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名句（戴厚英人啊人中的青年史书写）

戴厚英的《人啊，人！》发表于1980年11 月，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标识意义的长篇小说。在以往的研究中，戴厚英的这部作品因为聚焦个体在历史中的创伤性记忆，而被认为属于“伤痕文学”，研究的主要观点也多集中在其号召人性复归的指向性作用，本文将更多聚焦戴厚英笔下的青年与历史，将其放置在现代启蒙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探究青年问题的思想动力及其文化史意义。近代以来，青年问题一直是社会改造思想的关注核心。从早前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五四”时期《青年杂志》的“敬告青年”，青年被赋予了社会进步的重要想象，青年性即等同于未来性，成为伦理革命强大的理论前提，从更为深刻的层次上来说，这也是现代性时间在生命质量和代际关系上的价值投射，这是一种由生物性更新悄然替换为社会进化的历史逻辑：“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充塞细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①这种史观笼罩下的青年想象在现代文化中具有强大的支配性，并在后来演变为青年主体的激进化动员，相对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戴厚英对青年的书写和审视则混合了更多的矛盾和畸变，青年问题此时召唤出了更多的“问题青年”，而对于1980 年代问题青年的思考则开启了此后40 年的思想论辩和新的历史实践。

一 从五四青年到社会主义青年

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塑造了两位经典的青年形象—孙悦和何荆夫。孙悦与“潘晓”有非常大的相似性，少年时代的孙悦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喜欢十八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并深受人道主义的影响。一直以来，她对政治都很积极，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这种狂热，婚后她因与丈夫赵振环两地分居而被抛弃，独自带着女儿孙憾生活。工作中，孙悦非常支持领导奚流的工作，把奚流当作是党的化身以及楷模，以至于奚流遭到批斗时，孙悦也被扣上了“C 城大学党委书记的姘头”的帽子。但是当奚流与女秘书陈玉立的私情公之于众后，她内心的政治信仰开始发生了坍塌，由此，孙悦陷入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由此展开了对于自我以及人性的思考。孙悦是戴厚英塑造的一个较为成功的青年形象，其所表现出的忏悔意识和更为自觉的反省态度难能可贵。孙悦认为，一系列历史错误的发生不仅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每个人自身的因素，她为自己曾经的天真、幼稚而感到羞愧与内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戴厚英的这部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理性色彩，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创伤记忆的展示，更是通过对青年自身的剖析与审视来反思、总结历史教训。正是这种反思性使得她的作品超越了当时普遍的“情感宣泄”式的伤痕书写，似乎更为接近“反思文学”的范畴。何荆夫是戴厚英塑造的理想青年形象，是孙悦后来的精神信仰。1957 年，何荆夫因为贴出大字报《希望奚流同志多一点人情味》而被划为右派、开除学籍，漂泊农村生活。1962 年，学校通知他复学，但他为了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人和人的感情”而选择流浪，开始了漫长的社会大学之旅，陪伴他的是《红楼梦》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这种“远行”的过程中，他成了一个“黑人”，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完全脱离了关系，没有户口、没有油粮关系，没有亲戚探望、没有书信来往，周围的人也对他一无所知。粉碎“四人帮”后，何荆夫的问题得到澄清，他重新回到了C 城大学中文系。回到C 城后，何荆夫与许恒忠之间有一场对话，许恒忠感叹历史的无常，“全部历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颠来倒去。过去我颠倒别人，如今我被别人颠倒”，因此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生活②；但是何荆夫认为历史再怎么发展，人必须有情、有亲、有爱、有恨，“生活对我们可能不公正，可是我们对自己必须公正”③，尽管如此，在经历过一场场运动的冲击之后，这个问题已经被严峻地提出来，就像何荆夫在同学会上的感慨：年轻的时候谈起理想来总是兴高采烈、神采飞扬，可是现在却神情黯淡，“是理想贬值了, 还是我们自己贬值了？”④许恒忠代表了一个普遍的转向，就是从理想主义者蜕变为了现实主义（犬儒主义）者。

