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文学评论，海明威文学奖获得者作品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很年轻，和外祖父、外祖母同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奥恰兰大街的一幢白墙别墅里。为了日后得以靠自由职业为生，我正在圣马尔可大学攻读法律，实际上我更向往成为一个作家。当时我还担任着一项名头响、工资低但有利可图的工作，工作时间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泛美电台新闻部主任。我的任务是把报纸上有关的新闻剪下来，稍加润色，编成广播新闻稿。我手下的编辑是一名头发抹得油亮、热衷于各种天灾人祸消息的小伙子，名叫帕斯库亚尔。每隔一小时播报一次新闻，每次一分钟；只有中午十二点和晚上九点连续播报十五分钟。但是我们总是一下子准备好几份新闻稿，这样我就可以上街逛逛，在科尔梅纳大街的咖啡馆里坐坐，有时去上几节课，或者到中央电台的办公室去串串门，那里比我的办公室热闹些。

这两家广播电台同属一位主人，都坐落在贝伦大街上，互为邻居，离圣马丁广场很近。这两家电台毫无相似之处，倒更像那种天生的悲剧姐妹，一个娇媚无比，另一个满身疮痍，形成鲜明对照。泛美电台占据着一幢崭新楼房的二层和顶楼平台；这里的工作人员个个雄心勃勃，颇为时髦，以年轻和华贵而自负。尽管播音员不是阿根廷人（这一点，彼得罗·卡玛乔可能已经向你们说过），但也称得上是银嗓子。泛美电台播放很多音乐节目，包括大量爵士乐和摇摆舞曲，也有一点古典音乐。泛美电台的电波总是在利马首先播放纽约和欧洲的最新流行乐，但是它也并不轻视拉美音乐，虽然这种音乐总是有点掺假。泛美电台对民族音乐则十分谨慎，最多播报一点华尔兹舞曲。泛美电台也有一些知识性的节目，如《往事回忆》《国际时事述评》之类，甚至在轻松愉快的节日中也要插进《问答比赛》和《荣誉跳板》，这种力图不过分落入俗套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由帕斯库亚尔和我主持的那个新闻部足以证明泛美电台对文化的重视，这个新闻部设在顶楼平台上的阁楼里，从那里可以眺望大街上的垃圾堆和利马市内楼房顶上的柏木窗。登上这个阁楼要乘电梯，电梯有个令人讨厌的毛病：还没到达，门便开了。

中央电台则相反，他们挤在一栋老式住宅里，那里院落套院落，夹道通夹道，只要听一听那些播音员毫无忌讳的满嘴俚语，就能了解它那五光十色、平民大众化的特色和强烈的地方气息。这家电台很少播报新闻，它的女王和主宰者是秘鲁音乐，包括安第斯音乐。剧院的印第安歌手经常光临电台参加实况演出，播音前数小时，听众便人山人海地聚集在门口等候。此外，热带音乐、墨西哥音乐、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也从它的电波里大量地传出去。它的节目很简单，缺乏想象力，但收效很好，如电话订货、诞辰小夜曲、喜剧演员的街淡巷议、唱片和电影。但是，据各方面调查，它的脍炙人口的大菜是广播剧，这个节目使它牢牢地保住了广大听众。

他们每天至少要播放五六个广播剧。播音时，我偷偷观看那些演员，觉得非常开心。他们化装成衰老、饥饿、衣衫褴褛的男女，清新悦耳、动人心弦、充满青春活力的嗓音同他们苍老的面孔、难看的嘴唇和无神的眼睛形成了可怕对照。“有朝一日，当秘鲁把电视台安装起来，他们除了自杀，别无他路。”小赫纳罗隔着播音室玻璃指着那些演员预言道。他们像在一个大鱼缸里，手捧剧本，围在话筒的四周，一切就绪，正准备开播《阿尔维阿家族》的第二十四章。说实在的，那些听了卢西亚诺·潘多的播音而伤心落泪的家庭主妇们如果看到他佝偻的身体和斜视的目光，会感到多么失望啊！那些被何塞菲娜·桑切斯抑扬顿挫的声调勾起了往事回忆的退休老人假如看到她肥胖的下巴、浓密的髭须、扇风大耳和青筋暴突的样子，又该多么扫兴呀！但是，电视传到秘鲁的日子还遥远得很，因此，这群广播剧动物赖以为生的行业，看来暂时还是颇为稳定的。

