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自卑让她窒息她15岁就辍学(被迫辍学的二姐)

#在头条看见彼此#

沉重的自卑让她窒息她15岁就辍学(被迫辍学的二姐)(1)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亏欠她太多了,甚至想,我是不是偷了她的人生?但重来一次,我会怎么选,我会去抗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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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胆小鬼》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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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胎单身”30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除了母亲,就是二姐了。

90年代,潮汕农村家庭普遍多子,我家五个孩子,我排老三,是家里第一个男孩。二姐比我大一岁,名叫催娣,的确也“催弟”有功,颇得母亲疼爱。母亲常说:“你爸当年花了两万块钱在福田买下个商铺,一楼用来卖衣服,二楼用来居住。你和你二姐都是在福田出世,有福气。”

小时候的二姐活泼开朗,聪明伶俐。我两岁时和她在店铺附近的街道上玩,被人贩子拿着冰淇淋诱惑跟着走,二姐见状,赶紧跑到铺头告诉母亲,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1999年,二姐和我一起上的小学,父母说这样能互相有个照应——一般都是二姐照应我。那时二姐比我个子小,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妹妹,我也“仗势欺人”,常常直呼其名,不喊她姐姐,她也不计较。二姐一直担任班干部,成绩比我好,回到家也时常给我补习功课。我偶尔贪玩看电视,临近睡觉才会赖着二姐抄她的作业。那时我家床边还立着一块斑驳的木板,被我俩用来默写课文,拿粉笔在上面写,一日复一日,擦掉,再写上。

娴老师是我家邻居,也是我和二姐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她最是喜欢二姐,夸二姐学习、绘画都有天赋,将来一定有出息。二姐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很爱在家里模仿某位老师的走路方式、讲课腔调,逗得全家哈哈大笑。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上,二姐还常常担任领舞。我记得小学最后一个“六一”,二姐站在一群女生的最中间,穿着粉红色的舞衣,扎着高马尾,跳着王心凌的《睫毛弯弯》,甜美动人,仿佛一切美好都会围着她转。

那时的我,乐于成为二姐的小跟班,看着她昂着自信的头颅,心里由衷地开心,觉得很有安全感。

然而,我和二姐这无忧无虑的生活,因父亲生意失败而急转直下。

父亲当年没在福田继续干服装生意,到我和二姐快上中学时,见家乡兴起一些制假、贩假的家庭小作坊,利润可观,父亲便带着我们回了老家,将老房子一楼布置成流水线车间,干起了生产假洗发水的行当。

平日里,父亲负责送货,去区镇的批发部和商场等地方找客户资源。母亲在家里忙活,舅舅也过来帮忙。那时的父亲,开朗外放,偶尔还会在赌场上豪气撒钱,一下午就挥霍七八千。对家人他也慷慨随和,不仅常常买烤鸡翅给我们吃,还让我们爬到他身上“叠罗汉”。

这一切都在小升初那个暑假戛然而止。一天,警察来到家里,父亲不在,询问一番后,便当着我们的面给母亲戴上手铐。母亲关了小半天就回来了,事情最终以罚款5万块和父亲的小厂子彻底关停结束。

母亲可能被吓坏了,自那以后,身体再没好起来,总是病恹恹的。以前只是偶尔流连牌桌的父亲开始嗜赌如命,常常熬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还要问母亲要赌资。母亲不满,两人先是争吵,后来慢慢演变为大打出手。有次,父亲掌掴母亲后,直接用锤子敲掉柜子的锁,拿出仅剩的钱去打牌。

我家的经济条件从优渥逐渐走向拮据。比我大两岁的大姐执意辍学去当缝纫工,帮家里减轻负担。母亲总会去菜市场扫“摊底”,低价买很多食材放进冰箱,每天精打细算地过。晚上,她还会不时带着二姐和小妹去帮大姐赶活,周末,也让我和小弟去厂里帮忙剪线头,剪一条一分钱。

纵然家里发生变故,我和二姐还是如期升上初中。我的成绩慢慢追上二姐,能排在年级前十,老师也开始重视我,倒有了几分意气风发的感觉。或许是女生比男生懂事早,二姐没了往日的欢乐与活跃,变得低调内敛,眼神里含有几分无助和自卑,也不过多地和朋友来往了。

