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子重耳之亡讲解（晋公子重耳的流亡生涯）

本期话题公元前644年，晋公子重耳为了躲避国内的追杀，又一次踏上了流亡的旅途。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齐国。这趟艰辛而传奇的旅程将是重耳生命中痛苦的记忆，但也因此历练出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大国领袖。

如果有这么一件事情，它让你苦心孤诣地为之奋斗了一纪，可12年的光阴耗去，你却发现自己兜兜转转又被命运打回到原点。那你会作何感想呢？

这就是公子重耳眼下的遭遇。

公元前655年“申生投毒案”爆发，遭遇诬陷的重耳为了躲避骊姬的迫害，流亡国外。他和随行的大臣们自封邑蒲城沿黄河逶迤南下，来到位于今河南灵宝县的柏谷。从此一路东去，前途便是齐国，而往南呢，则将投奔楚国。

站在十字路口举棋不定的重耳想卜一卦，告问上苍，看看自己的未来究竟在哪里。但舅父狐偃拦住了他：“不要好高骛远。齐、楚都是去不得的，咱们还是务实一点，北上白狄吧。”

听从了狐偃的建议，重耳一行人到白狄歇马，等待返国的时机。可这一等，就是12年。12年里，重耳不但在与公子夷吾的君位竞争中全面落败，甚至迫于夷吾的高压，不得不逃离白狄，又一次做起了东去齐国的打算。

这不禁让人怀疑：当年放弃齐国，转而投奔白狄，狐偃的建议是不是错了呢？12年前，狐偃对重耳说：

“夫齐、楚道远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远难通，望大难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虑，其狄乎！夫狄近晋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达。不通可以窜恶，多怨可与共忧。今若休忧于狄，以观晋国，且以监诸侯之为，其无不成。”

——《国语·晋语二》

在狐偃的观察中，有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了他和重耳一行人不能投奔齐、楚两大国：

首先，齐桓公治下的齐国和楚成王治下的楚国都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两国的战略目标都是建立霸权，主导中原政治。除非对他们实现这一目标有所帮助，否则两大国不会敞开怀抱，收容重耳这样一个落魄的流亡公子，是为“望大难走”。

其次，和白狄密迩晋国不同，齐、楚距离遥远，不但此去跋涉为难，指望他们出兵襄助重耳返国，只怕也是鞭长莫及，是为“道远难投”。

仔细分析狐偃的两条理由，它们其实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判断：那就是狐偃认为晋国此时还不在中原争霸的核心区域当中。它太过边缘化了，所以齐、楚两国不会向这里投送自己的战略力量，所以重耳也就指望不上这两个国家的帮助。

但从国际列强对晋国政治的后续影响看，狐偃的上述判断，尤其是对齐国的战略关切的判断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最有力的证据是公元前651公子夷吾返国即位之时，齐桓公居然不请自来，率领诸侯联军入晋相助了。

《史记·晋世家》载：

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候如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齐乃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立为晋君，是为惠公。齐桓公至晋之髙梁而还归。

——《史记·晋世家》

根据《左传》、《国语》和《史记》的相关记载，作为重耳的竞争对手，公子夷吾不但从未请求过齐桓公助他登基，甚至他以往都没有与齐国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正面接触。

那为什么在秦穆公助夷吾返国之时，齐桓公会主动出手，亲率诸侯联军入晋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此时晋国的权力更迭已经刺激到了齐桓公最重要的战略关切。

晋惠公夷吾即位的五年前（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刚刚在召陵之盟上压服了野心勃勃的楚成王，遏阻了楚国北进中原的争霸之势。可摁下葫芦又浮起了瓢，秦国此时对晋国政局的介入让齐桓公担忧：秦穆公会成为继楚成王之后，第二个挑战齐国霸权的诸侯。