我一直好奇地想知道是谁创作了这些使我外祖母愉快地消磨着下午时光的广播剧。当我去拜访劳拉姨妈、奥尔卡舅妈、加比姨妈时，或者在人数众多的表姐表妹们家中做客时，我常常听到她们提到这些故事（我们这个家族有按照《圣经》宗旨办事的传统，住在米拉弗洛雷斯区，...

小赫纳罗通过电报，论斤购进（或者确切地说，是CMQ卖出）广播剧的稿本。一天下午，当我问到，在播音前，他、他的兄弟或父亲是否仔细审阅过这些脚本时，他惊愕了一下，才亲口告诉我这种事。他反问我：“难道你能看完七十公斤重的脚本？”同时谦恭地望着我。自从他在《商报》星期天副刊上读到我的一篇小说后，便授予我“才子”的称号，并按照这种身份对待我。“你想想这要花多少时间？一个月？两个月？谁能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去读一出广播剧呢？那我们就让它去碰运气吧。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神奇的上帝一直在保佑我们。”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小赫纳罗通过出版代理商或者同行友好调查有多少个国家购买过CMQ所提供的广播剧本以及广播剧播出的效果；如果情况不许可，就只好根据题目决定，或者简单地像押宝那样买下来。这些脚本之所以论斤出售，是因为这是一种比按页码或字数较少被欺骗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唯一可以核定的方式。哈维尔说：“当然啰，如果没有时间去阅读，更没有时间去数字数了。”一部重达六十八公斤三十克的小说，其售价要像牛肉、奶油、鸡蛋那样由磅秤来确定，这情形深深刺激了他。

但是，这套办法也给赫纳罗父子造成了不少麻烦。因为稿本里面充塞了大量的古巴方言。每次播出前几分钟，卢西亚诺和何塞菲娜，还有他们的同事，只得自己动手尽可能地把它译成秘鲁话（每次都译得很糟）。另外，一捆捆打字稿在从哈瓦那运往利马途中，在船舱里或飞机上，或者是经过海关时，有时会受到种种破损：整章整章地遗失掉；潮气把字迹弄得模糊难辨；被抛进中央电台的仓库后，还要被老鼠啃咬一通。由于老赫纳罗在播音前才分发剧本，上述情况总是在最后一刻钟才被发现，结果十分狼狈。而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跳过丢失的章节，昧着良心办事。如果情况更严重，就让卢西亚诺·潘多或何塞菲娜·桑切斯病休一天，这样便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不露太多形迹地修补、复苏或恰到好处地删掉那失掉的几克乃至几公斤的底稿。此外，由于CMQ收费很高，所以当小赫纳罗发现彼得罗·卡玛乔具有非凡的才华时，自然感到乐不可支。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他正是在那一天对我谈到无线电播音问题的，因为就在同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胡利娅姨妈。她是我舅舅鲁乔的小姨子，是前一天夜里从玻利维亚来的。她刚刚离婚，来此地休息调养，抚平那不幸的婚姻给她造成的创伤。“实际上，她是来另找丈夫的。”在一次家庭聚会上，亲戚中最饶舌的奥尔滕西娅姨妈这样说。那时我每个星期四都在鲁乔舅舅和奥尔卡舅妈家里吃午饭。那天中午，我到那里的时候，看见他们全家仍然身着睡衣，吃着辣子香肠，喝着冰镇啤酒，在恢复前一夜的睡眠不足。前一天晚上，他们跟那位刚到的女人一直聊到黎明时分方才就寝；三个人喝光了一瓶威士忌。他们都觉得头疼，我舅舅鲁乔抱怨说他办公室的人大概要闹翻天了。我舅妈奥尔加说，不是星期六却睡晚了，实在难为情。那位新来的女人身穿便服，未着鞋袜，戴着卷发器，正从皮箱里往外拿东西。凭我所看到的她那副尊容，任何人都不会把她当成美女，但她并不因此而感到不悦。