邻居小睿也是我和二姐的同学,经常跑来我家找我给他辅导英语。他身高接近1米8,热情帅气,爱打篮球,见二姐总是不多言语,也会逗一下她。我便开二姐玩笑,“以后让小睿拐走算了”,二姐就追着打我。

说得多了,母亲却欣喜地示意:“要是能嫁小睿也不错,人长得俊,家里比咱有钱。”

二姐听完,尴尬地咧咧嘴,就沉默了。

看着母亲和姐妹们的辛苦,我开始当面指责父亲,“不出去工作,只知道赌钱”。父亲的脾气比之前更大了,反手扫打我的后脑勺,还数落我,“不识时务,没口才说话得罪人”。他愈发摆出大男子主义的派头,要母亲和我们对他言听令从,稍不顺意,就大吵大闹。

眼见着家里的样子,我也开始变得焦虑,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鲜少与外人交流。初二那年,学校里打架斗殴事件频发,还在读小学的小弟被人误伤了,被打得侧脸流血。彼时父亲迫于生计远在江西打工,便想让我替弟弟出头,可我害怕,拒绝了。最终,还是母亲气愤地跑去找校长处理。

事后,父亲就骂我“胆小窝囊”,我一句话都不说,自责、自卑、无助等情绪混杂在一起,把我拖向更封闭的境遇。那个冬天,我穿着母亲买的不知大几号的、能穿几年的单薄外套,骑着单车迎着凛冽的寒风,眼睛莫名的干痛。我开始变得古怪,不敢看别人的眼睛,和别人说话,多说几句就想哭。我还问过母亲:“我是不是不正常了?”

母亲听了担忧却坚定地说:“说啥瞎话!你正常,乖,不舒服睡个觉就好了。”

那年期末考试,二姐协助老师批改试卷,提前知道我考了全年级第二,她跑回家欣喜地告诉我好消息时,我却高兴不起来。她满脸疑惑。有老师知道我和二姐是姐弟,便告诉她,说我上课的时候,神情古怪,眼睛都不看人,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讲。其实,我是有在听课,但眼光在老师周围游离,不敢和老师有眼神接触。

二姐回家后,温和耐心地教我:“其实,人的脸上,眼睛和鼻子形成一个倒三角,你不要一直直视别人的眼睛,可以自然地看鼻子稍微往上的位置,这样别人就不会以为你不敢看他了。”

有了这个方法,我状况好了不少。一旦我再游离,或成绩下降,老师都会私下找到二姐,知道她是治好我的良药。我也一直认为,只要二姐在我身边,很多事我都能克服。

初三那年寒假,临近正月,母亲病重,吃东西就吐,体重一下子掉了二十多斤,瘦脱了相,差点没命,我们不得不喊父亲回来。见状,父亲就想让二姐辍学打工,帮助家里。二姐自然不愿意,躲在学校的卫生间哭。最后,还是母亲反对,说“好歹让她读完初中”,父亲才作罢。

或许是有了心理负担,初三下学期的几次模拟考,二姐的分数都没我高。父母更看好我能考上重点高中,又惦念起让二姐读完初中就去深圳,到霞姐店里练做生意——父亲和霞姐是旧识,父亲在深圳福田卖衣服时,霞姐是店员。几年后,听说她筹借二十几万在深圳福田买了房,又用两万块本钱,在华强北找了个档口专卖手机配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听闻父亲这些打算,二姐只能加倍努力,期望能改变父亲的决定。中考成绩出来,二姐比我多出十几分。不过,我俩都没考上重点高中,但都可以去镇上次一等的高中。二姐恳求父亲让她继续上学,说自己放不下学校生活和同学友谊。母亲也在旁边求情,可是父亲坦言,经济实在有压力,供不起我们两个人上高中,“女儿家读了九年义务够多了”,还说二姐性格外向、头脑聪明,适合做生意,说我性格软弱,只适合待在学校。