晋惠公夷吾同秦穆公达成的政治交易中约定，一旦秦国助夷吾登基，晋国将割让河西八城与秦国，并承认秦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假如这个协议真的履行，秦国将通过接收河西八城，控制蒲津渡与桃林塞，彻底打开东进中原、问鼎洛邑的通道。同时秦、晋两个地区性大国的联盟也将对齐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因此，即便齐国并未收到邀请，这个不速之客也必须要介入晋国的政权更迭。齐桓公不能放任这个国家全面倒向秦国，进而威胁到自己的霸主地位。

重耳之所以在君位之争中处处被动，始终落后于夷吾，主要原因是重耳的外援白狄对晋国政治的影响力远不如夷吾的同盟秦国来得强。

但秦穆公插手晋国内政的行为让齐桓公如此忌惮，这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假想：假设当初重耳奔齐，利用齐桓公对秦国的畏忌以与夷吾作君位之争，历史的结局会不会不同呢？

在又一次决定奔赴齐国之前，狐偃和重耳也在反思自己曾经的选择，而他们现在的想法跟当年比较起来，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狐偃说：

“日，吾来此也，非以狄为荣，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达，困而有资，休以择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将底。底着滞淫，谁能兴之？盍速行乎！吾不适齐、楚，避其远也。蓄力一纪，可以远矣。齐侯长矣，而欲亲晋。管仲殁矣，多谗在侧。谋而无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择前言，求善以终。餍迩逐远，远人入服，不为邮矣。会其季年可也，兹可以亲。”——《国语·晋语四》

这时的狐偃，已经不再视白狄为可以成大事的盟友，而“齐侯亲晋”的判断更是对“望大难奔”的直接打脸。至于他的外甥重耳，悔意就表现得更强烈了：

“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兴。以近，易通，故且休足，固愿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史记·晋世家》

“志在霸王，收恤诸侯”说明此时的重耳终于看懂了齐桓公的称霸意图是可以被利用来帮助自己返国执政的，而“固愿徙之大国”——“我老早以前就是想去齐国的”，这几乎就是赤裸裸地埋怨狐偃当初的奔狄建议了。

舅、甥二人不约而同地吃了后悔药：“白狄靠不住。假设当年我们去了齐国的话……”，不！历史不容许假设。我们只能分析：分析为什么公元前655年的那一次出亡，重耳和他的随行大臣竟然没有一人对狐偃奔狄的建议提出质疑呢？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晋国崛起的历史，就会发现，虽然自晋献公执政以来，晋国开疆拓土，国力日强，已经成为足以匹敌齐、楚、秦三国的并世四巨头之一。

但晋国执政高层的战略思维和外交水平却没能跟上晋国的国力增长速度。在晋献公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献公以抱病之躯奔赴葵丘，参加齐桓公举行的诸侯会盟。道遇周公忌父，周公忌父向他分析了齐国霸政的诸多失误，并建议他不必强忍病痛，千里赴会，这对晋国没有意义。听从了周公忌父的建议，晋献公中途折返。

望着晋献公的背影，周公忌父感叹道：

“今晋侯不量齐德之丰否，不度诸侯之势，释其闭修，而轻于行道，失其心矣。”

——《国语·晋语二》

晋献公既不能洞悉齐桓公建立霸权的本质手段与其中缺陷，又不能正确分析晋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他本应该更专注于国内政治，却转而外务，汲汲于参与会盟。

对晋献公的这一系列举措失当，周公忌父显然是失望的。晋献公的失误固然情有可原——要知道，在晋献公近三十年的执政履历中写满了对周边小邦以及化外戎狄的征服历史，却鲜有与并世大国进行正面博弈的记录——但是，连晋国政坛最杰出的领导人晋献公对齐桓公的内政外交都看不准，摸不透，又怎能奢望毫无执政经验的公子重耳和他的属僚们在仓皇逃亡之际对齐国可能的帮助做出正确的预判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子重耳这一次奔齐，虽然是他生命中一段痛苦的遭际，但对有志称霸的晋国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一趟出国“深造”的履历，没有战略思维的成熟和战略视野的开拓，重耳君臣今后能否担起与秦穆公、楚成王争夺春秋霸权的历史重任，将是一个大大的未知数。