“这么说，你是多丽塔的儿子喽。”她说着，在我面颊上吻了一下，“已经中学毕业了，是吧？”

我真恨死她了。那时我同家里人之所以有些小小的摩擦，就是因为人人总是把我当作小孩子，而不把我当一个十八岁的名副其实的大人看待。没有什么比马里多[1]这个称呼更叫我恼火，我觉得这个指小词把我又送回到穿开裆裤的年代。

“他已经读法律系三年级了，还是新闻记者呢。”鲁乔舅舅一边给她解释，一边递给我一杯啤酒。

“说真的，”胡利娅姨妈拿脚尖点了我一下说，“你还像个娃娃呢，马里多。”

整个午饭过程中，她都用成年人同白痴或孩子说话的那股亲热劲对待我，问我是否有恋人，去不去跳舞，搞什么体育活动。她带着一种我无法看出是故意还是天真但都叫我反感的样子劝告我，一旦有可能，就把胡子留起来。留胡子很合适黑头发的男子，同姑娘们来往也会有好处。

“他现在既不想女人，也不想玩乐，”鲁乔舅舅解释说，“人家是知识分子，在《商报》星期天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

“小心呐，多丽塔的儿子可别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胡利娅姨妈笑了。我突然深深同情起她的前夫，但我仅微微一笑，未露声色。整个午饭时间，她都在讲一些耸人听闻的玻利维亚笑话，并且拿我开心。当我告辞的时候，她好像要求我原谅她的恶作剧，以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邀请我哪天晚上陪她去看电影。她说她是影迷。

为了不让帕斯库亚尔把三点钟的新闻节目全部用来报道《最后一点钟》上发表的瓦尔品第异国风光的街道上掘墓人与麻风病患者展开大战的消息，我按钟点准时到达泛美电台，准备完四点钟和五点钟的稿子，就出去喝咖啡了。在中央电台的门口，我遇见了小赫纳罗，他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拉住我的胳膊，硬把我拖到布兰萨咖啡馆里，说道：“我有个绝妙的新闻要告诉你。”他为了办交易，去拉巴斯待了几天，就是在那里，他发现了那位既多才多艺又勤奋能干的彼得罗·卡玛乔。

“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企业，”他钦佩地说，“玻利维亚上演的全部剧作都是他写的，还参加所有的演出。所有的广播小说也是他写的，并且由他导演，担任主角。”

但是，给他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卡玛乔的多产和多才多艺，而是这位作家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为了在拉巴斯的萨维埃德拉剧院亲眼看看卡玛乔，小赫纳罗不得不出双倍的价钱买了一张黑市票。

“你想想看吧，就像买斗牛票一样，”他露出惊奇的神情说，“在利马，谁能使剧场满座？”

他告诉我，他一连两天都看到很多姑娘、妇女和老太太们团团围在依里玛尼电台门口，等待着她们所崇拜的人出来，求他签字留念。另外，拉巴斯的麦康·艾丽克逊太太十分有把握地告诉他，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是玻利维亚各电台中最吸引听众的节目。小赫纳罗是那种所谓的进步企业家，对他来说，生意胜于名誉。他不是“全国俱乐部”的会员，也没有成为会员的奢望。他和所有的人交朋友。他的活动能量很大，大到令人生厌的地步。他访问依里玛尼电台后，便当机立断，说服了彼得罗·卡玛乔，聘请他作为中央电台的独家客人前来秘鲁工作。

