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五斗米折腰（蒸馒头者金庸也）

最近因为王朔的新书，又总被问到以前的“金王之争”。找出一篇旧文发了。还有不少人问21号北京签售分享的事，文末也有说明。

今天文章首发于2018年11月《新华每日电讯》

六神磊磊

一

写金庸，感到无从下笔。恰好今天看到网上这样一段话:

“金庸的小说，和真正的大师，如博尔赫斯、布尔加科夫、略萨、马尔克斯相比，只能说是二三流水准。他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结，缓解了他们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当下的无力感之间的剧烈冲突，在一次次有强烈代入感的头部按摩之后，让破裂的人生找到一颗颗可以缝缀的补丁或者几瓶可以粘贴的胶水，或者片刻虚妄的充实。不过，感谢金庸给我们饥饿时提供的粮食——那些被王朔戏谑地称为‘馒头’的东西，感谢他如此有毅力、如此耐心地、一气呵成地蒸出的十五屉馒头。谢谢大侠，一路走好！”

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大概率是没看金庸的人写的，而且他也未必好好看了自己所说的略萨、布尔加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

可以想象，在金庸去世后网上铺天盖地的怀念声里，在人人都跟着喊“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时候，有一些人感到逆反，并且趁机写一点话，小小刻薄一下，凸显自己的不同俗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确实愿意诚恳地探讨,我们就必须要正视一个文学现象:

什么叫“迎合了一群草根的英雄情结”？《水浒》就是这样。

什么叫“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当下的无力感之间的剧烈冲突”？《红楼梦》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判语，不能成为否定一个作品文学价值的理由。

说金庸蒸了十五屉“馒头”，这没错的。问题是，他蒸第一屉馒头《书剑恩仇录》，是在1955年，距离今天已经63年了；他完成最后一屉馒头《鹿鼎记》，是在1972年，距离今天也已经46年了。也就是说，他的创作已经是大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

就算这是一些馒头，那么也已然被人津津有味地吃了大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吃下去，罕有别家的馒头造就过如此盛况。这种事如果发生在餐饮行业，那么各路晚辈美食家不应该恭恭敬敬地膜拜研究吗?

这不容易啊。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风云激荡，时局变迁，文艺的沙海中千淘万漉，人们的口味变化巨大。多少曾经喧嚣的声音都沉寂了，多少曾经璀璨的流星都暗淡了，但金庸席卷华人世界半个世纪了，并且还在继续下去。面对这样独特的文学现象，我们后生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点谦抑，至少，先看了他的书，再来下结论呢。

二

我以为，一个一流文学家的诞生，不管对于世界上任何民族而言，都是极为不容易的，好比沧海得珠，是值得倒上酒庆贺的幸事。

拿金庸来说，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的出现？略一分析，我们也许就会感到庆幸。

他出生在中国大陆的浙江海宁，中国之“大”滋养了他。这个“大”包括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民、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倘若他不是生在这样一个“大”国，他的作品也许不会是后来这样的格局。同时这个“大”还指大的时代，他在一个风雨飘摇、变化剧烈的大时代出生和成长，沧桑的时代造就文学家沧桑的心灵和笔触，这都是对他的滋养。

除了“大”，滋养他的还有“洋”。金庸的父亲是震旦大学的学生，很有早期的新派人士气象，他家要过圣诞节的，父亲给他送的圣诞礼物是狄更斯的作品《圣诞颂歌》。当时有几个孩子有这样的礼物呢？我到今天都没有读《圣诞颂歌》，我家里有一本，是出版社送的，装帧精美，说起来惭愧到今天我都没有读过。

所以金庸不光是一个完全土产的中国才子，也是一个洋才子，他自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感染和熏陶，他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现代性，也和这一点分不开。

后来，他幸运地被《大公报》派在香港，得以把写作的书桌安放在香港。像他此后开的栏目名“北望神州”一样，他得以在一个大时代中执笔北望神州，酹酒滔滔，沉吟感慨。在当时华人世界的其它角落，都未必有写作武侠小说的条件，而香港却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才使他得以灵感奔涌，肆意挥洒和铺展才华。