那时候的我也默默接受这个说法,也觉得自己可能只适合读书,因而也没站出来说我去打工,让二姐读书。或许知道已经改变不了什么,或许也是知道自己“扶弟”的责任,二姐最后还是妥协了,也没私下给我抱怨什么,就将录取通知书随便塞进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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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临去深圳前,我邀她去镇上看看。那是我第一次去镇上,觉得那里就像一个大寨子,中间被一条马路剖开,马路两边是商铺,路边凑着一些零散的临时摊位,卖小吃或日用品。而我要去读的那所高中就在镇中心,多少农村的莘莘学子,通过那里改变命运,走出经济落后的乡镇,去往大城市谋生发展。

原本,二姐也可以走这条路,可现在是不行了。

我和二姐漫无目的地在马路边走,嘴馋肚子饿,想吃路边的烤鸡腿,可囊中羞涩,终究什么都没有买。某个时刻,我和二姐相隔四五米的距离,任凭中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二姐似乎看不到我,眼神空洞迷茫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我快步向她走去,她看到我才定了定神。

多年后,我一直难忘当时那个情景,就像《千与千寻》里说的:“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高中入学,教室午间广播常放着范冰冰的《飞鸟》,我觉得自己和二姐就像两只孤单的飞鸟,从前惺惺相惜,此后分道扬镳,二姐只能陪我到这了,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想着想着,我就忍不住无声啜泣。

有天放学,我骑着车,被六个社会不良少年拦住了。他们厉声问我是哪个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指着与家相反的方向,猜是他们村的方向。

他们的头儿靠前又问了一遍。我说,嘉华村。对方又问我住嘉华村哪里?我就不再回答了。他们嘲笑我:“傻子,自己家住哪都不知道!”我依然默不做声,他们放我走了,我假装淡定地向前走,不再回头看他们,估摸他们走远了,才踩上二姐留下的单车,疯狂地加速。那一刻,我心里勇敢了许多——或许冥冥之中,二姐哪怕不在我身边,也依然守护着我。

二姐到深圳学做生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每天一大早,她就要坐几站公交到档口开门,晚点霞姐夫妻自己再开车过去。二姐身材瘦小,力气也不大,但常常得拉着一百多斤的货物,走街、过天桥,偶尔货倒在路边,只能等好心人扶一把,才能继续前行。

霞姐一家也嫌二姐个小、没力气,先是让她“多吃饭”——多吃白饭,少吃肉菜,后来干脆让二姐自己去外面饭店吃。就这样从早忙到晚,霞姐给二姐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元。起初,父亲都让二姐忍,多学本事。到最后,二姐吃饭不规律、营养少,患了胃病,严重到出现便血,父亲才和霞姐翻了脸,将二姐接了回来。

近一年不见,二姐眼神已经没了往日的光彩,形容瘦削,脸色苍白。看着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要是她能继续读书,也不会受这些苦了吧?

等二姐身体渐好,母亲不顾父亲反对,让二姐报电脑班学平面设计。二姐又开始像读书时一样,熟练欢快地背着五笔口诀顺口溜:“王旁青头兼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学了两个月后,二姐就去了大姐上班的缝纫厂做办公室文员,能拿两千块工资。这里的工作算轻松,但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二姐一直还抱着当学生的心态,很难融进去。干了大半年,二姐经人介绍,又去了陈店找工作——那里是国内最大的内衣生产基地,工资稍微高一点,离家也不算远,坐摩托车,半小时就能到。

沉重的自卑让她窒息她15岁就辍学(被迫辍学的二姐)(6)

父亲自从江西回来后,一直游手好闲,除了赌博就是赌博,继续在家做大爷,和母亲争吵不断。那时靠着母亲和姐妹们没日没夜地工作,我家月收入能有一万左右。不过,这些钱除了要给父亲还赌债,剩下的还要筹备家里的装修——家风有派头,将来女儿才能找到好婆家。

我家过得依然紧紧巴巴。我变得更加内向敏感,在课堂上一度因为心事分神,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嘴唇艰难地想张开,却哑然失声。老师没有为难我,课后苦口婆心地说:“家庭环境或许暂时无法改变,但你现在在人生至关重要的时刻,如果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之后,我重新补习课本知识,常常晚上熬到一两点,或者凌晨三四点起床,一鼓作气从年级一百名之外,直到模拟考总分挤进年级理科前十。但成绩起起伏伏,并不稳定。2012年高考,考场上,我双手冰凉,头脑时常紧张得一片空白,不知道答的是什么。考完试后,脸上像烤熟的番薯般通红,腋下早已被冷汗浸湿了一片。