“这件事并不难办，因为他在那里挨饿呢，”他向我解释道，“他将负责小说连播节目，那时我就可以打发CMQ的鲨鱼见鬼去了。”

我想给他的希望泼点冷水，告诉他我最近刚刚证实玻利维亚人让人讨厌极了。彼得罗·卡玛乔与中央电台的全体同仁一定处不好，他那种怪腔怪调会像石头落地一样使听众难受；由于对秘鲁一无知识，他将时时刻刻闹笑话。但是小赫纳罗笑了，丝毫不为我失败主义的说教所动摇。他说，彼得罗·卡玛乔虽然没有到过这里，但是他谈起利马人的心理，就像一个下桥区的人那样熟悉；他的声调绝妙动听，既不拖长s，也不把r发得很重，柔和得像高级天鹅绒。

“卢西亚诺·潘多和其他演员会把那个可怜的外国人挤得粉碎，”哈维尔这样想象着，“或者，漂亮的何塞菲娜·桑切斯会把他强奸。”

我和哈维尔待在楼顶上。我一面和他闲谈，一面为泛美电台十二点钟的播音节目润饰《商报》和《新闻报》上的消息，用打字机清楚地打出来。哈维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天天见面，哪怕只有片刻也好，为了证实一下我们都还活在世上。他是一个冷热无常、思想矛盾很多的人，但待人一向诚恳。他曾经是天主教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像他那样成绩优异的学生、才华出众的诗歌爱好者、艰涩课文的明快评论员，在这所大学前所未见。大家都认为他毕业时一定会拿出一份才气横溢的论文，成为才气横溢的教授、才气横溢的诗人或评论家。但是，有一天，他没作任何解释，突然放弃了正在撰写的论文，退出文学专业，离开天主教大学，在圣马可大学经济系注册了。这使大家极其失望。当有人问及他退学的原因时，他坦率地说（或许是开玩笑），是他写的论文打开了他的眼界。那份论文的题目是：《里卡多·帕尔马所使用的谚语》。他曾经不得不用放大镜来阅读《秘鲁传说》，搜索书中的谚语。他治学认真严谨，做了整整一箱语言卡片。后来，一天清晨，他在一块空地上把这箱卡片烧掉了。我和他围着这堆语言学的火焰跳起印第安人的石堆舞。他下决心与文学为敌，宁愿去学经济。哈维尔在中央储备银行实习的时候，总是找个借口，每天上午溜到泛美电台来看看。那场谚语的噩梦给他留下一个习惯，就是无缘无故地用谚语戏弄我。

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尽管胡利娅姨妈是玻利维亚人，又住在拉巴斯，却从未听说过彼得罗·卡玛乔的大名。不过她向我说明，她从来没听过小说连播。她自从在爱尔兰修女办的学校里毕业那年在时光舞里扮演过黎明仙女以来（“马里多，你可别问我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再没有进过剧院的大门。我和她从鲁乔舅舅家——位于阿尔门达利茨大街的尽头——出来，向巴兰科电影院走去。她的手段实在狡猾，那天中午硬要我接受她的邀请。那是她到达后的第一个星期四，尽管我不高兴再次成为玻利维亚笑话的牺牲品，但一周一次的午餐我可不愿意缺席。我希望别碰见她，因为前一天晚上（星期三晚上是拜访加比姨妈的日子），我已听到奥尔滕西娅姨妈用掌握了仙女秘密的口气讲道：

“她到利马的第一周外出了四次，每次换一个求婚者，其中一个是结过婚的。这位离了婚的女人真有吸引力呀！”

