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狄克逊的签名(美斯蒂芬狄克逊)

斯蒂芬狄克逊的签名(美斯蒂芬狄克逊)(1)

  

我太太死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亲吻她的双手,然后走出病房。我顺着甬道走下去时,一个护士从后面追上来。  

“你现在是不是要处理死者的后事了?”她说。  

“不。”  

“那你要我们怎么处理尸体?”  

“火化。”  

“那不归我们管。”  

“捐赠做实验好了。”  

“那你得签一些法律文件。”  

“拿来给我。”  

“那需要一点儿时间,你在会客室等,好吗?”  

“我没时间。”  

“还有她的盥洗用具、收音机和衣服。”  

“我得走了。”

我按下电梯的按钮。  

“你不能这样走了。”  

“我就是要这样。”  

升降梯的门开了。  

“医生,医生。”  

她大喊一位正在护理室翻阅档案的医生。医生站起来,问:“怎么回事,护士?”  

电梯的门关上了。在距离大厅还有几层楼时,又打开了,我继续往下走。旋转门旁边坐着一个安全警卫,在我走进分成四格的旋转门其中一格时,他的对讲机响了起来。  

“拉斯洛。”他对着对讲机说。  

这时候,我已经走到外面了。  

“嗨,你!”他说。  

我回过身,他点点头,指着我,招手要我回去。我穿过马路走到公车站。他把对讲机插入口袋,朝我走过来。  

“他们要你回楼上去签一些文件。”他说。  

“太迟了,她死了,我孤零零一个人。我吻过她的手了,你们可以保留她的身体,我只想离开这儿远远的,愈快愈好。”  

“他们要我带你回去。”  

“你不能那么做,这里是公共街道,只有警察才能带我回去,甚至我觉得警察也没有这个权力。”  

“我现在就去找一个来。”  

公车来了,车门打开,我有刚刚好的零钱,于是我走上去,把钱投入票箱。  

“别让这人上车,”警卫对司机说,“他们要他回那家医院去,是和他生病的太太有关的事,虽然我搞不清楚真正原因。”  

“我没犯错。”我告诉司机,并在后面找了位置坐下。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士叫道:“停在这里干什么?又不是红灯。”  

“听着,”司机对警卫说,“如果你没有具体的指控或拘捕这个人的手续,我就要开车了。”  

“请你开车好吗?”乘客说。  

“是啊,”我捏着嗓子说,假装是另一名乘客在说话,“我有个重要约会,你这样慢吞吞的,老是停下来,我肯定要迟到的。”  

司机对警卫耸耸肩:“上来或者下去,老兄,你赶快决定吧。”  

警卫走上车来,付了车钱,车子发动了,他过来坐在我旁边。  

“我必须跟在你身边,而且得报告一下,你不介意吧?”他对我说,然后举起对讲机,“拉斯洛。”  

“拉斯洛,”一个声音说,“你溜到哪里去了?”  

“我在公车上。”  

“你在那儿干吗?你还没下班!”  

“我跟那个你叫我拦住的人在一起。我在外面想拦住他,但他说我得找个警察来,因为我们在公共街道上。我试着说服他回去,可是他不肯。他说他已吻过某个女士的手,而我们可以保留她的身体。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他上了这辆公车,司机认为我拘捕那个人是不合法的行为,而且他必须开完全程。所以我上了这辆公车,现在正坐在那个人旁边,如果你们要我下一站就下车,我就下车。我只是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执行命令,在得到你们的指示之前,只能跟在他身边。”  

“你是对的。现在让我跟他说话。”  

拉斯洛把对讲机举向我。  

“喂。”我说。  

“将你太太的尸体捐赠给医院研究或移植用的文件都准备好了,先生,你现在能不能和拉斯洛一起回来?”  

“不能。”  

“如果你觉得回来会令你难过,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别的地方让你签名?”  

“随你们怎么处置她的尸体,我不想再接触任何与她有关的事情。我不再提她的名字,不想回我们的公寓,不想开走我们共同那辆车—让它在街上生锈,直到有人拖走。这只表,她买给我的,她自己也戴过几次……”说着,我把表丢出窗外。  

“你为什么不把它递到后面来呢?”坐在我后面的男士说。  

“这些衣服,有些是她买的,每一件她都缝补过。”我脱掉夹克、领带、衬衫和长裤,抛出窗外。  

“注意,”拉斯洛说,“我只是医院的安全警卫,有一副手铐,我不想用来对付你,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也因为你经历的伤痛,但拜托你平静下来。”  

“这内衣是我自己昨天买的,所以我可以继续穿着。”我对他说,“但这双鞋得扔掉,她用一个廉价的修鞋器钉上了鞋跟。”我脱下鞋子,从车窗扔出去。公车已经停了,除了拉斯洛以外,乘客都下去了。司机站在街头寻找巡警。  

我看看我的袜子,“我不太确定这双袜子是不是她给我买的。”  

“别脱,”拉斯洛说,“看起来很好,我喜欢棕色。”  

“我想这是她两年前送我的生日礼物,那一次,她送我一个藤编野餐篮,里面装着十八双不同颜色的袜子,对了,这是其中的一双。”于是我脱下来,丢出去。  

“你知道,”我拿着对讲机说,“我们一起在这里住了好些年,我和她,自打我们结婚开始。这些街道,这座桥,这些建筑物。”我朝窗外吐了一口口水,“也许连这辆公车,我们都来来回回坐了好几次。”我试着拔起我前头的座椅,但它纹丝不动。拉斯洛用手铐铐住了我的双手。“这一生。”我说着,用脑袋撞破了车窗,想飞出去。  

一辆救护车开过来,送我回到医院。我被送到急诊室,躺在一张病床上,她最后一次来这家医院,也是在这间诊疗室。正当医生和护士忙着取出遗留在我头部的玻璃碎片,并且缝合伤口的时候,一位院方职员走了进来,说:“如果你还想捐出你太太的尸体,那么我们希望将她的部分器官移植给楼上的病人。”  

“不,我不希望有人带着我太太的器官走来走去,也许有一天我会撞上他们,或者认出他们来。” 

可是他们抓住我的手,握着我的手签了字。

木子说:当极致的悲伤来临时,人们并不会嚎啕大哭,只是会静静地将自己抽离于现实之外,屏蔽所有声音。“我”的妻子去世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现场,火化或是捐献器官都没有关系,趁神经还在麻木的状态赶紧离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忘却现实。可是在逃跑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起了妻子的一切,身上的衣服、她带过的手表、她的名字、曾经共同坐过的车、走过的路,甚至想到她的器官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个过路人身上,与“我”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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