我没考好,分数只比二本A线高出二十多分,想到家里的条件有限,复读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家族普遍文化水平低,大家还恭喜我成为家族里第二个考上本科的男丁。二姐回家来,也说为我感到骄傲。那时的她已长成大女孩,剪着波波头,眼神清澈动人,但总充斥几丝疲倦和忧郁。家里大搞装修的时候,师傅直夸她“雅姿娘”。而别人越这么夸,我越替二姐觉得可惜,我想若二姐继续上学,或许比我考得好吧。

上大学后,我忙于学业,课余时间也都在参加勤工俭学。千里之外的家事,只能偶尔从电话里得知。

二姐在内衣厂干得不错,后经上司介绍,认识了上司的侄子。两人并没交往,上司却连哄带骗将二姐引到她侄子的床上。还好,上司侄子终究没有逾越男女那道底线。初经世事的二姐被吓到了,慌张地向父母交代实情。

母亲听完松了一口气,瞪大眼睛骂二姐:“你还不知死咯!差点被人家吃了都不知道。”后来,二姐拒绝和上司侄子交往,惹恼了上司,她抓着二姐工作的一个失误,狠狠地打了二姐一巴掌。孤身在外,二姐不敢抵抗,只好委屈作罢,辞了那份工作。

那以后,二姐开始变得叛逆,想为自己做打算,她觉得自己“太乖了”,不再愿意透露真实工资给家里上缴,花钱逐渐大手大脚,甚至为此和母亲争吵。

或许是二姐的事儿刺激了母亲,也或许是父亲常年无业让母亲压力巨大。2014年的那个春节,母亲去县医院看病,确诊了精神分裂症,看夜空的红色烟花都像飞溅的血。母亲发病的时候,有时狂躁,有时抑郁,家里人都是噤若寒蝉,局促不安,处处迁就,连父亲都不敢跟母亲说话,哪怕几次被母亲扇了巴掌都没回击。

唯独让我奇怪的是二姐,她竟然连连说母亲“是装的”。我很是费解,问她为什么,她说母亲说话“像小孩一样矫情”,完全没有一点以前那种对母亲的依恋。

后来再想,或许此时,二姐的情绪已经出了问题。

学历受限,二姐在家乡的工作始终不稳定,活累工时长,工资又低。

2015年,我念大三,二姐决定重新回深圳打工,找了一份酒店前台的工作。那时,为了生计,除了嫁人生娃的大姐,以及照顾八十多岁奶奶为由在老家的父亲,母亲带着小弟小妹都到深圳打零工了——弟弟妹妹上完初中就辍学了。

中秋节,我从广州坐轻轨到深圳和母亲他们见面。我们约在福田文化广场,那里潮汕人多,晚风阵阵,夹着桂花香,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着工作情况,虽透着几分心酸,但也有了久违的温暖,因为我知道,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二姐当天穿着一件绿色短袖,身材纤细,站在霓虹灯旁,微笑着让我帮她拍照。她又给我拍了几张照片,一块发到朋友圈,配文:“中秋夜,姐弟俩又回到了出生的地方。”我看得出来,二姐对家人很依恋,分开时整个人都恋恋不舍,眼里含着泪。

此后几个夜晚,二姐都在电话里向我倾诉,说她在酒店里没有社交,除了一个同龄人,其余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我叫她找以前同学的聊聊,她又说自己每天都要接上百个电话,被繁重的工作都整出精神紧张了,哪有时间去找同学。

我那时很忙,面对不成器的父亲和家里经济困窘,除了学习就是到处跑兼职。二姐频繁给我留言,我也就随便敷衍两句,电话来了也不常接,晚上睡觉就静音。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醒来,我见手机里昨晚有十几个未接电话,都是二姐的。我慌忙打过去,二姐却平静地说:“没事了。”