搞完十二点钟的泛美电台播音，我来到鲁乔舅舅家时，恰好看到她和其中一个求婚者在一起。走进客厅，我发现在她身旁坐着的是我外祖母的表弟潘克拉西奥舅爷。我的心里感到一种报了仇的快意，那老头子以征服者的目光瞅着她。他穿着一身二十世纪的服装，领带上打着蝴蝶结，纽扣眼上插着丁香花。那副容光焕发的怪模样，让人啼笑皆非。他丧妻已有几十年，走起路来双腿叉开，画着八字形。家里人对他的来访都怀有戒心，议论纷纷，因为他总是当着众人的面毫无顾忌地拧女仆一把。他经常染发，用一块带银链的怀表。每天下午六点钟，人们常常看到他在联盟大街的拐角处调戏下班的女职员。我俯身去吻那位玻利维亚女人时，贴着她的耳朵，用世界上最有讽刺意味的语言低声道：“胡利塔[2]，多美妙的战利品啊！”她向我挤挤眼，点点头。用午餐时，潘克拉西奥舅爷就土生白人的音乐发表了一篇宏论（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家庭舞会上，总要独唱一首《峡谷独奏曲》）后，转身望着她，像一只公猫那样装模作样地说：“啊，对了，每星期四晚上，费利佩·宾格罗社团都在土生白人主义中心维克多里亚聚会。你喜欢听真正的秘鲁音乐吗？”胡利娅姨妈毫不犹豫地摆出一副难过的面孔，装模作样地指着我回答说：“你看多遗憾呀！马里多已经请我去看电影了。”“那么我给年轻人让路。”潘克拉西奥舅爷微微躬身，摆出一副体育比赛的神气来。老头子走掉以后，我以为自己也可以脱身了，因为奥尔加舅妈问她：“你说去看电影只不过是为了甩开那个老色鬼吧？”可是胡利娅姨妈断然纠正说：“一点那种意思也没有，姐姐。我非常想看巴兰科上演的影片，据说禁止未婚小姐看。”她转身看看我，那时我正在倾听着她如何决定我晚上的命运。为了使我放心，这朵娇艳的鲜花又补充了一句：“马里多，你别担心钱，我请客。”

就这样，我和她来到了街上，先是沿着漆黑的阿尔门达利茨大街，接着拐向宽阔的格拉乌林荫大道，只是为了去看一部墨西哥电影，那片名刚好叫做《母亲与情人》。

“对于一个离婚的女人来说，可怕的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向你提条件，而是认为你既然是个离婚的女人，就不再需要浪漫了。”胡利娅姨妈这样告诉我，“他们认为用不着恋爱，用不着说什么温柔的话，而是直截了当、十分庸俗地向你求婚。这使我讨厌。就因为这个，我不愿给他们拉去跳舞，而情愿来跟你看电影。”

我对她说，谢谢她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他们真是愚蠢透顶，以为所有离婚的女人都是娼妇。”她不管别人理解不理解，继续说道，“另外，他们一味地都想干那种事。可是美好的东西并不是那个，而是谈情说爱，对不对？”

我开导她说，世上并不存在爱情，爱情是一个名叫彼特拉克[3]的意大利人和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诗人臆造出来的。人们认为纯洁奔放的激情和质朴感情的流露只是发情雄猫的本能要求，不过用美丽的辞藻和文学神话加以掩饰罢了。这种理论虽然我丝毫不相信，但故意装出热诚信奉的样子。我那套生物性欲学理论至少使胡利娅姨妈产生了不少疑团：“莫非他真的相信那些胡说八道？”

“我是反对结婚的，”我对她说，尽力装出一副卖弄学问的样子，“我赞成人们所称的自由爱情。但是，如果我们持老实态度，那就应该简单地叫做自由结合。”

“结合就是干那种事啰？”她笑了，但是立刻露出一副沮丧泄气的神情，说：“我年轻的时候，男孩子都给女孩子写些短诗，送鲜花，要经过几周的时间才敢吻她们一下。马里多，现在这些毛头小伙子把爱情弄成了多么下流的东西呀。”

