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与妲己是否存在（殷商亡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殷商亡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绝非纣王无道，也绝非妲己惑君，而是因为举国上下爱喝酒，殷商王朝是个被酒毁掉的朝代。

武王伐纣时，历数纣王罪状，大体四条：用妇言一，弃祠祀二，作淫乐三，疏亲族四。（吕思勉《先秦史》）《史记解》曰：“用兵严酷却不讲仁德就会让群臣慑服，群臣慑服就不敢忠心拥戴，不敢忠心拥戴就会导致人民不亲近他们的官吏。刑罚从亲族开始，就会让原来投奔的人寒心。殷商就是这么灭亡的”。

就是说，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重用亲族。“史记选取前人的确发生过的事情作为后人之鉴，司马迁也跟纣王无冤无仇，肯定没有无故诋毁前人的道理。可见纣王拒绝纳谏，喜好贿赂，这不是凭空捏造的”。（吕思勉《先秦史》）。就是说，周武王说的殷纣王这几大罪状的确存在，并无夸张之词。纣王也就只有这几条罪状，我们现在熟知的那么多罪状都是后人胡加的，因此商人后裔子贡说；“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因其居于下流，故天下恶归之”。下流并非下流卑鄙，小编奇怪许多专家学者都作此解，真正让人无语。我们有句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用人比水，下流即居于低处之意。就是说，纣王由于亡国了，成为“败寇”了，所有屎盆子就都扣他头上了。

那纣王为何不重用亲族而重用妇人（如妲己），重用四方各国叛逃而来的反正者（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原因很简单，亲族们多不可用。犹如大明崇祯皇帝后期多用太监，有大臣对此提出质疑，崇祯说，如果你们这帮人能干事，我又何须此辈。众臣惭愧不能对。

傅斯年先生言：“世传纣恶，每每是纣之善。纣以能爱亡其国，以多力亡其国，以多好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的大英雄。纣想一削列圣（即往上几代的商王，小编注。）耻，然自己多好而纵情，其民老矣，其臣迂者如比干，寡廉鲜耻如微子，箕子则为清谈，诸侯吕望包藏阴谋，将欲借周自取天下，遂与周合而夹攻，纣乃以大英雄之本领与运命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春秋策》）

对于比干，我想大家不陌生，因为他的重头戏就是“剖心”。史载比干以死强谏纣王，纣王大怒：“吾闻圣人心有七窍。”遂剖比干，观其心。这个血腥片段被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广为流传，成为纣王罪不可恕的铁证。虽然本文意在还原纣王本来面目，但并无给其涂脂抹粉的必要。因为纣王也不给小编一毛钱。我们可以推定的是，这事纣王的确干得出来。从后世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确证这一点。“甲骨文对我们了解殷商贡献很大，不过用儒经来解释与用古代神话及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所得的结果相差很远。若按后说，后世所传关于纣王烹人、荒淫与殷周交替的故事，并非全无根据”。(雷海宗《国史纲要》）

但“并非全无根据”不是“此事确有根据”。比干事件的真实情况应该是，比干在纣王拒谏后为表对殷商王朝的忠心和责任心，自己剖腹而死。因为虽然商代刑罚阙不可考，但从周代及后世流传下来的刑罚来看，五马分尸、凌迟处死、腰斩等残酷刑罚都有沿用，但却少闻“剖心”之刑。可见剖心并非商代刑罚。比干作为朝廷重臣、帝辛的叔叔，很难想象帝辛会动用“剖心”这种闻所未闻的刑罚，即使他在盛怒之下。而我们知道的是，后世好多游侠们竞相动用“剖腹”这种自杀方式向自己的雇主效忠（比如刺客要离），这种效忠方式流传到日本，成为武士阶层的最高荣誉。当然，这种效忠方法有自愿，也有被迫。但大多是自愿的，比干的自杀应该属于对纣王的彻底失望，也是最后劝谏。这种进谏方式后世有个名词，称为“尸谏”。