后来我是从母亲和小弟口中,得知那天晚上的经过。

当晚11点过,二姐给客人收拾房间时,看到客人遗留的手机,不小心点亮屏幕,却是那种外国激情视频网站,一下子发疯一样,臆想自己被外国人强奸了。

她先打我手机,我静音未接,她又打给小弟和母亲。小弟信以为真,紧急去药店买了避孕药,然后给二姐吃下。小弟后来又仔细询问,才发现二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人侵犯,只是精神上受了刺激。

白天,她发泄一样买了一条一千多元的K金项链和一双并不合脚的高跟鞋,又在大街上莫名大声地叫喊。母亲几个电话反复催二姐到出租屋休息,下午下班回来,房门却被锁了。母亲拍门,里面也没回应,连忙叫小弟拿来钥匙,打开门一看,二姐正躺在床上熟睡。

等二姐精神好点,小弟陪她向酒店经理辞了职,二姐向经理指着自己脑袋,说:“这里不正常了。”

母亲带二姐回老家,找诊所医生治疗调养。不到两个月,二姐的精神状况还没完全好转,父母就给她安排了门亲事,据说是邻居娴老师介绍的。

两人先在微信上视频聊天,然后见了一次面,一块去饭馆吃牛肉粿条,聊了下双方的状况。二姐回来后,说男方在广州做手机生意,专卖给南美国家的,以后打算在广州买房。父亲听了,羡慕不已,对母亲说,“这女婿过年红包会包得很大”。

一来二去,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我问母亲:“怎么这么快?二姐这情况还没恢复,怎么能成亲?”

母亲就说和父亲商量过了:“听老一辈人说,像你二姐这种病,貌似‘思春’,结婚后就好了。”

对方给了3万块彩礼,母亲用1万块钱买了黄金首饰给了对方,剩下的2万块钱则存在二姐的银行卡。对方说,先办酒席举行婚礼,等过年领结婚证。对此,我也不置可否,只知道,如今的二姐已经全然都要靠父母做主了。

不久后,我就被喊去广州海印桥附近参加二姐的喜宴。到了他们的公寓,二姐夫妇出来接我,只见二姐戴着金耳钩金项链,白色衬衫加一件粉红色马甲背心,双腿纤细,脸颊扑了浅浅的腮红,像朵桃花一样。姐夫穿着纯色衬衫,相貌奇丑,塌鼻梁,皮肤黑黝发黄,两只眼睛突出像金鱼眼,两腮瘦削凹陷。

见我来了,二姐欣喜又露怯,能看得出她的病还没好完全,眼神略显呆滞,我心里一紧。二姐听她婆婆的话引我进卧室,让舅舅(我)坐一下她的床褥——那是老家早生贵子的习俗咒语。亲家母春风满面,让我放心,信誓旦旦说会把二姐当亲女儿疼惜。然后,姐夫牵着二姐,带我去订好的酒楼。

见到二姐夫妇和睦相处的情景,我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期望真能像母亲说的那样,二姐结婚后就好了。

很快,我就意识到二姐又踏入了一个坑。

父亲在电话里再三叮嘱我,说我离二姐近,要多去关心看望她,预防她的病复发,万一被退婚影响不好。我便每个周末都会抽空去看望二姐,有时也陪她在手机档口守摊。因为她精神还没完全好转,甚至有点孩子气,竟被不少客户以为是未成年的高中生。

二姐夫家里还雇了三个同乡的弟仔,负责组装手机和测试程序,类似小型加工厂,为了赶批货,常常忙到半夜两三点,黑眼圈很明显。二姐进门后,也要帮忙干活,跟着忙活到半夜。实在困得不行,也要先和表面和蔼、实际强势的亲家母“请假”,才敢去睡觉。

姐夫一心钻入生意,在广州深圳两地跑,又要找货源,又要防止泄密和同行竞争,每天都过得神经紧绷,一睡醒脑子里想的都是档口一个月两万的租金,需要吃药舒缓精神。他也是个妈宝男,对母亲言听计从,对二姐很是冷淡,只把她当工人和生育工具。

这些情况,二姐给我和母亲都抱怨了,说“不想待在这个家,不喜欢这里的氛围”。母亲劝她:“新媳妇进门没那么快融入新家庭,刚开始三年没那么好过,等日后生了孩子,地位巩固,才逐渐有家庭地位。”