我们在售票窗前为谁掏钱买票争执了一番，然后耐着性子看多洛蕾斯·德里约表演了一个半小时，只见她时而呜咽，时而拥抱，时而高兴，时而哭泣，最后披头散发，迎风在树林里狂奔。散场后，我们仍旧步行回鲁乔舅舅家，一路上，蒙蒙细雨打湿了我们的头发和衣裳。我们又一次谈到彼得罗·卡玛乔。她真的从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吗？因为据小赫纳罗说，彼得罗·卡玛乔是玻利维亚的名人呀。是的，她的确连他的名字都不晓得。我想，赫纳罗是让人骗了，或者，也许那个所谓的玻利维亚广播剧企业是他自己臆造出来，为了做广告而抛出的一个带羽毛的土著人。三天后，我亲眼看到了那位有血有肉的彼得罗·卡玛乔。

那天，我刚和老赫纳罗发生了一些龃龉。因为帕斯库亚尔对于暴行消息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偏爱，十一点钟的播音稿用的全部是伊斯法罕的地震消息。使老赫纳罗恼火的倒还不是帕斯库亚尔挤掉了其他消息，淋漓尽致地报道了房倒屋塌时响尾蛇和眼镜蛇蹿到地面进攻那些幸免于难的波斯人，而是因为那次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我不得不承认老赫纳罗并非没有道理，便把火发泄到帕斯库亚尔身上，骂他玩忽职守。他是从哪里弄来这碗剩饭的？从一份阿根廷杂志上。他为什么要干这样荒唐的事？因为眼下没有重大新闻，那个消息至少还算有趣。我给他解释说，人家付给我们工钱，不是为了要我们娱乐听众，而是要我们综合报道当天的新闻。帕斯库亚尔点点头以示和解，但提出一个难以反驳的理由：“马里奥先生，问题是咱们关于新闻的概念理解不同。”我正要回答他说，如果你固执己见，每当我不在时就推行那套耸人听闻的新闻理论，那么咱们两个很快就会流落街头。这时，阁楼门口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的身影。那是一个矮小的人，身材介于矮子与侏儒之间，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双异常活泼的眼睛，目光里闪烁着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他穿一身黑西装，看得出已经穿得很旧了，衬衫和蝴蝶结领带上有不少污迹。但是这身装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是谨慎而严肃的，就像那些老式照片上的绅士，穿着浆好的大礼服，戴着合适的高筒帽，活像囚犯。他的年龄大约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一头长及肩膀的油污黑发闪闪发亮。他的姿势、动作和表情好像与率真和自然的风度无缘，而使人立刻想到带有活动关节的玩具娃娃，想到用线牵引的木偶。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们一鞠躬，摆出一副和他那副仪表一样不常见的庄重神情，做了这样的开场：

“先生们，我要占用你们一台打字机。如果二位肯帮忙，我将十分感激。这两台打字机，哪台好使一些？”

他用食指来回点着我和帕斯库亚尔的打字机。尽管我常到中央电台去玩，对声音与身体的不一致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一个身材如此矮小、体质如此单薄的人，居然能发出这样洪亮悦耳的声音，而且咬字又是这样的完美，实在令我惊讶。仿佛在他发出的声音里，不仅每个字母都清晰可见，一个不缺，而且每个字母的分子和原子、每个音节里的音素都鱼贯而出，点滴不漏。他等得不耐烦了，没有察觉到他的外貌、大胆的举止和洪亮的声音引起了我们的惊奇，便动手查看——也像是嗅闻——两台打字机。最后他选中了我那台陈旧、笨重、样式很像一辆过时灵车的雷明顿牌打字机。这时，首先有反应的是帕斯库亚尔：

“您是强盗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责问道。我明白他这是为伊斯法罕的地震消息在我面前将功补过，“亏您想得出就这样搬走新闻部的打字机！”