发生于1980 年5 月《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在全国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此引发，共有6 万多人来信参与讨论，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信中的潘晓是一个23 岁的青年人，可以说人生才刚刚开始，但是却过早陷入了一种对未来的绝望。“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⑤身边人的谨小慎微、爱情的失落，都与之前潘晓所接受的“人生意义”相悖，她感到深深的迷惘与矛盾。之后，她大量阅读，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获得启示，看透了人生，萌发出写作的欲望。回到自身、肯定个人自私（小我）的动机是潘晓讨论中一个鲜明的指向，也可以视为由社会主义青年回归到五四青年的一种历史姿态，潘晓在信中说，“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⑥ “写作”也仅仅是属于个人的工具，是一种用来探寻人生的意义的实践。

但事实上，潘晓既不属于典型的社会主义青年，也不属于真正的“五四青年”，而是具有混合特征和矛盾性的问题青年，真正的“五四青年”，恰恰是不缺乏家国情怀和民族危机意识的一代，郁达夫笔下的病态书写其实也是一种伦理革命与民族境遇交织的普遍症候。“潘晓来信”发表之后，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共鸣，可以说明“潘晓”的困惑和矛盾实际上代表的也是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和心理。对于何荆夫来说，无论生活多么残酷，“心一刻也不曾平静”，仍然愿意去爱、去恨，从不愿妥协。实际上，在何荆夫这个青年人身上，表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坚忍、冷静、厚重和富有理想。他既能积极原谅、勇敢接纳同学许恒忠曾经的过错，并鼓励孙憾和爸爸赵振环和解。他写《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也是希望在铺天盖地的扭曲斗争之后，世人能够重拾已经沦丧的正义、良心、道德与人性。何荆夫因此也不同于潘晓，在他身上仍然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知识青年的理想性而不是完全回到一个私有性个体。

二 诗人和人：人道主义新辨

何荆夫在“大半个”中国流浪的所见所遇，全部是人道主义的讨伐对象，他一直在思考着人道主义的问题，“一颗受到歪曲和伤害的心，怎样才不至于失去血气、停止跳动”—只能回到人民中去、到劳动中去、到母亲的怀抱里去：“我觉得，光用‘社会关系的总和’去解释人的本质是不够的。承认人的自然属性（生理的、动物的）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并且对人类生活有影响，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人，而恰恰是要提高人，要我们自觉地去克服自己身上的动物性。”⑦在何荆夫的观念里，这种对于“人”的呼唤以及主体性的思索的确也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学和那个启蒙时代。周作人在《人的文学》（1918）中，也是用兽性和神性来重组人性的观察，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一方面要承认人的生物性基础，另一方面还要追求那种超越性，人性就是在这个实践性过程中发生和形成的。虽然周作人还不具有何荆夫所面对的类似“社会关系总和”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语境，但是仍然为这样一个新生的个体提出了一个伦理性命题，即个体如何处理他/ 她与其所在的世界的关系，周作人的理想方案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就是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的基本构成形式，这种人道主义既不是一般所误解的单纯具有内在化取向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悲天悯人式的关怀救济，而是伴随着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出现的乌托邦社会模式，它直接的反思对象正是在“一战”后广受批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诉诸的社会理想是和平、互助、劳动和创造。“诗人之死”对于戴厚英意味着一个新生的时刻，它既标志着那个集体迷狂的历史时期的终结，也象征着经历晦暗的精神时刻之后历史主体的回归。戴厚英在《人啊，人！》的后记中提到，“前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今年写了这部《人啊，人！》，这两部小说的共同主题是‘人’。我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了的灵魂的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我大声疾呼‘魂归来兮’，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⑧由此可见，创作主体要极力呼唤一种丢失了的自觉、自尊和自信。然而，人道主义、人性论等等戴厚英在创作中反复宣扬、提倡的理念，都是她之前所大肆批判的某些东西，是她之前所竭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⑨。戴厚英对知识青年的塑造基本采用的是通过现在的“我”的回忆来讲述曾经的“我”的故事，与不同时期的“我”产生对话，以此来建立新的主体意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叉过程，是将个人的经历和国家民族的经历纠缠在一起，通过这种前后对比的叙事模式，不同时期的“我”势必会引起现在的“我”以批判性自觉，“我”产生了对痛苦和坎坷命运的思考，从而显示出主体意识的成长。