他又碰巧当了多年的报人、记者。这份职业让他了解了更广阔的社会面，接触到更多的人群，对人性有更多的洞察。后来他小说中展现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往往都与此有关。他居然还做过电影导演和编剧，把戏剧中的种种手法都移植在了小说创作中。

他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的造物，是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造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意识交融的造物，是各种个人杰出的综合素质恰好拼凑齐全的造物。之前我说的这些条件，差了哪一个都不行，查良镛都不会变成后来的金庸。

他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叫做黄裳的人，这人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前半生都在埋头读书，主要是读道家典籍，从来没有察觉过自己的使命。等到书越读越多，才猛然融会贯通，悟出了许多高深的武功来，发现自己的使命乃是武学，于是提笔著作，写出了一部《九阴真经》。

金庸其实就很像黄裳，整个前半生都在为命中注定的一个目标而蓄力，自己却茫然不觉。直至稀里糊涂万卷书读罢，猛然发现绝世武功已经上身，这才顿悟了上天的使命。作为报人的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居然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说家，并且是武侠小说家。从此，“九阴”出世间，江湖风云变。

所以，一个文学家、一个传奇的诞生，是有多么惊险，多么不容易。我们现在常常探讨怎么培养大师，其实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是滋养出来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呵护水土，静静等待，除此无他。

三

对于金庸作品，确实很容易读“浅”。

因为它的面目长得太不像经典。当今的经典必须矜持、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可作出取悦人、引诱人的媚态，但是武侠小说取悦人，甚至步步诱惑人深入。它们拥有大量读者，而大众的品位是需要警惕的，批评家们有理由这么认为。

在几十年前，金庸刚刚“登陆”的时候，我们的批评家是紧绷的、紧张的，文学同行们许多是抗拒的、逆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执着于一些条条框框的问题：金庸是“旧文学”还是“新文学”？金庸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腐朽的、麻痹人的？

我的读者告诉我，当时他们老师曾布置的任务就是要大家写作文批判金庸。在我的中学，有一位班主任老师查到学生读金庸武侠，便勒令大家写检讨，并且要割破手指头，按血手印。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是可以上头条的。

武侠小说是有俗套的。金庸自己写文调侃过台湾武侠作者的俗套，说必定是一个“丰神俊朗”的少年侠士，父母为仇家杀害；必定许许多多女侠都爱上了他，侠士一定中了什么迷药，和一个女侠“铸成大错”；这少年侠士一定得到前代异人留赠的武功秘诀，遗书之中一定有“留赠有缘”四字，等等。

话是不错，但其实他自己也无法完全避免俗套，甚至许多“俗套”还是他首创。比如跳崖总也摔不死，张无忌、段誉就都跳过崖，并且捡到了秘笈。

想要在这种“俗套”中造就经典，铸成丰碑，相当不容易，很考验查良镛。

他的小说最初的主旨，不外是所谓“演任侠好义，总群爱国之旨”。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就是一个丰神俊朗、书剑江山的少年侠士，立志驱逐鞑虏做好汉。

这部书里能看出来这作者野心极大，书写的地域十分辽阔，从江南直到回疆，从钱塘潮写到大漠风沙，人物也是庞杂众多，连民间故事里的阿凡提都跑出来了。光是红花会当家一写便是十四个，也不怕吃力。

然而和后来的作品比，这部书明显稚嫩，刻画人物明显刻板单薄。直到了第三部《射雕英雄传》，金庸小说境界遂大，感慨始深，黄蓉、郭靖、黄药师、周伯通等这一批人物壮丽登场，这才有夏济安的感叹：真命天子已经出现。

而到1961年，金庸写出了所谓“射雕三部曲”时，他已经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一些非凡的事情。

看一个文学创作者的高度，有时候可以看他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民族的血脉。比如只要听到一句“床前明月光”，但凡会说汉语的华人大概多半能顺口答出“疑是地上霜”，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脉。又比如今天读过《红楼梦》的仍然是少数，但只要说一个女孩像林黛玉，一个男孩子像贾宝玉，国人便会自然明白，不需要任何注释。

