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万寿桥一墩(福州万寿桥为何成了译界一道坎)

日前读了《首谈〈“中国研究”外文旧籍汇刊·中国纪录〉出版记》一文,里面谈到收入丛书的每本著作均是“原书影印”,作者说:“我们相信,对于当下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而言,阅读外文(尤其是英文)的欲望和能力已经逐渐成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素养,将这些事关中国的著作由外文全部译为中文,会随着时间的向前而越来越变得不是特别的必要”,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福州万寿桥一墩?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福州万寿桥一墩(福州万寿桥为何成了译界一道坎)

福州万寿桥一墩

日前读了《首谈〈“中国研究”外文旧籍汇刊·中国纪录〉出版记》一文,里面谈到收入丛书的每本著作均是“原书影印”,作者说:“我们相信,对于当下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而言,阅读外文(尤其是英文)的欲望和能力已经逐渐成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素养,将这些事关中国的著作由外文全部译为中文,会随着时间的向前而越来越变得不是特别的必要。”

对于这样“神一般”的“自信”,读后不禁为之哑然。作者可能已经忘记“常凯申”“门修斯”“毛昆仑”这些梗了。专业人士对中国通史层面上的翻译,尚且闹出如此多的笑话,更何况在一本涉及中国地方的外文书籍,当中充满的人名、地名、方言,又岂是“机器翻译”所能胜任的。福建古田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林耀华的大作《金翼》,原为英文版,由其高徒庄孔韶翻译引荐回国。庄孔韶曾到福建做过田野调查,也是下了一番苦功,连“临水陈太后庙”“拗九节”“鸭牳渡江”等土白话都能精准译出,却在“长寿桥”(指福州“万寿桥”)上翻了船。

出版的选题也是关键一环,当下名家、旧译重复印出,甚至出现《某某全集》,同一省有两套人马组织编纂的现象。一方面是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另一方面是某些书籍的“束之高阁”,比如说野上英一的《福州考》,因附带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福州市街图”而身价倍增。其实此书有中译本,译者为福建文史界“神隐”般存在的大佬徐天胎,罗桂林的一篇论文说徐吾行(徐天胎字)的中译抄本现藏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吴巍巍《西方传教士与晚清福建社会文化》注明为“1962年手稿本”,只可惜吾等的“IP地址不在允许范围之内”。

厦门近年来陆续推出了“同文书库”系列丛书,这里要为之点个赞。编者说“致力于厦门近代文献典籍的‘旧书重版’和‘遗稿新刊’,其所收集作品,以厦门近代文人所撰稀见诗文、笔记等为主要内容,多种作品已成孤本,版本价值突出”。因文献的史料价值和诗文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乡土幽思,丛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欢迎,认为是挖掘梳理厦门历史文化脉络,提炼总结并继承厦门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从厦门老街岁月的口述历史、曾厝垵村史,到近人的《菽园赘谈》《卧云楼笔记》,丛书包罗万象,还编译出版了《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厦门》《筼筜那边》《近代闽台社会风貌:〈教务杂志〉文章选译》等外文书刊。

当中的一本为英国传教士陆一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福建河流及道路沿途风光》,两位译者均是厦门理工学院教授,也是做足了功课,译文尚属流畅,福清渔溪、大埕和闽侯大义等地名准确无误,基本可以“按图索骥”,只是“在城外,一条三英里长的商业街连接了城市及其主要郊区,穿过‘万年桥’,直达山上。山上建有外国人的仓库和居所”一句,同样“栽”在“万寿桥”的译名上。是书中英文字并排,甚为允当,可见丛书组织者用心做事。

曾经看过麦利和《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的一些试译,当中有“我们的工作从福州向西扩展到乡村……奴康人居住的村落就在福州西部12英里的地方”之类的句子,让当下的一位福州人来读,可能会产生“陌生化”的戏剧“间隔效果”,个中缘由除了古今异变,很大程度上在于译文的质量。若由福州本地学者担纲,起码会从“福建文史资料选编”中,找出《基督教天主教编》这本书,再挑选严子祺《福州基督教一些堂会的情况》等文章,参照“把福州的美以美会教会分为真神堂、天安堂、贵峰、牛坑四区(即4个牧区)”等说法酌情翻译,整出来的文字也不至于“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闹不清”。

卢公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写得有趣,陈泽平教授也译得顺畅。试看“闽江两岸”一节:“市区边上的闽江江中有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岛,叫‘中洲’。著名的‘万寿桥’(也叫‘大桥’)将之连接到江北岸。‘万寿桥’始建于八百年前,四百米长,四米多宽。共有约四十个坚固的粗花岗石桥墩……连接中洲岛和闽江南岸的桥叫‘仓前桥’。”这段即便谈不上是吟风弄月、文字优美,至少也不会让人读得磕磕绊绊、稀里糊涂,这样才能达到“存史”,进而“资政、育人”的社会效果。

日本东亚同文会于1907年至1920年间,编发了一部中国地方志(18卷),其中第14卷为“福建卷”,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清末民初期间福建的地理、经济、度量衡等状况。李斗石在“译者序”中说:“福建省地方志普遍缺少清末民国初期的史料,但似乎无人关注此部史料的存在,相关学者引用、评论这部史料的记载很少。”这句话和这本书都大有可议之处。仅结合最近的写稿经历而言,查了一些“近代福建民间对外交流”史料,发现相关书籍所搜集的仅是集中在各地的“文史资料”上,基本没有对外文的利用,固然有出版年代较早、学养所囿等方面的原因,但从近些年全国范围来看,有关“中外交流史”大型丛书的出版已是接踵而至,形势逼人强哪。

至于福州“万寿桥”为何成了译界一道坎?想来想去,可能还是跟“推介”关系较大。至今,还有不少外省人认为福建的省会在厦门。眼看他起高楼,而桑梓情深,敢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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