“艺术比你那个新闻部重要，幽灵。”那位人物大声怒喝道，并且狠狠地瞪了帕斯库亚尔一眼，目光好似对待被践踏的蝼蚁，同时继续干他的事。在帕斯库亚尔惊愕的目光注视下（毫无疑问他也像我一样打算猜出“幽灵”两字是什么意思），那位来访者动手去搬雷明顿。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笨重的机器搬了起来，憋得脖子里青筋暴跳，眼球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挂满了汗珠，但仍然不肯罢休。他咬紧牙关，蹒跚着朝门口走了几步，终于筋疲力尽了，再过一秒钟，那件重物就会同他一起坠倒在地。于是，他把雷明顿打字机放在帕斯库亚尔的小桌上，呼哧呼哧地喘气。可是，他的呼吸刚恢复正常，便全然不理睬帕斯库亚尔和我对这副场面的讥笑（帕斯库亚尔已经三番五次地用手指点着太阳穴，示意我那是个疯子），恶狠狠地责备我们：

“先生们，别那么不通人情，讲点人道主义的团结精神吧，帮我一下！”

我说，我很抱歉，不能帮忙，要想搬走那台雷明顿打字机，得先踏过帕斯库亚尔的尸体，再跨过我的尸体。那矮子整理着由于用力过度而扭歪了的领带。我吃惊地看到他的面孔露出了恼怒的神色，显出全然不懂开玩笑，严肃地点着头答道：

“一个天生的好汉对决斗绝不胆怯。先生们，请定个时间和地点吧。”

好像上帝有意安排似的，小赫纳罗出现在顶楼门口，从而解除了眼看就要商定的决斗。他进门的时候，那个固执的矮子正想重新抱起雷明顿打字机再表演一次而脸红脖子粗。

“放下！彼得罗。我来帮您。”小赫纳罗说，从他手中夺过机器，好像那不过是个火柴盒。这时，他从我和帕斯库亚尔的脸上明白了应该说明一下，便满脸笑容地安抚我们：“又没有死人，何必哭丧着脸呢！家父很快就会给你们补上一台打字机。”

“我们是多余的人，”为了保住面子，我抗议道，“所以把我们塞在这个猪窝一样的阁楼里。过去已经搬走了一张写字台送给会计师，现在又搬走我的雷明顿，而且事先都不通知一声。”

“我们还以为这位先生是强盗呢，”帕斯库亚尔支持我，“他进来就骂我们，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同事之间不要闹纠纷。”小赫纳罗用圣贤的口吻说道。这时他已经把雷明顿放上肩头，我发现那矮子刚好同他的衣领一样高，“家父没有替你们介绍吗？那么我就介绍一下吧。这样大家便可相安无事了。”

那矮子立刻敏捷地伸出一只胳膊，朝我跨过几步，把一只孩子般的小手伸给我，又彬彬有礼地一鞠躬，用他那悦耳的男高音自我介绍道：

“一个朋友，彼得罗·卡玛乔，玻利维亚人，艺术家。”

他对帕斯库亚尔又重复了一遍上面的话，摆出同一姿态，同样鞠了躬。帕斯库亚尔显然由于一时慌乱而愣住了，无法判断那矮子是在捉弄我们还是一向如此。彼得罗·卡玛乔礼节性地同我们握过手，转身对着整个新闻部，站在顶楼中央和他身后巨人般的小赫纳罗的身影里。小赫纳罗十分严肃地看着他。他呢？把嘴巴一咧，脸上堆起皱纹，露出一排黄牙，做了个怪模怪样的笑脸。停了一会儿，他打着变戏法的手势，用一些伴有音乐感的话向我们致谢，告别道：

“我不会记恨你们的。人们不理解我，我已习以为常了。永别了，先生们。”

他迈着妖怪式的小碎步从顶楼门口消失了。企业家小赫纳罗肩扛雷明顿，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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