或许是病一直没好利索,二姐不再有以前的机灵,说什么话愈发不过脑子,行事也愈发不受控制。明明是母亲给她说的体己话,她自己却直说成“新媳妇进门衰三年”,还一转头就告诉了婆婆,气得婆家以为二姐诅咒他们。

有次我去看二姐,到了晚饭时间,二姐竟然独自先坐到饭桌上开吃,完全不顾公婆和我在场。我傻了眼,叫她停下来帮公婆舀汤、盛饭。次日,去档口接她回婆家的路上,我教她要“主动去做家务”,还数落她“竟然没一点礼路”。二姐听着听着,竟然“哇哇”大哭起来:“没想到自己比你大,反而做错要被你说。”

我只好作罢,转开话题,说买了一箱牛奶放在她家,嘱咐她记得喝。她立马停住,像小孩一样收放自如,脸上有了笑容。

我差点没笑出声,但立马反应过来,止住了笑——二姐的病情应该是加重了,智力退化了很多。而这样的她,估计很难在婆家好好生活下去吧。

果然,喜宴后不到两个月,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亲家母和姐夫在电话里找父亲投诉,说二姐偷懒不做家务,目无尊长不会说话,要求退婚。

次日,亲家母就定了回老家的票,我也跟着回去了。来不及歇息,亲家母就叫来父亲和媒人娴老师过来处理事情。在他们的交谈下,我才知道,娴老师和亲家母是亲姐妹,亲家母从小性格强势凶恶,不光娴老师很怕她,就连她们的父母都不敢招惹她。虽然两姐妹向来不和,但娴老师是个识时务的人,听说姐姐一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就想借给外甥介绍对象,缓解多年紧张复杂的姐妹关系。

而我的二姐,却成了牺牲品。

父亲让二姐坐到女婿旁边,亲自问二姐“还爱不爱他?”二姐默认点头。父亲只好转头和亲家母交涉,说她过于严厉,自己女儿刚过门,还没适应这个家,“再让他们试试吧”。亲家母却执意要儿子离婚,“死了也要离”。姐夫听他母亲这么说,立马对二姐说,“我妈如果去死,我也要去死!”

彼时二姐已怀有身孕,离约定领证的时间也只差十几天了。面对着执意退婚的婆婆和丈夫,她表情木讷,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最终,父亲领着二姐回了家,觉得没领证就没有法律保护,任凭对方赔了两万块就了事儿了。父亲也没有向那家人要回当初送的黄金首饰,“听说那婆娘在家死缠老父母,姐妹关系更加恶化,注定是场孽缘呐!”

两天后,父母陪二姐去医院药流,夹出块豆腐一样的血块。母亲说,医生护士听了二姐的遭遇,也直骂“那个吐血糟实仔(潮汕地区骂人的方言)没良心”。

那天晚上,二姐惶惶不安地对我说心事:“我不想长大,长大后的世界完全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我看她整个人精神不太好,便哄她:“以前别人总以为我个子比你大,是你哥。要不你以后当我妹,我真做你哥算了。”

二姐眼里才有一点光地说:“好。”

等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二姐重新回到深圳福田,找了份餐厅收银工作,包吃住。2016年上半年,我去深圳实习,偶尔一起吃饭时,二姐说她还想着前夫。我便气不打一处来,直言:“那就是个负心汉,从一开始就看不起你。”

二姐怔怔地笑笑,没多说什么。

2016年,我在公司实习不顺利,下半年又返回广州找工作。二姐便时常在微信里给我说她自己的工作生活。她说自己在卖命地挣钱、攒钱,下了班还会给一个小老板做报表,一个月就有一千二百元的外快,到了周末,她还会去去兼职卖儿童溜冰鞋,业绩好的时候,一天就能挣四五百块。看她纯朴、亲和的气质,不少小孩都围着她问:“姐姐,你是不是老师呀?”