何荆夫说，自己所致力于思考和不停追问的不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要彻底解放全人类”“不但把人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从形形色色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盲从中解放出来，并且越来越多地摆脱动物性”⑩，他“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目的，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导致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和分裂”，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要求不但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把每一个公民当作人，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个性” 。在《人啊，人！》中，知识青年所关注的问题，如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历史与未来、原因与教训等等，不仅是青年自身的问题，也是关乎整个时代的宏大命题，与当时的历史进程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些问题中，信仰问题以及人性问题贯穿始终，是戴厚英所着重表现的主题。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从“人”的角度出发，以人性为起点去思考历史、人生、社会与现实。何荆夫就是这样的典型，他是以一个积极抗争、不断求索的启蒙者形象出现的。他通过“流浪”的方式，经历诸多磨难，思考出了个人与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由此感慨对“人”的尊重的必要性，以及人性的可贵。他是这一代青年人的信仰之光，也成为了孙悦新的精神信念的来源，孙悦就是在何荆夫的不断启蒙中走向理想主体的更新的。

由此发现，作者所致力于书写和表现的更多还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大写的人”，这种“人道主义”观超越了机械的阶级斗争论，将人放置于主体创生和普遍的伦理关系中，更强调人性中爱、自尊和自觉，以及独立思考批判的能力，它并没有取消人与人普遍的联系，但是对集体幻觉保持了足够的反思和警惕。实际上，由于当时深受历史环境的影响，1980 年代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扮演着社会代言人的角色，他们在书写中也自觉将自己放置于一个启蒙者的身份，通过不断修正自我，激活自身的主体意识，向读者提供一种重新认识与理解此前历史的途径。这样的“反思”尽管还无法完全摆脱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局限，但相对于退回自身和工具化政治取向，无疑仍然具有开放性的进步意义，何荆夫这样一个理想青年的出现，可以说展现了戴厚英宏大的家国情怀。戴厚英曾说道：“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一生也未能摆脱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 11孙悦对于何荆夫的支持以及崇敬，表明了孙悦、或者说戴厚英，始终还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尽管生活已经让她们遍体鳞伤，已经让她们踌躇不前，但是她们却常对生活怀抱期望和深情，坚定地相信未来。像孙悦的好友李宜宁则与何荆夫形成鲜明对比，她最后成为一个不问政治的政治老师。她经历了一个由集体走向个人的转变，只专心于自己的小日子，而不问历史的来处和去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缺乏特定标准的评价体系中，知识青年只是社会中的一个“人”，像孙悦、奚流、许恒忠、赵振环、李宜宁等人都是依附于一种政治文化体系中来获得身份认同。何荆夫则不同，他曾经的流浪岁月使其以一个“流浪汉”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戴厚英希望何荆夫是个例外，希望他能够以这样的“局外人”身份，努力成为觉醒、独立和具有行动能力的充盈个体，竭力发出自身的呼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恰恰体现了戴厚英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以及历史意识。

三 “后历史”之后的青年史书写

中国知识分子的1980 年代也是全球“后冷战”历史的一个部分，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观点，“大历史（普遍史）”12 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和使命。有“历史的终结（End ofHistory）”才有“后历史”，与之关联的则是“最后的人（Last Man）”13 以及“后人类”。所谓“最后的人”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的“超人”和“末人”的对立，福山说，“这一概念所指的是在历史的终结之时出现的一种温顺无情感的人。他们没有胸膛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荣誉感，而且那种无助感也会引发对现代世界的反抗”，他承认现代民主社会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在于未能解决Thumos（精神）问题，因此，历史的“终结”成了悬疑，自由资本主义甚至制造了大量混合着欲望和理性的“末人”（在我们的语境中它可以替换为更流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克服这一难题，是对普遍史的有限性提出的诘问。