要知道，这两国元首的争霸思维已经走在了晋国的前面。尤其是楚成王，更是眼下唯一能在战略素养上匹敌齐桓公的大国领袖。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自己今后将要担负的历史责任，踏上逃亡之路的重耳可不像旁观历史的我们这么清楚。逃亡在他的心里留下的，更多是耻辱与愤怒。

《国语》载：

过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将鞭之。子犯曰：“天赐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二三子志之。岁在寿星及鹑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复于寿星，必获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载之。

——《国语·晋语四》

重耳君臣跌跌撞撞，一路东行。走到黄河东岸的五鹿，已是饥寒交迫，只得屈尊向乡野劳作的奴隶乞食。可是这个比自由民更卑贱的奴隶却不削地扔给高贵的王孙公子一块儿泥巴！虎落平阳被犬欺，难道这就是对重耳当年放弃奔齐的惩罚吗？

我猜想当重耳压抑不住内心的屈辱，扬起马鞭要抽那个奴隶的时候，随行的属僚们也难免生出凄凉的末路之憾。这当口，得有个机灵人站出来化解这份悲凉，振奋众人的士气！

而这一次，站出来的又是狐偃。

他对重耳说，土者，土地之象也。这是苍天垂示，命公子你统治下土的征兆，还不赶紧拜受？！于是，重耳不得不当着众人面前做戏，以最隆重的礼节，把这块儿黄土包裹着的耻辱搬上自己的马车，挥泪加鞭，奔向齐国。

最初来到齐国，一切都让重耳很满意：齐桓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将身份尊贵的宗室女儿嫁与他为妻，还慷慨地赏赐重耳二十乘马车。回想五鹿的落魄，重耳现在齐国的生活可算是衣食无忧了。

但命运此时又一次捉弄了重耳。他没有想到，齐国所能给予他的也就仅限于这“衣食无忧”了。就在重耳来到齐国的第二年（公元前643年），春秋首霸齐桓公黯然离世。

桓公死后，齐国随即陷入诸子夺嫡的乱局，国力急剧萎缩。不仅丧失了协助重耳返国的能力，甚至连自保都成问题。新上台的齐孝公，本人还得仰仗宋襄公的兵威才能勉强坐稳国君的位置呢。

或许齐国霸业的突然中衰真的让重耳心灰意冷，或许他不愿再度踏上流亡的旅途，而甘心将错就错地埋骨于异乡的青冢之下。四方之志？至少在齐国的5年里，重耳的属僚们很少再听到他提起这样的话题了。

古人云，怀与安，实败名。留恋妾妇、安于享乐，又怎能建立功名，垂于不朽？重耳深陷在姜氏夫人的温柔乡里不思进取，让舅父狐偃和近臣赵衰非常着急。深明大义的夫人劝重耳要振作：

“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

——《史记·晋世家》

但夫人越是明达，重耳对她越是眷恋。姜氏夫人无奈，只得狠下心摆了一局酒将重耳灌醉，让舅父狐偃把他抱上马车，星夜兼程地离开了齐国。

离开齐国之后，重耳一行人取道卫国，来到了曹国。荒淫昏聩的曹共公接待这位落难公子甚是轻薄，但曹国贤臣僖负羁却对重耳青睐有加：

僖负羁之妻言于负羁曰：“吾观晋公子贤人也，其从者皆国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晋国。得晋国而讨无礼，曹其首诛也。子盍蚤自贰焉？”僖负羁馈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国语·晋语四》

曹国虽小，却不是没见过世面的穷乡僻壤。它北望霸齐，南邻强宋，见证了齐桓公与宋襄公这两代春秋霸主的兴衰荣辱。重耳君臣能博得曹国政治精英“贤人”、“国相”的好评，足见5年的齐国之行，表面上耽于享乐重耳其实并非荒废光阴，他的“留学深造”初试合格了。

参考文献：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徐元诰《国语集解》

李尚师、李孟存《晋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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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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