这期间,二姐也尝试过自己去找对象,也许是由于学历和认知上的差距,几段恋爱都是草草收场。渐渐地,远在老家的母亲着急了,她认为二姐被退过婚,名声不好,“怕她破罐子乱摔”。父亲纯粹嫌二姐身材小,“像牙签一样才没人要”。其实,二姐才24岁,可在长辈眼里只认26虚岁,认为是“老姿娘”了。

最终,在父母的安排下,二姐这一年就与一个大她两岁的男子成了家,对方给了2万彩礼,母亲用1万买了金项链给二姐,剩下的也给了她,另外贴了3800元由亲家那边安排婚俗礼节。男方在老家乡下有3块地,盖了两层商品房,父母在家专搞种植。这些在我父母看来,算是家境不错了。二姐发那男人的照片给我看,憨厚老实的样子,看着挺可靠。

2017年开年后,二姐夫妇在深圳租房,准备打工。可是新姐夫没有一技之长,说话又含糊不清,过了快两个月,才找到在一家五金厂打螺丝的工作,但做了不到一个月,就喊累说“想回老家了”。

二姐想留在深圳,但母亲还是劝她跟着丈夫一起回乡下。她只好从了。我那时忙得焦头烂额,也顾不过来,只觉得有些可惜,从农村来的二姐,最终又回到了农村。

回到了乡下,二姐的公婆平常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地种田,留下自家吃的,多余的就拿去市场卖。平日,肉舍不得买,怕浪费电也鲜少开电视,这让二姐很不习惯。再加上她本就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太会收拾整理家务,惹得姐夫家里各种投诉,于是,二姐好几次都吵着要重新回深圳上班。父母就一味劝她忍让,好歹要在家生了娃再出来。

2020年的元旦前几天,二姐的孩子出生了。出月子后,二姐在老家闲得慌,先是网上找了手工活,花了200元的押金,却被商家借工艺不合格,搪塞回来,不予接收。随后,二姐又在网上刷单,中了对方的圈套,被骗了2000多块。我想着二姐是落后这个时代了,刷单的骗局早在2013年就有了,她竟然还不知晓。

有次,她在网上点了一个链接,买化妆品,手机霎时中了病毒,她慌里慌张,差点精神失常。末了,她赶紧把手机里的钱转给我,让我代她保管。我一开始不愿意,觉得掺和到金钱,往后说不清,但二姐执意要这么做,我也只好替她存好。

那段时间,二姐精神状态不好,常常会莫名地大哭起来,待小孩儿刚会走路,她就被确诊为产后抑郁症。从那以后,二姐常吃抗抑郁药物,身体逐渐发胖,动不动就说头痛、失眠。不仅如此,或许是姐夫过于寡言、木讷,二姐对我依赖愈发严重,她常常给我发来微信视频邀请,哪怕是大半夜,她也要这么干。点开后,问她有什么事儿,她也不说话,就无缘无故一味地对着我傻笑。她甚至还想对我说些妇女之间的私密话题,我忍了几次后,都借作为男人不方便和工作忙不作答,让她去找母亲倾诉。

但有段时间,我见她和母亲聊天过于频繁,又建议她也要多和同龄人沟通,怕她被母亲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过深,和时代完全脱轨。

去年,二姐去了一家药店工作。工作不忙,离家也近,但她的状态还是时好时坏,时常发自拍照到朋友圈,很自恋,又有种精神失常的感觉。

我已经从广州辗转到深圳工作,因为深圳离汕头更近,方便照应家人——当然,也方便父母加紧催婚。二姐认识顾客后,也帮我张罗。今年初,她发来一个女生的手机号,说是药店一位常客老婶的孙女,比我大1岁,排行老二,上面的大姐和下面的几个妹妹都嫁了。

加了女生好友,我主动发照片,对方只说,她的朋友圈有个人照。打开看,女生皮肤白,眼睛大,上身穿着性感的白色吊带衫。聊过后,母亲催问聊得怎么样,还问我要女生照片。我发过去了,说,对方高中学历,也在深圳上班,看长相和衣着,性格应该挺外向大方的,“但共同话题不多,有点不合适”。

说完,我就去忙工作上的事了。当天,母亲就给二姐回了话。次日,母亲就在视频里数落二姐:“讨债啊,怎么可以那样说话?气死!”原来,那位老婶又来买药,问我们两人聊得怎样,二姐传话,说“我弟觉得不合适”。那位老婶又追问,怎么不合适了。然后二姐不知怎么就支吾地直白解释:“可能觉得她穿着吊带衣,过于暴露,不是正经女孩!”