面对历史，赵振环“一直象一个旁观者那样看着、跟着，好象一块无棱无角的石头，随着泥沙流淌，从不想自己选择一个停留的地方”14 ，赵振环的颓废根源于对此前过错的负罪感；许恒忠在政治上的浮沉则导致了幻灭与无常之感；而游若水则通过一次次的政治投机仿佛“如鱼得水”：“用针戳，戳不出一点血；用刀割，割不下一片肉。一个人能‘修养’成这样，真是很不容易的”“从游若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通往‘至人’的途径：冷血”15 。这个“至人”形象充满了反讽，游若水大谈特谈的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信条，不过是精于算计、丧失内在情感和价值追求的驯化之人，他/ 她因启蒙而生，但又全然背离了启蒙；他/ 她没有奴隶之名，却以俗世的胜利诠释了“至人”实际上就是历史反转后的“末人”。可以说，在赵振环、许恒忠和游若水身上，我们的确看到了“历史的终结”：历史是一个刁钻古怪的家伙，常常在夜间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我的头发白了。（赵振环）全部历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颠来倒去。过去我颠倒别人，如今我被别人颠倒。我算看透了。（许恒忠）奚流则更富有戏剧性，他对历史的认知是遭受了历史的背叛，“历史还是揪住我不放，给了我一个叛逆的儿子。我毫无办法！”

由此我们发现，赵振环、许恒忠、奚流或多或少表达了对历史的不满，在今天的语境里，所谓“后历史”就是解构历史、虚无历史，这是 “伤痕”的后遗症，反乌托邦（Dystopia）则是“后历史”的一种表征形式，它意味着理想性和未来性已经丧失了召唤力，变得面目可疑，人于是更加自私和具有占有性。与此不同，何荆夫、孙悦面对历史的废墟，仍然选择相信未来、相信人的信念和正义的力量，这是《人啊，人！》的魂魄所在，“我珍藏历史，为的是把它交付未来。我正走向未来，但路还远”（何荆夫）16 。

闻捷的死亡不但是戴厚英“在文革中命运的根本转折，也是整个生命的转折”17 ，至此“天真幼稚的戴厚英死去了” ，她的“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复杂起来”18， 后来，戴厚英提到创作意图时，谈道：我要像苏联早期作家阿·托尔斯泰一样，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也是三部曲：第一部是《诗人之死》，写知识分子在历史中付出的惨痛代价；第二部则写他们的抗争；第三部便是“新长征的路上”。但这只是说说而已，教书的工作，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惯性，都会让我轻而易举地半途而废。但是受阻，却给了我一股动力，我偏不服气，偏要争出一个是非曲直不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段受阻的经历让我幼稚浮躁的心性受到了难得的磨练，我真正潜入了生活的底层，看到了原来不曾看到的东西，那就是：“现实和历史共有着一个肚皮！”历史在我心里也比以前有了更为深厚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人啊，人！》的主题和人物。毫无疑问，青年问题与历史记忆是纠缠在一起的，如何重塑“社会主义青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书写历史以及如何重建新的现实联系，沉甸甸的历史不应该变成虚无主义的借口。

作为承载未来的形象，在《人啊，人！》中出现了憾憾（遗憾）、奚望（希望）等年轻的一代，憾憾忍不住慨叹：“为什么，历史首先压在我肩上的是包袱？”觉醒伴随着历史的重负，憾憾渴望父辈的和解与前行，她从何荆夫身上汲取了精神的力量，变得更加独立和坚强；奚望通过和奚流的勇敢辩论，展现了一个青春、自信和敢于创造的青年形象，给时代以新生的希望。套用王德威的一个题目“世事并不如烟”19 作为“后历史”之后的青年想象的一个概念，如何真诚地面对历史，汲取历史的教训和资源，面向未来，重建青年与时代的有机关联，是克服虚无主义与个人主义迷失的必然要求。虽然与王德威的问题取径并不完全一致，《人啊，人！》却敏锐地提出并回答了社会主义青年的历史挫折和主体重塑问题，或者至少对“最后的人”有了足够的警惕和批判，而何荆夫和其他饱含理想性的青年形象则大大丰富了新中国青年史的书写。

注释：

1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 卷第1 号，1915 年9 月15 日。

②③④⑦⑧⑨⑩141516 戴厚英：《人啊，人！》，花城出版社1980 年版， 第37、48、198、50、353、351、282—288、217、301、24 页。

⑤⑥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 年第5 期。

111718戴厚英：《性格 命运 我的故事》，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年版，第185、148、143 页。

12对福山而言，所谓的历史，不是指通常所说的过去的事情，而是指“人类活动洪流中体现的有意义的秩序”。

13该书全名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原著1992 年出版，201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国内翻译出版。

19王德威：《世事（并不）如烟——“后历史”以后的文学叙事》，《文艺争鸣》2010 年10 月号。这是王德威在复旦大学文学院和上海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

文/杨位俭 陈默