞清什么是“共和国”、“共和”的含义。但顾维钧讲的这番话与袁世凯心中想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所以并没有打消袁世凯后来称帝的念头。但由于袁世凯对顾维钧的单独召见，大大震动了北京政府的权贵们，都要对初出茅庐的留洋学生顾维钧另眼看待，从此他在北洋政府中的地位更加稳固，官运更加亨通。

1914年新年，日本天皇给袁世凯发来拜年电报，竟没有下落。天皇给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元首贺电都收到了复电，唯独北京政府没有回音，日本外务省为此深感尴尬。日本驻华公使也感到为难，还特意送一份日本天皇贺电副本并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驻华公使上门，使北京政府外交部上上下下惊慌不已，层层追问，都说不知道，总统府、电报局亦说不清楚此事。亲日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像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星期天一大早破例召见顾维钧询问这事该怎么办？顾维钧说：“此事不能含糊，先赶紧给东京拍发复电，同时要继续查明日本天皇的贺电下落。”曹汝霖就让顾维钧拟复电，并派他到总统府负责经办外事的武官处查询。武官处处长蔡廷干一口咬定他们处没有收到东京来电，边打开装满电报的抽屉、边生气地说：“你如不信，可亲自查看。”顾维钧也懒得同他们争辩，就开始翻那一堆电报，结果一翻两翻，马上发现有一份署名Hosnito（即“嘉仁”）的电报，没有地址。电报上有批语：“东京姚先生来电，无需作复。”原来“嘉仁”是日本天皇的名字，蔡廷干等人不识“洋文”，恰恰有一个从美国回来帮蔡廷干办理洋务的留学生，略看了一眼，便在贺电上写了上述批语，顾维钧看后不禁哑然失笑。事后告之外交次长曹汝霖关于日本天皇贺电的下落真相，亦只好不了了之。顾维钧对那帮助办理洋务造成疏忽批示的留学生只告诉他以后细心点，就放人家“一马”，为此武官处处长蔡廷干连连向顾维钧赔礼道歉，以示感激，从而留下良好印象。

1915年顾维钧被派往纽约，出任中国驻美公使（1915－1920）；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巴黎和会，参加有中、美、英、法、意、日等二十七国代表，名义上为了拟订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分割世界。当时中国人民因巴黎和会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为国家与民族利益作过坚决斗争并带头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在史籍很少提及，很有必要在此补述一笔。顾维钧是中国派去参加巴黎和会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位居后进的一员。但当需要向巴黎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借故拒绝出席，有的推诿、拒绝发言，在这关键时刻，顾维钧挺身而出，勇于承担。会上当时日本代表牧野要求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利益应由日本继承时，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严肃、冷静地站起来发表一番宏论。

顾维钧说：“西方有位圣人叫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如今成为基督教的圣地，谁也不可侵犯。在场的代表先生们应该同意我的话吧？”众代表都点头，表示赞同。顾维钧接着又说：“我们东方也有一位圣人，叫孔子，不但在中国，就是邻近的日本，”这时他望了望日本代表牧野，又说：“也承认孔子是圣人，您说对不对？”牧野只得点头。顾维钧稍为停顿了一下，环视四周众代表，接着高声说：“山东是孔子的故乡，是中国人的圣地，也是所有认为孔子是圣人的圣地，当然不容侵犯了。”日本代表牧野被顾维钧奚落得无言以对。接着，顾维钧在大会上痛陈德国侵占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地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顾维钧这番精彩的发言当时就成为巴黎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在场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等纷纷走过来向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表示祝贺，赞扬他的立场与卓越的胆识。继后，顾维钧在会上穿梭进行外交活动，希望能争取到中国有利的结果。但遗憾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早已内定，在顾维钧外交斡旋无果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决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根据外交史学者通过查考研究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此时独力支撑中国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他为国家和民族作出重大贡献，最为世人赞颂的是他在和会上第一个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功不可没。这是顾维钧在民国外交史上最耀眼的一页，被誉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1920年顾维钧出任驻英公使、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之前公使夫人唐玫瑰病逝于异国他乡，令顾维钧深感痛心不已。不料这位风流潇洒的外交官不久竟被英伦华侨首富之女黄小姐相中，虽然其貌无法与玫瑰相媲美，但她拥有五百万英镑的雄厚财力。有天晚上，黄小姐亲自登门拜访顾维钧，并直接坦率地提出：“以我的金钱财力，足以助君事业飞黄腾达，让我俩结合吧！”顾维钧心中犹豫不决。第二天一早，他找了一位英伦著名的星卜家，问他这桩婚姻是否适合？并付出了一英镑的酬金，卦占结果认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于是顾维钧就下定决心娶黄小姐为妻，在伦敦举行豪华婚礼，让许多年轻男女为之倾慕。时人戏称这桩婚姻为“一镑姻缘”，因为顾维钧付出一英镑算命钱，却意外获得娇妻五百万英镑陪嫁，顿时成为巨富。不久，出任驻法国公使。1922年回国后，依仗着金钱魅力，顾维钧很快晋升为外交总长，而且还曾当过几个月的代理国务院总理。

1924年5月31日顾维钧作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与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加拉罕通过谈判，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是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定的签定，确定了两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中苏两国政府的外交代办升格为大使级。

1945年6月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顾维钧以其生花妙笔参与起草。在6月26日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是发起国之一，按字母顺序排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中国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顾维钧”的名字，接着签名的是董必武。

1957年，顾维钧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一直到1967年退休，那时已年满80高龄。在晚年18年中，他竟像年轻人那样，精力充沛，勤奋地完成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十三卷）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留下珍贵翔实史料，颇有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1985年被人们誉称为“百岁外交官”的顾维钧在纽约寓所安然离世，终年98岁。当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传媒均载文表示深深地哀悼，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领事亦前往吊唁。英国有的报纸专栏作家曾在撰文中誉称“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人物了。他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