我也急眼了,责怪二姐说话不过大脑。果不其然,女生冲冲地在微信上找我对质,我自知理亏,一直道歉。她说,“你知道我奶奶听了有多伤心吗?”

我连忙纠正道:“我没那么说!也不知道我二姐怎么就那样传话!我再次向你道歉。”

女生气消了一点,说自己算有气度了,换别人早就骂人了:“都21世纪了,还有人这种想法。”

我叹了一口气:“我姐她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这件事,我对二姐的怨气又添了几分。再加上她依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给我发视频邀请,完全不顾我的工作和休息,好几次都搞得我发狂。而有时待我真接起来,她也多是自顾自话地诉说她的苦闷:“我看起来好像老了许多……”“我怎么过得这么惨……”

为此,我的情绪也在一点点积压。今年2月,当地各种防控搞得人心惶惶,加上工作上遭遇挫折,我终于爆发了,歇斯底里地吼她:“你简直像个疯子!活得那么痛苦,怎么不去死!死了一了百了!”

视频那边的二姐,顿时就迷糊了视线,她努努嘴,无助地呢喃:“……你不能骂我疯子。”

说完,眼泪顺着她的眼睛流了下来。随后,视频那边就黑下来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失眠了,我想了很多,想了二姐这一路走来的辛酸。对啊,这世上最不该骂她的就是我,她这一切不幸的起点,或许就是从辍学那刻开始的。仅仅因为她是个女孩,她就被天然地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为我让出资源,让我有更好的出路。而她,从此便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困顿的、完全身不由己的道路,过早地接受底层社会的磨砺,在坎坷泥泞的路上摸爬。

除了我,她甚至都找不到人诉说自己的困惑和无助。而今,连我都要这样刺激她,万一她想不开真寻了短路,恐怕我这辈子都会内疚和憎恨我自己。想到这些,我心里一片酸痛,眼泪止不住地往眼角聚。

早早醒来,我立马打电话给母亲,母亲确认二姐没事儿后,又给我回了电话。她聊起我们姐弟这件事,说,早些年,二姐也私下怨过她和父亲重男轻女,还问过母亲:“如果当年让我读上高中,而让三弟辍学,会不会不一样?”母亲明说:“那是不可能的,女儿嫁出是别人的,以后还得靠男孩养老。”

母亲叹口气又说,邻家牛婶的女儿,高三复读了一年也才勉强考上专科。老牛夫妇本想让女儿干脆出来工作,她竟有自己主见地说服了她的父母:“上大学以后能嫁个有钱的老公。”母亲就想起了二姐,对她心里有愧:“你二姐本来成绩就不错,如果好好培养她,有了更多学识和视野,也不至于那么急着嫁人,不至于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最后,母亲叮嘱我:“兄弟姐妹是前生前世手牵手来投胎的。她是吃亏了点,没能培养她,以后但凡她有难处,你得相护(潮汕方言,帮助)她。”

我挂了电话,又给二姐发了信息,为昨天的事儿给她道歉,她很爽快地就原谅我了。我知道,二姐一直是兄弟姐妹中最慷慨无私的一个。或者,她精神状况不好,已经忘了昨天的事儿。或许,她已经习惯了对我这个弟弟言听计从,从不埋怨。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亏欠她太多了,甚至想,我是不是偷了她的人生?但重来一次,我会怎么选,我会去抗争吗?父母若一开始不是让她从小帮扶我,让我自己去独立,那现在又会是怎样?她是不是也可以为自己而活?

这些问题,我统统不知道如何作答。

又到年末,父母加紧对我催婚,看着二姐的遭遇,我不想听他们的,转而还调侃他们:“倘若那时辍学的就应该是我,而继续读书的是二姐。或许,我早已成家,像老家乡下有的同龄人,衣着随意,骑着一辆摩托去菜市场,前面塞两三个小孩,老婆坐在身后,一家几口好不热闹,一辈子也能过得去。如果是那样,你们觉得怎样?”

他们没有回答。而我也知道,人生没有如果。

(人名均为化名)(潮风阅微)

编辑 | 唐糖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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