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赶走胡适（要不要赶走胡适）

1916年6月中旬，胡适离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启程回国，来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

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这话译自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它既是胡适对所有留学生的期许，也是对自己的殷殷勉励。

那会儿，他踌躇满志，还没有亲身经历北大的派系斗争，不过很快就有机会了。

图：胡适

1917年秋天，北京大学宿舍西斋丙字12号，两个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正在密谋，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

主谋是顾颉刚（24岁，哲学系），他要征求傅斯年（21岁，中文系）的意见。彼时，他们还不知道今后自己的学术成就会达到怎样的高度，只想着这个叫胡适的哲学系新教授，当留不当留。

图：年轻时的傅斯年（左）、顾颉刚（右）

顾颉刚为什么要问傅斯年？一是因为傅极聪颖、极博学，是刘师培、黄侃、刘汉章等北大教授的得意门生，在学生群体中的威望非常高。二是因为傅斯年刚刚完成了赶朱教授下台的壮举，很有战斗经验。

据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所著《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字孟真）记载：当年，有个文预科教授叫朱宗莱，是章太炎的弟子，教了一门自己并不擅长的《文心雕龙》，在课堂上出了不少错。学生把他的讲义偷来给傅斯年看，傅一夜审过，圈出30多处错误，全班签名呈给蔡元培校长。没过多久，这个朱教授果然就不再教这门课了。

图：蔡元培

所以，要不要把胡适赶下台，傅的意见很重要。

傅斯年十分自信，但还没到自负的程度，他要先去哲学系旁听胡适的课，再做决定。

几次课听下来，傅斯年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他治学的路子是对的，你们不要闹了。”这样，胡适就留在了哲学系。

当然，胡适能在北大继续任教，不能全凭傅斯年的一句话，但这事确实起了关键作用。多年以后，傅斯年去世，胡适在纪念文章《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中，无不动情地写到：

“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机缘巧合，正是由于这次密谋和密谋之后的旁听，傅斯年决定离开黄侃等人的阵营，转投胡适麾下，切磋学问，阔论时局。

这本是一出霸道学生和年轻教授从相杀到相爱的戏码，但如果把它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中去看，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它蕴藏着北京大学文科派系间的斗争。

图：1945年，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代校长傅斯年（左）前往迎接

【二】北京大学文科派系的变迁

从1898年创校，初名京师大学堂，到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文科学派的变迁，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桐城派、太炎弟子派、欧美留学派。

派系更迭不会是“昨天、今天、明天”这种清清爽爽的一刀切，总要有个模模糊糊的过渡期，好让旧派与新派充分斗争，然后水到渠成完成更迭。既然没有精确的时间界限，那么依据各派主要特征，我们大致划分一下：

从建校到民国初年，主要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北大。这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文统源远流长、文论博大精深、著述丰厚清正，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地位显赫，早期重要作家基本都是江南安庆府桐城人（今安徽省桐城市），因而得名。桐城被称为“文都”也是这个缘故。后来，桐城派因新文化运动彻底没落，此时在北大的遗风，不过已属末流了。

1912民国初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开启太炎弟子执掌北大的时代。再稍微具体一点，1914年6月，浙江人夏锡祺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桐城派彻底失去话语权，此后10多年，太炎弟子影响着北大文科的发展。

图：章太炎

这一学派，顾名思义，是章太炎的门生弟子，大多是浙江人，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因曾留学日本，对西学也有相当的造诣。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学成归国，互相援引，起初在浙江各府中学任教，后来相继到北京大学文科系当教授，成为主流。待到1916年底，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地位依然稳固，但同时，欧美留学派已初见端倪。

1922年4月，蔡元培看出欧美留学派才是未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正式拉开了欧美留学派的黄金时代，且不再局限于文科系，而是席卷整个北京大学。从此，北大才算是踏上了现代化大学的征途。

欧美留学派都有谁呢？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谢冰心、吴文藻、许地山、顾毓琇等等。他们一批一批的走，又一批一批的回，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新的境界。

图：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左起：胡适、傅斯年、蔡元培、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