箕子清谈之事不显，史书只记箕子在比干死后“佯狂为奴”，被纣王所囚。武王克商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意即世上没有不亡之国，一个国家盛衰存亡，此乃天命有归。于是“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后箕子带领商之部分遗民渡过鸭绿江，去朝鲜当了国王。由武王所问可以得知，箕子对“存亡絶续”等实务并无研究，也不能条分缕析详解之，只能言“命与天道”。

或许正因为他能言“命与天道”，他在装疯之后，纣王怕他乱说，因为精神病人没有行为能力，不能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因此才将他关起来。而从后来箕子毫发无伤来看，纣王对箕子并没有太多为难，只是把他软禁起来，限制他的自由，怕他跑到西周去。与此相对的是，箕子被关起来之后，殷之太师、少师（主持祭礼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也即掌握殷人天命与天道话语权的两位祭司）带着殷人祭祖的乐器跑到了西周。周武王得到这些祭器后，马上宣称“得了天命”，率领诸侯联军发兵伐纣。因为纣王声称自己“有命在天”，现在天命归于西周，证明纣王命数已尽。

其实不用亲族而用外人，从我们现代公司管理角度而言很容易理解。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量雇佣职业经理人治理国家，而朱家亲族们每天只管领高薪，生孩子，尽情享乐即可（张宏杰《坐天下很累》）。无独有偶，帝辛对他的亲族们也是这么做的。

许倬云先生说：“商人生活相当优裕，铜制的器用异常精美，居住也极其华丽，出行有牛马所驾的车，宗教有繁复的祭祀和占卜。商人的性格则因为优裕的生活而耽于逸乐，盘游饮酒成为风气，终于引来了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替他们找的罪状正是‘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是从’”。（《求古编》）

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史》中也如是写道：“商人的文化据近今考古家的研究，已相当的高尚。农业已经发明，畜牧渔猎的事业还很兴盛，重要的食物是谷类和肉类，喝酒的风俗最为盛行，据说商人喝醉了酒，成夜呼叫，甚至拿白天当晚上，同现在吸鸦片烟的人差不多，这当是商族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商人穿衣已知用丝织品等。用器有石器、陶器、骨器、铜器等，制造和雕刻都相当的精细，货币用贝，大约已经由穴居时代进至室居时代了”。

由此可见商人亡国的根本原因是生活奢靡腐败，《史记》所记载的殷纣王“他让乐师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弱的歌。他加重赋税，把鹿台钱库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他对鬼神傲慢不敬。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用酒当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是属实的，起码部分属实。这些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每天歌舞升平，生活淫荡糜烂。至于“酒池肉林”是修辞手法，意即喝酒吃肉之多。喝掉的酒如游泳池一般阔，吃掉的肉如树林一样密。

王国维说：“殷代饮酒之风极盛，传世酒器尊、爵之类，十之七八为殷代物”。微子启在商亡之后曾说“我用沈酗于酒。”又说：“殷邦方兴，沈酗于酒”。沈同沉，沉醉之意。《尚书/无逸》说：“不要像殷王子受那样迷乱，沉醉于酒中不能自拔。”武庚既灭，周公以殷遗民封康叔于卫，作《酒诰》，曰:“从今往后康叔你要洁身爱好。”要求康叔以殷为戒。吕思勉先生说：“看《酒诰》说的话，商人沉醉于酒的习惯，许久都未能改变。那么纣王的迷乱，肯定绝非虚言”。

商人整体风气如此，如果我们奢求帝辛能够像周人那样“严肃踏实”（许倬云语），无异缘木求鱼。然而帝辛并未对这种风气加以抑止，反而为之更甚。“用费仲掌管朝政。费仲擅长阿谀奉承，喜好利益，殷人对他皆不亲附。又用恶来。恶来擅长诋毁正直之士，诸侯们因此益发对殷商疏远”。其实帝辛这么做也是时势所迫，他必须保证族人们能够过上喝酒吃肉的生活，族人们才会支持他，才会跟着他东征西讨，才会把他当做自己民族的英雄，几百年后，商的遗民孔子和子贡才会给他翻案。毛主席也说：“我们要给纣王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