金庸不知不觉做到了这一点。哪怕一个人从来不看他的书和影视剧，也可能用到“华山论剑”“左右互搏”这样的成语。形容一个女孩子像黄蓉，国人多半会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不需要任何注释。而假如说一个阿姨像灭绝师太，她哪怕没看过金庸，也多半便要大怒。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是极大的殊荣，是足可以让人顶礼的成就。他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基因，和我们的文化血脉一起流淌。

然而金庸在还写出了另外三部，所谓“三杰作”，就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

四

这里说一下《笑傲江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诗，曾经在国内非常流行，就是:

生命可宝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其实这一首诗，真的可以拿来当金庸《笑傲江湖》的主题诗。它的主人公——令狐冲，就恰恰遇到了诗歌里的困惑：“要爱情，还是要自由？”

在书上有这样一个情节：令狐冲希望能和任大小姐在一起，得成眷属，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条件很明确:必须加入日月神教。为了爱情，牺牲自由，行不行？令狐冲的最终决定是不行。

因为“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话，他说不出口。天天跪拜磕头违心拍马，他做不到。他说：“她(任盈盈)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我原非顺她之意不可……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岂不是枉自为人？”“甚么‘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甚么‘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

令狐冲就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典型。

令狐冲曾经有过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那一次，在恒山悬空寺，少林方丈问令狐冲：为什么左冷禅(野心家)恨你？令狐冲说：因为晚辈总是阻挠他的大计。方丈追问：你为什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令狐冲当场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左冷禅的“大计”，乃是要合并分散的五岳剑派，统而御之。这听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对。何况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合并”往往代表着正确的潮流，代表着积极和进步；而“分散”则往往代表着倒退、混乱、破坏和无秩序。那么令狐冲为什么要破坏左冷禅的大计？

写书到此时，金庸虽然也不过才四十四五岁，年方壮盛，但已然进入了他创作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笑傲江湖》已经是他的倒数第二部书，他对武侠主题的探索和开拓已经到了更深远、微妙的地步。

之前他的那些主人公，不管是义薄云天的郭靖，冷傲偏激的杨过，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豪迈过人的乔峰，都有着明确的人生使命，做事情都有着充分的理由，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斗。

可等到了令狐冲唱主角时，此公居然糊里糊涂，似乎全然不知自己为什么而战斗。面对方丈大师的问题，他思索了半天，最后回答的大意是：左盟主让我感觉不好。我就是反感他。

事实上，令狐冲说不出的答案恰恰就在书名里，为了“笑傲江湖”。注意，“笑傲”的意思不是制霸，而是潇洒如意、随心自在。令狐冲本能厌恶左冷禅，反对他的“大计”，乃是他目睹左冷禅之流的种种手段，已然察觉到了这种“大计”的代价，那就是人人被压抑和屈从，个性不能舒展，不能“笑傲江湖”。

他曾有言：“我不愿做的事，便是师父、师娘、五岳盟主、皇帝老子，谁也无法勉强。”令狐冲所捍卫的，乃是一种更高贵的精神状态。

至少到了这个时候，用金庸的博士生卢敦基先生的话说，金庸的笔已然“从民族性和阶级性中突围”，直接探求和叩问人性。他抬脚迈过了一道门槛，向着文学更终极的目的挺进。

有一些事，属于是人类共通的幸事，应该让我们欣慰欢乐。

比如赶上了和平年代，没有遭遇战争；赶上富足光景，没有饥馁；比如气候宜人，春暖花开；比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比如晴空一鹤排云上……而在这众多幸事中还有一种，就是和大师同时代。

就说我自己，无缘和屈宋班马同时代，无缘和陶渊明、李杜同时代，无缘和曹雪芹同时代，我无从知道他们的长相，无法了解关于他们的更多细节，甚至连曹雪芹到底是不是一个传说中的胖子也不知道。

所以我个人很珍惜这一和金庸同时代的庆幸。这个时代有报纸，有广播电视，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生平，了解他的形象和声音，甚至是事无巨细地了解他的许多情况，悲愁喜乐，这是值得感庆的事。我很感激。

并且，在他飘然离去的时刻，还要感谢金庸一生足够精彩、圆满，感谢他享寿长久，才能让我们能以一种更平静、更释然的心态来面对别离。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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