【三】从并肩作战到分道扬镳

虽是老生常谈，但我们有必要先说一下新文化运动的时间。百度百科介绍是1915年至1923年。但是 ，我个人倾向于把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作为起始标志，把1927年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作为终止标志，其中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结合上一章节的时间线，大致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没落的桐城派式微。因此，并肩战斗的是太炎弟子和欧美留学派，分道扬镳的也是他们。

当时，胡适提出“当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科学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国学的研究价值和发展前景。这种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太炎弟子的响应，“整理国故”成为当时的学术新口号。

据《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记载：

“陈独秀、胡适在北大鼓吹新文学时，也因为得到不少太炎门生的响应支持，在《新青年》踊跃投稿，才使文学革命的声势大涨，新文化运动得以席卷全国。”

你好我也好的两派，为什么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就逐渐起了纷争，以致分道扬镳呢？那是因为，一团和气的背后，从最开始就潜藏了成见和猜忌。

图：《新青年》和《新潮》杂志

1918年，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创办了《新潮》杂志，不到一年，势头就很猛了。可陈独秀对他们一直心存疑虑，尤其傅斯年还是从黄侃的太炎弟子阵营“投诚”过来的。据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记载，陈独秀曾就此事问周作人：“他们别是派来当细作的吧？”搞得周作人不知如何作答，只能是成人之美说些好话。

而太炎弟子对胡适向来不大尊重。因为胡适是北大文科学长、安徽老乡陈独秀向蔡元培举荐的，太炎弟子根本瞧不上陈独秀，连带着对胡适就有了先天的成见。1919年4月，陈独秀因私行不检的绯闻被迫辞职，黯然离开北大。其中，最卖力气的正是太炎弟子的中坚力量沈尹默。

图：沈尹默（左）和陈独秀（右）

陈独秀走了，胡适的处境很艰难、很被动。据《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记载：

“胡适虽曾出任《国学季刊》的主任编辑，但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在知识界声望的日涨，他和沈兼士（沈尹默的弟弟）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胡适在国学门逐渐被视为圈外人，对国学门的事务实际上是无法置喙的。”

这倒不是说太炎弟子欺负人，而是旧派与新派之间本来就不可能和睦，后浪推倒前浪，这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当年太炎弟子取代了桐城派，迈出了革新的第一步，才为北京大学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地位，特别是对于国学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受学界重点关注，是取之不竭的知识宝藏。

说到历史的必然，我们也小小地考据一下，从《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截取了一段文科职员名录，时间是1918年，正是新文化运动高潮前夕。分析一下人员结构，或许能看出些什么（留学情况是作者加的）。

图：北大文科职员名录

如图所示，教授共计29人，包括2位教英文的，其中浙江帮有12人。留过学的21人，其中留学日本的13人，留学欧美的8人。从年龄上看，留学欧美的年纪较轻，大多在30岁以下，而年龄越大的留学经历越少，有的就是桐城派遗存了。从这样的师资力量也可以看出，欧美留学派是今后必然崛起的新生代。

由此，文章第一节中提到的，明星学生傅斯年离开太炎阵营、转投胡适麾下，也就顺理成章了。

【结语】

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么因循守旧去做官，要么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逼不得已要造反的几位，也是为了打造自己满意的朝廷，并不是另起炉灶，以新的社会制度去代替旧的。

因此，在当时，现代化的社会理念，很难自发地破土而出，必须引入外来的新鲜血液，这就是留学热潮的现实意义。留日热潮引发了辛亥革命，继而引发了民国初年的宪政运动。欧美留学热潮则催生了新文化运动，启发民主觉悟，推动科学发展，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北大文科派系的斗争，其中既有学术理念的争论，也有私人的意气用事，但归根结底，还是新的思想与旧的思想之间的碰撞、抗争。无论胡适是当了排头兵，还是被赶下讲台，这种碰撞和抗争都一定会发生，也唯有这样，历史的车轮才能滚滚前行，任谁也不可能阻挡。

-END-

参考资料：

[1]《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的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陈以爱，江西教育出版社

[2]《中华民国史纲》，张宪文，河南人民出版社

[3]《北京大学史料》，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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